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上旬，龙驹寨整训结束，张汉民等被错杀，汪锋照旧被押解着，跟随红二十五军南渡丹江，先后向西南方向的商洛地区山阳县转移，围攻山阳县城。从6月15日开始，红二十五军向豫陕交界的荆紫关远程奔袭，接着又绕道鄂北郧县南化塘，向商南县照川、山阳岭南、商县黑山地区转移，历时1l天，迂回曲折数百公里，身负重荷的汪锋，和战士们一起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时而顶着似火的骄阳，时而冒着倾盆雷雨，在草长林深的崇山峻岭中，艰难跋涉。

　　7月2日，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进行了一场伏击战，全歼杨虎城部警一旅，俘虏旅长唐嗣桐。战斗结束后，红二十五军又一次转移到杨家斜休整。在这里，汪锋处境稍有转机，这已经是他被扣留起来近三个月之后了。

　　其间，汪锋不但没有被杀，幸免一死，而且“待遇”有了改善。这是何故呢?汪锋早在1942年撰写而成，1985年6月又在文字上略作修改的《上海中央局①派我与红二十五军联络》一文中作了回答：“我之所以没有被杀，是因为我在被押期间，有三件事取得了红二十五军的信任。一件是我有机会跑而未跑。有一天过了丹江，部队打起仗来，晚上部队都走了，而押我的战士睡着了，我喊醒他。他问我，你怎么不跑呢?我说，红军就是我的家，我回到咱们部队里啦，为什么要跑呢?他说：你是犯人哪!我说，我这个犯人将来会弄清楚的，我不是反革命，是革命的；第二件事是陕西省委派来的人要求见我。一次陕西党(实为姜旭初)派秋宏把一批文件送到红二十五军。秋宏来时，化装成农民，在杨家斜找到红二十五军，秋宏向他们打听我，并要求见我，他们同意了秋宏的要求，秋宏和我见面谈话。这时，红二十五军还搞不清楚我究竟是不是反革命；第三件事是中共河南信阳道委派人来与红二十五军联络，联络人员证明我是上海中央局派来的，这是关键。有一天，几个陌生人和政治部一起行军转移，我问一个战士，这些是什么人?战士回答说，是信阳道委来的。信阳道委是红二十五军离开河南时留下的一个领导组织，信阳道委与上海中央局有联系，他们去上海时，红二十五军可能给他们一个任务，就是了解上海中央局是否派过我来和红二十五军进行联络。结果，上海中央局证明我是派出来的。不久，他们对我就放宽了，我头上的‘狗头帽’取掉了，身上也不背几十斤大米了，这说明信阳道委的联络人员是起了作用的。”②

　　汪锋的“待遇”改善之后，他曾经与戴季英、朱仰辛谈了一次话，汪锋在他那篇文章中回忆这次谈话的情景时说：“杀张汉民是不对的，张明远是警备三旅党的负责人，我走时(离开陕南特委)把党的关系交给他了。我有问题，他也有问题。我既然没有问题，他也不应该有问题。”汪锋还回忆说：“几天后，他们通知我多打几双草鞋，这时，我可以和张明远说话了。我和张明远各打了一双草鞋，次日晨，一个战士把张明远打的草鞋给了我。我说，这不是那个‘犯人’打的吗?那战士说，那个人放了，他走了，给你穿吧，这下子我知道坏了，结果张明远在杨家斜被杀了。”

　　红二十五军在杨家斜休整了十天左右，7月12日，从这里出发，北越秦岭，沿着秦岭北麓，途经汪锋的家乡蓝田，到达长安引驾回、子午镇、秦渡、沣峪口，前锋直达韦曲、杜曲，这里距离陕西省省会西安城不过二三十公里，迫使西安各种势力集团为之震惊。还被押解的汪锋到了西安附近，可他还不知红二十五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到底走向何处，心里隐隐约约估计，可能要去陕北。

　　15日至17日，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在沣峪口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会后，汪锋跟随红二十五军离开沣峪口，继续沿秦岭北麓西行，然后南越秦岭。红二十五军连克佛坪县城、留坝县江口镇。7月30日，红二十五军又从江口镇出发西行，正式离开鄂豫陕根据地，继续长征。汪锋也就随着红二十五军行走，这就是汪锋后来常说的“长征尾巴”。不过，汪锋参加长征的身份很特殊，只是个被押解的“囚徒”。

　　一路上，汪锋多数时间，身心处于惊恐之中，不知是哪一天哪一时会被处决，特别是被派往汪锋身边“照看”他的几个红军战士，悄悄告诉他几次杀人的事情之后，更是提心吊胆。一次是红二十五军路过周至秦岭山区时，杀了一个人，红军战士给汪锋讲了，汪锋立即感到死神会马上降临到自己头上。据汪锋后来讲，自己一直未弄清被杀的这个人，是和张汉民一起被俘的哪一个，或者是红二十五军中的人员，因为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来时，一路押解着几十名到200多名指战员，其罪名无非是什么“AB团”、“改组派”之类，一直押解到陕北，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这些人员才被释放，重新分配了工作。

　　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一些领导人，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为纯洁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必要的肃反，是应该的，但是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在处理鄂陕第九路游击师师长叛变事件中，曾错杀了第七路游击师师长阮士春、第五路游击师师长毛仪彬以及两个团长。红二十五军7月下旬到达留坝县江口镇，进行休整，对部队进行整编，将鄂陕游击师、华阳游击队共300余人，分编各团。可是，令人痛心的是，却把鄂陕游击师师长阮英臣等八人错杀了。杀害的理由也无非是怀疑阮英臣他们不愿离开陕南去陕北苏区。杀害阮英臣后，吴焕先给红二十五军其他领导人写出指示信：“四路已整理了，将补红军”，“党羽已枪决”③。鄂陕游击师，是当时配合红二十五军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各路游击师中政治素质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阮英臣的妻子及三个兄弟先后为创建根据地而献出生命。几天后，汪锋才从战士口中得知江口杀了十来个人的噩耗，心中也是为之一惊，加之战斗频繁，担心红二十五军为卸掉累赘，把自己和被押解的其他“囚徒”一起杀害。1959年，阮英臣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离开鄂豫陕，红二十五军在强敌一路围剿追堵中勇往直前，迭克嘉陵江东西两岸的陕西凤县双石铺镇和甘肃两当县城，然后转向西北，再克甘肃天水、秦安县城。8月14日逼近陇东静宁县城，切断陕甘交通要道西(安)兰(州)公路，继而攻克六盘山下的隆德(今属宁夏)县城。21日，在徒涉陇东泾川县城西汭河战斗中，吴焕先壮烈牺牲。9月9日，红二十五军翻越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今志丹)县豹子川永宁山一带，进入了陕甘边苏区，受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景范、秘书长张文华等领导人的迎接。9月12日，在习仲勋带领下，红二十五军来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洛河川下寺湾。习仲勋主持了欢迎大会，并致了欢迎词。徐海东、戴季英等红二十五军代表参加出席了欢迎会。

　　当红二十五军到达下寺湾时，经过习仲勋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等负责人证明，红二十五军才正式“释放”了汪锋，获得了自由，这天正好是中秋节。

　　汪锋和习仲勋两位老战友在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期间曾风雨同舟，红二团南下分别后，又各自经历了坎坷之路，时隔两年多时间，月圆之日又重逢，悲喜交加，紧紧拥抱，热泪夺眶而出，兴奋、感慨、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① 应为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下同。

　　②《丹心素裹》，第264—265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商洛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史略》，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