由于传统的抑商观念的存在，过去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一直比较欠缺。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实生活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古代商品经济研究的升温，研究宋代商人的成果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从家庭史的角度对宋代商人进行研究的直接成果则较少，有关研究多是附着在其他专门史的研究之上的，没有成为独立的、相对成熟的单元结构；宋代家庭史的研究多侧重于乡村农民家庭，对商人家庭较少涉及。作为探讨社会变迁视野下宋代的商人家庭问题的第一步，需要对宋代商业和商人、传统市场史、宋代家庭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中剥离出与宋代的商人家庭研究有关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再对相关资料进行新角度的解读。
　　1.城市商人家庭及其经营活动
　　城市中私营店铺占大多数，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的。有的店铺规模大，参与成员超出了个体小家庭的范围，但从经营模式看仍然主要是家庭式的，是个体小家庭经营模式的适度放大。
　　(1)专门店铺与商人家庭的经营。宋代专门店铺的种类很多，私营店铺往往既是经营场所又是家庭生活环境。陈先枢①对店铺布局和装饰的描述反映出都市商人家庭的经营与居住环境。郭天昊②、李春棠③、刘清荣④等人论述了专门店铺的经营，其中有与商人家庭相关的内容：一是众多的店铺注重以姓氏命名，如张四官人客店、徐茂之家扇子铺等，这表明了其家庭或家庭式经营的性质；二是注重营造宜人的营业环境，如注重门面装饰，店铺由外而内或华丽或雅致；三是经营方式灵活多样，以茶馆为例，既有讲究排场的固定铺子，也有方便普通百姓生活的茶摊、茶担及流动提瓶卖茶者。此外，李春棠、刘清荣所运用的史料中涉及了商人家庭的“兼营”行为，即以经营某类店铺为主，兼营其他商业，有的拓展为综合性经营。
　　(2)城市商人家庭的经营方式与策略。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夜市，既有固定店铺，也有流动商贩沿街叫卖、用车担设“浮铺”的。全汉升⑤、张家驹⑥、康弘⑦分别从夜市店铺的营业时间、经营商品种类等方面论述了夜市的繁荣和夜市店铺的灵活经营。全汉升还从都市治安的角度述及了富家经营“塌坊”(房屋租赁业中的一种)的情况。康弘明确指出夜市店铺大部分属于“个体私营”。陈新元⑧提出了宋代商人的几种经营方式，如委托代理制、雇佣劳动制、承包制、租赁制、包买制，运用的史料多与家庭有关。陈新元、郭天昊、李春棠、张金花⑨列举了城市商人的具体竞争手段，其中许多内容是可以纳入家庭经营活动范畴的。
　　2.商人家庭成员女性的经商活动
　　性别分工是家庭内部常见的分工方式，商人家庭成员分工按经营规模与种类的不同存在差异。同时，不同的地域及文化背景也会使商人的家内分工更加多样。目前，已有的研究尚未能展现商人家内分工的情况，仅在女性史的研究中涉及了女性的商业经营活动。
　　全汉升⑩较早提及女性的经商活动，从史料来源看均是都市中的女性。张金花(11)认为，兼营女性“均以谋生养家为主要目的，而不是求富求贵”。女性专职从商则带有较大的被动性，经商受性别歧视。此外，女性经商有一定的地域特性。彭良友(12)论及了宋代福建妇女从事商业的现象。郭丽冰(13)认为普通妇女参与经商是家庭生活所必需的。《夷坚志》中记载了诸多妇女兼职与专职经商类型及其婚姻家庭生活。张金花(14)考察了涉商诗所涉及的“女商人”的经营领域以及商人妇的情感生活。邵育欣(15)、苗玉勤(16)列举了从商妇女从事的门类和经营活动。戚良艳(17)提及士人家眷的经商活动。
　　吴旭霞(18)认为，从商是宋代妇女就业的主要行业之一，妇女从商人数的增多使得税场出现专门防止女商人偷漏税的女栏头。宋代妇女广泛就业使其走出了单一的传统家庭角色，提高了家庭地位，但妇女就业只是一种谋生手段，以中下层妇女为主。除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大背景之外，妇女广泛就业还与她们有一定财产继承权、离婚改嫁权等有关。美国学者伊沛霞(19)运用女性视角，重构和展现了宋代最常见的婚姻及家庭中的女性的生活状态。在其著作的第七章“女红”中，伊沛霞认为，宋代经济的商业化使得更多家庭成为纺织品生产的“专业户”，但从事麻、棉、丝纺织的女性赚钱机会的增多并没有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相反“市场因素更多地渗进家庭纺织品生产仅仅使她们生活得更艰难”。张邦炜(20)从治生养家和活跃社会经济两个角度列举了妇女的经商行为。
　　在商人家庭中，女性参与家庭经济生活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里外一把手”，直接做商人。从家庭角色来说，她们为人妻母，其活动与家庭密切相关。从活动范围来说，又往往走出家庭活跃于市场；另一种情况是做家中的“贤内助”。她们以料理家务为主，在商业活动中充当辅助性角色，而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却必不可少。已有论文从女商人这一角度论述较多，而从家庭角色进行论述的很少。
　　3.兼职的商人家庭中的不同身份及其经营
　　宋代兼职商人普遍存在，兼职商人家庭就身份而言呈现纷杂不一的情况，主要是亦农亦商家庭，还有亦工亦商家庭、亦官亦商家庭、亦士亦商家庭等。虽然这些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人家庭，也是不容忽视的几个方面。
　　宋代的乡间市场覆盖地域广，并且已经在乡间构成了市场网络。乡村市场网络的出现促成了个体家庭经营方式向多样化演进。但是，就从商比例来说，乡村中专事工商业为生的家庭毕竟是少数，半农耕与半工商的家庭与专营工商的家庭一起构成了两宋时期乡村家庭生产生活的真实场景。
　　首先是乡村专业户的增多。许惠民(21)较早论述了这一问题，认为专业户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传统一脉相承，既包括专事商业者，也包括“兼业”性质的半专业户。邢铁(22)侧重于从家庭经济的角度进行论述和分析，认为专营与兼营两者兼而有之，以共同补贴家用为目的。宋代农业土地利用率的提高是乡村中从事工商业生产的家庭逐渐增多的直接原因。许惠民从宏观经济环境的角度，从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人地矛盾的凸显、城市人口比例上升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原因。傅宗文(23)认为，养殖与经济作物种植两种专业户的大量出现与城镇草市的崛起密切相关。两宋乡村专业户的出现，表明乡村家庭不同程度地与市场有着联系，传统的耕织结合的家庭经济结构逐渐松动。
　　除乡村的专业户外，一些小农家庭也具有亦农亦商的特点。龙登高认为，对小农家庭而言，经商是“辅业”，往往在农闲时节进行。由于缺乏资金，农闲时经商往往合伙经营(24)。梁庚尧(25)也提出，农业生产的微薄收入使得农闲季节的劳力因之外出从事商贩以弥补收入的不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论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有些论著涉及了宋代工商业家庭的经商活动。孔经纬、李普国的《关于宋朝富裕普通工商业者成长的某些事实》(26)一文中的史料涉及了商人家庭的兴衰、父子分工等，分别来源于地方志、笔记小说和宋人话本小说。王方中(27)提到了民营手工业(作者称之为家庭工业)家庭的经商行为，并指出兼业者居多。龙登高(28)认为，宋代许多士大夫家庭从事贩运贸易，意在使大家庭的根基得到多方位稳固。刘树友(29)辑出了《夷坚志》中经营方式和种类各不相同的小商贩家庭。鞠清远(30)分析了南宋党争中官员私营工商的个案，并指出官吏私营商业在宋代并非特例。从中可以看到官员家庭经商的一些事实和手段：一是利用权力排挤打压其他同行，高卖低购；二是指使亲属经营商业。90年代以后，分析官员经商的文章趋多，主要有贺达的《宋代官僚经商之风摭谈》(31)，程民生、白连仲的《论宋代官员、士人经商——兼谈宋代商业观念的变化》(32)，韩瑞军的《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官吏经商》(33)，赵晓耕的《宋代官商及其法律调整》(34)等，其中有些是可以为家庭史的研究提供线索的。
　　4.宋代商人的婚姻生活
　　婚姻是个体家庭建立的起点。已有成果对宋代商人婚姻的论述多集中在婚姻阶层及其变化上。宋代商人的婚姻阶层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又影响了社会风气。对宋代商人婚姻的论述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1)商人的婚姻阶层及其变化。张邦炜的《婚姻与社会(宋代)》(35)是研究宋代婚姻与社会的第一部专著。该专著和宋军风的《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36)均论述了商人的婚姻阶层。一方面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变化、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使得商人婚姻阶层扩大，有与皇室、宗室、官僚结亲者；另一方面，宋代商人经济实力的增长并未改变重农轻商的传统偏见，使许多阶层不愿与之结亲，集中体现在商人与官僚婚姻的阻隔上。此外，商人家庭由于社会地位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分层，豪商通常不屑与小贩通婚。
　　(2)在宋代商人的婚姻阶层中，学者对商人与士人的婚姻关注较多。攀高亲 结贵戚是商人力图集富贵于一身而采取的重要方式。宋代商人与官僚尤其是大官僚的婚姻阻隔使得他们只好把结亲对象转向未来的官僚——士人。商士婚姻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宋代盛行“榜下捉婿”之风，商人多以金钱为诱饵，于榜下择婿。吴旭霞(37)、唐群(38)及张邦炜的论著中论述了商士婚姻。有的学者在探讨宋代婚姻论财的风气时论及了商人婚姻。宋代婚姻论财的风气为商人婚姻阶层的扩大，尤其是攀高亲提供了可能，同时，商人婚姻中的大量金钱消费也助长了宋代财婚风气的盛行，张邦炜(39)、朱瑞熙(40)、方建新(41)、李智萍(42)论及了这方面的问题。
　　(3)对商人婚姻关系的分析。王桂清(43)解读了“三言”中宋人作品对商人婚姻的描述与分析，认为部分商人婚姻家庭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并指出商人妻强烈反对商人纳妾的行为与商人妻较高的家庭地位密不可分。田欣、薛志清(44)认为宋代商人在婚姻中具有双重价值取向，注重妻子守志与纵欲纳妾行为同存于商人婚姻中。
　　5.宋代商人的家庭教育与家产继承
　　商人对子弟的教诲、训诫传达和渗透了商人的家庭观念与治商之道，以及商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古代商人的家训记载了商人家庭教育的诸多内容。此外，非商人的家训中也有关于经商态度和经商内容的表述。宋代商人的家庭教育既有与古代商人家庭教育的共通之处，也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因此，把对宋代商人家庭教育的研究置于古代商人家庭教育的大背景之中更能把握和彰显宋代的特色。
　　徐少锦(45)认为，古代商贾家训中教育子孙以商、儒、官三位一体为人生价值追求，使家庭朝着亦商、亦儒、亦官方向发展。这种理想的实践体现在贾服儒行、弃儒从商以及对诸子的统筹安排上。李浩(46)指出，世代相传的家庭或家族式经营，是中国古代商业经营最基本的特色，“以义为利，义中取利”成为商贾家族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商贾教育并非都是为了中科举，也是把握市场形势以获厚利的需要。
　　历代家训在家庭经商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由完全主张自给自足生活到逐渐重视商业经营活动的思想转变过程，宋代是一个转折点。自宋代起，家训作者更多地关心商业经营问题，不再强调“闭门为生”一类古旧的治家命题。谈敏(47)、杨华星(48)对这个方面的问题做了论述。赵振(49)、杨华(50)指出，在宋朝家训的治家理念中，提出了一些经商原则和经商的道德规范。
　　对于商人家庭的财产继承极少有人论及。邢铁(51)分析了唐宋时期“客商遗产的处理”办法：一是遗产继承时“亲属不分顺序”，以随行亲属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二是不随行者日后认领财物的范围更大，只要是至亲甚至亲属即可。黄纯艳(52)认为，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更缺乏安全感，“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更是他们处理家庭财产时奉行的原则。此外，提出因在贸易或外交方面有突出成就而获得仕封是海商入仕的主要途径。
　　6.宋代商人家庭的人居环境与迁居
　　人居环境既包括微观的，也包括宏观的。对于宋代商人家庭而言，微观环境就是小家庭内部的环境布局，如房屋结构、室内陈设等。宏观环境则是指商人家庭聚落的分布特点。宋代商人家庭不同于小农家庭具有的“血缘群落”的布局，由于商业活动开展的需要，商人家庭的居住环境会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乡村商人家庭与城市商人家庭的人居环境也应当是不同的。
　　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53)为研究乡村、城乡接合部的商人家庭的人居环境提供了切实资料。一是提出草市“与乡间村落组成镶嵌结构”，与农家村落不可分割地连缀在一起。它不经意间揭示了乡间草市商人家庭的人居环境；二是指出墟市市期空间分布序列的改变与多样化势必对商人的活动范围和频率产生直接的影响；三是对市镇景观的描绘。市镇作为农村市场中心地或远距离贸易中继地，发挥着城乡市场媒介的作用。傅宗文对南宋市镇景观的描述，从家庭史的角度看就是商人家庭的自然居住环境和经营环境的真实场景。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54)第四章“宋代城市和市场发展”中对宋代江南村市景观也有具体描述。对多数个体经商者而言，店铺既是经营场所，也是家庭的居住环境。陈先枢(55)具体而微地描述了宋代两都店铺的布局和装饰，透过对店铺的描述可以看到都市商人家庭的居住环境布局。
　　商人家庭与小农家庭相比流动性更强，对土地的依附相对较弱甚至是没有的。有几篇论文较集中地论述了宋都南迁与商人家庭的迁居。
　　两宋之际，北方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向相对安全的南方迁移，一些商人也随之南下。全汉升(56)论述了宋室南渡后迁居至临安的商人家庭的经营，指出两种店铺的经营与迁居有关：一是南宋临安的饮食店许多是由流寓到杭州的东京人来开张的，店面装饰效仿东京旧俗；二是衣饰店以自东京流寓的人开的最为有名，所卖饰品有自北传南的特点。龙登高(57)指出，南宋临安商业移民十分突出，徽商、闽商是临安人数最多的两大外地客商帮。吴松弟(58)认为，继两宋之际的北方人迁入之后，迁入临安的外地移民主要来自南方。这种移民属于单个的自发性移民，且都发生在和平时期。作者据此推及因经商活动而迁居临安的不在少数。
　　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第六章指出，福建海商除进行海外贸易外，还向内陆各地发展，定居于恩州、广州、惠州的商人很多，在定居地从事金融业、贩运业等活动。邱树森(59)认为，两宋时定居中国的蕃商很多，一些蕃商留居中国不归，专门经营舶货。庄为玑、庄景辉(60)、王仁杰(61)考察了宋末元初蕃商蒲寿庚家族的迁居及家庭成员身份的变化。商人家庭的迁居可能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受非经济因素制约的被动迁居，如两宋之际因避战乱而出现的商业移民；另一种是因经商活动开展的需要而进行的自发迁居，如南宋以来的自发性迁居。
　　①陈先枢：《宋代汴梁、临安两都的店铺装饰》，《重庆商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②郭天昊：《试论宋代的专营店铺及其招牌广告》，《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
　　③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④刘清荣：《宋代茶馆述论》，《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
　　⑤全汉升：《宋代都市的夜生活》，《食货》1935年第1期。
　　⑥张家驹：《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食货》1936年第10期。
　　⑦康弘：《宋都夜市述略》，《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
　　⑧陈新元：《宋代城市商业的经营特色》，《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⑨张金花：《宋代的广告与城市市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论宋代商人的广告自觉》，《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⑩全汉升：《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食货》1936年第9期。
　　(11)张金花：《宋代女性经商探析》，《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2)邓广铭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13)郭丽冰：《<夷坚志>中的劳动妇女》，《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4)张金花：《宋诗与宋代商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15)邵育欣：《宋代笔记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史专业，2005。
　　(16)苗玉勤：《试论宋代妇女的地位及其社会作用》，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史专业，2005。
　　(17)戚良艳：《宋代士人妇女在家庭经济运营中的作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历史文献学专业，2006。
　　(18)吴旭霞：《浅谈宋代妇女的就业》，《学术研究》1997年第10期。
　　(19)[美]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第132页。
　　(20)张邦炜：《两宋妇女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6期。
　　(21)许惠民：《两宋的农村专业户》，《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22)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邢铁：《中国家庭史》第3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23)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24)龙登高：《宋代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市场》，《思想战线》1991年第6期；龙登高：《个体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历史演变》，《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
　　(25)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新星出版社，2006。
　　(26)孔经纬、李普国：《关于宋朝富裕普通工商业者成长的某些事实》，《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3期。
　　(27)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的社会经济性质》，《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
　　(28)龙登高：《略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生活》，《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
　　(29)刘树友：《从<夷坚志>看宋代城市下层居民》，《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30)鞠清远：《南宋官吏与工商业》，《食货》1936年第8期。
　　(31)贺达：《宋代官僚经商之风摭谈》，《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
　　(32)程民生、白连仲：《论宋代官员、士人经商——兼谈宋代商业观念的变化》，《中州学刊》1993年第2期。
　　(33)韩瑞军：《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官吏经商》，《江苏商论》2007年第2期。
　　(34)赵晓耕：《宋代官商及其法律调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5)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36)宋军风：《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37)吴旭霞：《试论宋代婚姻重科举士人》，《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38)唐群：《宋代“榜下捉婿”之风及其影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9)张邦炜：《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40)朱瑞熙：《宋代社会风尚》，《抚州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
　　(41)方建新：《宋代婚姻论财》，《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42)李智萍：《宋代宗女婚姻论略》，《殷都学刊》2004年第1期。
　　(43)王桂清：《略述“三言”中商人的婚姻及家庭》，《学术交流》1996年第1期。
　　(44)田欣、薛志清：《宋代商人心态探微——婚姻生活和业儒求仕行为考察》，《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5)徐少锦：《中国古代商贾家训探析》，《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
　　(46)李浩：《中国古代商贾家族教育传统初探》，《民俗研究》2006年第2期。
　　(47)谈敏：《历代家训中的经济要素》，《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
　　(48)杨华星：《从家训看中国传统家庭经济观念的转变——以宋代社会为中心的分析》，《思想战线》2006年第4期。
　　(49)赵振：《试论唐宋家训文献的转型与特点》，《安阳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50)杨华：《论宋朝家训》，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史专业，2006。
　　(51)邢铁：《家产继承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52)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3)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54)〔日〕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日本)稻禾出版社，1997。
　　(55)陈先枢：《宋代汴梁、临安两都的店铺装饰》，《重庆商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56)全汉升：《宋代东京对于杭州都市文明的影响》，《食货》1936年第3期。
　　(57)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58)吴松弟：《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59)邱树森：《宋代的外贸与“蕃商”》，《江苏商论》2003年第6期。
　　(60)庄为玑、庄景辉：《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3期。
　　(61)王仁杰：《宋元之际的回族巨商蒲寿庚》，《江苏商论》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