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榆林商品经济活动中蒙汉贸易活动占主体地位。清末，榆林地区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初级市场网络体系：即以榆林城为中心，其他各州县为分支的中心市镇的市场体系，它又与邻省交界地区的市场相互相连，形成固定的贸易圈，榆林的市场网络向外延展并逐渐与北方各区域市场相通。
　　一、榆林的市镇结构与市场网络体系
　　其市镇的层次结构为：村集、县城、镇、榆林城
　　第一级为村集，这是最初级的市场，它是农村交换农副产品场所，也是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因此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延续至今。它一般以交通较为便利的村庄为集市点，市场包括的范围为几个村落，以方圆10—20里为辐射范围的定期贸易据点，确保人们在一天内可以往返的行程，集期间隔5天、10天或15天，为避免集市争夺有限的客源和货源，相邻村落的市集相互错开。其功能是满足当地人民日常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交换，是农村农副产品余缺调剂的小商品市场，满足人们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明清时期，这种村集有了较快发展，大多数州县的集市都有明显增加，如榆林县在明代只有5个集市，到清代增加到18个。清末民初，此类农村集市也是蒙汉贸易中集散牛、羊、马、皮毛和布匹、茶、烟、盐等物品最基础的市场体系，向县城提供农副产品，实现市镇结构中最初级的功能。
　　第二级是县城市场。榆林各县当时与蒙古相邻或与山西等省隔黄河相望，在地理位置上拥有东、西部货物中转的地理优势，也是蒙汉贸易首选通道之一，每个县城是辖区内交易的中心。靠近黄河沿线的神木、府谷、葭县、吴堡、绥德、清涧等县渡口传送着聚集在榆林的皮毛等畜产品，又从山西转输日用百货，转往沿边各县。靠近蒙地的靖边、定边、怀远(今横山)、神木、府谷，又是蒙汉商品交换转运的主要支点。县内一般设有粮食、布匹、杂货等固定店铺，它们汇集辖区内的农产品，集中从农村村集输送来的商品，能提供较高一级的商品种类和服务到农村村集。清代，榆林各县边商从本县赊欠日用百货和土特产输入伊盟各旗，再换回伊盟的畜产品运回榆林，县城实现了第二级市镇功能。
　　第三级为镇市。它最初多为军事要地，当军事色彩褪去后，有部分军镇发展为具有经济功能的市镇。明代，榆林地处边防要塞，延绥镇设有定边、安边、镇靖(靖边)、怀远(横山)的波罗堡、响水堡，榆林的鱼河堡、镇川堡，神木的高家堡，府谷的皇甫川等36个营堡，蒙汉互市开放后期，它们大多成为蒙汉贸易的场所。清代，其中大部分营堡依旧是蒙汉贸易的地点。后来因地理位置和交通等因素的优势，榆林形成了镇川、定边的安边、神木的高家堡、靖边的宁条梁、府谷的麻地沟镇四大名镇，这些镇交通较为便利，多为跨省地带，货源充足、品种多样、汇集了蒙地和陕北的特产，成为本区及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吸引了来自北方各地和外国洋行的商人来此收购。它们也是当时蒙汉贸易有名的镇，以榆林镇川为例，它设立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清末成为横山、靖边、定边、宁夏等地皮毛的集中地，民国时期为有名的倒贩大烟土的码头和皮毛集中地，此镇年贸易吞吐量是相当可观的，它起着集散货物的分支作用。靖边的宁条梁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市镇，当地谚语描述此地的商业贸易为“驮不完的宁条梁，填不满的安边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条梁汇聚货物的丰富和商业贸易的活跃程度。此地当时集中了内蒙古和宁夏的畜产品与烟酒，销售当地特产麻油、皮毛、甘草。丰富的货物吸引着来自河北、山西的皮毛商客和来自本省的清油客商来此地或转运销售，或设铺收购，或就地加工，贸易量相当大。这些商镇是市镇的第三级结构层，汇集了蒙地和陕北各县的皮毛、药材和农副产品向榆林或邻省销售，转运批发来自东部的手工业品到榆林各县和蒙地销售，在市镇结构中起传送集散的作用。
　　第四级是区域中心市，即当时的榆林城。明初延绥镇治所在绥德，明中期，延绥镇巡抚余子俊将治所迁往榆林，互市在延绥镇开设时，榆林红山市就是最早的互市之一，据万历《延绥镇志》卷二《关市》记载：城中当时已有“米粮市、柴草市、盐硝市、杂市、木料市、驼马市、猪羊市”，而且“俱为常市”。它已初步具有市的经济特征：日有常市且各行业较为健全。清朝时边商贸易以榆林城为中心，蒙地所吞吐的货物也多由此地集散，榆林城有不少边商的商号和小型的手工业作坊，根据《榆林文史资料》第三辑记载：榆林城商行有：皮毛店：计有福顺店、德泰店、新泰店、聚义公(交城人开)、协义永、公义合(包头贾正东开)、德泰魁、同心长等三十几家。这些行店专招由上海、天津、北京、交城、文水、张家口、衡水、济南、大同、顺德府等地来的客商和洋行的客商。油坊：计有天顺号、新盛泉、长发泉、晋林泉及牛家梁杨家油坊、岔合则苗家油坊等十几家。其中天顺号是山西人在乾隆年间开设的，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些油坊都在蒙地有生意，每年由蒙地运回的麻籽约1000石左右。京货行：最早在清末有阎郎轩的松茂源，陈富轩开的富祥号、源泰永、元丰号等；民国年间计有福源恒、长庆祥、堆积成、德茂恒、利盛源等十余家。主要经营绸缎布匹、百货、烟、茶、瓷器、京广杂货等。这些商号都从北京、天津进货，绝大部分赊给边商转售给伊盟各旗蒙民。药材行；布匹行：货源主要来自山西，边客多在山西人开设的布号赊货。杂货业；饮食业；驼行：在抗战前，榆林没有公路和汽车，以后虽有绥宋、咸榆、包榆几条公路，但是多用于军事运输，民间客货运输完全依靠畜力，因此驼行是运输主力。骡行：也是民间客货运输的主力。另外还有牙行、米粮行、盐行、当铺、钱铺和官钱局、银行、货栈等行业，日常交易较为频繁。另外榆林城还有一年六次的骡马会，它也是交易会，会期贸易活动十分频繁。清末民初，榆林成为内蒙古伊盟各旗畜产品的直接转销地和生活手工业用品的提供地，是这一区域蒙汉贸易的大型交易市场，因此它是榆林地区市镇结构中的中心和最核心的集散地，具备了市的基本框架和结构，成为跨县跨省的中心市场，形成以它为中心的初级市场网络体系。
　　二、榆林市场网络体系
　　榆林的市镇是构成市场网络的内核，它具备了一个中心市镇的体系。明清之际，蒙汉贸易成为榆林商品经济的重头戏时，因为榆林的商品经济带有转口贸易的特征，它的货物输出与输入相当依赖与相邻地区的沟通，从而构成外辐射性市场网络体系。榆林的市镇网络既是陕西经济市镇网的一个分支，同时又因邻近今内蒙古、宁夏、甘肃、山西，与它们的市镇体系相连，形成跨经济区域的贸易体系，而晋西北与黄河沿岸榆林各县自明清以来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形成稳定的贸易经济圈，是榆林市镇网络的重要外延部分。山西的偏关、河曲、保德、兴县、临县、离石、中阳、石楼、永和等县，陕北的府谷、神木、佳县、米脂、吴堡、清涧、延川，它们同处于本省经济中心辐射网的最边缘，两地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具有同一性和很强的互补性，两地的市镇结构通过黄河航运互为外延。
　　(一)榆林市场网络体系外延的过程
　　明代，晋陕黄河两岸的商品主要通过沿岸渡口以及各州县的集市、庙会进行贸易。明中后期，陕北与晋西北地连内蒙古，是蒙汉贸易的首选通道，蒙汉贸易的恢复拓展了晋陕黄河沿岸各县商品贸易规模与范围。蒙汉互市中汉商以烟、茶、糖、棉、布、绸缎等日用百货换取蒙民的牛、羊、马、骡、驴、绒毛、皮张等物品。由于陕北各县与关中相隔甚远，与对岸山西只有一河之隔，根据商品交易成本最低化原则，榆林与山西河曲、保德诸州县建立了稳定的贸易联系，市镇网络加速连接。进入清代后，晋陕贸易圈得到不断发展，原因在于市场的扩大。这一阶段，除区域间固有的市场外，蒙汉贸易市场延展至陕北全境和晋西北地区。陕北葭州“市中布疋悉贩之晋地，而黄河一带寔为利源，北通河套，南通汾平，盐粮之舟疾于奔马”①。清末天津开埠后，国内外对皮毛等畜产品需求的激增，推动了这一区域商品经济的新发展，晋陕黄河沿岸北部各地贸易往来的兴盛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以陕北各县转输商品为例，光绪年间吴堡“输出有当地所产货物、牲畜、蚕茧等项，俱由河运山西柳林、碛口等镇出售。……布、棉、煤铁等货，俱由山西柳林、碛口、孟门诸镇输入，每年销布二千余匹，棉花一万五千余斤，铁二千余斤”。②民国时期，横山县“布疋百货买自山西顺德等地，皮毛、羊绒则由晋南、洋行岁来收买”③，葭县“本境所用油、盐、瓷、煤’、布料百货等项，皆赖黄河转运而来”④。清末民初，陕北市场上集中的蒙地皮毛、盐碱和其他各种土特产品大量销往山西，由山西转运的日用商品大量销往陕北。葭县“本境所产黍稷粱菽皆由黄河运至碛口，销行一二百石不等。来至本境销行之物，布曰开州李家棉，曰韩城麻……皆至碛口运来达于各镇，每岁销行约在数百担以外”⑤。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战乱不止，却未能中断晋陕沿黄河流域各地的贸易往来。在陕北皮毛贸易处于极盛时，当地大部分的皮毛、药材、盐碱、麻油等商品通过黄河运至山西汾阳、碛口等地，再转运至天津；京津、晋省的日用百货，通过山西西北部运至陕北各地以及内蒙古伊克昭盟各旗。
　　清末，晋陕贸易往来突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小商品经济，沿岸各地的农副产品开始大量投入市场。榆林蒙汉贸易延展至今天的甘肃、宁夏等地，黄河上游的宁夏、包头等地的食盐、煤炭、皮革、毛绒通过陕北转运至东部，陕晋的黄河各渡口转运极为频繁。以葭县码头为例，《续修葭县志》卷一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知州崔骥远创办府、神、葭百货厘金总局，设于葭州万户峪，又在沿河的大会坪、桃花渡、木头峪、螅蜊峪四个渡口设分卡，“其先年约收款万余元，今则加增什百倍焉”⑥。山西临县碛口镇“就合邑城镇之商业，较碛口为县南门户，东北接县川，东南达离石，西南通陕甘，西北连河套，水陆交通颇称繁盛”⑦。碛口镇聚集、转运本地梭布、铁锅和外省的日用商品以及陕北的畜产品，它是明清时期陕晋黄河航运最重要的码头之一，贸易往来异常频仍繁盛。民国年间，羊毛贸易是陕北商品经济的重心，陕北与山西保德等县只有一河之隔，有多处渡口之便，通过山西境内铁路可以到达天津，所以在抗战以前，陕北羊毛、皮货的输出和陕北所需日用百货的输入多以山西为中转地。羊毛等出口货物以骡、驴、骆驼为驮运工具，以榆林、安边、神木3处为集中地，榆林、神木两处集中的货物经米脂或葭县螅蜊峪(今螅镇)过河，到山西汾阳达榆次，用火车装运至天津。安边所集中的羊毛，则运经宁条梁、石湾、绥德、吴堡宋家川过河抵榆次，然后装车转天津⑧。
　　黄河沿岸商品交流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商人，陕西关中商人、晋商和陕北当地商人为获取商业利润活跃于黄河沿岸各县贸易活动中。清末民初，榆林成为陕北皮毛贸易中心，山西商人在榆林各地开设商号、货铺，布行、百货行、典当业为山西人所把持。沿黄流域贸易圈得到快速而稳定的发展，明清时期，陕北与晋西北有3条贸易路线：一条是经府谷清水营渡口到保德；一条是从绥德经吴堡县宋家川到山西汾阳；另一条是从绥德、清涧或葭县螅镇到山西碛口、离石、石楼。山西的保德、碛口镇和陕北府谷的杨家川渡口，葭州的螅蜊峪(今螅镇)、桃花渡，吴堡的宋家川，清涧县的老鸦关渡、辛关渡、马花坪渡等是明清晋陕市镇网络交汇地，也是榆林边商们转运商品的重要码头。
　　(二)市场网络体系的完善
　　清末民初，晋陕沿黄各县商品经济处于繁荣时期，这得益于蒙汉贸易和陕北羊毛贸易的发展。明代，蒙汉贸易在陕北各地的商业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清代，陕北成为伊盟皮毛等畜产品输送的中转站和日用百货的提供地。陕北市场上需要大量棉、布、茶等日用百货，市场上商品需求量与供应匮乏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陕北地区以农业为主、手工业相当落后，延安以北“男力耕稼，女不谙纺织”。本地布帛等日用品向来依靠关中尤其是山西邻近县的转输，关中虽与陕北同在一省之内，但因路途较远，道路崎岖，商品陆路转输以驴、马、骡或骆驼为主，所需的时间长、运费高，从经济角度来讲不是最佳选择。而对岸山西近在咫尺，又有便利的黄河水运，因此陕北蒙汉贸易中所需日用百货供应地首选山西，山西各县成为东部地区与西北地区商品的中转站。清乾隆年间，延安府延长县“棉花不种……所以地少织布……各色梭布又皆自晋之平、绛购以成衣”⑨，民国葭县“土不产棉，市中布匹悉贩诸晋地”⑩。清末，山西沿黄河流域各县不仅是东部布、棉、丝织品、百货的中转地，也是陕北羊毛贸易中畜产品加工、转运的中转站。晋陕黄河沿岸市场网络结构从明朝到清末民初逐渐完善定型：明朝前期呈链状分布，晋陕各州县的渡口是最基本的链点，它们多因交通便利，处于黄河沿岸而成为晋西、陕北的货物转运地和贸易地点，如山西扁头关、保德、碛口镇，陕北的佳县螅镇、米脂桃花渡、吴堡宋家川等地。连接了榆林市镇体系。明中后期至清中期，由于蒙汉贸易的开辟，黄河沿岸贸易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的范围开始延展至陕西、山西、河北、河南、两湖、甘肃、内蒙古等地，晋西、陕北黄河沿岸贸易牵动了西北与东部的商品交换。所以这一区域贸易活动变为以黄河为中心的同心圆辐射网，榆林市镇网络与北方经济区域一些城镇连接。清末民初，贸易往来呈树状结构，它是以黄河航运为主干，沿岸各市镇为分支，贸易扩至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京津等北部大部分地区，市镇网络与北方各经济区域逐渐接轨。清末民初，以榆林为核心形成的点、线、面结合的网络结构是市镇网络体系发展到较高水平的标志。
　　① 嘉庆《葭州志》卷二，《风俗》。
　　② 吴堡县志编纂委员会：《吴堡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③ 民国《横山县志》卷三，《实业志·商务》。
　　④ 民国《葭县志》卷一，《转运》。
　　⑤ 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⑥ 《陕西省志》，《工商联志·商贸》，西安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⑦ 民国《临县志》卷七，《产物·商业记略》。
　　⑧ 王一成、韦苇：《陕西古近代对外经济贸易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9—471页。
　　⑨ 乾隆《延长县志》卷四，《食货志·服食》。
　　⑩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六，《风俗二·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