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回到西安前夕，陕西地下党遭到一次大破坏，以致三年多时间，省委没有真正恢复起来。这次大破坏，是由于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省委常委、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被捕叛变而造成的。

　　7月28日，袁岳栋、杜衡、贾拓夫及高岗四人，来到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街福盛楼饭馆，以聚餐作掩护，研究杨虎城部王泰吉率骑兵团耀县起义失败后的有关问题。饭间，被叛徒发现，国民党特务尾随而来，贾拓夫、高岗寻机逃脱，袁岳栋、杜衡当场被捕。袁、杜二人被捕后即叛变投敌，全部供出了陕西地下党的组织状况，供出了省委及其下属组织领导人姓名和活动地点，供出了红二十六军和王泰吉起义等有关重大党内机密。接着，袁、杜二人带领国民党军警、特务，四处寻找并当场指认抓捕革命同志，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相继被捕入狱，陕西关中、甘肃陇东等地地下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突如其来的腥风血雨一时笼罩在陕甘地区。

　　袁、杜二人被捕以后，脱险的高岗去了照金，贾拓夫得知汪锋回到西安，住进东大街振华旅馆，当即指令中共西安市委负责组织工作的薛和昉，立即通知汪锋迅速转移。汪锋即刻从振华旅馆搬到阎揆要家中，同妻子和刚刚出生两个半月的儿子小广仁住在阎家。特务前来阎家搜查，遭阎妻训斥，不得入门，汪锋才免遭劫难。

　　省委破坏后，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刘映胜立即由渭北返回西安，同李冲霄、张鼎安、雷振东等一起着手组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一天，贾拓夫又通过薛和昉通知汪锋，前往西安东木头市印花布园胡同一个秘密地点去约见。贾拓夫告诉汪锋，自己要去上海中央局汇报工作，马上离开西安，要汪锋多加小心提防，注意疗伤。汪锋则说：“叛徒认识我，在西安不方便，我想去陕南找张汉民团长，抓好警卫团党的工作。”贾拓夫表态说：“要去陕南，最好去找刘映胜和李冲霄、张鼎安他们商量决定。”汪锋找到刘映胜，表示了要去陕南的愿望。刘表示同意，还告诉汪锋：“袁、杜叛变了，和陕南的线也断了，陕南特委可能还存在，你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陕南进行巡视，找到杨珊，你们一起抓好陕南汉中和安康两地的工作，重点做好军队内部党的工作。”①

　　汉中和安康，位于陕西省南部，地处秦巴山地，辖区23个县市，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与川、鄂、甘三省毗邻，长江的两大支流汉江、嘉陵江流经其境。战国时期，汉中、安康连同湖北的上庸、房陵等地，同属楚国一郡，名为汉中郡，治所在今安康城北。秦灭楚后，仍沿袭汉中郡名称。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年间，汉中郡治所迁至今汉中市。安康原名安阳，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以安宁太康之意，改名安康，属魏兴郡，治所在今汉阴县城。明为兴安州，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改名兴安府，并于城郭设安康县。辛亥革命时，撤兴安府，保留安康县。及至全国解放以后设安康地区，今为安康市。

　　汉中、安康两地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特别是汉中盆地更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早于四川称“天府之国”。美丽富饶的汉中盆地，奠基了汉家数百年伟业，成为汉文化的发祥地，留下了刘邦古汉台、张骞墓、蔡伦龙亭侯封地、萧何山河堰、张良庙、韩信拜将坛、褒斜古栈道等丰富的汉文化历史遗迹。从这里演绎出来的诸葛亮六出祁山、北出五丈原、制造木牛流马、空城计抚琴吓退司马懿等历史故事，流传了近两千年，至今不衰。

　　汉中、安康两地，早在1920年前后就有一批在西安、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求学、办报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五卅运动前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相继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回乡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建立组织。1927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了中共陕南特委，开始统一领导两地区党的工作。

　　8月15日左右，贾拓夫离开西安，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不几天，汪锋也离开妻儿，前往汉中，寻找中共陕南特委。

　　8月中旬的陕西，虽然是立秋之后，火辣辣的太阳仍然当空高照，伏暑难消，秋庄稼在烈日的暴晒下无精打采，低头弯腰，秋蝉的鸣叫声，使燥热天气下的人们愈发感到烦躁不安。汪锋拖着一条没有痊愈的病腿，同张汉民警卫团来西安接兵的十几个军官一路同行，跋涉400余公里的秦岭古道，8月底到达汉中，落脚在驻防勉县武侯祠的警卫团团部，见到团长张汉民和警卫团中共组织的几位同志。一打听，才知道陕南特委书记杨珊早在端阳节过后不久，前往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和中共川陕省委，一直没有音信。事后多年才知，张国焘曾亲自出面接见了杨珊，却得不到张国焘的信任，随后便杀害了杨珊。接着，共青团陕南特委书记李楷也去川北，至今下落不明。杨珊走后，由特委组织部长杨佑章代理陕南特委书记一职，陕南特委其他成员已经分散隐蔽，基层党组织除少数外，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在警卫团，汪锋还听到一个令他十分伤心的消息，就是红二十九军的惨痛失败，以及给陕南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

　　早在1931年七八月间，时在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的汪锋，同共青团西安市委书记陈浅伦等一起，商谈过在陕南组建红军游击队，开展川陕边游击斗争的问题。陈浅伦是汉中西乡县人，对这一问题十分感兴趣，并立刻表达了回陕南家乡完成这一使命的愿望。直到1932年1月，陈浅伦才被省委和省委军委派回陕南视察工作。3月，陈浅伦领导汉中学生运动时被捕入狱。8月，出狱后的陈浅伦担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领导川陕边游击斗争。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已经下达了在陕北组建红二十六军、在陕南组建红二十九军的任务，陕西省委把组建红二十九军的任务交给了陕南特委，由陈浅伦具体负责组建工作。时任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的汪锋与陈浅伦多有联系，传达省委、省委军委指示精神。12月中旬，汪锋去渭北三原中心县委任职，杜润滋接任省委军委书记，陈浅伦前往西乡县筹组红二十九军，创建川陕边苏区。省委还派特派孟芳洲、杨珊去陕南，改组了陕南特委，由孟芳洲任特委书记，杨珊任特委常委。

　　1933年初，省委派李艮前往陕南，参与领导创建红二十九军工作。2月13日，陈浅伦和李艮在西乡县私渡河主持召开军政大会，正式宣告陕南红军游击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陈浅伦任军长，李艮任政委，孟芳洲为军事指挥部负责人，程德章任政治部主任，杨珊接任陕南特委书记。随后，省委军委书记杜润滋，以巡视员身份也被派往红二十九军，加强领导工作。

　　从3月31日起，陕南特委、红二十九军和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在红二十九军军部驻地西乡县马儿岩召开军政联席会议，4月1日晚，原陕南红军游击支队改编的神团团首张正万暗中叛变投敌，趁红二十九军主力外出剿匪、警备空虚之机，带领叛匪冲进驻马儿岩军部，致使出席会议的红二十九军和陕南特委领导人陈浅伦、李艮、孟芳洲、杜润滋、程德章等先后落入敌手，惨遭屠杀。这次反革命叛乱事件，史称“马儿岩事变”。事变后，汉中地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汉中国民党当局大肆“反共”、“铲共”、“清共”，共有8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红军战士、苏维埃干部和群众被敌杀害，陕南红军发展和苏维埃运动遭受“灭顶”之灾，留在人民群众心中的伤痛长期挥之不去，革命形势陷入低潮。

　　听了警卫团同志有关马儿岩事变真相的诉说，汪锋对陕南革命事业遭受如此重大损失，对与之相处多时的革命同志的不幸牺牲，无比痛心，悲痛欲绝，对于红二团南下失败时，在张家坪突围负伤转移期间，曾一度想去陕南找红二十九军的想法感到十分幼稚和可笑。

　　正在这时，汪锋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刘映胜、李冲霄、张鼎安等于8月底刚刚组建起来的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于9月19日在西安市建国路东十道巷开会时，被打入临时省委内的国民党坐探告密，全体委员被捕，临时省委即遭破坏。

　　临时省委遭到破坏，汪锋和陕南党组织失去了上一级组织的领导，身处逆境的汪锋，只得独当一面地收拾“惨局”，挑起领导陕南汉中、安康两地以及驻军中党组织工作的重担。

　　汪锋在警卫团落脚了20多天，基本掌握了陕南两地的党组织现状，也感到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他与警卫团党组织取得共识：当务之急，首先是要与现存的陕南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以便恢复基层党组织，让分散、隐蔽起来的党员和人民群众，尽早看到被摧残的革命之树重新焕发出希望的生机。

　　汪锋在警卫团党组织的掩护下，于9月底走进汉中城，落脚在城内什字街附近一个秘密地点，后又移往城东南角饮马池一个邹姓党员家里，同邹的父母住在一起。后来，汪锋多次转换居住地点，先后在南关党的同情者张效良家、东关圣水寺等党的秘密联络点落脚。在汉中城内，他首先找到了陕南特委代理书记杨佑章，杨告诉了他一个新情况：杨珊是接到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邀请信去川北的，杨珊走后，没有音信，陕南特委又派特委委员王燮等一部分人员去了红四方面军，至今下落不明。杨佑章还向汪锋介绍了汉中地区的城固、洋县、勉县、西乡、褒城和汉中城内的几个学校以及勉县黄沙镇的基层组织情况。随后，在杨佑章的安排下，各县和几个学校的一些党员，轮流来到汉中城，与汪锋见面相识，汪锋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与这些同志接上关系。汪锋把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和袁岳栋、杜衡被捕叛变投敌等一些情况向陕南同志作了介绍。见面之后，汪锋先后前往几个学校和城固、洋县、褒城、黄沙镇等地进行巡视考察，实地了解基层组织状况，看望了党员同志。巡视考察后，汪锋把特委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城固、洋县、褒城、勉县等地，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处在逆境中的汉中地区党组织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恢复，有了新的起色。在驻军警卫团党组织的支持和掩护下，汪锋又先后移住褒城县杜家湾和勉县茶园子，还派共青团陕南特委委员王卓玉协助勉县县委书记殷锐开展工作。11月，汪锋亲自在勉县举办党员培训班，勉县的组织重建工作更是出现了新局面。自1933年10月到12月底，新建了黄沙、郑营、黄龙三个中共区委、九个支部，有党员134人。在恢复重建过程中，陕南同志一致要求汪锋担任陕南特委书记，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汪锋一再推辞，答应以特委负责人的身份履行特委书记职责，主持陕南特委和特委军委的工作。同时，汪锋主动切断了与中共陕西几届临时省委的联系。

　　在此期间，陕西及其外省一些因组织破坏而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前来汉中寻找党组织，汪锋为他们很快恢复了关系，安排了工作。像傅剑寒、吴鸿宾、李仁轩、林志平、白耀亭、方毅民等。

　　这年冬，从甘肃前来汉中，在陕南特委协助汪锋工作的傅剑寒，向汪锋介绍了一位从甘肃前来汉中的同志，他叫张德生，陕西榆林人，此前担任原陕西省委在兰州组建的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长。袁、杜叛变之后，陕西省委遭破坏，8月间甘宁青特委也遭破坏，特委成员遭通缉。张德生在甘肃无法立足，几经辗转，来到汉中，找到原在甘肃一起工作的傅剑寒。曾经参与组建甘宁青特委的汪锋，对张德生的身份当然十分清楚，便为张德生接上了关系，安排张德生任陕南特委组织部长一职，改名张仲房，又名老关。汪锋分工张德生主要负责地方党和学校党的工作，汪锋自己除主持特委全面工作外，主要负责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和指导驻军中的党组织工作。

　　1933年底，上海中央局派陈子敬陪同特派员刘顺元(化名溥泉)赴陕西巡视党的工作，在西安找不到陕西党组织便前来汉中联系，落脚在汪锋住过的汉中城东关联络点。陈子敬和汪锋是蓝田同乡，早已相处共事，彼此熟悉。经陈子敬介绍，汪锋和张德生分别先后与刘顺元见面，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汪、张确认了刘顺元的身份，带刘顺元同警卫团张汉民、阎揆要、史唯然、雷展如等人也见面相识。刘顺元为陕南特委与上海中央局接通了关系，从此，陕南特委便隶属于中共上海中央局。接通关系之后，1934年1月，特委成员进行了充实调整，由刘顺元担任陕南特委书记，汪锋改任常委兼特委军委书记，张德生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不久又改任宣传部长，由王克明任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吴鸿宾、史唯然任特委委员，陈子敬任巡视员。

　　汪锋在领导陕南特委的四五个月期间，一边恢复、重建党的组织，一边开展秋收抗捐斗争，利用秋收的机会，发动群众同地主进行斗争。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抗捐暗杀队”，专门对付那些欺压群众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差官等反动分子，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为人民群众报仇申冤鸣不平。

　　1959年11月17日和1960年6月1日，刘顺元在两次谈话中，回忆了他初来汉中时的真实印象：“当时陕南正处在红二十九军遭受破坏后，国民党大军云集汉中，对群众压榨更加残酷，群众对国民党恨之入骨。1933年腊月除夕前后，全区杀了26个地主、豪绅、委员、差人。特别是西南区群众很好，大都倾向我们，有小苏区之称。”②

　　“当时的群众组织和群众基础很好。有的群众三五成群，晚上杀土豪劣绅，有的打红军的招牌，有的打游击队的招牌。杀了土豪劣绅后，有的按以上说的不同名称出传单、标语、罪状。晚上杀了土豪劣绅，白天各回各地各家，等敌人到发生的地区来抓人时，连一个人影也找不到了。”③

　　刘顺元的回忆谈话，真实反映了领导陕南特委工作的汪锋，独当一面，收拾“惨局”所取得的出色成绩。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陕南特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

　　②③《中共陕南特委》，第289—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