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韩城王庄党家村，被称为“东方民居的瑰宝”，由于这几年的宣传已逐渐被人们知晓，成为陕西新的旅游景点。但从历史的真实性讲，这种定位是不准确的，是有害于党家村的可持续发展的。因为，一则，党家村不是一个自然经济的村落，党家村120个四合院，错落有致，布局精巧，特别是村中有“分银楼”“节孝祠”“崇文塔”，这在自然经济的村落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当其命名为“村”，便使得党家村与关中道成千上万的村落并没有什么区别，无法凸现党家村的历史特点和商业文化价值。二则，也不符合党家的历史真实，党家是经商发家，是商业大族。村中的“分银楼”就是党家商业致富的标志。试想当年盖一个四合院需耗银7000两。这绝不是一个农民能负担得起的。因此，我们不能从自然经济的角度为党家定位，而应重新命名为“党家大院”，突出党家的商业文化历史价值，并以“商业文化大院”的新形象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眼球。
　　让我们看一看党家的庐山真面目吧。
　　党家在韩城王庄镇党家村，也叫“党家圪崂”。由党、贾两姓构成。党家最初在甘肃敦煌居住，元朝至元二年逃难到陕西韩城，从其祖党恕轩开始迁徙到党家村定居，以农为生。党恕轩有四子，有三子留在党家村，四子一支又迂回甘肃武威。到十三代党景平手中，党家开始走上以商致富的道路。党景平在河南南阳瓦店摆摊经商，由于经营有方，赚钱发财，特别是党景平为人忠厚，做生意诚信为先。有一年一位云南客商贩运瓷器到瓦店，由于滞销卖不掉，便将货物托付给党景平，然后杳无音讯。党景平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经几年奔波终于将瓷器卖掉。七八年后云南客商返回瓦店，党景平将货款一一捧上。客商大吃一惊，说这些货我早都忘在脑后，在如此乱世还有这等忠厚可信主人。遂资助了党景平不少银两，为党家的富厚打下了基础。传到振疆、定疆、街疆、守疆这一代，党家商贸事业开始上了一个台阶，在瓦店开设“恒兴栋”“恒兴成”“恒兴柱”“恒兴永”四商号，还在韩城县城设立“永成”“恒丰”“恒升”三个当铺和“福盛成”“福德明”两个估衣铺，家业大饶。贾家其祖贾伯通，原籍山西洪洞县人，明初迁徙韩城贾村，明孝宗弘治八年，贾家五代贾连娶党家女为妻，因有“郎舅之亲”，贾家遂于明嘉靖四年移居党家村。两姓联姻，成为党家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党家商贸事业开始发展到极盛时期。到贾姓贾翼堂时，党贾两家在河南南阳郭滩镇设立总号“合兴德”，道光年间为图谋发展，又迁往当时河南商贸中转中心之一的赊旗镇，即今日之社旗县，经营范围从唐河经汉口、湖南达于广东佛山等地，并在豫、鄂、湘及唐河流域分设分支机构。经营业务是将北方的小麦、黄豆、芝麻、香油、酒、药材等贩往江南，又将江南的杉木、茶叶、夏布、瓷器、南药驮运陕西、甘肃出卖，成为宛南有名的富商巨贾。党家在社旗的势力很盛，社旗的一条街“太平街”全是党家的字号，为了运输方便，党家在唐河上拥有多艘木帆船，还专门修了社旗的唐河码头和购地500顷出租收利，业务最盛时仅“合兴德”号就拥有店员500余名；贩竹竿6万根，木材4000～5000方，年盈利30万两。社旗山陕会馆的会首叫党燕堂，就是党家“合德兴”的东家，成为社旗商界的代表。据党家的后人回忆，党家在最盛时每月都有“标银”运回党家村，“日进纹银千两”，为此党家专门修了两座“分银院”和两座“分银楼”，运回的银子，各房按股份提取，分银时不用钱秤，而是用斗量，每房用斗往家里提银子。
　　党、贾两姓在瓦店和社旗镇的生意——村人统称“河南生意”，虽然起步有迟早，创业有难易，规模有大小，但在占据优越码头、利用水运方便、瞅准商业机遇、开拓贸易范围、灵活经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外，他们都是在创业时期父子、兄弟齐上阵，有利于克服困难，统一认识和行动。如党德佩、党景平父子，党玉书、党天佑父子。两地各号几乎代代都有子孙驻商号做经理，参加决策管理，或起监督作用。兄弟同心兴业有个典型例子。瓦店永号建立之后，三代单传少亡，人力缺乏，生意疲惫，到其曾孙辈生有兄弟二人——党庸五和党慎八，决心振兴永号，相约轮番赴瓦店亲自经理，一轮三年。去时卖了本村上等地20亩，得价银2000两，同时发誓：“日后还要把这块土地赎回来！”用这些银两增添资本，兄弟每人一去三年，轮了十次，终于使永号复兴，他们也果然把那块卖掉的地赎买了回来。
　　在守成阶段则是或早或晚地转变为“合伙求财”的“股份制”经营。即西家经理和资深店员，由挣“身钱(工资)”改为参加“人股”(相对东家的“银股”而言，俗称“顶生意”)分红，让从业者的报酬同商号的盈亏直接挂钩，从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贾翼堂在创业时期就聘请同村党姓14世党玉书作掌柜，开了一个好头。参加入股的经理掌柜，有的是东家在自己了解或别人推荐的人中间聘请的；有的是由只管吃饭不挣身钱的店伙，进而挣身钱的店伙，进而“顶生意”的大店伙一步一步熬上去的。无论聘请来的，还是熬上去的，绝大部分是韩城县至本村本族的人。在河南当地雇的人多做杂役、当伙计，能熬到参加“人股”分红的可真是凤毛麟角。对东家的本金也要作“银股”按股分红。各号的东家往往不是一家，西家也往往不是一个人。谁入“银股”多少，谁入“人股”多少，各家各有其具体数目。几年结算分红、分红如何提留、各次分红的具体数字等等，这些都记载在“万金账”上。“万金账”是商号的高度机密，一般店员也见不到，更不要说外人了。
　　党家在本县城镇立号经商，从晚明以来一直未绝。特别是河南生意赚了大钱，把钱送回老家，花销后还有剩余，就设法让钱生息，有的放债，有的开铺子。他们一般没有什么开创和积累资金过程，而是一开始就采取“股份制”经营。有独资的，有合股的，还有同外村外姓人合股的。股东拿出一整笔银子，聘请有能力有经验的人作西家——掌柜，参加“人股”，马上立字号、雇伙计开张。生意赚了，按股分红，赔了东家认账。经营过的行当很多，如道光年间党族十六世二门桂号一支党遵周家的“分簿”载：他家当时就在“三合木厂”“恒兴当”“恒兴绸铺”“恒兴醋店”等四个商号有股份。“恒兴”二字可能是从河南瓦店“恒兴桂”等数家的字号上来的。
　　在城镇的商号，一直开到民国初年，人所共知的有：“恒丰当”“恒升当”“永成当”“复德明估衣铺”“复盛成估衣铺”“合心永铁铺”“合心明杂货铺”“合心泰杂货铺”“景升斋点心铺”。开在本村的有药铺、木厂、砖瓦厂，还有一个翻砂作坊。这些商号经营时间有长有短，结果有赚有赔。如“恒丰当”由四家合股，从道光以前经营到民国五年，历时近百年。“永成当”开的时间不长，以亏损停业，有人说是被西家侵吞了。
　　韩城既非交通要道，又无名牌产品，商家只能是远程购货零销，哪来巨大利润。当时的常规是，生意能有“三分”利钱就算好买卖了。因此，党家村人特别钟情于“当铺”，清末民初韩城全县七家当铺，党家就占了三家。当铺是以实物作抵押，给人们提供临时性贷款而赚取利息的商业。
　　封建社会要开当铺必得官府批准并参加官股，官、商合营。据说“恒丰当”当年就是官股、商股纹银各8000两。由于它本钱大，利息高，后台硬，自然利润厚而且有保证，成为人们最瞩目的行业。总之，党家在本县本镇的这些商业一般说都为东家赚过不少钱，是“党家大院”经济的雄厚基础。
　　党家致富后，遵循“富润屋，德润身”的古老哲学，新建由108个四合院组成的“党家大院”，后来发展为144院，成为目前陕西保存最为完好的商人住宅群。党家的四合院由门房5间、厢房8间、庭房5间和灶房、马房构成，并通过前厅背墙中心的“腰厅”，使几个院落连为一体。另外还修了祠堂、暗道、看家楼、节孝牌楼等。其整个村落建筑宏大，占地63亩。现住360户人家，村内巷道纵横，各种木雕、砖雕、石雕美轮美奂，各个四合院又根据主人身份不同，有不同的门楣，如“进士第”“太史第”“文林第”等。为了防盗，党家在村内巷道又建有“哨门”，每当天黑，放下哨门，就会将几个院落围在其中。1851年又建成与村落相连的堡寨，形成“村寨合一”的建筑格局。据党家后人回忆，当时修一院四合费银在千两以上。足见当家财力雄厚。党家大院被称为“东方民居的活化石”，日本建筑学会、农村计划委员会长、工学博士青木正夫，在考察党家大院时，因兴奋过度，竟然死在了党家村。
　　注重教育是党家的突出家风。在党家几百年的发展史中，出过5个举人，44个秀才，全村半数以上人家通过考试和捐输享有功名，其中著名者为党蒙，由举人考中进士，被慈禧点为翰林，因文字很好，受慈禧赏识，党家院落的“福”字即为党蒙恳请慈禧所题。为了提携教育，党家还在村东修了一座7层高的“文星阁”，成为全村最高的建筑，并将村中进学中举者的事迹刻于塔内，以激励后生。文星阁建于村子东南，朝向西北，面对村庄，是一座六棱六层塔形建筑。高十二丈余，周长四丈多。顶盖将军盔式，尖而峭，上有宝顶，六根铁绳从顶下牵起六角飞檐，飞檐末端各垂一只大铁铃，阁高风急铃摆，时常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二层以上每层三面皆有窗，正面窗户略大，配有匾额，相邻两侧则为砖砌圆窗。通体挺拔峻峭，颇像《封神演义》中的托塔天王李靖手中镇妖的宝塔。阁下入口处建有小亭，小亭屋面三面起坡，斜脊鸱吻，筒瓦包沟。亭下正面两根红色明柱，下接石雕柱础，上支饰以彩绘的檐檩、衬枋、插板，中间装有木栅门。柱上悬有木制对联：“巍焕楼台新气象；森严龛阁旧规模。”阁里各层均置有固定木梯和扶手，梯势陡峻，登时，有如古书所说：“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文星阁里祭献的对象较多，第一层门额题“文星阁”三字，门外也悬挂一副木制对联：“配地配天洋洋圣道超千古；在左在右耀耀神灵保万民。”阁里供奉至圣孔子以及被称作“十哲”的子游、子夏、冉有、子路等十位孔门高徒的牌位。二层供奉复圣颜渊，三层供奉宗圣曾参，四层供奉述圣子思和亚圣孟轲的牌位。五层供奉文昌帝君牌位。项层供的则是一手拿笔，一手执卷，正在点元的魁星爷即官名文曲星的塑像。
　　孔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文曲星是传说中主持文运的星宿，供奉他们，显示了村人崇尚文化的观念，当然也包含着盼望子弟读书做官的心态。阁各层面朝西北的窗额自下而上依次题着“大观在上”“直步青云”“文光射斗”“云霞仙路”“笔参造化”的字样，连同一层门额“文星阁”，相传是当年村里六位有功名者的墨宝。仔细品味，这些窗额都强调了读书才有前途的思想，激励子弟们努力诵读。
　　党家崇尚文化、重视科举的建筑除了文星阁以外，还在南塬上建有墨锭式砖塔一座，北塬高硷西建有毛笔形砖塔一座，北塬中心建有官帽式砖塔一座，小坡崖上建有印式砖塔一座。村东哨门和西哨门外、关帝庙前、泌阳堡上二门祠堂前各建有“惜字炉”一座，所有写有文字的纸片不得派以裱糊、包裹之类用途，更不能乱扔践踏让果真成为废品，要一律送到“惜字炉”焚化，人们偶尔在巷里路上遇到字纸，也要拣起送到炉中。
　　党家村不少四合院里刻有家训格言。大多刻在厅房屏门外边两侧墙壁上，或者厅房面对的厢房山墙上。自然有重视读书的内容，但更多的则是品德修养方面的格言警句。在党红林买的四合院内，至今保存着两组家训，供游人观赏抄写。这家四合院东边厅房的两侧，一边刻的是“无益之书勿读，无益之话勿说”，另一边刻的是“无益主事勿为，无益之人勿亲”。两边南北厢房的东墙上，又刻着两联家训，一边是“处富贵之地，要知贫贱人的苦恼；居安乐之场，要知患难人的痛痒”，另一边是“在少壮之时，要知老年人的心酸；当旁观之境，要知局内人的景观”。为什么要将这两条家训镶刻在墙上教育后人呢?这其中有两件伤心的事情，提醒党、贾两姓后裔警惕。
　　第一件伤心的事，就是河南生意的衰败。这固然是有京汉铁路建成后社旗镇水陆码头生意萧条之因，但也有党、贾个别后人过着花天酒地的公子生活，盲目委托他人经营之弊。自清朝咸丰年间分号之后，富足的党、贾两家，在党家村盖了一座座四合院，乐极生嫌，认为商人地位卑贱，便将河南商号委托他人担任掌柜经营，无人监督生意之好坏，每年只凭千里捎来的一纸书信向东家交代，利润被他人私自拿走。所以，党、贾族人为吸取这一教训，在砖墙上刻了“无益之人勿亲”的警句。
　　第二件伤心的事，就是前边“兄弟逃荒”中说过的，党恕轩兄弟讨要饭，其弟病饿而死的惨况，一代一代相传给党家后代，使其记住祖先这段心酸的历史，所以在砖墙上刻了“居安乐之场，要知患难人的痛痒”。
　　村中照壁上还有类似的家训，如“富时不俭贫时悔，见时不学用时悔，醉后失言醒时悔，健不保养病时悔”。又如：“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等。
　　中国传统的农耕自然经济生存方式在这个大院并不占有主导地位，而赚钱发财、成就事业才是党家人所追求的。这些也都充分地表明了以村庄来为党家这所群落式四合院命名，并不合适。“党家大院”的命名才能更好地层现这座朴实淳厚、浓郁儒雅、精致生动的古建筑群的历史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