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中国商界，有陆商与海商之分，“山贾”与“海贩”之别。前者是指内陆商帮，他们背向海洋，主要在内地从事商贩活动；后者是指沿海商人，他们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由于活动的领域不同，也使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经营方式。如陕商、晋商多采取武装贸易的方式，多刀客、镖师，而徽商文雅，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镖局。问题是16世纪以后，西力东渐，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经营方式兴起，传统商人都必然面临转型问题，这种转变决定着传统商人的历史命运。历史上的苏商、浙商、粤商、闽商都跟上了这种历史前进的步伐，较快地完成了向近代化的转变，而陕晋徽三帮面对“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却选择了极为复杂的发展道路。陕商的脚步已经走到了海边，可他们只是欣赏了一下海边的风景，就掉头归去，踏上了传统商人的老路；晋商在同俄国商人的交往中也接触到西方新式的经营理念，可他们却用“信狗”与俄国人的“电报”进行没有丝毫希望的抗争，导致了自己的失败；最悲情的要算徽商，徽商本来是面对海洋，从事海外贸易的域外商帮，但明代中叶在“叶淇变法”的引诱下，在从事扬州盐业贸易中进行了愚蠢的转身，背对海洋，失去了转型的大好机遇，导致了自己的毁灭。个中生聚教训，极值得总结。
　　一 陕商“刀客”
　　陕商是明清时代的内陆商帮，属于“山贾”的范畴。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范围是陇、青、川、藏、蒙古、陕的西部地区。这里地处边关，戈壁瀚海，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西出长安达于陇坂，辽荒万里，堑山湮谷。由兰州西往甘凉，四面险固，皆阻大涧，朔风怒号，黄尘万里，陇上仍然是一片荒凉。出哈密而通西域，途中更是天山孱削，古垒啼乌，劲风卷地，寸草难生。更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明清时期的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风劲缺雨，春短冬长，谷粟难生，六畜不全，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清末光绪年间，光绪皇帝派翰林院大学士王培为御史到陕西考察，他考察完后递了一份折子送给皇帝，这折子叫《七笔勾》，把西部生活描写得艰苦万状：“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抽，山花无锦绣，狂风骤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没面皮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纱葛不需求，褐衫耐久留，裤腿宽而厚，破烂亦将就，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①
　　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恶劣，而且社会条件也很不安定。这里地处边关洪荒，“荒郡村烟少，频年寇骑多”，强盗蜂起，土匪横行，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货负银的商人常常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许多陕西商人就是被害死在经商的旅途之上。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有一陕西商人，年少，早驱驮布驴趋市，不久，驴回而人已被土匪格杀路旁。②铁菴《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也记载，有一西安商人在吐鲁番贩布有年，一日背褡裢骑驴外出，人驴皆被杀死在回庄外沟中。陕西边商黄台子在草原经商致富，养了百余只羊，办了货店，人们称其富，便将此地命名为“黄台子”。可不久这一消息被草原深处的土匪知道，他们趁天黑杀了黄台子，劫掠了他的羊和货店，抢了他的钱，黄台子一生的辛苦一夜之间付之东流。③这样被杀被抢被盗的悲惨经历在陕商身上不胜枚举。
　　朝邑商人张云商，在甘陇做生意，以财雄，后遭土匪抢掠，资财几尽。④西康瞻化县有一商人姓高，陕西籍，壮年经商来此，做鹿茸、麝香生意，后因迭遭匪劫，资本耗尽，流落在瞻化以为人剃头为生。山西商人周某与一陕西金商王某同行，王骑一健驴，携一从者，并骁健有勇，拳技敌十余人。同宿可卡。王携金数百两，以驴载之，步行赶驴。一早过松林，匪出劫，王与之格斗，匪怒，肢解其人与徒。⑤陕西西安巨商刘永泰与家仆进兴往广东发卖毡绒等货，大获其利，结账得银千有余两，遂与家仆收拾行李回家，被马夫杀死在回家路上。⑥
　　这些都说明，只有具备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和英勇尚武的素质，才能适应明清西部严酷贸易环境的需要，获得持久的生存和发展。
　　而陕西山高水长、土厚风刚的生态环境，长期以来造化了秦人尚气概、先勇力、忘死轻生的强悍性格，使陕西商人能够采取武装贸易的形式，在南方人视为畏途的西部贸易环境中如鱼得水，纵横驰骋了近500年之久。这在明清中国商帮史上，只有陕商与闽商，一个是陆上武装贸易集团，一个是海上武装贸易集团，其他商帮都不具备这一特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陕西沃野千里、地僻泉庞的生态环境，抚育了秦人厚重质朴、刚毅果敢、轻生重死的性格。黄土高原土脉纵横，天苍野茫，生长于其间心胸宽阔，博大劲直，无委屈忸怩之态。而且陕西群山怀抱，雄关耸峙，人生其间羽化山川气象，骨鲠成性，多坚强刚勇。加上陕西水深土厚、生存艰难的求生环境，也形成秦人轻生重死、亡命天涯的强悍性格。这些使得陕西商人可以坦然面对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投荒，取得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朱子诗传》所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
　　而且，陕西自商鞅变法以来，虎狼文化，寓兵于农，形成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尚武精神，“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加之陕西自周秦汉唐以来，为都会所在，更形成秦人粗犷强悍的性格。亦如顾炎武所言：“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大明为盛，大明兵备之制，将士之勇陕西为盛，况设百二之险，地藏九死之区。”⑦
　　这便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西部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⑧的西商形象，在兵匪出没的漫漫商路上挟货携重，扬鞭走马，奋志经营，闯荡天涯，具有武装贸易的性质。许多陕西商人本身就是武艺高强的武林高手。例如，陕商阎金，当“嘉靖三十七年，倭躏畿辅，知府石茂华发民守城，民望倭薄城率股栗，时西北贾客在扬者数百人，金召其豪共登，陴有郜某者连躬殪其渠魁，倭闻陴多塞上人，疑其矢非边外劲弓不能发，遵宵遁”。这更是杀敌护民的壮举，因此“金由是名扬江淮”。⑨明代富平大商人李月峰有一身好武艺，往来于塞北荒野中，押运粮草，手提强弓，坐骑骏马，不逞之徒，望见他纷纷逃匿。⑩高陵巨商刘锡有一次经商于漳泉，夜宿蝎蛰岭被一群强盗围住，欲砍其兄。刘锡拔刀相向，与之拼杀，掩护其兄携带货物先走，由他断后，有两个土匪头子持刀来攻，刘锡与之交战不到两个回合，便连斩二人之首于刀下，其他匪徒一哄而散。(11)三原商人温朝凤经商于四川，有一次行商于三峡中，水深浪急，有大盗数十人将他的货船团团围住，别人伏在船上不敢动弹。温朝凤挺身而出，立于船头，连毙三人，其他匪徒作鸟兽散。(12)三原商人贾云山为武林魁首，他年轻时经商为贾，遍历大江南北，入武林游览天下俊秀。武林大会壮士聚会，莫不闻公大名，纷纷交接贾云山。(13)
　　到清朝末年，陕西渭南、朝邑一带的关中刀客，也加入了陕商队伍，他们为陕西商人看家护院，押送银两，提供经济保安服务。著名者如朝邑刀客有王振乾，是陕晋甘三省的刀客首领，党羽遍布各县，尤以陕东十几县为多。后来，王狮子被捕，临刑前，刽子手问有何要求，王狮子看时辰尚早，大呼：拿酒来，让我打一圈通关。逢人来了个十五贯，竟没输一拳。他揶揄：凭这本事还想跟老子较量，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三碗酒下肚，嘴一抹，大叫：美扎了，摔碗，头也不回，高唱《斩单童》，大步走向刑场。刀客们多讲“义气”，共同遵守一句约法“光棍犯法，自绑自杀”。(14)《渭南县志》记载，刀客头赵银娃手下的刀客阳生，因做了坏事，赵就对他说：“你知道的，该怎么办!”随即给小刀一把，令其自处，阳生坦然回答：“大哥你要活的，还是要死的?”说着，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两片肉，撂到地上喂狗吃，很是表现了陕西商人豪爽大气的性格。
　　尽管陕商负气尚勇，威武雄壮，但他们毕竟是传统商人，对行将到来的商海风云变幻，反应并不灵敏。清代，陕西商人的生意已经做到了海边，他们在苏州贩布，贩皮货；在泉漳做瓷器生意；在佛山做铁器买卖；在上海做水烟生意，已经感受到海洋文明的阵阵潮汐。清代旅居苏州的陕西商人已经感受到不同于以往的商海新信息。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中说：“吴门为泰伯委地，有季扎粱伯鸾遗风，现以财赋雄东南，人情日趋于华靡，日异月新矣。吾乡人耳濡目染，得无有是效者乎!”(15)但在黄土地生长惯了的人，对海洋是陌生的，他们最多是对海洋的景致发几声感慨，然后扭过头去，又走上传统经商的道路，没有引起丝毫的变化。所以，陕商没有完成自己向现代商人的转型，没有接触到现代经营方式，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他们无法避免的历史悲剧。
　　二 晋商“镖师”
　　晋商也是内陆性商帮，也属于“山贾”范畴。晋商明清之际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内蒙古、新疆以至于中亚西亚，他们被称为旅蒙商。当年山西商人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不论走哪条路，首先都要穿过横亘在那里的长城设置的一系列关口。位于太行山脉之中的雁门关，是山西商人走西口的必经之路，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又往往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跋涉。固关是山西东北部的一座门户。通过固关关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铺成，由于往来人员车马川流不息，年长日久，甚至在这些青石上，轧出了几寸深的车辙印。出雁门关往北不到100公里，有个村子叫歧道地。在村子边有两条大路，一条通往杀虎口，一条通往张家口。虽然两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漫漫长途到底该往哪儿走呢?他们到这儿就扔鞋板儿，把这个鞋一脱一扔，扔在哪边就走哪边，好与坏他们都走在那头儿。
　　不光旅途艰难，而且当年这里属于化外地区，被称为“口外”，常常是一些土匪、恶棍的藏身之地，流寇猖獗，道光十一年(1831)“胡咏芝前辈扶柩南归，行李。家眷，雇一人船，颇挟重资闻昨已被抢劫，闻之可惨”(16)；道光十六年(1836)前任提督戴人回京，于十月行至韶关上南雄附近地方，被贼匪百余人，劫去行李什物；道光十七年(1837)前任顺德县鹿钟之及谢牧之，于四月初一日，在省起程回籍……于初七日，在英德县地方……计失金叶、珠宝、衣物等赃，约值银50余万两。(17)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地方官员经过这些地方尚且如此，普通商人就更觉旅途凶险、行旅艰难。八国联军侵入京津时晋商“蔚盛厚票号伙友携账和银两在逃回平遥的途中至保定银两账簿被完全抢去”。蔚丰厚票号“起十万现银回家，行至彰仪门，全行覆没”。(18)有的晋商说：“迁京津东省一带，失款之状，更令人毛发森竖。”在这种严酷的治安环境下经商，要流通大量的资金，“非有特殊武艺之人一路护卫势难保行旅平安”。所以，晋商在经营中，不得不请镖局的武艺高强之人，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晋商不像陕商那样亲自操戈，而是雇请镖局进行保护，这是晋商作为商人的一种聪明的设计。
　　镖局在山西商人活动的地方开设较多。据卫聚贤推断，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轼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19)镖局不论何时开设，山西人业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有“三合镖局”，王福元在内蒙古三岔河开办有“兴元镖局”。此外还有“志一堂”、“长胜”、“无敌”等镖局。太谷的车毅斋、祁县的戴二间等都是有名的镖师。据说，车毅斋的徒弟李复祯出师后经常保镖于京津及辽宁一带。光绪三十年(1904年)，李复祯带领弟子为太谷县王庄富商保镖，从北京至行唐、灵寿，路经十八盘时，曾与劫匪黑老鸦交手。二人交手几个回合，黑老鸦不敌李复祯，众歹徒见状，呼啸四散，从此灵寿至十八盘商旅一路平安无事。(20)
　　晚清时，山西祁县史氏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氏开办的复盛公商号，都是塞外著名的大商号，但其运货驮队曾多次在内蒙古草原被土匪抢掠，造成很大损失。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其人武艺高强，伸臂可举牛犊，起脚能踢伤烈马，摔跤赢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杨。他把不少厅、旗衙役捕快收为徒弟，又充当官吏的保镖。他的公开身份是摔跤王、拳师，暗中却与响马贼寇勾结，作恶多端。史、乔等商家深受其勒索、敲诈之害，曾多次雇请名镖师惩治其人，岂料那些镖师都被流矢儿打得落花流水。后来两商家闻说祁县戴氏心意拳传人戴奎乃是武林高手，便派一名叫二旦的商人去见戴奎，将史、乔二商在外受害之事禀告，待戴奎听得怒形于色，请他出山相助，谁知戴奎一言不发，竟将二旦连人带礼推出家门。二旦无奈，只好重返包头。走到杀虎口被一群土匪围住，要留下千两买路银，否则暴尸荒野。正在危难之际，戴奎一人闯进圈里，三拳两脚撂倒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走出数里，又被一群土匪拦住，又要买路钱，领头的自称是流矢儿的大弟子飞骆驼。戴奎一听是流矢儿的人，怒起心头，一挟一跃先将二旦放在临近屋顶，随后飘然落地，几个回合便将飞骆驼打翻在地。众匪纷纷逃窜，戴奎对瘫在地上的飞骆驼说：“我是祁县戴奎，不服气就到包头找我。”不出五天，流矢儿战书传到戴奎手中，誓与戴奎决一雌雄。决战的结果是，戴奎拿出戴家绝招，将流矢儿打倒在地。流矢儿回到家，没出七天就命归西天。消息传到包头，轻财好义的戴奎辞掉史、乔二家谢礼，返回了祁县。(21)
　　尽管晋商在旅蒙的商路上所向披靡，但由于思想僵化，他们对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反应也十分迟钝。晋商在蒙古与俄国商人的贸易中，了解到西方人的经营方式，尤其是清末，山西人办票号已经受到西方银行和大清银行的挤压，看到银行在汇通资金方面比票号更有优越性，蔚丰厚票号北京地区经理李宏龄在《同舟忠告》发出“票号像一叶小舟，在商海中飘荡，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22)的忠告，呼吁票号进行银行改组，这是晋商中极为难得的精英。可远离京津的太谷管理总号，认为李宏龄是怀有野心，想浑水摸鱼，拒绝了改组的要求，结果在西方银行和大清银行的双重打击下，也很快遭受了失败。因此，晋商也没有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型，死在了辛亥革命的前夜。
　　三 徽商“侠骨”
　　徽商是由海商转化为陆商的。虽然徽商活动的区域主要是江南地区，那里由于是财赋重地，国家重兵弹压，社会治安要比北方好得多。但商路就是财路，商人依然是盗贼劫掠的主要对象。明代徽人吴中孚撰写的《士商规要》，就对徽商经商路上的各种风险有详细的说明：“夫人之于生意也，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资囊些少，必以趋疾为先。但凡远出，必须告行，搭伴同行，必以合契……未出门户，非仆妻不可近言。既离家庭，奔程途而贵乎神途。若搭人小船，不可出头露面，犹恐船夫相识，认是买货之人。陆路而行，切休奢侈。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持，岂宜相托舟子车家。早歇迟行，逢市可住。车前桅后，最要关防，中途逢花，慎勿沾惹，中途搭伴，切认提防。”(23)
　　对于徽商而言，外出行商，经常会遇逢道路不靖，响马劫夺。《怀秋集》中记载，万历时期南直隶休宁县商人程宗猷，青年时“祖付三千”命其出外经商，但他却携带钱财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学习武艺，尤其是少林棍法出神入化。出嵩山少林寺后因资财用尽，害怕祖父责备而惧归，后由父亲遣人找回。后在随父挟重资到北京经商途中遇到响马贼，冲斗独敌数十人，化险为夷，迫使响马将资财归还。(24)此种“响马”为北方治安之一大弊害，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指出：“窃谓此地为畿辅要害，而去州县稍远，响马大伙多盘踞其中。无守令弹压，任丘各大家，又为之窝主，几不可诘问。”(25)可见，在明清时代，徽商在外出经商时，常常历经艰险。特别是在盗匪横行的地区，往往需要加强自我保护。对此，复旦大学的王振忠先生有所研究，他在引用清人徐野君所作的《汪十四传》中，记载了徽商侠骨柔肠的精彩故事：汪十四者，新安人也，“善骑射，有燕赵之风。时游西蜀，蜀中山川险阻，多相聚为盗。凡经商往来于兹者，多辄被劫掠，闻汪十四名，咸罗拜马前求护。汪许之，遂与数百人俱拥骑而行，闻山上嚆矢声，汪即弯弓相向，与箭锋相触空中折堕，以故绿林甚畏之，商贾尽得数倍利”。完全是职业镖师。后因年老归乡，他去后，“往来川中者，尽被剽掠，山径不通，乃踉跄走新安，罗拜于门外，曰：‘愿乞壮士重过西川，俾啸聚之徒大不得志于我旅人也，壮夫其许之乎?’时汪十四雄心不死，曰：‘诺!’大笑出门，挟弓矢连骑而去，于是重山叠岭之间，复有汪之马迹焉。绿林闻之，咸惊悸”。(26)除了行商外，徽商坐贾也经常受到地痞流氓的骚扰。譬如，明代嘉定南翔徽商丛集，从事棉布贩卖，万历中，徽商受“无赖蚕食，稍稍徙避，而镇遂衰落”。现存的苏州府碑刻中仍有《禁止地匪棍徒向安徽码头及凉亭晒场作践滋扰碑》、《吴县禁止各船户在安徽码头楼下砌墙摆摊并添竖柱阻碍船户上下之路碑》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徽州客商在异地所受的滋扰。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为保护自身的权益不受侵害，往往亦须习练武术以求自卫。明代徽商程天宠，“挈重赀，贾浯溪，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读孙吴兵法，日与诸豪士试剑校射”。(27)许承尧《歙事闲谭》也记载：“汪霖……尝游武林之西湖，众无赖子弟数十百人，方劫持一新安客，势汹汹张甚。君视之，故人也。怒，奋臂直入，翼故人纵横出。数十百人，咸自荡击颠踣，有僵不能起者。”这些，都是徽商习武御侮的例子。(28)
　　商界也是江湖，投身商界，亦即闯荡江湖。在明清之际社会治安不靖、盗贼蜂起的社会条件下各地商帮此起彼伏，行商坐贾长途贩运、以有易无。为了保证商业贸易的正常运转，一些商人不得不苦练本领，或雇佣武艺高强者保护自己。这里陕晋徽帮都具有尚气概、先勇力的特点。但徽商与陕商、晋商比较起来，由于是江南商帮，文弱大于强横，始终没有形成像陕商与晋商那样的镖局组织。这一方面与当时南北方社会治安环境有所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南北方人的性格与气质不同不无关系。清代有人曾撰文对此有所分析：“南北之区分，究以北地为胜，其中有关乎天时地利者，非人力所能为也。盖以燕赵齐秦之郊，多豪侠奇绝之士，且北地苦寒，生于其间者，筋骨实较南方为强，而饮料食物之中，米与麦又大有悬殊。吾尝周历幽燕长城诸地，广漠平原，一望无垠，每至秋冬之交，而南人之初至其境者，已有瑟缩萧索之意，迄至北风怒号，寒飙裂骨，南人之不能撑支，更无论矣。北人则习惯成性，毫无畏缩，虽层冰盈丈，雪花如掌，而鞍马纵横自豪，此北方人之筋骨较诸南人为强健者，乃天演界中之生成的优势，不可讳也。益以北地最重镖客，人之所以此谋生活者不可胜数，因其地绿林豪客，所在多有，其中盗首贼魁，亦常有挟奇技异能者，不可以寻常视之。而商贾之出于其途，欲保持其财物者，势不能不顾聘镖客。”(29)这种分析虽然有重北轻南之嫌，但基本上说的是实情。
　　徽商尽管为了保护他们经营和顺投身武林，习武练功，但与他们的前辈比较起来，已不能同日而语。徽商最早是海商，其前辈汪直本身就是海盗，在泉漳一带，贩卖宝货，劫持行旅，较早与海洋文化接触，完全可以投身海洋的怀抱，完成自身的近代转型。可遗憾的是，明代中叶“叶淇变法”，花钱即可在官府买盐引，在盐业重利诱导下，徽商从海洋转身陆地，将大量贩海贸易资金转向内陆食盐投资，成为内陆最大商帮，从此背向大海，再也没有接近海洋，失去了转化为近代商人的历史机遇，这是徽商没有完成向近代化转型最大的憾事。
　　① 《定边县志》卷4《艺文志》，嘉庆十四年刻本，第36页。
　　②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29，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5页。
　　③萧雄：《沙原三千里》，《西北论衡》1942年第1期。
　　④《朝邑县志》卷2，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⑤王川：《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⑥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1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7页。
　　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2，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页。
　　⑧《华阴县志》卷2，乾隆五十三年刻本，第17页。
　　⑨《扬州府志》卷52，嘉庆十五年刻本，第76页。
　　⑩李因笃：《受棋堂集》卷4，关中丛书刻本，第23页。
　　(11)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12)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关中丛书刻本，第3页。
　　(13)来俨然：《自喻堂集》卷1，关中丛书刻本，第3页。
　　(14)《关中刀客》，《华商论坛》2007年4月28日。
　　(15)《新修陕西会馆记》，裁《江苏省明清以来工商碑刻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7页。
　　(16)《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4页。
　　(17)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47页。
　　(18)李宏龄：《同舟忠告》，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19)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20)曹继植：《戴拳师除霸护商贾》，《文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1)曹继植：《戴誉师除霸护商贾》，《文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2)李宏龄：《同舟忠告》，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23)吴中孚；《商贾便览》卷1《江湖必读原书》，陕西省档案馆藏本，第7页。
　　(24)王振忠：《少林武术与徽商及明清以还的徽州社会》，《徽学》2005年第3卷。
　　(25)同上。
　　(26)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29页。
　　(27)王振忠：《少林武术与徽商及明清以还的徽州社会》，《徽学》2005年第3卷。
　　(28)同上。
　　(29)尊我斋主人：《少林拳术秘诀》，文趟子拳研究会藏本，第10章，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