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刚过，还有十多天才到秋分，金光灿灿的秋阳照耀着陕北黄土高原的山坡、沟壑、梁峁和崖畔。秋庄稼已经成熟了，正在收割，还未收割的谷子、糜子、高粱……在秋风中低头弯腰，好像是欢迎人们赶快把自己收割回家。一片连着一片的晚秋荞麦，泛着鲜艳诱人的紫红色，顶着白里透红的小花朵，显得生机盎然。下寺湾，是坐落在洛河川道上的一个小村庄，三四十户人家，一排排砖块、石块、土坯混砌而起的大窑洞整齐地竖立在洛河岸边。家家户户的窑门前红旗招展，窗户上贴着各式各样的红窗花，窑外壁刷上了一条条醒目的标语。村里村外时不时响起一阵阵铿锵如雷的锣鼓声和高亢嘹亮的信天游。天还蒙蒙亮，红军、赤卫队的操练喊杀声，闯入人们的梦境，苏区军民沉浸在翻身与丰收的欢乐气氛之中。

　　汪锋的老战友，习仲勋、刘景范、张文华、马锡五……一再安慰他安心休养，恢复体质，还不时地送来鸡蛋、小米、红枣、牛羊肉和米酒。历经磨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汪锋，尽情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愉悦与温馨，流露出两年多来难得的欣喜与兴奋。

　　是啊!两年多了，看到昔日小小的照金苏区，已由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张秀山他们发展成为陕北20多个县连成一片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汪锋能不感慨与兴奋吗?

　　可是，处于感慨与兴奋中的汪锋，丝毫未觉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波将要袭击而来，秋阳四射的陕北高原将秋风肃杀，湛蓝如洗的高原上空，马上会乌云遮天，一场厄运即将降临到他和战友们的头上，祸害陕北大地。在这场风波中，汪锋身陷囹圄。

　　这场政治风波，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的陕北“错误肃反”。

　　2007年7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吴殿尧、宋霖撰写的《朱理治传》一书，在对这场风波一些细节的叙述中，尽管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有待商榷之处，但是，该书对于这场风波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基本上叙述清楚了，这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重要研究成果。笔者曾帮助联系查阅复印和提供了有关史料，参与了审稿工作。

　　日历翻回到1933年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的8月20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史称“陈家坡会议”。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统一了认识，组建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10月4日，刘志丹返回照金，任总指挥部参谋长。18日打下甘肃合水县城，11月3日至5日，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特委职权。可是，在打下合水县城的前两天，照金失守，被敌占领。1934年1月，王泰吉去豫陕边界做兵运工作，刘志丹任师长。2月，在甘肃的庆阳、合水，陕西的保安、甘泉交界地区创建了一块苏区，正式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为主席。根据地中心地带在庆阳县南梁堡(今属甘肃华池县)，故称南梁苏区。这是陕甘边区根据地失去照金活动中心之后重新创建的一块活动中心。苏区境内桥山山脉层峦叠嶂，沟壑、台塬、梁峁、川道纵横交错，梢林密布，典型的黄土高原地理地貌特征。

　　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恢复健全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张秀山任特委书记，9月之后由惠子俊接任。同时，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

　　11月7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正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当选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与此同时，谢子长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驻西北特派员的身份，在家乡安定(今子长)县，领导恢复了陕北游击队，创建了安定、延川等苏区。7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十多支陕北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

　　不幸的是，8月26日，在无定河流入黄河的清涧县河口镇战斗中，谢子长身负重伤。

　　重伤在身的谢子长，边疗伤边领导红军游击队和红三团继续开展游击斗争，建党、建军、建政。1935年1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休任参谋长。

　　1935年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和军委主席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北上陕北根据地赤源(原安定)县水晶沟灯盏湾，看望正在疗伤的谢子长，就打通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建立统一的领导指挥机构等事项进行研究磋商。2月5日至7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举行了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组织委员郭洪涛、宣传委员马明方等6人。谢子长因伤重未能与会，由刘志丹主持联席会议。会议就陕甘边、陕北两地的政治、军事、组织和战略行动的统一指挥等重大议题达成共识，并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惠子俊任中共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一说初为谢子长)，惠子俊因故未到任，由崔田夫代理书记。郭洪涛任工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高岗任工委宣传部长和军委副主席。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任工委委员。此后，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迁驻延川县永坪镇，归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领导。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联席会议半个月之后的2月21日，谢子长因伤情恶化逝世。刘志丹挑起重担，同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其他负责人一道，率领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以及其游击队，连克六座县城，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到这年六七月间，使陕北与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形成了20多个县的红色根据地，游击区发展到30多个县。根据地范围扩大到北到长城，南到关中北部淳化、耀县，西接陇东华池，东临黄河岸边，其区域面积与中央苏区相差无几，当时在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的情况下，能够保留下这块硕果仅存的红色区域，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时，红军已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也发展到4000余众，形势一派大好。

　　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5月初，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朱理治由海滨城市天津出发，经过2000余公里的颠簸行程，于7月5日到达陕北高原永坪镇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驻地。他来陕北，是奉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并以孔原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的双重身份，来领导西北工作的。

　　孔原何以要派朱理治来西北，缘起前一年原陕北根据地负责人郭洪涛等为北方局提供了不实的材料。这些材料概括起来就是，无端指责原陕甘边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和红二十六军领导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

　　平心而论，朱理治虽然接受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带着框框前来西北，他来后听了郭洪涛的不实介绍，但“没有想到过要搞肃反运动。他力图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并为此作出了努力。陕北的肃反则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多年来，一些老同志对红二十五军来陕北的意图也提出过诸多异猜，汪锋也不止一次地谈道：“沣峪口会议上，红二十五军决定前往陇东一带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是很盲目的，他们来陕北也是早已决定了的。来陕北干什么，我又不便说，因为中央刚刚发了28号文件，弄不好会影响安定团结。你们查一查历史史料就知道了。”①

　　汪锋这个谈话，和他那篇《上海中央局派我与红二十五军联络》一文中所讲是一致的：“红二十五军到了杨家斜，决定去陕北，有一天，吴焕先政委把我找去，问我去陕北如何走，我说了自己的意见。”②红二十五军到杨家斜是1935年7月2日袁家沟口战斗之后。而沣峪口会议是在7月17日召开，这说明在7月2日左右红二十五军已经准备去陕北了。

　　红二十五军来陕北的意图和目的，除了在陕南遇到强大的敌人“围剿”和山大沟深、地瘠民穷，难以立足和发展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可以从当年7月17日沣峪口会议期间，吴焕先在《关于鄂豫陕苏区工作情况和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得到答案。吴焕先时任红二十五军政委兼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如此讲道：“陕西党的阶级路线模糊，他们上层负责人与法西斯的分子有经常的关系。如张汉民自认是二十二年(实为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加入法党，并布置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到我党而施行其反革命阴谋的破坏(陕西党内、红四军团及红二十六军中都有他派的布置)。陕西党的接头机关多在此种分子的家中，同时两次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人，都是张汉民的路线部下，不是我们神经过敏，诬蔑怀疑陕西的组织，确实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学生……”报告提出：“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当然我们不是说西安无真正党员。”③程子华也曾说过：“(红)二十五军陕南处决张汉民后，张供词内谈有不少学生在(红)二十六军，这使我、徐、郭、戴对(红)二十六军内部混入反动动摇分子，已有成见。”④郭述申在他撰写的回忆文章中也讲道：“(红)二十五军的同志是从鄂豫皖来的，鄂豫皖的同志原来执行了王明路线，犯了‘左’的错误，杀害张汉民等是鄂豫皖的错误做法带到了陕南，没有调查研究，认为都不可靠，处理张汉民之后，就认为陕西党都不可靠，有许多右派，取消派，也就是反革命，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进陕北的。”⑤可以说吴焕先“报告”中的这些错误观点，既是杀害张汉民的直接原因，也是红二十五军来陕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红二十五军来陕北后，朱理治和红二十五军撤销了西北工委，改组了西北军委，刘志丹被排除在主要领导层之外。撤销西北工委，建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后的西北军委主席为聂洪钧。与此同时，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中央代表团成了西北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构，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朱理治任书记。

　　朱理治曾说：“永坪会师后，我和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六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一切问题都是在六人座谈中决定的。”⑥“座谈中详细谈及了红二十五军处决张汉民的事，而此时红二十五军领导坚信杀张汉民等人是正确的举措。”“我们六人都觉得陕甘边右派问题很严重，红二十五军同志说，他们这次赶来陕北，帮助这里肃反是主要任务之一。”⑦朱理治听了红二十五军负责同志关于“法西斯分子”和“法党”已打入“陕西党、西安党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通报后，极为震惊”。⑧

　　六人经过一番长时间座谈商量，立即着手开始进行肃反，肃反的重点在张汉民的布置处，也就是陕甘边的党政军系统。很显然，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对这场政治风波起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

　　就这样，“错误肃反”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一样，开始传染到硕果仅存的陕北这块根据地。朱理治还曾对程子华等人说：“幸而红二十五军来此就开始肃反，不然则陕北苏区与我们(就)危险极了。”⑨

　　朱理治后来在延安说：“红二十五军从陕南到陕北来时，路上有一个张汉民的部队跟踪他们，后来张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他是共产党，归西安党领导，叫他们不要害怕。但是他们说西安党有问题，因此路上就把张汉民解决了。张汉民做了俘虏，他说他与刘志丹、高岗有关系，红二十五军把张汉民杀了，并将张部下其余同志及赤色群众也杀了。同时我怀疑刘、高有问题。我们六个人都觉得陕甘右派问题很严重。”⑩

　　总之，也正如《朱理治传》中所述，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从客观上讲，他们的到来，使陕北苏区红军力量大大增强，他们也“带来好经验、好作风，同时也带来了错误处理张汉民的‘左’的材料，带来了对陕西党、西安党和红二十六军的严重的不信任。而这对于已处于矛盾之中的西北党内关系，起到了进一步催化和恶化的作用”。(11)

　　总而言之，陕北“错误肃反”，虽然也是由诸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归根结底是王明“左”倾错误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所致。正如毛泽东所讲的：“宗派主义有排内性和排外性，排外性就是不让党外的人一起革命；排内性就是不愿意其他同志来革命。任何党外人来投靠我们，他们都说这是投机，该杀。他们的排内性是只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别人都是靠不住的，应该打击，只相信他们自己，相信他的宗派主义圈子内的少数几个同志。”(12)

　　肃反一开始，汪锋便被从下寺湾押解到瓦窑堡，投进了监狱，接着，习仲勋、高岗也被关进来了。肃反领导人之一、新上任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听了戴季英的介绍，首先对汪锋进行了审问，诬指汪锋是AB团，要汪锋写检查。也许是戴季英早已在陕南对汪锋审查过了，其间他对汪锋没有过多纠缠，汪锋也就少受了些皮肉之苦。但是还是和其他被捕者一样，戴上了他曾经戴过的，只露两只眼睛的“狗头帽”，一遍一遍地写检查。

　　其间，看管的哨兵认识汪锋，悄悄告诉他，你不跑可能就被打死。汪锋说：“是共产党的人，打死我也不跑，打死了，总有平反的那一天。”(13)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场政治风波才停止了，汪锋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革命同志才得救了。正如《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陕西民歌歌词中所唱的“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①汪锋1983年11月26日参加杨虎城90周年诞辰会活动后，在陕西宾馆接见陕西党史部门工作人员时的谈话。

　　②《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23—1936)》，第42页。

　　③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④程子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

　　⑤郭述申：《陕北“肃反”的一点情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页。

　　⑥《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⑦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115页。

　　⑧《朱理治传》，第114页。

　　⑨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

　　⑩《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

　　(11)《朱理治传》，第111页。

　　(12)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57页。

　　(13)1983年5月12日，在北京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机关办公室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汪锋档案中《自传》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