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上旬前后，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刘顺元、宣传部长张德生先后去了上海中央局。刘顺元回到上海后，被派往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张德生赴上海，一方面是向上海中央局汇报陕南工作，另一方面是上海中央局需要派他前往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联络，当面向他布置具体联络任务。

　　刘顺元和张德生离开汉中前，汪锋的腿部枪伤复发，行走艰难，工作不便，刘、张二人将汪锋的伤情向上海中央局作了汇报。

　　9月中旬，张德生离开上海，返回陕西，途经西安稍作停留，便去了陕南。

　　张德生回到陕南特委，向汪锋转达了上海中央局要他前去上海医治腿伤，伤愈后可能留在上海工作的意见。关于汪锋这次去上海一事，上海中央局军委还事先从王超北口中得悉：汪是了解陕西党和红二十六军情况较为详细的一位负责同志，需要汪锋来上海汇报工作。王超北当时在张汉民警卫团任军需主任，同时，又是上海中央局军委陕甘特派员。

　　11月中旬，汪锋离开工作、战斗整整一年时间的陕南特委，去了上海，之前，张德生则于10月携中共中央和上海中央局文件赴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汪锋离开汉中时，把陕南特委军委工作交给张明远，警卫团党的工作交给程天鹏，党组织关系交给张明远，程归张明远领导，张明远曾在汪锋之前担任过陕南特委军委书记。

　　汪锋和张德生临走之前，中共陕南特委进行了改组，由王克明接任特委书记。

　　12月初，汪锋到达上海，由上海中央局军委李宇超负责安排，住进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疗伤。治疗开始，院方说必须截肢，汪锋坚决不同意，后经一个从德国留学回国的医生治疗，腿伤基本痊愈。

　　汪锋来上海之前，上海中央局遭受大破坏，从10月5日至12日，8天之内，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法租界捕房先后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中亮、保管电台的周秀珠、电台台长王友才，译电员杜卓强等9人，盛中亮、王友才被捕后叛变，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与苏区中央局和白区各地党组织以及共产国际之间联系中断。

　　在这次大劫难中，以柯庆施为书记的上海中央局军委虽处逆境，但无多大损失，尚能维持工作。汪锋初到上海，住进医院，与其他人员尚无来往与接触，幸免遭劫。

　　汪锋伤势基本痊愈之后，通过李宇超向上海中央局军委作了汇报，又在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了不长一段时间，其间只与李宇超保持单线联系，从未与柯庆施谋面，一切由李宇超转达。

　　盛中亮被捕叛变后，由黄文杰担任上海中央局书记。1935年2月中旬，上海中央局再次遭受大破坏，新任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和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秘书处负责人张维一，文委的田汉、阳翰笙、林伯修、许涤新和上海中央局机关组织部、宣传部、技术部的部分工作人员约30人被捕。上海中央局军委虽再次幸免，但军委书记柯庆施不便于直接领导工作，由王世英代理军委书记一职。汪锋在上海也未曾见到王世英，这次大破坏前后，王世英派李宇超再次听取了汪锋的汇报。汪锋两次向李宇超汇报了他自1931年夏进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以来亲身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创建照金苏区、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杜衡被捕叛变、陕南特委工作，还有马儿岩事变、安康起义和张汉民警卫团情况等。李宇超将汪锋的汇报情况转达给王世英。1983年5月15日，汪锋在北京家里，向陕西省委党史部门来访者谈起王世英听取了李宇超的转达后，李宇超当面对他讲：“王世英和上海中央局军委都认为你是目前对陕西真实情况了解掌握得最详细的一位同志，因为你亲自参加和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最有说话的资格。”汪锋还说：“王世英的评价对我这个身处异乡，又感到十分孤独、压抑的人来说，实在是最好的安慰和鼓励，精神上感到很愉快。”

　　上海中央局1935年2月大破坏后，一个叫刘仲华的人通过饶漱石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上关系。刘是中共中央军委驻上海的干部，也是全国总工会驻上海的代表。刘仲华按照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精神，于3月中旬召集当时在上海工作的中共中央特科的贺昌之、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浦化人，在贺昌之家中开会，会议决定由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三人，并吸收全国总工会代表代理者、青年团中央工作委员会成员各一人，组成五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刘仲华任书记，贺昌之、浦化人为委员，其余二人参与上海临时中央局领导工作，这个特殊重要的机构亦称五人团。

　　在五人团期间，为了适应当时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保证组织安全，决定临时中央局的日常工作由贺昌之、浦化人处理，刘仲华只与贺、浦二人联系，其他二人不参加临时中央局会议。

　　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书记一职继续由柯庆施担任，王世英任副书记。上海临时中央局组成后，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迅速恢复与各地区、各根据地，红军和国民党部队中共组织的联系。

　　3月中旬，李宇超向汪锋转达了柯庆施和王世英的一个重要指示，指示汪锋以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特派员的身份，携带共产国际有关文件回陕西，主要完成三个方面的寻找与联系任务。一是寻找徐海东，联系红二十五军；二是寻找张汉民，联系警卫团党组织；三是寻找陕甘边区党组织，联系红二十六军，以便恢复上海中央局军委与他们中断的关系。而造成这几个关系中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上海中央局接连几次大破坏，影响了军委与他们之间的工作联系；二是红二十五军自1934年11月撤离鄂豫皖，年底前进入陕西后，一路行军作战，冲破道道封锁线，又没有电台设备，消息闭塞，以致对外失去联系；三是1933年7月底陕西省委破坏后，上海中央局与陕西省委联系中断，此后建立的几届临时省委又屡遭破坏；四是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创建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南梁根据地，是刘志丹、王泰吉、高岗等红军领导人和陕甘边特委是在陕西省委遭受大破坏情况下独立完成的；五是张汉民警卫团在1935年1月已撤离勉县，护送杨虎城一路视察陕南汉中、安康防务，其间又在商洛镇安县改编为警备旅，张汉民任旅长。这一切，新组建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则全然不知。

　　汪锋在接受寻找与联系任务的同时，李宇超还委托他办妥另一件事情，就是为柯庆施寻找一个“保姆”，其实就是为军委物色一名适合驻守机关、接待来往人员的女同志，汪锋立即想起了贾玉秀。

　　贾玉秀是汪锋知根知底的革命女性，年方25岁，且是同庚的蓝田乡党杨珊的妻子。1929年2月，贾玉秀同杨珊结婚后，即协助蓝田县地下党工作。杨珊家在蓝田县城南关，汪锋是杨珊家的常客，并以大哥、大姐相称。汪锋和一些党内同志多次在杨珊家后院红薯窖里接头，秘密开会，便由贾玉秀望风、放哨、做饭，缝补衣服鞋袜，有时把饭菜、开水用篮子给开会的同志们吊下窖内。

　　1930年8月底，时任中共蓝田特支书记的杨珊，领导蓝桥起义失败，被国民党蓝田县政府逮捕，押解西安西华门监狱，家被查抄，贾玉秀只得待在亲戚家不敢回家。这年11月，杨虎城入关，主持陕政，乘时局混乱之机，杨珊逃出监狱，回到蓝田家中。1931年春，杨珊偕贾玉秀一同到西安，住进东县门一个叫周家花园的地方，这里是中共陕西省委秘密机关所在地，杨珊担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和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等职，贾玉秀负责看守机关门户，接待照料来往同志。杨珊经常刻蜡版，贾玉秀以家属身份作掩护，帮助油印文件和宣传品。贾玉秀有时还担任交通员，以家庭妇女模样，抱着孩子，提上糕点盒子或果品篮子，内藏文件，有时步行，有时坐上洋车，奔波于党的各个秘密联络点和省委成员的秘密住处，传递情报，接送文件，几乎跑遍了整个西安城。一次，刘志丹来西安，约贾玉秀到东木头市高岗家里，商量要事，安排贾玉秀去东关孟家巷她干妈欧老太家里，三次取回六把手枪，送往蓝田地下党组织。汪锋和省委的一些负责人，如杜衡、高维翰、贾拓夫、李艮、程建文、刘映胜等也不定期地或开会、或办事，来到周家花园，杨珊便安排贾玉秀来接待、望风。一天晚上，汪锋和省委几位主要负责人前来周家花园开会，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门来，杨珊和贾玉秀急忙上前搭话：“给孩子过满月，今晚特地约来几家亲戚吃点便饭。”并当面指着“来客”说，这是表哥，这是姑父，这是姨夫，逐人一一介绍，汪锋则是贾玉秀的“弟弟”，孩子的“舅舅”。特务们看到房间里摆放着糕点、水果、花生、核桃、枣、糖，墙角小桌上放着孩子的几件新衣服、新鞋袜，室内散发着酒味，弥漫着烟雾，桌上摆放着几样半吃半剩的酒菜，杨珊夫妻俩还见机尽说好话：“请老总抽烟、吃糖、喝茶，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儿子有福。”特务眼睛扫视周围，找不出破绽，便退了出去，会议继续进行。这出“戏”，就是由汪锋这位“舅舅”一手导演的。

　　1932年10月，政治环境恶化，贾玉秀以自己的名字在城中郭签士街桃胡巷找了一处房子，庙后街万应堂药铺出面作保，姐夫赵志诚垫支80元房租，作为省委秘密活动据点。12月，杨珊、汪锋分别去陕南和渭北，贾玉秀又为省委书记孟坚在八家巷租了一所房子。一天，孟坚在桃胡巷召集贾玉秀和一位叫“李大姐”的党员召开六人会议，孟坚对李大姐说：“你介绍，我批准，从今天起，贾玉秀就算是正式党员了。”1933年1月到4月，贾玉秀先后搬家到开通巷、柏树林和青年路等省委秘密联络点。汪锋率红二团正在创建照金根据地的4月7日，妻子要分娩，贾玉秀将她送往大差市附近英国教会开办的广仁医院，分娩后又接出医院，住进阎揆要营长家中。孩子出生后起名叫广仁，后改名为光若。小广仁出生百天，袁岳栋、杜衡被捕叛变。袁岳栋带着特务来到贾玉秀青年路住处，搜取文件，贾玉秀应付袁岳栋说：“文件，我去后院给你取。”贾玉秀走到后院，从一只弃用的烧火风箱里取出文件，急忙翻过后墙，来到莲湖公园苗圃，由土车巷墙洞钻出，一直跑到东木头市一个货铺，把文件交给省委秘书长贾拓夫。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汪锋回到西安，贾玉秀躲藏在朋友张霞光家里，汪锋找到贾玉秀，让她回蓝田家乡躲避，张霞光则介绍贾玉秀前去西安女子职业学校做倒纱工，以后还是回到了蓝田，汪锋告别贾玉秀便去了陕南。

　　汪锋将贾玉秀的政治面貌和经历向李宇超作了介绍，李宇超汇报给柯庆施和王世英，两人都认为“人选适当，即速前来”。汪锋起程前，李宇超将贾玉秀来上海的接头地点、关系和暗号一并告诉汪锋，还给贾玉秀带了50元路费。

　　3月下旬初，汪锋返回陕西，在渭南车站下车，住宿在车站附近一家旅馆，即派人去西安寻找张霞光，打问贾玉秀的下落，张霞光便回到蓝田通知了贾玉秀，张霞光母亲陪同贾玉秀来到渭南车站这家旅社，与汪锋见面。汪锋转达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交给她的任务和注意事项，并交给她50元路费，让她尽快前赴上海。

　　3月底4月初，贾玉秀到达上海后，按照汪锋交代的接头地点，投宿在老汇中旅馆，等了三天，没有人前来接头，她又去一个裁缝家里，这是另一个接头地点，接上了关系，然后住进英租界霞飞路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机关一个秘密据点。这是一个朱姓人家，贾玉秀以朱妻表妹身份作掩护，有时给报社送稿件，有时去领稿酬，有时接待同志，朱姓男主人是一位中共的地下工作者。

　　7月上旬，朱姓全家调回天津工作，贾玉秀就直接与柯庆施来往，并安排了新的住地。到了7月21日夜至22日(一说为22夜至23日晨)，上海临时中央局由于叛徒出卖，又遭大破坏，包括宣传部长浦化人在内的几位主要领导人被捕，一些组织机构、人员情况、联络地址等，均被敌人掌握，一些重要文件、宣传品、活动经费等被敌收缴。

　　在这次大破坏中，贾玉秀也未幸免，被上海工部巡捕房以共产党嫌疑拘捕入狱。在法庭上，贾玉秀以许王氏谎称，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农村妇女，不识字，来上海寻找丈夫。7月30日，法庭当庭裁定“许王氏毋庸移提，应于开释……”开释后，出了法庭门，贾玉秀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送进警察局，随即押往南京，投进监狱，同狱的还有陕籍的陈子敬、李茂堂等共产党人，贾玉秀仍以许王氏、家庭妇女、寻找丈夫的口供应付审讯。一天，叛徒袁岳栋、杜衡、程建文突然出现在贾玉秀面前，他们是特务安排在监狱指认“政治犯”的。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和原因，袁岳栋、杜衡没有吭声，程建文却忽然小声问贾玉秀：“你的孩子呢?”面对叛徒能说些什么呢?贾玉秀不屑一顾地小声回答：“早死了!”

　　经过多次审讯，贾玉秀精心编织的假口供不露蛛丝马迹，不给敌人留下任何破绽，无奈，监狱只得开释她。12月，狱方给贾玉秀家寄回一式三份保释单，要求按单填写，须有三家商号具保。贾玉秀家接到保释表，其兄杨有堂(杨珊兄)找邻居张守铭代为填写，然后到西安加盖了庙后街万应堂等三家停业作废的商号图章，由父亲送往南京监狱。1936年1月，被关押5个多月的贾玉秀出狱，返回蓝田家中。

　　回到家中的贾玉秀，没待几天，又赶往西安，寻找党组织，打听丈夫杨珊的下落。在西安，贾玉秀找到地下党员杜俊杰，暂住杜家，杜是杨虎城高级参议杜斌丞的门中，原在张汉民警卫团，认识汪锋。为谋求一份职业作掩护，贾玉秀考入西安大华纱厂当工人。这时，汪锋以毛泽东的密使身份正在西安与杨虎城谈判。由于汪锋身份特殊，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极度秘密，同在一个城，但不可能相见。多年后，他俩谈起这段经历，都很惊奇地会心一笑。后来，汪锋曾领导下的原安康军特支书记梁步鲁常来杜家，结识了贾玉秀，梁将杨珊去川陕红四方面军和牺牲的消息告诉了贾玉秀，当她第一次得知丈夫牺牲的噩耗时，痛哭欲绝。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也就是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当天，被破坏三年半后的新一届中共陕西省委正式成立。一天，梁步鲁找到汪锋，汪锋才始知自己离开汉中后，梁步鲁也去了上海，失掉了组织关系，汪锋通过新一届省委秘书长崔廷儒为梁恢复了组织关系，汪锋也两次去西安城中柏树林贾玉秀住处看望。两个月后，时任省委组织部长的张德生，从杜俊杰口中得知贾玉秀的不幸遭遇后，张德生当着杜俊杰的面，向梁步鲁交代了一个任务：杨珊牺牲了，贾玉秀生活无着落，安全也得不到保证，把贾玉秀的组织关系和生活问题都交给你，你要对她负责。1937年夏，在杜俊杰、艾培兰夫妇撮合下，贾玉秀与梁步鲁结为夫妻，一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抗战期间，梁步鲁在汪锋领导下，在杨虎城旧部一七七师和三十八军中开展统战工作。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了，贾玉秀在西安市公安局治安工作站工作，享受干部供给制待遇。1950年夏，治安工作站与“政侦”工作队合并，贾玉秀因为身体有病，在家休养，组织未给她安排工作，生活一度受到影响，在中共西安市两任书记贾拓夫、赵伯平的过问下，算是补发了她的生活费用。不久，有关部门又以有病休养为由，不但停发了贾玉秀的供给制待遇，而且使她失去了公职，停止了她的组织生活，中断了组织关系，成了一个家庭妇女。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委主任、中共西北局统战部部长的汪锋，一次去看望病中的贾玉秀和梁步鲁，得知贾玉秀失去了公职和党籍，十分气愤，派统战部工作人员去西安市有关部门询问此事，终无结果。直到1962年，贾玉秀一边搞家务，一边到庙后街郭签士巷一居民委员会临时搞治安工作。四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被打成“叛徒”、“特务”，无休止地批斗、审查，受尽凌辱与折磨。身处逆境的贾玉秀，曾经回想起自己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一桩桩不幸遭遇：丈夫杨珊被杀害，大孩子无人照料受寒发烧夭折，三次被敌抄家、坐牢，连累父母、亲戚不得安宁，万应堂当经理的姐夫赵志诚为省委机关出钱租房，作铺保，连累父子二人被特务逮捕，花了300银元代价才保释出狱。解放后，自己失去公职和党籍，第二任丈夫梁步鲁因长期搞地下工作，每次政治运动成了怀疑的对象，不但成了“运动员”，简直成了“运动健将”，长期挨批、挨斗、挨整，政治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她神经一度错乱，年幼的小儿子也受到刺激。其间，专案组派人前去上海、南京调查她的“罪行”，拿回来一份份证据，却成了贾玉秀在狱中坚强不屈的铁证。也许是良心的使然，专案组派去调查的两个人员，把这些证据材料统统交给贾玉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些材料，倒成了她申诉平反的证据。1979年4月，西安市庙后街街道办事处，终于为贾玉秀作出了否定“叛徒”、“特务”的错误结论，可她的党籍和公职身份却不予承认，她多次申诉也无济于事。一次，汪锋从北京回到西安，前去看望贾玉秀和梁步鲁，夫妇二人向汪锋倾诉了苦衷。贾玉秀把1983年12月写成的一份要求恢复公职和党籍的《关于我的政治历史》材料，交给汪锋，请汪锋设法帮助解决。汪锋将贾玉秀的申诉材料转交给中共陕西省委有关部门，并多次过问。十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仍无结果。病中的汪锋叫老伴陈方直接去找中央组织部协助催办，直到1993年5月28日，已躺在医院病榻上的贾玉秀，才被通知失去40多年的党籍、公职和医疗待遇予以恢复。久历风雨的贾玉秀老人，当得知这个迟到的喜讯时，喜极而泣，乐极生悲，两三天之后，便离开了人世，走完了她平凡、伟大、革命和坎坷的一生，终年83岁。病逝后，汪锋特地发来唁电，为“大姐”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