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到达陕南前后，陕南地区的驻军主要是杨虎城统属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其中包括以孙蔚如为军长的第三十八军，张汉民为团长的陕西省政府警卫团，赵寿山和张飞生分别为司令的汉中警备司令部和安康绥靖司令部。

　　在杨虎城的陕南驻军中，除张汉民警卫团建有中共基层组织外，其他驻军也分别建立有中共组织。其中包括以崔尽善(唯峻)为书记的三十八军军部支部，以梁步鲁、王辛德先后为书记的安康绥靖司令部的特别支部。这些组织和党员均属中共陕南特委军委领导，当然不排除从全国其他渠道和系统派进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党员。当时人们把杨虎城部也称“白军”，国民党为陷害军中的进步势力，则往往给其戴上共产党这顶“红帽子”，“红帽子”也就成了共产党的专用名称。汪锋在陕南最主要的任务和贡献就是巩固、发展和壮大白军中的“红帽子”。

　　其实，陕南驻军中早已有这些“红帽子”存在。陕南特委军委的前身是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前方军委。早在1931年初，共产党员孙作宾、李慕愚、胡振家等在驻陕西西府凤翔县的三十八军第十七师中建立了中共军委。后来十七师分驻汉中、凤翔两地，军委也分为前方军委和后方军委。在汉中的前方军委同时为中共陕南特委军委，接受中共陕西省委和省委军委的领导。汪锋担任省委军委书记期间，领导并熟悉陕南特委军委的工作。

　　汪锋落脚警卫团之初，先为警卫团地下党组织的一些老党员恢复关系，也和几位党员营、连、排长接上了关系，接着又与第三十八军中的党内负责同志以及汉中警备司令部和安康绥靖司令部党组织和党员接通了关系。

　　在这几个单位的党组织中，尤以警卫团党组织力量最强。对此，汪锋当然是知根知底。警卫团驻防西安时，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军委联系警卫团党组织的就是汪锋。1932年底，警卫团驻防汉中后，编制越来越大，汪锋来到汉中时，警卫团编制已达到三个营，五个独立连，一个教导营，共16个连队，加上一个通讯排，2500余人。团部先后驻南郑县、洋县、勉县，而部队分散驻防在汉中的五六个县内。警卫团内的地下党组织有200余名党员，已建立了16个支部，其中军官支部1个，士兵支部15个。支部下建有若干小组，采取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军官支部书记是雷展如，公开职务是警卫团副官。汪锋与雷展如之间的联系人，是原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的遗孀唐素珍，党内同志尊称她“陈嫂”。

　　警卫团初到汉中，驻防巴山前线，名义上是拦拒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做了大量“私通”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为此，张汉民还调整了一些军官的任职，以利于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军官掌握军事实权。比如，把团附阎揆要调任为三营营长，调魏书林任团附。这样一来，警卫团的团长、团附，三个营长中的两个营长和绝大多数连、排长为共产党员。即使一些营、连长不是共产党员，也是忠实于张汉民的进步分子。

　　张汉民驻防汉中不久，就派张含辉前去川北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系。

　　张含辉是大革命时期陕西的一位共产党人，陕西兴平县人。张汉民在三原炮兵营时期的老朋友，也是汪锋在蓝田家乡认识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30年冬至1931年夏，张含辉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书记和省委书记，山东省委被破坏后回陕西从事兵运工作。警卫团调防陕南途中，路经关中西部周至县，张汉民派人把张含辉从兴平县家中请到军中，作为宾客，随军来到汉中。张含辉化装为商人，带着十几副挑担，两次前往红四方面军，既送军用地图、电讯器材、情报、医药、棉花和日用品，又为建立地下交通线勘察线路，为张汉民待机打出红旗，率部参加红四方面军铺平道路。不幸的是张含辉第二次从川北返回陕南时，路遇土匪抢劫，惨遭杀害。除此以外，警卫团对来往于川陕边界的游击队员、革命人士进行暗中保护。对于两边的货物交易听之任之，不加阻拦。警卫团防区，本来是防红四方面军的前哨，却成了联系红军的前沿据点。汪锋来到陕南以前和以后，警卫团不但对红军网开一面，还为陕南的几支游击队武装巧妙地送去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经费，配合陕南特委、特委军委领导的抗粮、抗税、抗款，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的斗争。

　　汪锋在加强警卫团党组织的建设中，主要是在士兵中培养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团组织，还先后从汉中地方上派进去20多名共产党员，将其安排在连排基层。其间，上海中央局转来一批共产党员，共22名，大都是陕西人。这批党员，原来属于冯玉祥1933年夏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系统。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这批共产党员通过上海中央局军委派回陕西工作，却因陕西省委和临时省委连遭破坏，无法联系，上海中央局军委便让他们来到陕南找陕南特委，汪锋负责接收了他们的关系。这批共产党员，都是些军事、政治人才，其中的周益三，陕西渭南人，1927年6月加入共产党，黄埔四期毕业，参加过北伐，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教练员，参加过渭华起义，组建了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先后担任察哈尔同盟军第十六军第一师和十六军(时为抗日义勇军)参谋长。汪锋把周益三等22名党员安排在警卫团，周益三任副营长。从此，周一直在杨虎城这支部队中任职，从事地下工作。

　　1934年秋的一天，汪锋前往驻防褒城县新堡儿的警卫团第三营去找营长阎揆要，巧遇崔廷儒①。崔是陕西旬邑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旬邑起义，被人们誉为“起义中的小勇士”，后来在陇东平凉和陕西长武、彬县一带从事过兵运工作。袁岳栋、杜衡被捕叛变后，他和孙作宾、昝玉祥、胡振家第二次组建起陕西临时省委，担任秘书长。这个临时省委成立不到几天就遭破坏。1934年10月，代行陕西省委职权的西安市中心市委领导成员魏光波、严克伦先后被捕，分管军事工作的崔廷儒便来到陕南警卫团，进入由共产党员李明轩任连长的三营七连，公开职务是七连文书，也是这个连队中共组织负责人。这一次巧遇，是汪锋与崔廷儒第一次见面。汪锋后来回忆说：“初次见面，我很是惊叹，多么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他身材瘦高，眉目清秀，一身军服，很是挺拔，凝重的眼眉下，隐隐透出凛然英气。”见面后，两人交换了对警卫团党的工作的看法。汪锋对崔廷儒讲：“这个部队里的党组织还可以再发展，应加强训练，教育一批青年士兵，派往别的部队，把整个杨虎城部队党的工作都开展起来。”崔廷儒十分赞成汪锋的这个意见。两人一致认为：作为党组织，一定要保证警卫团不去与红四方面军发生战斗。回忆起两人的这次谈话，汪锋十分感慨地说：“谈话中，廷儒同志头脑冷静、清晰，言语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

　　这次见面后，汪、崔又有几次见面，在汪锋的安排下，崔廷儒担任警卫团中共士兵运动委员会书记，隶属陕南特委军委领导。在汪锋的指导下，崔廷儒在警卫团曾利用“结金兰”、“拜把子”、“认亲戚”、“拉同乡”等形式，广交朋友，私下谈心，细雨润物，宣传革命思想，团结了一批士兵，发展了多名党员。

　　为了活跃官兵的文化生活，提高文化水平，汪锋帮助张汉民团长和警卫团党组织办起了油印《通讯小报》，购买了大量进步书刊、报纸，在武侯祠办起了图书馆，供全团官兵借阅。图书种类比较齐全，其中包括《少年漂泊记》、《鸭绿江上》、《大众哲学》、《西部无战事》、《唯物史观》等。在官兵中教唱《国际歌》、《士兵歌》，开展体育比赛活动和文艺演出，与当地群众联欢等。通过这些活动，密切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除掉军阀作风，使官兵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党组织力量得到加强。汪锋离开陕南时，警卫团党员人数已增加到300余人，被誉为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汪锋到陕南之后，与三十八军军部中共支部书记崔尽善接上了关系，在汉中城内的秘密联络点多次见面，研究工作。崔尽善时任军部参谋处准尉司书，支部其他成员有参谋处少尉书记员蒙定军、军法处少尉稽查唐文瑞，还有负责汉中城内秘密联络点的汤志忠，后来又增加了参谋处准尉司书李扶汉。这个支部的建立与崔廷儒也有些关系。1932年，三十八军进驻汉中之前，崔廷儒就指示打入三十八军内的共产党员蒙定军，设法在三十八军中建立组织。三十八军进驻汉中后的这年秋冬，支部就建立起来了。崔廷儒这次之所以前来汉中，除因临时省委遭破坏外，另一个原因便是来找这个支部的，支部书记崔尽善与崔廷儒又是堂叔侄关系。当时因三十八军军部不好进入，崔廷儒才去了警卫团七连。

　　汪锋与这个支部初次接上关系之前，杨虎城在高级参议杜斌丞和《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宋绮云的推动下，在上海中央局的支持下，1933年5月，指示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派遣军部少校参谋、秘密共产党员武志平前去打通川陕交通线，与川北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为此，杨虎城还亲自致信武志平：

　　志平参谋弟：

　　别来日久，殊深驰念。余上月25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此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此询，近佳。

　　杨虎城手启

　　五.四③

　　武志平经过千辛万苦，受尽磨难，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6月24日，孙蔚如和红四方面军代表徐以新(全国解放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在汉中城内正式签订了两军以“互不侵犯，共同反蒋”为中心内容的秘密协议，史称“巴山协议”。协议的签订，使东西长达300余公里的巴山防线两边各自处于相安无事的态势，便于红四方面军集中兵力对付川军的多路进攻，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蒋介石对红军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化为泡影。

　　这个支部根据两军的秘密协议，在配合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中，作出了贡献。汪锋在充分肯定他们的成绩的同时，并指示这个支部在利用工作职务方便的有利条件和两军休战的有利时机，发展与扩大党组织，团结进步官兵，与他们交好朋友的同时，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是注意掌握三十八军内部各个派别、各种势力、各色人物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孙蔚如军长身边的宋树藩和王宗山两人。汪锋之所以点出这两个人物，这是因为：宋树藩虽然是1924年入党的陕西早期党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国民革命，组织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等方面有所贡献，但是在白色恐怖、环境险恶之时，他脱离组织，先后任杨虎城十七师、三十八军参议，时正在汉中，干扰警卫团和三十八军内党组织活动，破坏游击队武装，阻挠农民抗捐、抗粮斗争。而王宗山时为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参议，正在汉中襄理孙蔚如三十八军军务，在促成“巴山协议”的签订中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此人身份比较特殊，系留美学生，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和蒋介石的英文秘书，陪同蒋介石访问过英美，参加筹建过黄埔学校，并担任军校外语教官，深受孙中山、蒋介石的器重。当时党内怀疑王与蒋介石有瓜葛，可能属于CC系统，后来果然投靠蒋介石，1949年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另一件是掩护武志平和其他同志，确保川陕交通线顺利畅通。巴山协议签订之后三个月，这一机密被泄露了出去，蒋介石即电令杨虎城彻查，电令中点了武志平的名。杨虎城、孙蔚如感到被动，疑武志平有意为之，要把杨、孙“逼上梁山”。杨无奈，为掩人耳目，便通令缉拿武志平，好向蒋介石交差。孙蔚如为避免麻烦，催促武志平离开汉中。武志平即去了西安、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找到杜斌丞和宋绮云、靖任秋等，向上海中央局军委的王世英汇报了情况。上述几人经权衡利弊，指示武志平返回汉中，暂时赋闲隐蔽，收集情报。武志平返回汉中不久，10月上旬，杜斌丞偕常黎夫来到汉中，主要处理两件事情。一是帮助杨虎城查清了解蒋介石怎样得知巴山协议这个情报；二是孙蔚如的妻子张玉娥不知为什么死于非命，孙心情惆怅，情绪很不好，需要宽慰一下。

　　杜斌丞来到汉中，就受到宋树藩和另一个反动家伙白子明的暗中监视。驻防甘肃天水的胡宗南也派老牌特务军法处长常住汉中，名为联络员，实际搞侦察，背地里散布流言飞语。杜斌丞先后见到孙蔚如和武志平，分别进行了宽慰。杜斌丞让常黎夫写信给兰州的张德生，即速来汉中，以便找到汉中的党组织。张德生来汉中后，即通过傅剑寒找到陕南特委汪锋，汪锋安排张德生参加特委工作，又和张一同去见杜斌丞。杜向汪、张二人介绍了执行巴山协议受到的种种阻力，介绍了武志平目前的困难处境，希望地下党给予鼎力相助。杜了解到陕南特委活动经费困难，交给汪锋50元钱作为活动经费。见面之后，汪锋指示张德生居住在汉中城内，住地最好靠近武志平，便于联系工作。武志平安排张德生住在南城根禹王宫胡同2号秘密据点，距武志平住地伞铺街7号不过百十步远，往来很是方便，张德生、武志平的人身安全才得到了陕南特委以及三十八军军部支部的关照。后来得知，巴山协议泄露一事，一是由于孙蔚如部内部成分复杂，其左右有一些亲蒋人员，根本无从保密；二是张国焘把有关巴山协议之事刊登在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小报上，无形中透露了出去。

　　这个支部按照汪锋指示，协助护送多位前去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的有关人员。事实证明，这个支部后来的工作是十分出色和富有成效的。1934年四五月间，杜斌丞介绍张光远来汉中，转赴红四方面军联系“搭桥”，由武志平护送，这个支部掩护张光远顺利到达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1934年底，上海中央局介绍潘自力前往红四方面军，由武志平护送，也是这个支部掩护的。

　　在汪锋的指示下，这个支部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很多情报，支部成员汤志忠，家住汉中城，利用开茶铺做交通联络点，向红军多次传递情报，汤后来被敌发现而失踪。1935年2月初，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进攻汉中地区，汪锋虽已离开汉中两个多月，但是，支部成员还是按照汪锋之前的指示，利用掌管印信、文件、军事实力统计等工作之便，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三份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第一份是三十八军《兵力驻地表》，表上以连为单位，标明了驻地名称、部队番号、主官姓名、兵力员额、武器配备等详细情况。对驻防勉县一带的三十八军四十九旅兵力部署情况写得更为详尽，因为四十九旅防区与红四方面军进攻前沿最为接近。第二份提供了三十八军使用的口令，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口令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统一编发的，大体上以军为单位一月一换，一般是两个字，特别的是四个字。第三份是三十八军防守汉中城和周围碉堡储备的军用物资情况。后来孙蔚如下令严查三十八军内部泄密漏洞，支部书记崔尽善被军法处查处逮捕杀害。

　　汪锋对中共安康军特支的领导始于他刚来汉中的1933年9月。这年5月下旬，中共陕南特委为了在安康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斗争，建立苏维埃，特委书记杨珊派王建英(又名王辛德，洋阳人)，同曹绶祉、陈子敬、李茂堂、张建华等人从汉中到达安康，与早期打入安康绥靖军司令部的梁步鲁、黎觉民、袁作舟等一起于6月初建立起一个党组织，因这个组织建立在安康绥靖军司令部，称为中共安康绥靖军特别支部，简称安康军特支。支部书记兼宣传委员为梁步鲁，公开身份是军内无线电报务员。王建英为组织委员，公开身份是绥靖司令部张飞生主办的《民知时报》记者。袁作舟负责军事工作，公开职务是安康绥靖司令部炮兵营营附。特务连排长王泰诚入党后接任宣传委员。这个特支有20多名共产党员。

　　安康军特支成立不久，王建英、袁作舟多次提出要搞兵变，梁步鲁觉得条件不成熟没有同意。9月，梁步鲁来到汉中，由王建英接任书记。梁步鲁在汉中找到汪锋，全面汇报了安康军特支的组织与活动情况，接上了关系。汪锋听了汇报说：“现在搞兵变、起义，很不适合时宜。”并让梁步鲁找适当人选去安康传达特委意见，指示安康军特支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和加强党的组织力量，搞好统战工作，加强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刘顺元到任后的1934年1月初，安康军特支书记王建英向陕南特委写了书面报告，说什么搞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请示进行兵变起义，特委还是不同意，汪锋派张明远前去安康，进行说服劝阻工作。2月中旬，安康军特支第二次写书面报告，坚持认为安康起义条件已经具备，要求特委立即批准。特委根据张明远回汉中后的口头汇报，仍未同意安康军特支的请求，但是又感到事情急迫，刘顺元和陕南特委决定由特委军委书记汪锋立即赶往安康，传达特委指示，进行说服制止。

　　2月中旬，人们正沉浸在春节欢乐的气氛之中。大约是在大年初十前，汪锋单枪匹马，孤身一人沿着汉江北岸崎岖的山路前行。从汉中到安康全程大约250公里，途经石泉县城时，汪锋从驻军韩子芳团中共组织处得知，安康已经发生兵变。汪锋赶到安康时，城内气氛十分紧张，原打算去找绥靖司令部参谋长王肃斋和副官黎觉民了解情况。王虽是汪锋的蓝田乡党，此时去找已不合适，而黎觉民的共产党员身份引起了安康绥靖司令张飞生的怀疑，被软禁在石泉。情急之中，汪锋找到《民知时报》的几位同志才打听到确切消息：王建英、袁作舟、王泰诚在2月22日(正月初九)傍晚带领百十个人起义了，他们打着红三十军第一纵队的旗号，由袁作舟任纵队长，王建英任政治委员，王泰诚任纵队指挥，向四川方面而去，行至紫阳县毛坝关，正月十五这天，被张飞生的安康绥靖军和当地民团打败了，王泰诚已经牺牲，王建英被俘，袁作舟下落不明。此次兵变起义，先后有40余人遭逮捕而慷慨就义。汪锋了解了情况，对暴露的同志作了安慰，并安排了撤退事宜，便返回汉中。对于这次不听劝阻、仓促进行的安康起义，汪锋感到十分惋惜而无奈。

　　①崔廷儒去汉中的时间，有1933年秋、1934年秋冬等几种说法。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编：《崔景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③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