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由于各个经济区域之间的自然禀赋不同，产品有别，才导致了商人在不同经济区域之间服牛格马，周流天下，贩贱鬻贵，互通有无。同时，不同经济区域之间交通运输条件的不同，也导致商人为了节省交易成本而选择最便捷的运输路线，形成特定的流通领域。同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自然和人文禀赋的不同，又会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事作风产生深刻的影响。明清之际的陕晋徽三帮商人正是基于这些条件而形成不同的贸易方式和经营模式，并形成不同的行事风格。
　　一 关中“西商”
　　陕商是以号称“渭北粮仓”的同州府商人为核心所组成的商人集团。三秦大地自然禀赋的不同和物产丰盈为陕西商帮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陕西作为西部经济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又决定了陕商以西部边贸为主要内容的流通方向和经营领域，故而被称为“西商”。
　　陕西为古雍州，地分三秦，位居西陲。皇天后土，天府之国。有秦岭一山横卧，将中国裁为南北两截，既阻挡了西伯利亚的寒流，又吸纳了南部的温湿气候，使陕西冷热相间，气候宜人。西伯利亚寒风夹带的黄土高原颗粒因秦岭阻挡沉淀在关中平原，颗粒饱满，间隔均匀，吸附力强，适宜植物根系向下生长，使关中厥土黄壤，沃野千里，一马平川，自古有素称发达的农业资源。又有黄河最大支流渭河贯穿全境，一流东去吸纳泾、灞、浐、沣、滈、潦、橘、洛、漆、汭、汧、沮诸水，源远流长，灌溉滋润，使陕西宜于垦殖，民慕农桑，自汉唐以降便成为我国精耕农业的发祥地之一和农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秦汉时代“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①迄至明清虽斗转星移，仍是土厚民殷，夙称富庶。到明代中叶，素有“粮仓”之称的渭北各县，莫不是粮丰仓满。耀县是“创丰盈仓，积粟至数万石”。②渭南民亦富庶，征集10万石粮食，7天便可完成。③富平时雨灌溉，绿野平壤，仅曲流川方圆百里产粮达10余万石。④西安府更是位列全国产粮区前茅，万历年间《大明一统志》对全国260个府按税粮多寡排名次，西安府位列全国第四，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⑤；正统五年(1440)督同郑铭奏“西安府仓贮二十二万四千九百六十石……仓廪不足，恐其泡烂，请增其廒，时边储充盈如此”；⑥永乐中陕西监察御史魏源向中央报告说：“陕西布政司、都司所属现积仓粮干九十八万四千二百五十五石有奇，以官军棒粮计之，足支十年。”⑦不独关中产粮区是如此，边卫各府县也是仓廒充盈，库可流脂。明初河州“有屯粮多至二万六百八十石”，不仅满足了自身需要，还开始输出粮储“麦豆杂粮运载驴驮以往西宁者，不绝于路”。⑧正统二年(1437)陕西巡抚罗汝敬奏：“宁夏地滨黄河，资其灌溉，旱涝俱收……所积仓粮亦足宁夏军马三年之用。”⑨就连一向缺粮的陕北也是堡寨星罗，粒米狼藉。仅“真宁(即定边县)县仓有十余万石，恐化为尘，或充军或贷民，而易其新”。⑩就是这一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明清陕西商人力农致富，“积粟换引”，走上大规模贩运道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活脱脱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产生最早的陕西商帮，并使渭北的同州府商人成为陕西商帮的核心集团。
　　陕西上控甘陇，下连巴蜀，东通豫晋，北走鄂楚，是连接东部与西部的交通枢纽，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虽说宋元后陕西因国都东移而被边缘化，但依然是西部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这种地缘优势，自明代以来由于陕西布政使司管辖着西北的广大区域使陕西商人将西北视为自己的后花园和贸易领地，基本上主导着西北的商品贸易。明代以来经天水、平凉到兰州的贸易基本上掌握在陕商手中，兰州的典当、药材、水烟、皮货、木材主要由陕商经营，他们沿丝绸之路将商贸推广到甘州、凉州，在陕西被称为“陇客”。1867年左宗棠征西，陕西商人又随左宗棠“赶大营”进入新疆，在新疆的国药、饮食、皮毛、茶叶等领域一帮做大，连乌鲁木齐都是陕西人命名的，叫“红城子”。然后他们沿新疆南北两路，将生意扩大到北疆的塔城和南疆的伊犁，正如《新疆图志·商务志》所记载的那样：“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商人多出焉。”就连新疆奇台县清代的第一任县令还是由陕西商人郭维康担任的。(11)
　　进入清代初年，陕西商人在扬州“反清复明”，将资金全部撤向四川，由于“川人不谙贸易”，他们几乎包揽了清初四川的全部商贸活动，致使“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商”，他们在陕西被称为“川客”。然后他们为贩茶叶和药材又从雅安到康定、巴塘、昌都，使川南商贸经营几乎为陕商垄断。当地流传的民谣就是：“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他们在陕西被称为“炉客”(因明代康定叫打箭炉)。清代中叶，陕西商人开发自贡井盐，在清政府“川盐入黔”管理体制下，陕西商人又携带盐斤经贵州茅台镇到贵阳，由于陕西商人多集聚茅台镇贩盐，使茅台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为“陕商之镇”，简称“商镇”，直到1867年陕西回民起义，陕西商人从茅台全部撤资，茅台镇才恢复现在的称谓。(12)在茅台镇，陕西商人高绍棠与川人李友四堂合办的“协兴”盐号，72家分号从茅台一字排到贵阳，使贵阳直到近代社会，盐业贸易一直掌握在陕商手中。到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截断江南盐路，清政府又令“川盐济楚”，陕西商人又携带盐斤，沿长江进入湖北、湖南，在鄂、湘的布匹、茶叶、烟草领域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当地人都称他们为“西商”、“西帮”或“西客”，这就是明清中国商界有所谓“西商南贾”说法中“西商”的由来。
　　陕西四塞雄封，北有胡苑之利。陇青和塞北高原天宽地阔，山高水长，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产区。早在秦汉时代这一地区便与陕西习俗趋同，司马迁说“天水、陇西、北地写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13)这种地缘优势，又使陕西处于内陆农牧经济区与边疆畜牧经济区交换的最前端，按治商业史学者的意见，世界上的大商人一般都出在孤岛和草原这些产品极其单一的地区，陕西正是这样的地区。所以从秦汉时代起，陕西用中原地区的农副产品交换草原的畜牧产品，便成为中国古代中西部经济的主要特色，故“西北贾多秦人”。(14)
　　而陕西被山带河，南有巴蜀之饶，自古以来有很好的植被并蕴藏着丰富的物产。周原芜芜，如荼如饴。关中渭河上游的陇山，遍地都是森林，入陕后北有梁山，其有“松柏之塞”、“桃林之塞”，森林面积十分广大；南有秦岭巴山，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有山全是海，无处不生林，蕴藏着丰富的森林植被。山林川谷美，天然之利多，厚重的森林覆盖使陕西物产丰富，秦巴山区“老林之中，其地辽阔，其所产铁、磺、竹、箭、木耳、石菌”(15)，秦岭巴山、横山山脉均有广大煤层；它如蓝田之玉，南郑之金沙，旬阳之钻，镇安之铜，略阳之汞，河阳之铁，大荔之盐以及延长附近之石油矿，蕴蓄之富，为举世所瞩目。而且，陕西各地山中盛产药材，多至数百种。这些丰富的物产为明清陕西商人通过组织本土特色产品与其他地区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贩运贸易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加之，陕西是千年帝都，集聚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在明清之际形成了极为难得的技术密集优势，使陕西商人通过独有的技术领先，将本土的资源优势加工转化为产品优势，生产制造出闻名全国的“西口皮货”、“西口药材”、“西口水烟”、“泾阳青砖”的名特产品，并将其贩运全国，这就使陕西商人不是单纯的贩运商人，而是集采购、加工、运销于一身，产销并重、工商并举的复合型实业型商帮，这正是明清时期陕西商帮与其他单纯贩运型商帮最主要的区别。对此，中国区域经济史泰斗、厦门大学教授傅衣凌先生有极为精当的分析，他在名著《明清时代商业与商人资本》一书中分析说：“我疑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是将农业上的优势转化为商业上的优势，他们是将本地的原料加工成产品转运到全国各地去的。”(16)这正是陕西商帮与晋商和徽商相区别的地方。
　　二 晋中“北商”
　　严格地讲，晋商不属于“西商”的范畴，准确地讲晋商应该是“北商”。因为山西在陕西之东，地处祖国北部，而明清晋商活动的范围也主要在出张家口以北的包头前套地区以及沿蒙古草原南端趋新疆到恰克图和西伯利亚。对此，《新疆图志·商务志》有明晰的分别：“其东北自归绥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但由于晋商产生的核心区晋中地区与陕商产生的核心区渭南地区隔河相望，同属炎黄文化圈，两地人民习俗相同，文化相似，又有历史上的秦晋之好，南方人很难将其区别开来，故才统称其为“西商”。山西的晋中地区与陕西的关中地区一样，也是明清出产商人的地方。
　　晋中地区是山多地少、地辟人贫的山西少有的一片沃土。汾河流域是精耕农业的主要区域。明代后期，晋中的农业生产恢复较好，特别是万历年间，开始学种棉花和织布。太原府南平川各县如平遥、太谷、榆次、祁县、徐沟、汾阳、孝义等县乡“无不纺织之家”；孝义县“男女皆能纺织，所制棉布鬻于西北州县外，而棉花则出真定等处，经平遥东来，南行灵、隰”。(17)此外明代介休的陶瓷、琉璃制造业，平遥的颜料、瓮布、丝绢、麻履、毡帽已有一定规模，这些手工业的发展为晋商的崛起准备了条件。加之，晋中是山西交通道路纵横交错之处，从元代开通北京至陕西的官道，明代迁都北京，使晋中在交通和商品流通中的位置更显重要。从灵石、介休到平遥、祁县、太谷、榆次，以至孝义、汾阳、文水、交城，都处于交通的大十字上，北路的忻州等地也处于通往边镇和边地的要路上，所有贩卖粮、棉、布、丝、盐、茶、铁、畜产品和其他百货的运输都要途经这些地方，使这一带县城和交通要道上的集镇迅速发展起来，有不少城镇成为商品集散地，如平遥在晋中最早成为棉花、旱烟、麻油等商品集散市场。祁县、太谷、榆次、介休、孝义、汾阳的情形也大体相同。介休的张兰镇、祁县的贾令镇、子洪口等从明代就因处于东西部交通的必经之地而繁荣起来。
　　从区位优势看，山西背靠蒙古草原，南接河南，右连陕西，左邻河北，位于农耕经济带与畜牧经济带的边缘地带，而这一地带自古是中国交换性最强的地区。因此，山西就自然充当了连接两大经济板块的经济联系和产品互补的角色。山西商人不失时机地抓住农耕和游牧两大区域在经济、文化互补方面的商机，在从事南北物资交流中迅速兴起。
　　山西人口繁多，物产鲜少。真正把山西人逼上经商道路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压力。明代晋省南部地狭人稠，洪武年间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400万，这个数目已经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两个省人口的总和。“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以耕也。”(18)“阳邑民多田少，靖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19)所以，晋人多商贾，起初井非是想发大财，而是仅仅为了有口饭吃。恶劣的自然环境逼出了一大批山西商贾，才是山西商人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但环境恶劣并不必然产生商贾，很可能会产生安贫乐道。问题在于从明代起山西人就形成了外出经商的社会风气。风俗移人，贤者不免。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贸易。”(20)晋中从明代就有“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开个茶票庄”的谚语。太谷就有12岁不出去经商会被人瞧不起的风俗，认为那是“吃祖宗饭，在家看老婆”。市场利益的强力驱动，促成了山西形成弃儒就商的风气。所以，山西在明清“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社会氛围下，能够形成“聪明俊俏子弟一等者经商，二等者务农，三等者读书”的社会职业排序，在当时是不很多见的特例，具有开社会风气之先的意义。在明清的山西将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传统颠倒过来，“学而优则商”，才造就了一大批富商巨贾，造就了精明、诚信的晋商群体。
　　山西地非良土，物产不丰，这便注定了晋商不可能主要从事本土加工型生产，他们只能走出去，在全国寻找供需不同，调剂余缺，贵贱有别，贩贱鬻贵的市场商机，赚取地区、季节差价的中间利润。明代时，晋商主要是在江南贩布，到闽粤贩茶，去东北贩皮货，进行异地商品转换。由于自己没有资源，使他们搜取利源的范围越来越大，走得越来越远。清代初年，他们将湖北羊楼峒所产的茶叶捆绑到汉口，加工成砖茶，贩运到家乡，再出张家口贩运到包头的口外地区，或是从蒙古草原南端到新疆的巴尔喀什台再到恰克图直至中亚西亚，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他们是中国明清十大商帮中涉远性最强的一个商帮。清代末年后，他们又从典当、账局创造性地发展了票号，主要从事全国金融流通和区域资金调剂，从实体经济完全转向了虚体经济，接近了现代经济的前沿，这是晋商的前瞻性聪明眼光，也是晋商与陕商和徽商最大的区别。
　　有趣的是，明代初年陕西是接受山西移民较多的地区，所以，许多山西商人是在陕西发的财。清代陕西的陕北商业基本上掌握在晋商手中；仅在西安经商的山西临县人就有3万多人，他们在西安一地就办有东、西两个山西会馆，一个在东关，一个在西关，一地同乡两会馆，这在中国会馆史上是不多见的，足见西安的山西商人之多；陕西三原城隍庙旁一条街住的全是山西卷布技师，故称“山西街”。山西临晋县商人王璋，12岁到陕西眉县齐镇经商，赚了大把银钱，齐镇一条街都是他的字号，后来因为经营不善，亏本破产，自己背着一副毡片回到家乡，不久就去世了。(21)但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在陕西还是赚了钱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批山西商人经风陵渡归乡，由于他们赚取的财物太多，用木船摆渡，足足运了两年，才转运完毕，使风陵渡河滩几乎成了“万国博览会”。(22)
　　三 皖中“南商”
　　明清两朝，徽商曾执中国商界牛耳数百年。但与陕商和晋商产生不同，陕商是源于丰富的物产和地缘优势以及明代“开中制”的风云际会；晋商是源于人口压力和地缘优越。而徽商的产生则完全是地理和人口双重压力挤压的结果。
　　徽商故里徽州正好处在皖南盆地中心，但却没有陕商关中、晋商晋中那么幸运。皖中徽州四面环山，崇山峻岭环峙列布，境内丘陵广连，谷地及盆地被穿割围合，散落成若干自然群落，使徽州山险土瘠。徽人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8记载：“徽之为郡……即山为城，因溪为隍。百城襟带，三面距江。地势斗绝，山川雄深。自睦至歙，皆鸟道萦纡。两旁峭壁，仅通单车。”由于自然闭塞，陆路交通不便，唯新安江一水可通界外。新安江涵养了徽州半数以上的土地，徽州一府六县除婺源外都属于或部分属于该河流域。“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新安江东流至街口直奔浙江省而去，最终流入杭州湾。新安江作为徽商通往江浙地区的水路通道起过重要历史作用，因此被誉为徽州人民的母亲河。徽州为皖南山区，山高坡陡，可耕地面积非常之少，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由于田地贫瘠，所产至薄，且农人终年劳作，往往用力过倍而所入不当他郡之半，“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23)北宋宣歙观察使卢坦就讲过：“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民益困矣。”(24)
　　徽州原系古山越人的栖居地，晋末、唐末及宋代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徽州输入了大量人口。南迁的北人，各家族又竞相繁衍人丁，使徽州人口急剧增长，田地拓展甚难，人均耕地骤减，导致古徽州粮食紧缺，地少人多，田不养人，自然条件的贫瘠和人口压力的双刃剑，迫使徽州人不得不走上以商求富的经商道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涉外经商是徽州人唯一的出路。徽商吴中孚在《徽商便览·缘起》中就指出，徽商离家“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从而使徽州形成“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的局面，崛起了在明清商界称雄三四百年的徽商。
　　徽州属于黄山林区，原始的森林覆盖使徽人“勤于山伐”。徽州的杉木、楠木是享誉全国的优质木材，不仅可用于建筑，还可用来制墨。徽州高山云雾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赋予徽州茶叶最佳品质，祁红、屯绿、毛峰皆是知名品牌。这种自然禀赋，使徽商最早的经营品种是用本地的山货换取外地的粮食。但徽商一旦走上经商道路后，徽州狭拙的物产无法支撑徽商大规模的发展，徽商们在故里只是兴修居室、建祠修庙，极少在本土发展产业。这便决定了，徽商一旦走出徽州大山，主要从事贩运各地不同产品赚取地区差价的丰厚利润，加工产品、实行工贸结合不是徽商的特色。徽商经营业务主要集中在食盐、典当、茶叶和木材等四大领域，“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25)这里除茶叶为本土所产，木材仅一县所为，余皆都是客外经营。除盐、典、茶、木四大行业外，徽商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徽菜，以及山杂南北货、京片百货等多种多样的行业。对徽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无业不就。大体有五种经营方式：一是走贩(长途贩运)；二是囤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三是开张(广设店肆)；四是质剂(经营典当，权子母钱)；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鲜)，都是纯粹流动领域。因此，徽商是典型的纯流通性商帮，这是它与工贸并举的陕商和半工贸并举的晋商最大的一个区别。
　　徽商是江南商帮，它活动的领域也主要在江南地区。在江南“无徽不成市”、“钻天洞庭遍地微”就是讲的徽商的经营优势。因此，徽商属于江南商人，是“西商南贾”中的“南商”。正因为是“南商”，徽商更带有南方人的性格禀赋和文雅的经营形态。这一方面是因为徽商多出自关东大族之家的文风昌盛之地，“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因之，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不少徽商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还是好学不倦，“俨然有儒者气象”；富商之家，在“富而教不可缓”的同时，又毫不吝惜地捐资助学，振兴文教。另一方面，徽商行事比较文雅，明人谢肇淛认为“新安人近雅”(26)，明人汪道昆认为徽人贾与儒“迭相为用”、“转毂相巡”，清人戴震也认为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27)，这与陕商的粗犷和晋商的俭啬又形成明显的区别。
　　综上所述，可见，陕晋徽三帮的产生有许多共性的地方，他们都依仗良好的区位优势与河流。陕商有渭河，居高临下，一流东去；晋商有汾河，浇灌了晋中的土地，产粮换引；徽商有新安江，才引导徽商走出了徽州的十万大山。充分说明商品经济的文明是随着河流传播的这一规律。他们都抓住了良好的历史机遇。陕商和晋商是利用明政府的“开中制”趁势而起；徽商是利用“叶淇变法”、“花钱买引”的机遇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都从事盐、茶、布、药、木、当等民生产业，在组织不同区域产品交换中赚钱发财。但因此也包含了他们很多的不同。这种因区域文化差别产生的差异，正是中国传统商业经营多样性的正确反映。
　　①司马迁：《史记》卷6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马理：《陕西通志》卷27，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③《古今图书集成》卷495，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第1227页。
　　④田培栋：《明代陕西关中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⑤《大明一统志》卷4，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4页。
　　⑥方孔照：《全边略记》卷4，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本，第23页。
　　⑦《太宗永乐实录》卷7，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本。
　　⑧《英宗正统实录》卷33，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
　　⑨王雷鸣：《清代关中农村经济之变动及其建设西北的影响》，《西北论衡》1942年第10卷第1期。
　　⑩方孔照：《全边略记》卷4，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本，第23页。
　　(11)《陕西人清代在新疆的活动》，载《奇台文史资料》第4辑，奇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7年版，第125页。
　　(12)赵逵：《川盐古道》，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13)司马迁：《史记》卷6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14)同上。
　　(1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4，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4页。
　　(16)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业与商人资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7页。
　　(17)《孝义县志》卷2《物产民俗》，乾隆三十五年刻本，第23页。
　　(18)徐继畲：《五台新志》卷2，光绪九年五台崇实书院版，第14页。
　　(19)《太谷县志》卷2，民国20年刊本，第14页。
　　(20)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23，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5页。
　　(21)李刚：《关西重镇——齐家镇》，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页。
　　(22)《陕西的山西商人》，《山西晚报》2004年8月10日。
　　(23)《休宁县志》卷7，康熙三十二年刻本，第75页。
　　(24)《全唐文》卷497，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25)陈去病：《五石脂》卷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26)谢肇淛；《五杂俎》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7页。
　　(27)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