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毛泽东离开东村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经安塞县前往瓦窑堡。

　　同一天，汪锋由交通员作向导，也从东村乘马出发，由七八个红军战士护送，南下葫芦河岸边的张村驿，从这儿折向西北，沿河而上，抵达直罗镇，护送人员即返回，汪锋便和向导踩着鸡爪厚的积雪，伴随着阵阵寒风，摸黑爬山越岭，越爬雪越厚，翻过直罗镇黑水寺以南30余公里的山梁，赶到中部(黄陵)县小石崖，休息一宿。由此转向西南，跨过河川地带，穿越子午岭梢林。梢林宽二三十公里，与沟壑台塬梁峁相间，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向导一时看不清道路。快到中午时分，四野茫茫，见不到人影，折腾了个把小时，突然一声枪响，惊动了林中的小鸟，也惊吓了汪锋和向导二人。循枪声望去，透过干枯的树枝，200公尺之外，隐隐约约晃动着几个人影，正在指手画脚地叫嚷着什么。他们身穿翻羊皮袄，头被皮帽裹着，很难辨清是好人还是歹人。汪锋不由得担心起来，心里泛起疑惑：“是不是土匪，要拦路抢劫?”提醒向导做好防范准备。向导是个十分有经验的人，一眼认出这是一伙猎人，趁着冬雪天出外打猎，要汪锋放心。汪锋却说：“土匪中有猎人，猎人中也有土匪，荒郊野外，山大林深，万一遇到坏人，我们孤立无援，是要吃亏的。”

　　说话间，那伙人向他俩走来，越走越近，躲避是来不及了。向导说：“我上前去和他们搭话。”汪锋只好答应。临到跟前，向导一看，果然有两个人挑着山鸡、野兔之类的猎物，其余三人背着猎枪。从皮帽檐下看到他们有说有笑，并无恶意，便上前搭讪。“哎!大哥，这回运气好(即有收获)。”

　　这伙人也答了腔：“不多，不多。”

　　向导问：“去正宁县湫头原咋走?”

　　这伙人边说边用手指点着方向。

　　这一问一答一指，向导心中有了数，又问：“刚才放枪为啥?”

　　“打了一只兔子。”挑着猎物的小伙子边说边指着挑担上一只有血迹的兔子，显得十分得意。

　　这伙猎人一看只有两个陌生人，一个年岁稍大点的便好心提醒：“冰天雪地，狼出来寻食，要多留神。一个时辰前，有四只狼就朝你们去的方向游转去了。”

　　说完，这伙猎人便折身下了山梁。向导转身回来，和汪锋按照猎人所指方向，踩着积雪，继续穿行在梢林之中。

　　一路走着，向导总是担心碰着那四只野狼。汪锋却壮着胆子说：“大白天，狼不会伤人，只要不遇上土匪就好了。”

　　“在苏区，土匪很少。饿狼出来，饥不择食，不要说四只狼，一只狼也是很危险的。”向导争辩着。

　　三个多小时，快要走出梢林，又是数声枪响，汪锋二人立即停步，辨别枪声方向。刚一停步，就瞧见四五十米开外的右前方，三只野狼正向梢林深处逃窜。二人估计枪声可能又是来自雪地狩猎，便又放心地迈步前行。

　　半小时后，出了梢林，来到一条沟边，眼前一片开阔，一眼望见沟下一排窑洞，窑洞前围拢着一群人，男女老少，足有二三十个。

　　汪锋二人顺着眼前的小路两拐三拐竟然一直拐到沟下窑洞附近，一打听，才知这群人正在围观猎人打死的野狼，这一下，倒让汪锋和向导消除了“饿狼饥不择食”的阴影，长长地松了口气。

　　他俩没有停步，前边的路虽也是山路，山却光秃秃的，路也比较宽一些。路上没有了积雪，三四个小时之后，天已经黑静了。次日傍晚，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甘肃正宁县的南邑村。

　　这儿是陕甘边苏区南区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距离出发地富县东村近一百六七十公里。汪锋到达这儿，这儿的“肃反”刚刚停止，紧张恐怖的气氛还未散尽，朱理治派来鲁贲等四个搞“肃反”的人还未离去，“肃反”期间杀害了五六个人，其中包括原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汪锋的蓝田乡党、南区区委组织部长杜宛，还有黄子文年仅18岁的侄女黄兰。为了保密起见，汪锋只和南区几位主要负责人见了面，他们也是同志和战友。在这里，汪锋进行了一番精心筹划和准备，在区党委的帮助下，缝制了几件化装衣服，制作了证件，南区党委还从红白交界地带找来了几位地方干部，考察了解前行路线情况。

　　在商量选择最佳出行路线时，有的主张南下赤水出苏区。赤水是苏区的新建县，在旬邑县西部，走这条路比较便捷，一出赤水，便是陕西北部的淳化、泾阳、三原、咸阳，距离西安不到三天的路程。有的主张西走陇东的正宁、庆阳出苏区，再沿西(安)兰(州)大道去西安。汪锋和南区党委领导权衡利弊，觉得上述两条路线一个近，一个远，沿途敌情、社情比较复杂，便放弃了。汪锋和永红县县委书记赵宏钧谈话后，觉得赵提供的路线比较合适。赵宏钧是正宁县三嘉原东村人，曾在苏区南端的陕西彬县北后区工作很长时间，任过区委书记，他对北后区一带的彬县永乐、北极地方十分熟悉，这里地处苏维埃政府所辖彬县和正宁县交界地区，西边就是陕西长武县，长武县又与甘肃平凉地区交界。从彬县与长武县交界出苏区，沿途没有正规武装驻守，虽有民团，但民团不敢晚上出来骚扰。东北军驻守在彬县、长武县城，对地方上的治安则一般不多过问。

　　路线确定之后，汪锋在赵宏钧的陪同下，离开南邑村，傍晚时分，路过赵宏钧家乡，在赵家吃过晚饭，赵宏钧从乡苏维埃政府找来一位向导，此人是个赶骡马的脚夫，熟悉路径。当晚，汪锋离开赵宏钧家，和向导一起夜行赶路。汪锋身披青色斜纹布面长袍，头戴黑色礼帽，携带西安“裕茂兴”商号账簿，俨然一位派头十足的大账房先生。农历十一月中旬的夜晚，月明星稀，人静天冷，向导只是带路，不知汪锋真实身份，匆匆赶路，不免有点疲倦，便打破沉默：“先生经常跑这里?”

　　“不，只是来催账，年关不远了。”汪锋回答。

　　“彬县、长武一带瓜果有名，大枣、核桃、梨多搞一些，拉回西安，过年可卖个大价钱。”向导说。

　　“彬州梨远近闻名，尝尝倒是可以，既要讨账，又要大量贩卖做生意，可就难了，回西安后商量商量再说。”汪锋推辞着。

　　向导继续介绍说：“彬、长两县，寺庙多、古迹多，方圆几十里，上百里以外的人常跑来赶庙会，看热闹，你抽空可以去游玩游玩。”

　　“是啊!”汪锋接过向导的话说：“彬、长两县，还有东边的旬邑，古为豳地，周文王的先祖公刘曾在这里建都，后人又把豳地称为古豳国。过了几百年，公刘的后世迁回关中西部的周原，经周文王奠定基业，周武王伐纣，才建立周室王朝。到了隋末唐初，这里的地方势力与李渊、李世民父子相对抗，威胁长安，多次交战，胜负难分。后来，李世民率兵终于在长武经过一场恶战，才打败了地方势力，平息了战乱，解除了唐王朝的西部之危。恶战中，唐军死伤将士不少，李世民登基后，派大将军秦琼监工，在长武修建了一个大寺庙，叫豳州昭仁寺，以超度死亡将士的神灵。寺庙很大，全国闻名，寺庙有一块大牌，牌子是由唐初大书法家虞世南所书写，很珍贵。另外还有彬县的大佛寺，秦将苻坚墓，也很有名，我早都想去看一看，眼下讨账之事要紧，这一次可能没有这个眼福了。”

　　听了汪锋这段讲述，向导感慨地说：“读书人说话就是不一样，见多识广，我起早贪黑赶骡马，只下苦不挣钱，就是吃亏在没有好好念书上。”

　　“我也没有上几年学，初中还没毕业，家里穷，上不起学，出来帮人讨账，混碗饭吃就是了。”

　　“不，念初中，在我们这里也算是‘秀才’了。”

　　“我的家乡蓝田县，多半是在秦岭山区，人多地少，为了糊口，许多人跑出来学厨师，干木活，当瓦工，做生意，熬相公，剃头，照相，镶牙，还有的和你一样，过彬、长，走平凉，上银川，到口外一带赶骡贩马，他们跑的地方多，见的世面大，回到家乡，常常谈论外面的见闻，我听得多了，也就知道得多了。”

　　汪锋和向导一边走一边拉闲话，说东道西，不知不觉间，天已放亮，来到泾河北岸陇东宁县的政平渡口。一夜行走约百十里，虽然相当疲倦，还算是一帆风顺的。摆渡也比较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一上岸到了陕西长武县境地，行走不到几里，遇到两个便衣。一看汪锋穿着模样，断定是个商人，必定带有大烟土，便上前盘问，强行搜身，汪锋和向导据理力争，互不相让。便衣不依不饶，汪锋实无办法，心里直犯嘀咕：信件若被搜查而去，事关重大，不免惊慌害怕起来。

　　便衣不肯罢手，没有搜到大烟土，搜去了三封信。

　　这两个家伙是当地的“土特务”，没见过大世面，在穷乡僻壤的弹丸之地，他们耍点威风，逞点能耐吓唬人是可以的，一看信件竟然是写给堂堂的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一下傻了眼，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

　　看到便衣如此模样，汪锋急中生智，便摆出一副国民党大员的神气，一边大声斥问：“你们是谁派来的?”“你们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是不利的!”

　　这两个家伙更慌了神，赶紧回答说：“我们在附近相公镇镇公所供职，是长武县政府派来的。”

　　汪锋知道长武县县长是党伯弧，虽未曾与其谋过面，但知道党是陕西合阳县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可算是十七路军的人才，也是忠于杨虎城的。其父党晴梵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陕西靖国军和西安反围城斗争，担任过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协助杨虎城襄理军务，对党家父子的政治态度和为人汪锋是心中有数的。于是，便理直气壮地告诉两个便衣：“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情报人员，是杨将军派到苏区边界搜集情报，追踪红二十五军行踪的，现在要回西安报告工作，我同你们的党县长也是老朋友了。”

　　两个便衣一听，果然相信了，满脸客气地说：“长官，不知冒犯，请多多包涵。野地里天冷地冻，请长官先回附近村庄歇息，用饭。”归还了那三封信件。

　　便衣把汪锋和向导领到附近一个村庄，走进一家财东大院堂屋，殷切沏茶，吩咐主人做饭款待。

　　汪锋边用茶边考虑，鉴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要把信件安全带到300里外的西安，是很不容易的，难免再出问题，这两个便衣也可能会走漏风声。至于党伯弧，依他现在的身份和与杨虎城的关系，还不至于引火烧身，坏了大事。只要他不从中作梗，对杨虎城、对十七路军、对他们自己都是很有利的。事已到此，必须与党伯弧见面，争取得到他的保护和支持，信件才能安全送到杨虎城手中。

　　主意已定，汪锋便问便衣：“这儿距离长武县城有多远路程。”

　　便衣应答：“西去25里。”

　　“长官要进城?”便衣问。

　　“对，进城要见党县长。”汪锋说。

　　“县城门由东北军把守。”便衣说。

　　为了避开进城检查，汪锋便说：“那请党县长出城来接我们。”

　　汪锋一边说，一边拿出笔和纸，给党伯弧写了封信。信中诈说我是张依中的朋友，今奉杨主任之命，有要事商量，请到城外相会。张依中时任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

　　写好信，汪锋便交给便衣，让尽快送到党县长手中。便衣也很殷勤，一个便衣骑辆自行车飞快而去。

　　等汪锋用茶、吃饭、休息好之后，已到了午后，送信便衣返回，汪锋便和向导由便衣带路向县城而去。

　　黄昏时分，到了长武县县城附近，党伯弧果然如约而至，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迎着飕飕寒风徘徊在路边等候。

　　党县长一见汪锋，支退便衣走开，笑着问道：“你怎么说是张依中的朋友?”

　　“你们先把他带回去吧。”汪锋指着向导，压低声音对党县长说。

　　党县长立即吩咐两个便衣带向导离去。

　　“令尊可好。”

　　“好，一切都好。”

　　“他可是咱们十七路军的老人手。”

　　党县长对汪锋的热情问候，十分感动。不住地点头：“是、是、是。”

　　略微寒暄一阵，汪锋便照实说明来意，简略地讲述了全国和西北的局势：红军主力已由南方转移到陕北，现在日军不但占领了东北，还步步进逼华北，国家民族危亡日甚一日。面对日军入侵，蒋委员长却一再退让，委曲求全，集结重兵“围剿”红军。杨虎城将军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通电全国，力主抗战，爱国之心，人皆尽知。可是，蒋委员长不但不信任杨虎城将军，还一再分化、瓦解和削弱十七路军力量，派往“剿共”前线，致使杨将军抗日救国夙愿无法实现。实话告诉你，杨将军已与共产党和红军多次来往，商谈联合抗日救国。今日我受红军之命，带信去西安会见杨主任，此事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关系十七路军的前途，也关系到你的前途，需要得到你的支持与协助。

　　汪锋说完，看到党伯弧有点犹豫的样子，接着说：“党先生，如果能考虑到国家的前途和十七路军的利益，请你设法送我去见杨主任，否则你可以将我另行处理，请你选择。”

　　党伯弧听汪锋这么一说，当即表示：“本人并非势利小人，只是如何才能平安地把你送到西安，甚是为难。”

　　党所为难的正是那两个便衣已经知道内情，不好保密，路途又长，万一出了岔子不好办。

　　汪锋一听党县长口气有所松动，便为党支招说：“对付你的那两个人，可以按照我给他们的说法统一口径。再说，他们在你手下干事，稍给点颜色和笼络，也不至于很快就走漏风声。至于护送我到西安，可以采取选择可靠的人，用‘押送’的办法，这样不但掩人耳目，保证安全，万一出了事，也免得连累了你。”

　　“好，好!这也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党县长一脸愁容顿然消失。“我一定想办法，平安送你到西安。”说着，党县长邀请汪锋一同进县城歇息叙谈。

　　有县长陪同，把守城门的东北军很快放行。当晚，党伯弧为汪锋接风洗尘，吃了便饭。

　　使党伯弧最为担心的是国民党长武县书记长来找麻烦，这个南京派来的国民党特务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万一叫他知道了蛛丝马迹，可是要坏大事的。为了保密和安全，党伯弧交代县府主管县府便衣队的中队长李谦益把汪锋安排在县府东院北城墙上的碉楼上过夜，与外界隔绝，派出警卫人员，以监视城墙外围安全模样站岗保护，掩人耳目，并下令那两个便衣和手下有关人员不得泄露半点风声。党伯弧当过勤务兵。党伯弧对外则托词以汪锋是西安绥署高级工作人员，因身份证件不全，将送西安等语搪塞。

　　这天夜里，汪锋大事在心，难以安眠，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不停地辗转反侧，既思虑着明日的一路行程，又担心当晚可能发生意外变故。党伯弧还上碉楼看望了汪锋。

　　党伯弧也入睡很晚。正如他在1985年提起这段往事时回忆的那样：“……我和汪锋同志并不认识，但由于他态度诚挚、热情地向我分析了革命形势和抗日图存的道理，使我很感动……我决心把他安全地护送到西安见到杨虎城将军……”“这天夜里，我和县便衣中队长李谦益及行志刚作了秘密部署。并商定如有人问这件事，我们谈话的口径必须一致，以便别人看不出破绽；我又给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亲笔写了一封信，说明事实经过，请他立即转报杨虎城将军。”“第二天清早，李谦益带着我的警卫员陪同汪锋上了一辆大汽车，车轮滚滚向前开动后，我的心才感到轻松了一些。”

　　出了长武县城，飞速的车轮沿着西兰大道奔驰向前，车后扬起漫天尘土，任凭寒风如同刀尖芒刺一样刺痛。伴随着汽车轰鸣声，汪锋和“押送”人员一路谈笑风生，还给他们讲述苏区的见闻。

　　“押送”的中队长和那个警卫员，都是党县长的合阳乡党，对县长忠贞不贰，中队长李谦益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失掉关系，他们对来自苏区的新鲜事十分感兴趣，聚精会神地听汪锋讲着，不停地打问着。

　　途中，汪锋还请他们一起吃饭，并赠送了小费。

　　300里路程，曲曲折折，凹凸不平，翻山越岭，下沟过河，直到午后三四点钟，才安全进了西安古城，卡车一直开进西安绥靖公署，由军法处长张依中向杨虎城转交了三封信，杨指示张依中负责接待汪锋。

　　多年后，汪锋每每谈起这段往事，历历在目，既感到后怕，又感到庆幸。怕的是如果万一碰上国民党中央军的侦探，或者是党伯弧县长不给予支持和配合，那将前功尽弃，出大乱子。庆幸的是，碰到的两个便衣是党伯弧的手下，加之党伯弧深明大义，对杨虎城忠心不贰，才能使自己化险为夷，绝处逢生，也少了300里路程的腿脚之苦。

　　汪锋离开长武，随行的那位向导回到苏区，他不知其中的底细，将汪锋被“押解”一事转告赵宏钧，赵宏钧立即向南区党委作了汇报，南区党委马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又通过在北方局工作的南汉宸设法物色人选，前往西安营救汪锋，又演绎出一桩桩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