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七八天，也就是在12月2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夜幕笼罩，寒气袭人，街上行人稀少，一辆挂有窗帘的黑色小轿车穿行在古城西安的马路上，坐在轿车内的汪锋，由张依中陪同，来到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住处，轿车泊在新城大楼门前，杨虎城已等候在那里。

　　杨虎城示意汪锋进入西客厅，礼节性地与汪锋握手问好。汪锋也代表毛泽东向杨主任问候。

　　第一次见面只是礼节性的会面，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过了几天，又是由张依中用轿车将汪锋接到杨虎城住处，进入实质性的会谈。

　　会谈时，张依中退出，只有杨虎城一人，没有随员参加。汪锋首先说明了来意，便进入正题，谈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红军愿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主张。

　　没等汪锋把话说完，杨虎城也没有正面回答汪锋联合抗日的话题，便“单刀直入”，话锋犀利，突然向汪锋提出了三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一度与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中央(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陈立夫也对我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茬。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的。”

　　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对于杨虎城的“单刀直入”，汪锋虽然感到十分突然，但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出发前，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对杨虎城可能提出的问题交换过意见，作了充分研究和精心准备，一切成竹在胸，便沉着冷静地作了详细回答，回答得滴水不漏。

　　汪锋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武志平到通、南、巴苏区，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没有大的磨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甘肃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展，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红四方面军侧翼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伸入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与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部，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宗南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红四方面军攻打汉中，从川西撤回了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了红四方面军西渡的良好机会，安全地渡过嘉陵江，完成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就可以依川北苏区，三路出击。东路依万源城口进攻镇巴、西乡；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进攻南郑；西路依广元进攻宁强、勉县。东、南、西合围南郑，汉中地区腹背受攻，红军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线一路进攻呢?这一点，正好充分说明了红军攻击汉中地区，只是调胡军之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的。”这是汪锋对杨虎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汪锋在回答杨虎城第二个问题时说：“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该部到达豫陕边地区后，是准备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文公岭一战，柳旅溃败，而贵部警三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张部尾随比柳旅更为逼近，红二十五军误认为张汉民部要寻机攻击，遂之于九间房接触战斗，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和上级失掉联络，不了解张汉民的情况，所以错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对于十七路军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可以以此作为同国民党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以打掉蒋介石削弱十七路军的借口。”

　　接着汪锋回答了杨虎城的第三个问题。他这样阐明：“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泽东也给杨先生写了信，想必先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不会有伤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认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反动卖国势力之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你们成长壮大，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①

　　对于自己的回答和阐明，汪锋后来回忆说：“杨虎城在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官兵上下都是齐心的，能够听他的话，但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表示明确态度，从语气神态看来，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②

　　杨虎城与汪锋一共进行过三次会谈，但是都未就双方如何联合抗日这一实质性问题谈成具体协定，仅仅是在大方向上的意向性会谈。第三次会谈时，杨虎城对汪锋说，他不能与汪锋多谈，指定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继续与汪锋接着谈。还说，如果事情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汪锋带回陕北苏区。③

　　杨虎城开始为何要避开汪锋联合抗日的话题，突然单刀直入地提出三个棘手的问题呢，其原因大致为：

　　其一，杨虎城向来持重精明，处事缜密，他虽知道汪锋这个人，但素未谋面，更谈不上深交，不便于与其深谈联合抗日这个重大的实质性问题。

　　其二，在杨虎城眼里，信是毛泽东的亲书，还是蒋介石伪造，一时也难以辨别真伪，不敢妄加断定。加之信中对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给予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指责，更增加了杨虎城的疑虑和猜测。

　　其三，不论是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还是1934年底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杨虎城都是在蒋介石的重压之下不得不进行“围堵”、“尾追”，避免正面接触，以掩人耳目，甚至背着蒋介石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可是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进攻汉中；红二十五军不到半年时间，伏击、击溃杨虎城三个警备旅，占其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三个旅长，两死一伤，杨一直耿耿于怀，对共产党及其政策产生了怀疑。听了汪锋回答之后，心结才有所释然。

　　其四，杨虎城对共产党和红军愿与十七路军以及一切抗日军队联合反蒋抗日的新政策已有所闻，与汪锋带来的三封信和中共中央《共同抗日宣言》中的提法大体一致。同时，与红军联合抗日，杨虎城早已有此心愿，只是还未确定更为合适的人选前去与红军联络。这个更为合适的人选，杨还正在物色运作之中。

　　那么，杨虎城心目中更为合适的人选究竟是谁呢?其实就是他要汪锋带回陕北苏区的那位老朋友。

　　汪锋到达西安的20多天前，杨虎城出席了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五全大会)。对于这次大会，杨虎城十分失望。会前，各派官僚、军阀和政客，都在使尽浑身解数与手段，积极准备“竞选”，杨虎城心系国难，抗日无望，对“竞选”毫无兴趣，拟听其自然。可是，杜斌丞和一些老朋友一再进言，以杨的地位和处境，如不参加“竞选”，必将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和猜测，杨才花了一笔钱参加“竞选”，当选了国民党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事后，他曾愤懑而懊悔地说：“从辛亥革命起就跟同盟会闹革命，到今天还不能不花钱买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实在太丢人了。”

　　庆幸的是，五全大会期间，在中共北方局军委工作的南汉宸，派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申伯纯前往南京，给杨送去一份《八一宣言》，让杨了解中共的新主张。南汉宸是杨主陕初期的省府秘书长，化名南汝箕。后因共产党身份被蒋介石通缉，杨掩护南离开西安，匿居日本，不久又秘密回国。申伯纯见到杨虎城后说：“我这次来看你，是汉宸要我来的，汉宸有许多重要的话要向你说，因为他不方便来见你，所以托我来转达。”“前几天他把我找到天津，同我密谈了两天。他告诉我，中国共产党在今年8月1日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当前的政治主张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愿意在抗日的原则下，同一切军队(不管过去有什么仇怨)联合抗日。”“汉宸十分关心你和十七路军目前的困难处境，所以托我来向你说明中共和红军的主张，他愿意负责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如果你同意的话，双方可以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协定。”

　　杨虎城在为难、失望、彷徨、苦无对策之时，接到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如久旱逢甘霖、淫雨遇日出，激动地对申伯纯说：“汉宸这次让你来谈这个问题很好，我也正想找他们(指中共)的关系。”并说：“江西的红军已经到了陕北，西北今后的局势十分严重，我们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做法，南京现在的情况太不像话了，不但毫无抗日准备，而且内部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闹得很厉害，我到了南京就感到头痛。”④

　　五全大会之后，杨虎城回西安，申伯纯与杨同行，他在中途下车，去天津向南汉宸汇报。12月26日，也就是杨虎城与汪锋第一次见面不几天，申伯纯由北平返回西安，给杨带来南汉宸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提出了与红军共同抗日的六条意见：一、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二、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三、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四、甲方在可能条件下，掩护乙方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五、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六、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往来交通。除了上述六条，南汉宸还要申伯纯口头转达两条意见：一是假如杨同意上述六项条件，或者有所修正补充，天津方面将另派专人前往商谈，并由派去的专人去陕北沟通双方的关系；二是秘密交通站设在蒲城或韩城。由申伯纯当副县长，同时负责秘密交通站的工作。杨虎城的态度很诚恳，他基本上同意上述条件，但要考虑考虑后再作决定，并让申伯纯留在西安，不再返回北平。⑤

　　汪锋与杨虎城第三次见面会谈之后，又按照杨的意见，与王菊人进行了几次会谈。王是杨虎城的乡党，1933年秋从日本回国后，担任杨虎城办公厅秘书，又称机要秘书。汪锋与王菊人的政治身份相互也知其底细，王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产党，也很活跃，大革命失败后便离开了组织。第一次会谈是由王菊人约汪锋到西安东大街南柳巷他家中见面的。这次见面之初，王对汪表示“疏远”，一开口便说，红军经过长期行动，到达陕北可能很疲倦了吧?分明是暗示红军联合十七路军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

　　汪锋则回答说：“红军主力已顺利到达目的地陕北苏区了，初进苏区便打了几个胜仗，吴起一战，歼灭马步芳的‘野骡子’旅大部分；直罗镇一战，东北军牛元峰一〇九师全部被歼，王先生大概听到了吧!”⑥

　　汪锋这一回敬，王菊人便转换话题说：“贵部到西北后，对马家军如何对待?马家军以强悍著称，搞不好很麻烦。”⑦

　　汪锋不以为然地说：“马家部队也不是蒋的嫡系，如果他不积极骚扰，我军也不愿意攻击。同时，马家部队也和红军较量了一下，并未占到便宜，看起来也不像传说的那样勇猛。”

　　接过汪锋的话茬，王菊人表示同意与红军建立关系，但却极力宣称：十七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这次和红军建立关系，是为了革命，希望双方都能抱定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原则。

　　汪锋则表示：我们都是西北人，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还知道若干。为了国家的利益，两军的利益，西北人民的利益，我们都应当为促进两军的联合抗日尽一份力量。并向王菊人表达了几点合作意向，其中包括：一、在西安设立招待所，护送来往西安的红军干部；二、开辟交通线，同十七路军建立联系；三、十七路军要给红军经常提供军事情报；四、十七路军要为红军输送物资。

　　会谈后，王菊人将上述四点向杨虎城作了汇报。

　　与王菊人谈了几次，最后一次会谈，也是在王的南柳巷家中，王的态度比较客气，他代表杨虎城回答了汪锋提出的四点意向，并提出红军派代表常驻西安的问题。但两人没有商量如何落实四点意向和派驻代表的具体实施办法，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王菊人对汪锋说：“你可以返回苏区了，杨先生认为红军与十七路军都是抗日部队，双方力量都不能削弱，要互相谅解，双方都应当避免冲突，行动尽量告诉对方；如果遭遇，双方都不要采取包围和追击。你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买点，还有杨主任的一位老朋友和你一块去，请多加照应。”

　　汪锋对于这次西安之行，早在1942年他就写成了文字材料，直到1987年12月才公开发表，公之于世。全国解放之初，王菊人对汪锋的西安之行也有回忆文章公开发表。

　　1980年10月15日，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汪锋，又撰写了一篇文章，对王菊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一份不曾发表的证明材料作了肯定、说明、更正和补充。汪锋这样写道：“我手里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批材料，是由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转给我的。其中王菊人先生的这份材料是1970年‘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派人逼迫王菊人先生与外调人员谈话之后整理的。当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在诬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同时，诬陷迫害了一大批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他们为了把陕西地下党打成‘反革命’，竟不顾历史事实，在中共甘肃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诬陷我是王明、刘少奇的黑干将，彭、高、习反党集团骨干，里通外国，假党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并到处收集我的所谓‘反革命’材料，其中包括王菊人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写的材料。但是，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不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了公正的材料，王菊人先生就是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王菊人先生当时是怎样写的?是怎样顶住他们施加的压力?我是不知道的，也不可能让我知道。直到去年5月，我看到转来的材料之后才有所了解，使我非常感动。王菊人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迫害，当时他任民革陕西省主任委员，是一位正直的、有骨气的民主人士。在那种情况下，他写的材料仍然是实事求是的。并且对我1935年底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同杨虎城将军谈判联合抗日的情况，补充了许多重要情节。而由于时间长久，我有一些情况已经记得不完全清楚了，这里只有一个情节需要更正，就是当时我与王菊人先生的谈话多次都在菊人先生的客厅里，即南柳巷16号，而不是在张依中先生的府学巷公馆里。这也许是王菊人先生的记忆有误，也许是为了提供一个第三者证人而不愿说在自己的家中谈的，以说明材料的客观性。⑧

　　另外，汪锋对王菊人的这份材料还有一处更正的地方。王菊人写道：“杨同汪谈了两次。”汪锋则更正说：“实为三次，都在新城大楼西侧杨的办公室。”

　　除此之外，汪锋认为，王菊人材料中其余的情况全部都是真实的。王菊人在这份材料中还提道：“杨与汪会谈时自己不在场，后来，杨虎城给我讲，解决了三个问题：(1)在抗战的前提下，愿意建立双方的合作关系；(2)张汉民被杀，杨虎城原想不通，杨有敢不敢和共产党合作的顾虑，经汪锋解释，消除了顾虑；(3)红四方面军在汉中和十七路军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但红四方面军包围过汉中，杨怀疑这是为什么，汪锋也将此事解释清楚了，杨虎城对我说这两件事都是出于误会。”

　　王菊人材料中的这段叙述，在王以往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是没有的。所以说，汪锋看到王菊人的这份材料后，写道：“现在把这个材料发表出来，一方面是提供一点历史的情况细节，这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会有裨益，更重要的是以此来纪念这位与党长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并证明王菊人先生为人正直的优良品质。”

　　① ②③汪锋与杨虎城两人谈话内容见《丹心素裹》，第298页。

　　④⑤申伯纯《自传》一部分。

　　⑥《丹心素裹》，第298—299页。

　　⑦《丹心素裹》，第299页。

　　⑧陕西省第十七路军军史研究会编：《十七路军军史资料》(1)，内部资料，第6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