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贾玉秀，汪锋离开渭南，回到西安，住进花园饭店。

　　建造在唐代开元寺旧址上的这家饭店，位于市中心地带，西临钟楼，东临骡马市街。

　　解放前的骡马市街，散溢着浓浓的市井烟火味道，徜徉在骡马市大街上，犹如走进西安帝都的露天历史长廊。骡马市街形成于明清，鼎盛于清末，这里曾经是一个规模较大的骡马交易市场，并由此而得名。20世纪30年代末之前，骡马市老街常年木桩林立，骡马嘶鸣，骡马交易商贩成群结队，熙熙攘攘，生意红火，也常有一些特务、暗探、流氓等不三不四的人混杂其中。

　　骡马市街生意交易红火，随之而起的配套市场也应运而生，京、津、沪货铺，当地的杂货摊子、烧饼店、包子店、烧鸡店、扯面馆、饺子馆、牛羊肉泡馍馆，还有那照相馆、镶牙馆等布满街道两侧，五颜六色的软硬招牌醒目显眼，那此起彼伏的醪糟、甑糕、油条、麻花、豆浆、油条、炒凉粉、糊辣汤的高声吆喝叫卖声不绝于耳。一到晚间，从那坐落在大街东侧剧场传出来的阵阵秦腔唱段，悦耳动听。

　　花园饭店无疑是西安城中一座少有的现代化建筑，十分气魄，当然，只有那些具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人才会光顾其中。出于掩护的需要，汪锋下榻在这里，一日三餐便进出骡马市街，同时做着寻找徐海东和张汉民的准备工作。

　　事有凑巧，一天，汪锋在骡马市街与秋宏邂逅，秋宏是原张汉民警卫团中共军官支部党员。一打问，才知警卫团已于两月前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张汉民担任旅长，阎揆要任九团团长，张汉民和阎揆要都在部队，与红二十五军也有来往。为补充兵员，秋宏和几位军官前来西安接兵，新兵已经接好。得此消息，汪锋十分高兴，因为他正为寻找红二十五军和张汉民犯愁。经秋宏这么一说，汪锋觉得两个寻找与联系任务可在同一地点同时来完成，岂不乐哉，能不高兴吗?秋宏问汪锋：“张汉民旅长派出一位同志，常驻西安，叫姜旭初，你见不见?”一听说是姜旭初，汪锋立即回答：“见。”

　　姜旭初，汪锋当然很熟悉，姜是一年前汪锋在陕南特委时接收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22名党员中的一位，而且是和张汉民一起商量安排在警卫团的，姜的组织关系至今还在汪锋手里。秋宏安排汪、姜二人见了面，地点在西安西关大营房附近。姜旭初向汪锋介绍了警卫团改编为警备第三旅的前后情况，汇报了警备三旅组织状况，也汇报了张汉民安排自己驻西安的主要任务。

　　汪锋与姜旭初见面之后，与秋宏、姜旭初二人一起商定了前去陕南柞水的行程日期。

　　4月6日，恰逢清明节，第二天上午，汪锋让秋宏给张汉民发了电报。夕阳西下时，便和秋宏以及孙立功营长率领的200多名新兵南下而去，姜旭初前来送行，当晚宿营秦岭脚下的子午镇，为的是第二天大白天穿越秦岭。4月8日一早，他们南入子午峪，然后翻过秦岭，跨过金井河，向一个叫银碗村的山庄行进。

　　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和繁华喧闹的西安待腻了的汪锋，踏上秦岭的山间小道，眼前林深、水清，风景如画，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清凉的山风，迎面如拂，抚摸安慰着汗流浃背的一行。林间蝶飞蜂舞，小鸟啼啾鸣叫，给他们带来无限的欢乐，心情十分轻松惬意。汪锋和秋宏、孙营长不时地打趣说笑，笑声回荡在山林河谷。

　　9日傍晚，不知不觉间来到柞水县蔡玉窑街，这儿位于马耳峡河上游西岸，东距柞水县城约40公里。

　　太阳落山了，晚霞映照西天，游动的云彩如轻纱蝉翼，似云似雾，当晚，汪锋一行便落脚在这里。夜深了，夜幕笼罩着四山环抱的蔡玉窑，天气十分凉爽。这一晚，没有月亮，黑糊糊一片。山中的天，说变就变，午夜前，还是星斗满天，午夜过后，下起了蒙蒙细雨。顷刻间，一阵阵急促杂乱的吵闹声，打破了蔡玉窑的宁静，惊醒了熟睡中的汪锋。他赶紧穿衣而起，出屋去找秋宏，秋宏早已跑出屋外，去问究竟，稳定新兵。当地一位地下党同志告诉汪锋：张汉民警备旅在前方遭到红二十五军伏击，雷展如和一部分官兵退了下来。话音刚落，惊魂未定的雷展如来到汪锋面前，雷展如此时担任阎揆要团中共军官支部书记，二人一同进屋。满脸挂着愤懑情绪的雷展如，向汪锋汇报了前方战事失利和张汉民可能被俘的情况，而对阎揆要的下落雷一时也说不清楚。

　　听了雷展如的简要汇报，汪锋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从上海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找张汉民，也找红二十五军，你们大难不死，跑了一天路，赶快先弄饭吃，我去前方寻找张汉民和徐海东。”话间，秋宏进了屋，汪锋告诉他俩：“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决定，没有军委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张汉民这个部队不能搞起义，留待将来进攻大城市时再相机行动。到那时，搞里应外合，张汉民将起重大的作用。今晚最迫切的是我必须连夜赶往前方，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雷展如和秋宏怕出意外，力阻汪锋前行。汪锋不肯，雷、秋二人只好安排几个人员护送，一同前往。

　　这时，已是凌晨三四点，小雨停了，天很黑，凭着两只手电筒，汪锋一行上路了，他们沿着高低不平起伏曲折的湿滑山路向前跋涉。此去，是吉是凶，谁也说不清楚，难以预料。

　　行约40余里，快到上午10点，途经雪花街，这是一个绿树掩映的小山庄，大约不到20户人家。在这里，正巧碰见阎揆要团长。阎揆要带着惊恐的神色对汪锋说：“坏了，警三旅遭伏击了，张汉民被俘了，这咋办!”汪锋却显得十分自信和轻松地回答说：“不要紧，我去后问题就会解决。”阎揆要问汪锋回陕还有啥任务。汪锋急着赶路，只是说：“我回来的任务已经给雷展如和秋宏讲了，由他们告诉你，我先去前方营救张汉民。”汪锋与阎揆要立即分手，匆匆赶往前方。

　　深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和党内“左”倾错误之害的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于1934年11月中旬被迫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实行战略转移，自东向西越过平汉线，沿着鄂豫边界，穿越桐柏山和伏牛山山区，巧妙地摆脱多路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2月8日，由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入陕，进入陕南商洛地区，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经过四个月的纵横驰骋，浴血奋战，击溃五六万之敌的“围剿”，摧毁地方乡保政权，连克数座县城和重镇，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是数路红军长征途中创建的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其范围北到秦岭北麓的长安、蓝田，南到汉水之滨的汉中、安康和鄂西北，东到豫西的卢氏、荆紫关，西到太白山下的周至、佛坪一带，中心区域在商洛，面积达两三万平方公里。

　　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其中主要原因应首先归功于中共鄂豫陕省委的正确领导，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地方党和人民群众以及地方武装的大力支援与配合。除此而外，还有部分参加“围剿”的杨虎城陕军消极应战，特别是张汉民任警卫团团长和警备第三旅旅长时率部暗中“通共”，网开一面。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一个半月之后，张汉民正在率警卫团护送杨虎城视察陕南商洛防务途中，1935年2月4日这天，到达牧护关，这儿位于商县县城北约38公里处。在这里，张汉民奉命开始率部围堵红二十五军。为应付上峰之命，避免正面接触，张汉民只是率部“尾随”。到达商县县城西约24公里处的杨家斜镇，两军同时宿营。杨家斜镇镇北一条小河自西向东而流，河水清澈见底，浪花泛白，名叫乳河。红二十五军驻河南，警卫团驻河北，双方没有交火，相安无事。张汉民派两个人过河前往红二十五军联系，达成互不侵犯谅解。据时任警卫团三营营长阎揆要后来回忆说：“那两人返回汇报后，张汉民又派他俩给我送来书信一封，其中一人记得好像是岳子涛。信上说，红二十五军需要地图，要我准备一份，由岳子涛送往红二十五军，岳等已经去过红二十五军。我看过信，就抽了一份地图给岳。后来张汉民又告诉我，红二十五军要跟中央联系，因没有电台，不能联系，药品也很困难，他们提出要电台，要药品。张汉民并说，药品已派人去西安购买，电台也派王超北去上海购买。”①王超北在他后来撰写的《回忆张汉民》一文中，对张汉民派他去上海购买电台一事的前后过程进行了叙述和确认。

　　过了十天左右，红二十五军由杨家斜镇出发，向鄂西北方向转移，警卫团一直“尾随”到陕鄂边界的山阳县漫川关。相行数日，彼此相隔一天的路程，未曾交火。此后，警卫团北返镇安县城附近，奉命扩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辖第七、八、九三个团，张汉民任旅长，率七、九两团及旅直部队驻防陕南商洛，八团驻防西安。扩编后的警备第三旅，旅部和三个团中都有大批的共产党员和基层组织，尤其是第九团，其前身为警卫团，团长阎揆要和中校团附魏书林以及三个营长均为共产党员，大部分连、排、班长也由共产党员担任。第九团中共组织力量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基础，也有汪锋的一份功劳。

　　2月26日，红二十五军由鄂西北再次入陕，转战于安康的旬阳、汉阴，汉中的佛坪、洋县等地。3月10日，红二十五军在洋县华阳、茅坪地区，重创陕西警备第二旅张飞生部后，向东运动，直指商洛地区。西安绥靖公署向张汉民旅长发来急电，下达“堵剿”红二十五军的作战部署，张汉民接电后，即派共产党员马致远和一个姓刘的军官给阎揆要团长送来一封信件，信中指示阎揆要把电报中的“作战部署”另抄写一份，并规定了与红二十五军的联络暗号为“瞄不准不打”，一并由马、刘二人送往红二十五军。又据阎揆要后来回忆说：“张汉民在信中提到，马、刘二人已去过红二十五军几次了，比较熟悉。”

　　随后，张汉民即率七、九两团出发，继续“尾随”红二十五军。

　　3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先后转战到柞水县蔡玉窑、曹家坪，4月初抵达根据地北部的蓝田县葛牌镇，这儿是鄂豫陕苏维埃政府所在地。4月7日，红二十五军又从葛牌镇出发南下。阎揆要发现送达情报的马、刘二人没有返回，有些狐疑。就在同一天，阎揆要看到汪锋从西安给张汉民发来的电报。阎揆要即向张汉民建议：暂停“尾随”，等汪锋到达后再作行动。但是，张汉民却认为，同红二十五军之间已经来往不止一次了，相隔距离也非一日路程，双方未违约接火，绝对不会有问题，仍要求按原计划继续“尾随”前行。4月8日，张汉民率队“尾随”到了曹家坪，阎揆要看送情报人员还未返回，又察看了当地的地形，两边尽是高山密林，中间是一条东西向长达几公里的山谷。考虑到部队在沟底行军不利，难以隐蔽，便又向张汉民建议说：“若要继续前进，可以沿北山坡寻路行进，不要把部队摆在沟底。”张汉民却仍然非常自信，相信红二十五军不会违约。同时他感到部队有很多马匹、驮骡，在山坡上不好行走，没有采纳阎揆要的建议。4月9日上午，红二十五军向蓝田县九间房(现属柞水)地区转移，警备三旅冒雨“尾随”跟进，阎揆要率九团为前卫，七团为后卫。距离九间房还有六七公里路程，尖兵连报告阎揆要，村子里没有人了。阎揆要根据红军常采用坚壁清野的作战特点，提醒张汉民注意观察动向，张汉民仍然认为不会发生问题，要求部队不要停步，自己还把乘马让给一个掉队的红军女战士，与其边说边笑，部队也是吊儿郎当，毫无戒备之意。

　　不意间，已过中午时分，快到达九间房。此地位于秦岭南麓，地处蓝田、柞水、商县三县交界。不知是哪朝哪代，这里有九人殿试考中，传为佳话，故称九殿房，后称九间房。

　　九间房沟底，清粼粼的蔡玉河水自西向东流淌，北有文公岭，南有九华山，一山一岭夹一沟，沟宽三四百米至七八百米不等，实际上是一条长达数公里的谷地，沟中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理想地带。张汉民率警备三旅“尾随”至九间房，人困马乏，骡马在河边卸鞍进食，部队架枪埋锅造饭，一片和平景象。此时，太阳还在天上，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低垂的雨雾弥漫了整个山间，藏在雨雾之中的橡树林密密麻麻，从山顶一直延伸到沟畔。如纤如丝的细雨飘洒下来，落在绿色如茵的山谷，淋湿了丛丛山野花。一堆堆灌木丛，犹如一座座涂上浅绿色的碉堡，蹲在半山腰。雨天的山间，人无踪迹，一片寂静。突然间，山坡上枪声大作，弹雨横飞，硝烟散起，杀声震天，埋伏在草丛、林间、灌木丛中的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如神兵天降，直冲下谷底。正在用饭休息的警三旅顿时不知所措，人喊马叫，乱作一团。紧急中，阎揆要即刻凑近张汉民，耳语几句：“红军有埋伏，赶快突围!”张汉民却下令部队不准开枪，阎揆要趁部队慌乱之时，率部分官兵夺路分别向南边的一条小沟撤了出去，还有部分官兵陆续逃脱，自寻出路。后卫七团按照原来对红军的态度，枪朝天，打空弹，打了一阵向西逃跑。红二十五军冲到沟底，张汉民和1000余名官兵当了俘虏，红二十五军“缴获”了大量枪械和骡马。

　　这场伏击战，后被史学家们称为“九间房战斗”或“九间房事件”。有关九间房战斗中的详细战况，时任国民党蓝田县县长的郝兆先，根据警三旅逃回或被红二十五军释放的官兵叙述，分别于4月12日、13日和14日连续三日，四次向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呈去书面报告，“报告”原件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报告”作为佐证材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这次伏击战的战事概况。

　　张汉民被俘后，为了消除“误会”，证明其共产党员身份，以便取得红二十五军的信任，从俘虏中叫出来20多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九团党的负责人张明远和团附魏书林等。遗憾的是，红二十五军并没有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只把“俘虏”的士兵释放，把张汉民和20多名共产党员当作“反动分子”、“法西斯分子”，绑缚起来，一路押解。事隔多年后，当年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层中，有几位是九间房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见证人或间接知情者，如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郑位三、郭述申等，他们通过文章或采访谈话，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回忆，他们在对伏击战的细节追述上虽有所出入，但对张汉民被俘被绑的情节叙述则大体相同。

　　汪锋和阎揆要分手后，当日下午从雪花街来到九间房附近，受到红二十五军一位营长的盘问。

　　汪锋对盘问人说：“你不要盘问，快派人把我送往军部。”

　　“这儿离军部还有几十里路哩。”这位营长回答。

　　“我有急事，必须找你们军领导来谈。”汪锋有些不耐烦的样子。

　　这位营长看到汪锋说话口气较硬，便派人把汪锋送到葛牌镇军部。这位营长，就是后来的刘震将军。

　　到达军部驻地，哨兵又盘问起来。汪锋告诉哨兵，我要见军部领导同志，向他们传达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新指示。哨兵便把汪锋引进一个房间，临时休息，又联系通报军部领导。不一会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来到汪锋面前。汪锋告诉徐、戴二人：“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我来和你们联系，叫你们派人前去上海进行联络。上海临时中央局让我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新指示，新指示的大体内容是在肃清反革命时，要注意对地主、富农不要在肉体上消灭，不要再打土豪、杀富农，要给他们生活出路。我从上海前来，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联系张汉民同志。”②汪锋所讲的上海临时中央局，也就是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

　　汪锋讲完后，徐、戴二人走出房间，商量一番。过了一会儿，戴季英带着四个红军战士走进房间，莫名其妙地指着汪锋说：“你是反革命!”话音刚落，几个战士便上前把汪锋捆绑起来，进行了全身搜查，没收了汪锋的随身之物，把汪锋押往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政训科，科长叫朱仰辛，朱把汪锋押往他一手掌握的特务连看管起来。一到特务连，汪锋就看到了张汉民和张明远、魏书林等被俘人员。张汉民看见汪锋，脸上露出一丝苦笑，魏书林则把嘴一撇，意思是对汪锋说，你来得不是时候。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汪锋被看押之初，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会杀人。第二天晚上，魏书林因被怀疑企图逃跑，便遭杀身之祸。这时的汪锋才有些担心害怕起来。

　　①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小组主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259页。

　　②《丹心素裹》，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