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第三节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一、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活动概况
青海西宁作为西北商贸的“金城五路”之一，在明代初期就有山陕商人活动的足迹，这与山陕商人抓住明政府实行“茶马交易”政策的历史机遇，开拓创业有直接联系。
明代初年，为了防范蒙古族鞑靼势力的反扑，羁制边外吐蕃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明政府以茶叶为武器，在西北边地实行“茶马交易”政策，即将陕西紫阳、汉中茶区的茶产，仿效“食盐开中”的方式由商人运到秦州、西宁，交换边外少数民族的马匹，使“戎人得茶，不得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①这就是明代以来长期存在的西北边茶贸易。由于西北边茶最早实行于陕西，使得山陕商人抓住这一政策提供的市场机遇，不畏艰险，远上青藏高原，将陕西茶产资源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特别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其机构设在西宁卫城北大街，市马地点在镇海堡后，山陕商人就开始在西宁开展商贸活动。《秦疆治略》中载，来西宁交易的“自汉、土、回人而外，藏民甚多”，使西宁市场“牝牡骊黄，伏枥常以万计……负提辇载，交错于道路”②，其中“晋益志”、“合盛裕”是西宁最早由山陕商人创办的商号。
寻常之物，一经商人“波斯”之眼便价增十倍。山陕商人将内地茶叶、布匹运至甘宁，回程又看准青海皮毛资源的市场商机，顺势开发了青海的西口皮货贸易，大量收购了西宁的羊皮、牛皮，贩回陕西的泾阳、大荔，硝制成裘皮畅销内地。最初在西宁做皮张生意的主要是陕西同州(今渭南)和山西大同等地的商人，加之陕西商人又在西宁开发布匹药材生意，“于西宁等地采挖收购，自制成药销售”，使明代西宁“做生意的人，山西省的人为最多，其次是陕西省的人”③。他们基本操纵了西宁的商贸活动。
入清后，为了缓和西域草原的民族矛盾，加强边疆建设，雍正二年(1724年)准许准噶尔藏蒙人民入藏“熬茶”，途经的丹噶尔城贸易开始兴盛起来。“蕃货云集内地，各省名商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之多”④。丹噶尔在后两百年间成为青海民族贸易的中心市场，有“小北京”之称。大批山陕商人赴湟源做皮毛、布匹、药材生意，在湟源做生意的山陕商人就有230多人，至今湟源的多数居民都是明清以来秦晋商人的后裔。⑤在西宁和湟源的陕西帮商人“大者十一家，聚义成、秦源涌、兴原合……批发京广杂货兼办皮毛或药材和经营颜料纸张或布匹海菜等”⑥。他们生意做得都很大，仅布匹“从三原采办，每年的销售量即一千卷，价银二万五千两，十分之八在丹地售给当地商人，余下在蒙藏销售”⑦。每年经丹运销陕西的羊羔皮10万至15万张，价银8万两，野牲皮四五千张，价值5000两。⑧这些山陕商号多采取“联号”经营方式，将贸易触角深入到草原深处，如山陕商人兴办的“协和商栈”，总号设在西宁，分号包括湟源兴海商栈、贵德生成商栈、同仁兴隆商栈、循化统盛商栈、共和经海商栈、同德协永商栈、上五庄济成商栈、鲁沙尔集成商栈、藏寺益成商栈和乐都、民和、叠源、大通、互助、化隆、海东、八宝、贵德分号⑨。这种蛛网式经营方式，带动了西宁、湟源周边地区湟中、贵德、门源、上五庄、隆务寺等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土特产集散中心，形成以湟源为中心的新的市场网络结构。当时湟源作为海藏通衢的贸易总汇，已形成东大街、西大街、中大街、仓门街、隍庙街等商业中心市场和东关半里街的牛马骡及西至前街羊毛贸易专业市场，“每年集散的羊毛总额约四千万斤以上，各类皮张，亦不下三十余万张……每逢元宵节，商店用彩布篷街，爆竹通宵，可谓盛一时之极”⑩。
西宁、湟源贸易的繁盛又拉动了青海南部藏区商贸经济的发展。青海的山陕商人和藏商“赶着骡马、携上银元赴西藏及印度经商，横穿藏民区而过的时候，总在西宁或湟源筹措了一切应用之物，于旧历六月初动身，七八两个月穿过藏区……因此青海与西藏通商一年只一二次”(11)。而在青藏商路上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还是山陕商人。玉树的商号“多系陕甘川藏等处行商”，“陕商六家以世昌隆为较大”，连商会会长都是陕西三原人，且“至此已20余年，娶藏妇，生二子一女”，他们是玉树商业的主要操纵者，“自各地携物来售，售罄后将玉树土产拉往内地……玉树贸易全赖此辈流动商人为之往返”。(12)结石商业“以陕甘为多……民初有山陕商三十余家”(13)。
在青藏民族贸易中，不可忽视“歇家”与“刁郎子”的作用。在明清“藏不入汉，汉不入藏”的贸易管理体制下，山陕商人赴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做生意，最初只是在汉藏边地设店成廛。后为堆放货物食宿打尖，他们开设了有会馆货栈性质的“私人歇家”(14)。但“汉藏分治”的僵化体制，并不能阻挡以勇毅果敢、轻生重死见长的山陕商人的贸易步伐，他们在重利刺激下突破政策雷区，深入藏区与牧民交易。有史料载：“内地歇家；奸贩贪利，潜往贸易”(15)，有的歇家甚至“择山僻处所，私开小店，销变赃物”(16)。加之，介于歇家与蒙藏牧民之间做小本营生的“刁郎子”，他们共同构成青海民族贸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是从自己的老家三原、泾阳、渭南赴陇右和西宁做生意的，他们在西宁、湟源开的商号许多就是三原、泾阳总号的分庄或分店，当时叫“驻中间，销两头”。这便使得青海经济走出“悬浮域外”的闭塞状态，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之与内地经济发生密切联系。青海成为西北地区以陕西三原、泾阳为中心市场，以天水、兰州、肃州、宁夏、西宁西北五路为中级市场，以湟源、湟中、贵德、民和等县城市集为初级市场的区域市场网络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就是西北地区山陕商帮长期存在的“标期汇划”流通体制，“每月二十一日的标期，行店和商号均收讫外欠货款，统一结算；二十三日为走标日期，就是送货款，这几家商号把走标的银两均装成木匣，由经常驮送标银的脚夫驮送兰州的庄口，送标银时还请西宁镇派骑兵七八名护送兰州。兰州庄口每月二十九日分送陕西三原、泾阳、韩城、凤翔等庄口”(17)。每年从甘宁流向三原、泾阳的标期银两就不下2000万—3000万两(18)。
进入清末后，青海的商贸形势有所变化。一则在山陕商人的引导下，陇青人民的商智初开，他们开始自办商号、自办歇家，分取山陕商帮利润的一杯之羹；二则外国洋行和津商买办对青海商业的渗透，他们为垄断青海羊毛贸易，以青海最大商帮——晋帮为主要打击对象，使晋商力量有所削弱；三则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许多陕西回民开始移民西宁、湟源。据考“青海回民是清代去的，白彦虎曾带二万回民驻西宁的小南川，有少数人留住未走……从事小商小贩，他们资本很小，常向大商货贷，然后深入周围藏区牧区换取土特产品和羊毛等畜产品回镇倒贩，再向批发商归还钱币”(19)。这些是造成陕帮势力在青海大增，开始压倒晋商的因素，有人记述，西宁民初的贸易形势是“西宁各商号，首推河州人……次则陕西帮……次为山西帮”(20)。不独西宁如此，其他地区亦是如此。民国十九年结石陕甘公所的献匾上所书各商号名称，“计甘肃十三家，陕西九家，四川五家，山西仅汾阳德盛魁一家”(21)。这是山陕商帮在青海力量消长变化的佐证。
二、明清时期山陕商帮在青海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明清山陕商人抛妻别子远离家乡赴青海做生意，他们流寓客地，人地生疏，作为“客商”，被客客气气地定格在当地主体文化之外的边缘地位，在青海还有藏汉语言不通的又一层困难，更增添了“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愁绪。为了化解乡愁，联络感情，集合力量与本地商帮和其他客帮竞争，山陕商人在青海各地捐资修建了以省籍乡缘关系为纽带作为商帮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会馆，成为促进他们商贸事业发展的根据地和保障所。
山陕商人在青海设立最早的工商会馆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山陕商人在西宁捐资修建的“山陕会馆”，由于祭祀关公，所以亦叫“关帝庙”。会馆在西宁购置地产两处，一处在西宁府东关路南的南庄子旱台上，叫“山陕台墓地”，用来暂厝埋葬亡故的山陕同乡；另一处在西宁东部曹家寨附近，占地数十亩，称作“山陕义地”，也叫“香粮地”。该会馆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海东回民抗清斗争中被焚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重建(22)。“会馆内16家商号的经理为会首，他们分为内外两帮，入会馆者为内帮，不入会馆者为外帮。但入会馆为内帮的商号每家要交本银二十四两”(23)，作为会馆的经费。山陕商人除在西宁设总馆外，“后来陆续建有湟源、大通、民和等分馆”(24)。湟源的山陕会馆在隍庙街的“玉皇庙”(25)；民和县上川口镇的“山陕会馆”在川口东街，“会馆面积约五亩，靠北大殿三间，雕梁画栋，门窗檐壁彩色油画，极尽精致，形如古庙宇。大殿供财神爷、关云长、马王爷三个牌位。大殿两边皆有耳房，作为伙房、库房。院内东房一面正南戏楼三间，两边铺面，戏楼下面走道，上面戏台”(26)。山陕商人不仅在青海人烟稠密的汉藏边地设有会馆，就是在青藏草原深处亦设有会馆。如结石就有“陕甘公所”(明清之际，公所、会馆通称，会馆小而为公所，公所大而为会馆)，“系商界所建。犹各地之关帝庙。惟此地因市面甚小，仅此一庙，各神祀于一室，除关帝外尚有孔子、财神、马王等，可谓文武一堂，圣神合一，故曰奉祀公所”(27)。可见，捐修会馆是那一时期山陕商人普遍的现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西宁、湟源等地开设的“私人歇家”，最初亦带有私人会馆的性质。因为，歇家的“歇”字，即汉语“歇伙”、“歇脚”之意，歇家最初的语言符号即是指汉商贸易歇脚中转之地。因此“最早的歇家，本系山陕籍商人”(28)，它是山陕商人为方便贸易而设立的多功能综合性贸易组织。那时山陕商人在青海主要从事茶叶、皮货、布匹的大宗贸易，这些原料商品货重量大，布动辄千匹，革动辄千张，携财辇重的商人赴边地贸易自然需要有一个堆放货物和解决食宿的所在，他们“为了争夺市场扩大贸易，于是各尽所能，占用广阔的地皮大兴土木，修成一座很大的院落和能容二百头牦牛的畜圈……歇家们及时修建自己的住宅，在大院内，设有大厨房，安置大锅三口，以备熬茶，炸馍，煮牛、羊肉之用”(29)。可见，最初山陕商人创立的“歇家”，既是堆放货物之地，又是解决食宿之所，还是居间贸易的商业中介组织。这同他们在内地设立会馆作为“居停货物之所”，“使士商行旅无道路之湿”的功能并无二致。所以，山陕商人在青海从事商贸活动初期的“自办歇家”或“客办歇家”，无疑是会馆的雏形，它同山陕商人共同构筑的山陕会馆存在着省籍乡缘上的归属联系。当时在西宁、湟源山陕商人自办的歇家就有38处之多(30)。只是后来，由于经营歇家利厚，许多本地商人因具有地缘优势而插手歇家业务，走上“主办歇家”的道路，山陕商人遂放弃歇家业务，转化为本地歇家服务的对象。这说明山陕商人作为青海歇家的始作俑者，把自身的商贸活动与青海地区民族贸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设立了“歇家”这一明清会馆史上的新形式，成为青海歇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前驱。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各地设立的会馆，对保证山陕商帮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都起了积极作用。
首先，会馆保障了山陕商人在青海商贸活动的顺利开展。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本身是商人们联乡情、议商情、保商事的准官方民间自治团体。明清时期从陕西到西宁步程30余天，山陕商人们骑马赶骡、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达青海，又遇流寓客地、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的人生境遇；加之，羁留逆旅、成败难料和面临本帮、他帮客商的激烈竞争局面，自然需要有一个保障财产、联络感情、沟通信息、发展业务和化解乡愁的组织，为商人们排忧解难。青海的山陕会馆正是适应了这种市场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会馆作为同乡组织，帮助山陕商人解决在西宁、湟源的货物存放、食宿住行，出具他们往来各地的身份证明以及死后安葬等问题，免去了商人们在青海客地活动的后顾之忧，使商人们在客地获得一种有组织力量的支持和心理归属的安全感。会馆定期举办活动，“每年开会四次”，一般时间为“农历五月十三、六月二十二、七月十三、九月十三日”(31)，为青海的山陕商人们提供了联络乡谊、化解乡愁的机会。同时，通过这种同乡商人的联谊活动，又整合了山陕商人在西宁、湟源等地的力量，将个体凝聚于群体之中，既提升了山陕商人的团体意识，又增强了山陕商帮在青海的整体竞争实力。会馆祭祀关公，既为山陕商人抵御市场风险提供精神依托，又为规范山陕商人市场行为提供道德约束。山西是关云长的老家，陕西是关云长的改姓之地，因此，山陕两帮商人莫不崇祭关公，各地的山陕会馆一般都称为“关帝庙”；而关公忠义果敢，挂印封金的忠贞品格，正是山陕商人携手共赴竞争的精神纽带，它为山陕商人坦然面对商场风险提供了精神动力。而商人们以关公重义轻财的人格为准则，又树立了诚信不欺、公平交易的行为规范，以“人神共愤”、“头上三尺有神灵”，作为克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道德约束，保证了市场交换的正常秩序。有趣的是，有一次京剧名角魏胜魁领班在西宁山陕会馆附近的小教场上演出时，“当魏扮演关公刚出台，不知何故，全场观众一霎时惊慌奔跑，由于人多街狭踏伤者数人，踏死者1人。事后，传说魏胜魁的关公显了神”(32)。这更增添了关公抑恶扬善的神圣力量。
其次，会馆促进了青海市场化因素的正常发育。按照吴承明先生的说法，中国自16世纪就出现了“现代化因素”，也即“市场经济的萌芽”，并把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的出现视为“现代化因素的征兆”(33)。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探讨青海山陕会馆的功能，其推动青海市场经济萌芽发育的作用十分明显。一则山陕会馆已冲破此前仅仅作为以乡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行会组织，开始向谋利求财的市场组织转化。明中叶后的山陕会馆已不是单纯的敬神庥、联乡谊的祀福之地，而是日益朝着议商事、通商情、保商利的经济组织转变。川口山陕会馆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沟通信息，发展业务，有事公议”，而且，庙会期间“除祭奠财神，还商讨事务”(34)。进入民国后，津帮、洋行商人与山陕帮在羊毛生意上竞争激烈，山陕商的大德隆商号以会馆为靠山，运动当时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骐，竟坐上他的官轿，带领宁海军队伍，在湟源收购羊毛以为抗衡，后来山陕会馆还代表山陕帮利益到甘肃督军处打官司，会馆捍卫同籍商人共同利益抵制洋行侵略行径的爱国举动显而易见(35)。二则会馆冲破行帮的封建束缚开始向市场主体转变。明清时期的山陕会馆已不单纯是行帮的办事机构，而开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会馆的经费除了过会时由山陕商号捐资布施外，主要靠入会内帮商号所交的会费本银维持，并且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本号营业，但每月按本银之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36)。而这些“馆底存息”则以会馆的名义应商号要求作为投资生息取利，“事后由会头公布账项”。表明会馆开始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资本营运。川口山陕会馆戏楼两边设有铺面以供庙会期间商人经商使用，其市场化因素也很明显。(37)三则会馆实行开门办馆也反映了会馆克服“非本帮莫入”的封闭性，闪烁着对外开放的商业精神。辛亥革命后，由于山陕商人在西宁的力量强盛，本地和外地商人相继依附于山陕商帮，20世纪30年代，不少外籍和本籍商人也参加山陕会馆的聚会，40年代更有河南、山东、四川的相当一部分商贩和手工业者依附于山陕商帮，参加会馆的聚会和布施活动，甚至山陕会馆的墓地也向外籍商人开放使用(38)。这些真切记录了会馆开始突破地缘乡土关系的封建行会性质，逐步朝着业缘商人共济团体商会组织转变的历史轨迹。这种转变使会馆从“阴会馆”、“死人会馆”转变为“活会馆”、“向阳会馆”，表现了会馆顺时趋势的开放意识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其三，会馆张扬本土文化，促进了内地优秀传统文化在青海的传播。明清时期的青海作为边关极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内地，山陕商人赴青海贸易既为青海汉藏人民带去了先进的经营思想，开辟了本地人民经商谋利的社会风气，也为他们带去了内地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会馆作为流寓客乡商人的同乡组织，其建筑风格本身就是山陕本土文化在客地的物象反映。商人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极力陈铺和张扬本土文化以寻求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宿。所以，青海的山陕会馆莫不建筑恢宏，一般均由山门、戏楼、拜殿、春秋楼组成，是关中四合院在青海的复制和粘贴，这便使得会馆成为当地居民娱乐的好去处。“川口没有公共娱乐场所，所以每逢年节演戏……展览会，社会都用这处(山陕会馆)的戏台”(39)，使之成为川口唯一的社区文化中心。而会馆的庙会和招待客户的行会戏，又促进了秦腔在青海的流播。山陕会馆于每年正月十三关公诞辰日都要唱三天或五天大戏，叫“行会戏”，陕西的许多著名秦腔戏班和名角都是在山陕会馆唱红的。行会戏一般唱两天，第一天是“踩台戏”，第二天是正戏；先演三折，叫“献戏”，是演给神佛看的，故庙会唱戏也叫“娱神”，然后才是唱给商人们观看的。演戏中间，会馆要端上一盘桃蒸馍及一大块鱼肉，以供演员们午餐(40)，体现了人神共乐的人情味和东方商人特有的幽默。
① 《明史》卷八十，《食货》。
② 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页。
③ 《清末民初1912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编油印本。
④ 《丹噶尔厅志》卷四百一十五。
⑤ 焦文彬：《古都长安、长安戏曲》，西安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⑥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⑦ 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⑧ 《丹噶尔厅志》卷四百一十五。
⑨ 青海图书馆藏：《青海协和商栈组织规程及经营皮毛药材暂行办法》铅印本。
⑩ 廖蔼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6—117页。
(11) 《雍言》民国三十六年雍兴公司刊行，第二卷，第9期，第39页。
(12)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393页。
(13)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14) 闫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与刁郎子》，《湟源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页。
(15) 《平番奏议》卷一。
(16) 《平番奏议》卷一。
(17) 《西宁建省前的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18) 刘迈：《西安围城诗解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19) 赖存理：《回族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20)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21)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22) 任斌：《略论青海“山陕会馆”和山陕商帮的性质及历史作用》，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23) 马德章：《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页。
(24) 王煜：《青海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页。
(25) 闫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与刁郎子》，《湟源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页。
(26) 马德章：《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页。
(27)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28) 闫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与刁郎子》，《湟源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页。
(29) 蒲涵文：《湟源的歇家和刁郎子》，《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45页。
(30) 闫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与刁郎子》，《湟源文史资料选辑》，第11页。
(31) 马德章：《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页。
(32) 陈邦青：《解放前西宁戏剧概况》，《西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5页。
(33)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页。
(34) 马德章：《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页。
(35) 廖蔼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6页。
(36) 《青海建省前的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37) 马德章：《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页。
(38) 任斌：《略论青海“山陕会馆”和山陕商帮的性质及历史作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39) 马德章：《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页。
(40) 陈邦青：《解放前西宁戏剧概况》，《西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5页。
青海西宁作为西北商贸的“金城五路”之一，在明代初期就有山陕商人活动的足迹，这与山陕商人抓住明政府实行“茶马交易”政策的历史机遇，开拓创业有直接联系。
明代初年，为了防范蒙古族鞑靼势力的反扑，羁制边外吐蕃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明政府以茶叶为武器，在西北边地实行“茶马交易”政策，即将陕西紫阳、汉中茶区的茶产，仿效“食盐开中”的方式由商人运到秦州、西宁，交换边外少数民族的马匹，使“戎人得茶，不得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①这就是明代以来长期存在的西北边茶贸易。由于西北边茶最早实行于陕西，使得山陕商人抓住这一政策提供的市场机遇，不畏艰险，远上青藏高原，将陕西茶产资源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特别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其机构设在西宁卫城北大街，市马地点在镇海堡后，山陕商人就开始在西宁开展商贸活动。《秦疆治略》中载，来西宁交易的“自汉、土、回人而外，藏民甚多”，使西宁市场“牝牡骊黄，伏枥常以万计……负提辇载，交错于道路”②，其中“晋益志”、“合盛裕”是西宁最早由山陕商人创办的商号。
寻常之物，一经商人“波斯”之眼便价增十倍。山陕商人将内地茶叶、布匹运至甘宁，回程又看准青海皮毛资源的市场商机，顺势开发了青海的西口皮货贸易，大量收购了西宁的羊皮、牛皮，贩回陕西的泾阳、大荔，硝制成裘皮畅销内地。最初在西宁做皮张生意的主要是陕西同州(今渭南)和山西大同等地的商人，加之陕西商人又在西宁开发布匹药材生意，“于西宁等地采挖收购，自制成药销售”，使明代西宁“做生意的人，山西省的人为最多，其次是陕西省的人”③。他们基本操纵了西宁的商贸活动。
入清后，为了缓和西域草原的民族矛盾，加强边疆建设，雍正二年(1724年)准许准噶尔藏蒙人民入藏“熬茶”，途经的丹噶尔城贸易开始兴盛起来。“蕃货云集内地，各省名商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之多”④。丹噶尔在后两百年间成为青海民族贸易的中心市场，有“小北京”之称。大批山陕商人赴湟源做皮毛、布匹、药材生意，在湟源做生意的山陕商人就有230多人，至今湟源的多数居民都是明清以来秦晋商人的后裔。⑤在西宁和湟源的陕西帮商人“大者十一家，聚义成、秦源涌、兴原合……批发京广杂货兼办皮毛或药材和经营颜料纸张或布匹海菜等”⑥。他们生意做得都很大，仅布匹“从三原采办，每年的销售量即一千卷，价银二万五千两，十分之八在丹地售给当地商人，余下在蒙藏销售”⑦。每年经丹运销陕西的羊羔皮10万至15万张，价银8万两，野牲皮四五千张，价值5000两。⑧这些山陕商号多采取“联号”经营方式，将贸易触角深入到草原深处，如山陕商人兴办的“协和商栈”，总号设在西宁，分号包括湟源兴海商栈、贵德生成商栈、同仁兴隆商栈、循化统盛商栈、共和经海商栈、同德协永商栈、上五庄济成商栈、鲁沙尔集成商栈、藏寺益成商栈和乐都、民和、叠源、大通、互助、化隆、海东、八宝、贵德分号⑨。这种蛛网式经营方式，带动了西宁、湟源周边地区湟中、贵德、门源、上五庄、隆务寺等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土特产集散中心，形成以湟源为中心的新的市场网络结构。当时湟源作为海藏通衢的贸易总汇，已形成东大街、西大街、中大街、仓门街、隍庙街等商业中心市场和东关半里街的牛马骡及西至前街羊毛贸易专业市场，“每年集散的羊毛总额约四千万斤以上，各类皮张，亦不下三十余万张……每逢元宵节，商店用彩布篷街，爆竹通宵，可谓盛一时之极”⑩。
西宁、湟源贸易的繁盛又拉动了青海南部藏区商贸经济的发展。青海的山陕商人和藏商“赶着骡马、携上银元赴西藏及印度经商，横穿藏民区而过的时候，总在西宁或湟源筹措了一切应用之物，于旧历六月初动身，七八两个月穿过藏区……因此青海与西藏通商一年只一二次”(11)。而在青藏商路上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还是山陕商人。玉树的商号“多系陕甘川藏等处行商”，“陕商六家以世昌隆为较大”，连商会会长都是陕西三原人，且“至此已20余年，娶藏妇，生二子一女”，他们是玉树商业的主要操纵者，“自各地携物来售，售罄后将玉树土产拉往内地……玉树贸易全赖此辈流动商人为之往返”。(12)结石商业“以陕甘为多……民初有山陕商三十余家”(13)。
在青藏民族贸易中，不可忽视“歇家”与“刁郎子”的作用。在明清“藏不入汉，汉不入藏”的贸易管理体制下，山陕商人赴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做生意，最初只是在汉藏边地设店成廛。后为堆放货物食宿打尖，他们开设了有会馆货栈性质的“私人歇家”(14)。但“汉藏分治”的僵化体制，并不能阻挡以勇毅果敢、轻生重死见长的山陕商人的贸易步伐，他们在重利刺激下突破政策雷区，深入藏区与牧民交易。有史料载：“内地歇家；奸贩贪利，潜往贸易”(15)，有的歇家甚至“择山僻处所，私开小店，销变赃物”(16)。加之，介于歇家与蒙藏牧民之间做小本营生的“刁郎子”，他们共同构成青海民族贸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是从自己的老家三原、泾阳、渭南赴陇右和西宁做生意的，他们在西宁、湟源开的商号许多就是三原、泾阳总号的分庄或分店，当时叫“驻中间，销两头”。这便使得青海经济走出“悬浮域外”的闭塞状态，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之与内地经济发生密切联系。青海成为西北地区以陕西三原、泾阳为中心市场，以天水、兰州、肃州、宁夏、西宁西北五路为中级市场，以湟源、湟中、贵德、民和等县城市集为初级市场的区域市场网络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就是西北地区山陕商帮长期存在的“标期汇划”流通体制，“每月二十一日的标期，行店和商号均收讫外欠货款，统一结算；二十三日为走标日期，就是送货款，这几家商号把走标的银两均装成木匣，由经常驮送标银的脚夫驮送兰州的庄口，送标银时还请西宁镇派骑兵七八名护送兰州。兰州庄口每月二十九日分送陕西三原、泾阳、韩城、凤翔等庄口”(17)。每年从甘宁流向三原、泾阳的标期银两就不下2000万—3000万两(18)。
进入清末后，青海的商贸形势有所变化。一则在山陕商人的引导下，陇青人民的商智初开，他们开始自办商号、自办歇家，分取山陕商帮利润的一杯之羹；二则外国洋行和津商买办对青海商业的渗透，他们为垄断青海羊毛贸易，以青海最大商帮——晋帮为主要打击对象，使晋商力量有所削弱；三则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许多陕西回民开始移民西宁、湟源。据考“青海回民是清代去的，白彦虎曾带二万回民驻西宁的小南川，有少数人留住未走……从事小商小贩，他们资本很小，常向大商货贷，然后深入周围藏区牧区换取土特产品和羊毛等畜产品回镇倒贩，再向批发商归还钱币”(19)。这些是造成陕帮势力在青海大增，开始压倒晋商的因素，有人记述，西宁民初的贸易形势是“西宁各商号，首推河州人……次则陕西帮……次为山西帮”(20)。不独西宁如此，其他地区亦是如此。民国十九年结石陕甘公所的献匾上所书各商号名称，“计甘肃十三家，陕西九家，四川五家，山西仅汾阳德盛魁一家”(21)。这是山陕商帮在青海力量消长变化的佐证。
二、明清时期山陕商帮在青海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明清山陕商人抛妻别子远离家乡赴青海做生意，他们流寓客地，人地生疏，作为“客商”，被客客气气地定格在当地主体文化之外的边缘地位，在青海还有藏汉语言不通的又一层困难，更增添了“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愁绪。为了化解乡愁，联络感情，集合力量与本地商帮和其他客帮竞争，山陕商人在青海各地捐资修建了以省籍乡缘关系为纽带作为商帮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会馆，成为促进他们商贸事业发展的根据地和保障所。
山陕商人在青海设立最早的工商会馆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山陕商人在西宁捐资修建的“山陕会馆”，由于祭祀关公，所以亦叫“关帝庙”。会馆在西宁购置地产两处，一处在西宁府东关路南的南庄子旱台上，叫“山陕台墓地”，用来暂厝埋葬亡故的山陕同乡；另一处在西宁东部曹家寨附近，占地数十亩，称作“山陕义地”，也叫“香粮地”。该会馆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海东回民抗清斗争中被焚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重建(22)。“会馆内16家商号的经理为会首，他们分为内外两帮，入会馆者为内帮，不入会馆者为外帮。但入会馆为内帮的商号每家要交本银二十四两”(23)，作为会馆的经费。山陕商人除在西宁设总馆外，“后来陆续建有湟源、大通、民和等分馆”(24)。湟源的山陕会馆在隍庙街的“玉皇庙”(25)；民和县上川口镇的“山陕会馆”在川口东街，“会馆面积约五亩，靠北大殿三间，雕梁画栋，门窗檐壁彩色油画，极尽精致，形如古庙宇。大殿供财神爷、关云长、马王爷三个牌位。大殿两边皆有耳房，作为伙房、库房。院内东房一面正南戏楼三间，两边铺面，戏楼下面走道，上面戏台”(26)。山陕商人不仅在青海人烟稠密的汉藏边地设有会馆，就是在青藏草原深处亦设有会馆。如结石就有“陕甘公所”(明清之际，公所、会馆通称，会馆小而为公所，公所大而为会馆)，“系商界所建。犹各地之关帝庙。惟此地因市面甚小，仅此一庙，各神祀于一室，除关帝外尚有孔子、财神、马王等，可谓文武一堂，圣神合一，故曰奉祀公所”(27)。可见，捐修会馆是那一时期山陕商人普遍的现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西宁、湟源等地开设的“私人歇家”，最初亦带有私人会馆的性质。因为，歇家的“歇”字，即汉语“歇伙”、“歇脚”之意，歇家最初的语言符号即是指汉商贸易歇脚中转之地。因此“最早的歇家，本系山陕籍商人”(28)，它是山陕商人为方便贸易而设立的多功能综合性贸易组织。那时山陕商人在青海主要从事茶叶、皮货、布匹的大宗贸易，这些原料商品货重量大，布动辄千匹，革动辄千张，携财辇重的商人赴边地贸易自然需要有一个堆放货物和解决食宿的所在，他们“为了争夺市场扩大贸易，于是各尽所能，占用广阔的地皮大兴土木，修成一座很大的院落和能容二百头牦牛的畜圈……歇家们及时修建自己的住宅，在大院内，设有大厨房，安置大锅三口，以备熬茶，炸馍，煮牛、羊肉之用”(29)。可见，最初山陕商人创立的“歇家”，既是堆放货物之地，又是解决食宿之所，还是居间贸易的商业中介组织。这同他们在内地设立会馆作为“居停货物之所”，“使士商行旅无道路之湿”的功能并无二致。所以，山陕商人在青海从事商贸活动初期的“自办歇家”或“客办歇家”，无疑是会馆的雏形，它同山陕商人共同构筑的山陕会馆存在着省籍乡缘上的归属联系。当时在西宁、湟源山陕商人自办的歇家就有38处之多(30)。只是后来，由于经营歇家利厚，许多本地商人因具有地缘优势而插手歇家业务，走上“主办歇家”的道路，山陕商人遂放弃歇家业务，转化为本地歇家服务的对象。这说明山陕商人作为青海歇家的始作俑者，把自身的商贸活动与青海地区民族贸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设立了“歇家”这一明清会馆史上的新形式，成为青海歇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前驱。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各地设立的会馆，对保证山陕商帮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都起了积极作用。
首先，会馆保障了山陕商人在青海商贸活动的顺利开展。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本身是商人们联乡情、议商情、保商事的准官方民间自治团体。明清时期从陕西到西宁步程30余天，山陕商人们骑马赶骡、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达青海，又遇流寓客地、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的人生境遇；加之，羁留逆旅、成败难料和面临本帮、他帮客商的激烈竞争局面，自然需要有一个保障财产、联络感情、沟通信息、发展业务和化解乡愁的组织，为商人们排忧解难。青海的山陕会馆正是适应了这种市场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会馆作为同乡组织，帮助山陕商人解决在西宁、湟源的货物存放、食宿住行，出具他们往来各地的身份证明以及死后安葬等问题，免去了商人们在青海客地活动的后顾之忧，使商人们在客地获得一种有组织力量的支持和心理归属的安全感。会馆定期举办活动，“每年开会四次”，一般时间为“农历五月十三、六月二十二、七月十三、九月十三日”(31)，为青海的山陕商人们提供了联络乡谊、化解乡愁的机会。同时，通过这种同乡商人的联谊活动，又整合了山陕商人在西宁、湟源等地的力量，将个体凝聚于群体之中，既提升了山陕商人的团体意识，又增强了山陕商帮在青海的整体竞争实力。会馆祭祀关公，既为山陕商人抵御市场风险提供精神依托，又为规范山陕商人市场行为提供道德约束。山西是关云长的老家，陕西是关云长的改姓之地，因此，山陕两帮商人莫不崇祭关公，各地的山陕会馆一般都称为“关帝庙”；而关公忠义果敢，挂印封金的忠贞品格，正是山陕商人携手共赴竞争的精神纽带，它为山陕商人坦然面对商场风险提供了精神动力。而商人们以关公重义轻财的人格为准则，又树立了诚信不欺、公平交易的行为规范，以“人神共愤”、“头上三尺有神灵”，作为克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道德约束，保证了市场交换的正常秩序。有趣的是，有一次京剧名角魏胜魁领班在西宁山陕会馆附近的小教场上演出时，“当魏扮演关公刚出台，不知何故，全场观众一霎时惊慌奔跑，由于人多街狭踏伤者数人，踏死者1人。事后，传说魏胜魁的关公显了神”(32)。这更增添了关公抑恶扬善的神圣力量。
其次，会馆促进了青海市场化因素的正常发育。按照吴承明先生的说法，中国自16世纪就出现了“现代化因素”，也即“市场经济的萌芽”，并把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的出现视为“现代化因素的征兆”(33)。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探讨青海山陕会馆的功能，其推动青海市场经济萌芽发育的作用十分明显。一则山陕会馆已冲破此前仅仅作为以乡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行会组织，开始向谋利求财的市场组织转化。明中叶后的山陕会馆已不是单纯的敬神庥、联乡谊的祀福之地，而是日益朝着议商事、通商情、保商利的经济组织转变。川口山陕会馆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沟通信息，发展业务，有事公议”，而且，庙会期间“除祭奠财神，还商讨事务”(34)。进入民国后，津帮、洋行商人与山陕帮在羊毛生意上竞争激烈，山陕商的大德隆商号以会馆为靠山，运动当时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骐，竟坐上他的官轿，带领宁海军队伍，在湟源收购羊毛以为抗衡，后来山陕会馆还代表山陕帮利益到甘肃督军处打官司，会馆捍卫同籍商人共同利益抵制洋行侵略行径的爱国举动显而易见(35)。二则会馆冲破行帮的封建束缚开始向市场主体转变。明清时期的山陕会馆已不单纯是行帮的办事机构，而开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会馆的经费除了过会时由山陕商号捐资布施外，主要靠入会内帮商号所交的会费本银维持，并且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本号营业，但每月按本银之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36)。而这些“馆底存息”则以会馆的名义应商号要求作为投资生息取利，“事后由会头公布账项”。表明会馆开始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资本营运。川口山陕会馆戏楼两边设有铺面以供庙会期间商人经商使用，其市场化因素也很明显。(37)三则会馆实行开门办馆也反映了会馆克服“非本帮莫入”的封闭性，闪烁着对外开放的商业精神。辛亥革命后，由于山陕商人在西宁的力量强盛，本地和外地商人相继依附于山陕商帮，20世纪30年代，不少外籍和本籍商人也参加山陕会馆的聚会，40年代更有河南、山东、四川的相当一部分商贩和手工业者依附于山陕商帮，参加会馆的聚会和布施活动，甚至山陕会馆的墓地也向外籍商人开放使用(38)。这些真切记录了会馆开始突破地缘乡土关系的封建行会性质，逐步朝着业缘商人共济团体商会组织转变的历史轨迹。这种转变使会馆从“阴会馆”、“死人会馆”转变为“活会馆”、“向阳会馆”，表现了会馆顺时趋势的开放意识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其三，会馆张扬本土文化，促进了内地优秀传统文化在青海的传播。明清时期的青海作为边关极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内地，山陕商人赴青海贸易既为青海汉藏人民带去了先进的经营思想，开辟了本地人民经商谋利的社会风气，也为他们带去了内地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会馆作为流寓客乡商人的同乡组织，其建筑风格本身就是山陕本土文化在客地的物象反映。商人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极力陈铺和张扬本土文化以寻求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宿。所以，青海的山陕会馆莫不建筑恢宏，一般均由山门、戏楼、拜殿、春秋楼组成，是关中四合院在青海的复制和粘贴，这便使得会馆成为当地居民娱乐的好去处。“川口没有公共娱乐场所，所以每逢年节演戏……展览会，社会都用这处(山陕会馆)的戏台”(39)，使之成为川口唯一的社区文化中心。而会馆的庙会和招待客户的行会戏，又促进了秦腔在青海的流播。山陕会馆于每年正月十三关公诞辰日都要唱三天或五天大戏，叫“行会戏”，陕西的许多著名秦腔戏班和名角都是在山陕会馆唱红的。行会戏一般唱两天，第一天是“踩台戏”，第二天是正戏；先演三折，叫“献戏”，是演给神佛看的，故庙会唱戏也叫“娱神”，然后才是唱给商人们观看的。演戏中间，会馆要端上一盘桃蒸馍及一大块鱼肉，以供演员们午餐(40)，体现了人神共乐的人情味和东方商人特有的幽默。
① 《明史》卷八十，《食货》。
② 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页。
③ 《清末民初1912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编油印本。
④ 《丹噶尔厅志》卷四百一十五。
⑤ 焦文彬：《古都长安、长安戏曲》，西安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⑥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⑦ 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⑧ 《丹噶尔厅志》卷四百一十五。
⑨ 青海图书馆藏：《青海协和商栈组织规程及经营皮毛药材暂行办法》铅印本。
⑩ 廖蔼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6—117页。
(11) 《雍言》民国三十六年雍兴公司刊行，第二卷，第9期，第39页。
(12)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393页。
(13)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14) 闫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与刁郎子》，《湟源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页。
(15) 《平番奏议》卷一。
(16) 《平番奏议》卷一。
(17) 《西宁建省前的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18) 刘迈：《西安围城诗解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19) 赖存理：《回族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20)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21)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22) 任斌：《略论青海“山陕会馆”和山陕商帮的性质及历史作用》，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23) 马德章：《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页。
(24) 王煜：《青海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页。
(25) 闫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与刁郎子》，《湟源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页。
(26) 马德章：《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页。
(27)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28) 闫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与刁郎子》，《湟源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页。
(29) 蒲涵文：《湟源的歇家和刁郎子》，《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45页。
(30) 闫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与刁郎子》，《湟源文史资料选辑》，第11页。
(31) 马德章：《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页。
(32) 陈邦青：《解放前西宁戏剧概况》，《西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5页。
(33)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页。
(34) 马德章：《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页。
(35) 廖蔼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6页。
(36) 《青海建省前的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37) 马德章：《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页。
(38) 任斌：《略论青海“山陕会馆”和山陕商帮的性质及历史作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39) 马德章：《川口山陕会馆》，《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页。
(40) 陈邦青：《解放前西宁戏剧概况》，《西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