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回到耀县独立旅之后，3月9日，杨虎城在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厅招待新闻记者时宣布：“所属第三十八军遵令编为两个师，同时撤销第十七路总指挥部，并对西安绥靖公署按照规定编制淘汰冗繁，加以整饬。”①

　　这次改编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与蒋介石多次讨价还价的结果。西安事变前不久，处于鼎盛时期的十七路军有两个军，两个师和九个旅达六七万人之多，现在被蒋介石腐蚀、拉拢、收买、压缩的只剩下一个军、两个师约三万人了，并取消了十七路军番号。

　　这次调整改编后的三十八军，由新任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兼任军长，副军长为段象武。所辖部队包括第十七师和第一七七师。十七师师长为赵寿山，副师长为陈硕儒，辖四十九旅和五十一旅；一七七师师长为李兴中，副师长为王根僧，后为许权中，王、许两人均为中共党员，辖五二九旅和五三〇旅。五二九旅由独立旅改编而成，仍由许权中任旅长，独立旅第一、二团分别改编为一〇五七团和一〇五八团，仍由阎揆要、韩子芳分任团长。原独立旅之独立营改编为一七七师辎重营，仍由李锦峰任营长，营附王汝昭。

　　在这次调整改编中，原十七路军教导营，改编为三十八军教导团，教导营营长李振西升任教导团团长，团附为张希文(中共党员)。宋文梅特务营改编为教导团第二营，营长阎维良(中共党员)，营附何永安(中共党员)，特务营随之撤销，宋文梅调任别处。

　　独立旅改编为五二九旅之后，汪锋军内职务仍为五二九旅少校参谋，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仍然负责该旅中共地下党工作，党内职务是五二九旅中共特派员，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协助政治处长方仲如开展全旅的政治工作。改编期间，汪锋和许权中、阎揆要、方仲如等协商物色调整配备各级干部的任职以及共产党员在部队中的合理分布。

　　改编前，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开始接受中共中央提议的国共合作主张，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与周恩来在西安经过会谈，有望结束“剿共”内战，联共抗日已初见曙光。红军驻防渭北富平、泾阳一带，与孙蔚如三十八军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地区民众抗日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在这一相对和平、稳定局面下，汪锋首先在五二九旅重点抓了中共组织方面的建设，在发展士兵入党的同时，注意发展军官入党。其间，仅阎揆要一〇五七团的军官共产党员增加到40多人。该团的多数连队和部门为共产党员所掌握。另外，在改编时，汪锋将西安事变时出狱的共产党员冯鼎三物色到中共力量相对薄弱的韩子芳一〇五八团担任第三营营长，同时派共产党员王英在该团新发展了十多名共产党员。汪锋还协助和配合中共陕西省委派到五二九旅一批共产党员，开展工作。

　　其次在思想建设方面着重抓了党员安心五二九旅的工作，下决心将该旅转变为坚强的抗日部队。那时，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认为，陕北是最进步最有希望的地方，红军是抗日的部队，当红军最光荣，最有前途。因此，他们要求去陕北学习，想当红军。针对这些思想倾向，汪锋、方仲如领导五二九旅中共组织教育共产党员不仅要自己成为积极抗日的分子，而且要不放弃自己的工作岗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周围官兵也成为积极的抗日分子，进而将整个五二九旅要转变成为真正抗日的部队。通过教育，这部分共产党员的思想基本稳定下来。在此基础上，汪锋和政治处长方仲如，在许权中、阎揆要、韩子芳的支持下，进一步抓好全旅官兵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教育主要是结合在部队普遍开设文化教育课进行的，把对部队官兵进行抗日教育寓于文化教育之中，在文化课中增加反帝反封建的内容，通过讲授中国近代史，着重讲述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官兵们通过文化课教育，不仅能识字、读书、看报、写信，更主要的是提高了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增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心理。

　　再次是领导部队广泛深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宣传活动中同时接受民众抗日教育。独立旅改编为五二九旅期间，正逢耀县药王山农历二月二过庙会，庙会一般延续半个月，再与清明节庙会相连，持续一个多月。药王山古为关中名胜，自北朝开始，就成为佛教丛林净土，是唐代伟大医学家孙思邈归隐故地与纪念场所。药王山雄峙耀县县城东仅两三公里处，自古至今古柏参天，洞壑幽邃，殿宇轩昂，特有其天然奇境和人文景观，其文物胜迹、历史传说，吸引千里之外的游人接踵而至，络绎不绝。

　　过庙会期间五二九旅向游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当年中共陕西省委派往耀县的巡视员给省委《报告》中的几段内容节录于下：

　　耀县今天(3月15日)由独立旅政治处发起召集了一个各机关、各救亡团体的联席会议。到会者有各行政机关、军、民、各救亡团体，在会议上成立了“三一八”筹备委员会。联席会议的议事日程在事前是党讨论好了的。筹备会的责任是利用药王山庙会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纪念“三一八”。宣传的内容是：亡国痛苦；西安事变总结；今后的任务；“三一八”；解决雷天一理由，雷是本县民团长，可恶已极；打夏老幺的理由是夏是团匪，冒充红军打土豪，不受编制。

　　耀县今天(3月23日)的抗日救亡运动工作主要依靠独立旅的军事力量推进。雷天一伏法后，他的党羽未肃清，仍有许多还留在各机关中，对救亡运动进行消极的抵抗及攻击独立旅，如造谣、在省方暗告等。

　　今日(5月3日)在耀县由独立旅政治处发起组织的纪念“三一八”筹备会，以后改为利用药王山例会扩大救亡宣传运动会。在药王山庙会的十天里，印发告群众书及标语画报19种，组织讲演队15支(每队10人)，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演新剧两日，四五万民众受到抗日救亡宣传教育。一个老农几至把演日本兵的当成真日本兵，高呼“把那个狗日的拉下来打死”，一群小孩把化装演日本兵的演员打得乱跑，连帽子都掉了。②

　　在抗日宣传活动中，特别是一〇五七团搞得有声有色，带动了整个一七七师部队。清明节期间，一〇五七团在汪锋、阎揆要、方仲如组织下，在耀县县城召开抗日宣传大会，邀请五三〇旅一〇六〇团团长王云山派人参加大会。一〇六〇团驻三原县鲁桥镇，王云山目不识丁，谈起打仗很来兴头，兴致勃勃，眉飞色舞，一提起开会默默无语。传令兵将阎揆要的邀请信送到王云山面前问：“王团长，咱们去不去?”王云山随口便说：“咱们不去!”该团三营三机连连长卢松轩(该营中共党支部书记)得悉后，便约营长何鸣皋一同去劝王团长前去参加大会。

　　王团长虽对宣传大会不感兴趣，经一再劝说，为了联络友军，最后还是带着20多个官兵前去耀县。汪锋和阎揆要、方仲如把一〇五七团这次抗日宣传大会组织得相当好，会场彩旗招展，标语醒目，锣鼓喧天，官兵阵容整齐威武，参加大会的除阎揆要团官兵以外，还有耀县各学校师生和各界人士、县府官员，登台演讲者争先恐后，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充满气壮山河之势。会后表演话剧，高唱救亡歌曲，一首悲怆凄凉的《松花江上》歌声使与会群众中大多数纷纷落泪。散会时，高呼口号，声震碧空。

　　这次大会，大大触动了王云山团长。据卢松轩后来回忆说：王云山“归途中不绝口的赞扬阎团官兵训练有素，告诉我们要向阎团好好学习。回团以后，(王团长)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讨论如何整顿队伍，赶上阎团。以后王云山不但天天跟队伍一起上操和官兵一起上课，还叫团部书记官给他补教文化。王云山的转变，给我们党的活动带来了有利的条件。”③

　　使卢松轩喜出望外的是，自参加阎揆要团抗日宣传大会之后，王云山答应在三营营部设立图书馆，让官兵在操课训练之余能看书看报。图书馆内既有国民党办的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图书报刊，也有共产党的图书报刊。有的人还为图书室捐款、赠书，图书馆成了士兵学习文化、了解时事、宣传抗日的场所。

　　最后是组织五二九旅特别是一〇五七团在耀县掀起一个向红军学习的热潮。汪锋和许权中还联名写信给罗迈(李维汉)，介绍原西安绥靖公署电台的地下共产党员王曙去延安，王曙在全国解放后曾担任国家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后来，汪锋发现一窝蜂北上延安的倾向，便及时予以纠正，因为这不利于统一战线政策。一〇五七团一营先驻防同官，后移驻富平，一个连驻富平庄里镇，这里也是贺龙二方面军驻地，两支部队关系相处十分融洽。汪锋在这里认识了红二方面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汪锋和许权中、阎揆要、方仲如等主动率领五二九旅和当时驻防耀县、三原、富平一带的红军一起召开联欢会，开展相互联欢观摩交流活动。一次联欢会上，红二方面军战斗剧团高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活报剧，给一〇五七团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一〇五七团的青年剧社给红军演唱了当时流行甚广的进步歌曲，表演了“小红拳”、“鬼头刀”等节目，也得到红军指战员的连声称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〇五七团这个青年剧社，是阎揆要一手培养起来的。汪锋多次肯定有嘉，称赞这是“阎揆要最厚的家底”。汪锋还曾邀请周恩来有机会前来观看演出，周恩来终因工作繁忙无暇，未能成行观看。

　　这个青年剧社，是在儿童连基础上成立的。

　　西安事变爆发之后，特务二团南下渭南赤水一带布防，娃娃们在途中一听到活捉了蒋介石，一个个连蹦带跳，情绪像潮涌一般高涨，一天一夜行军100多公里的路，没有一个掉队的。汪锋前去渭南南原阵地时，在阵地上看望了娃娃连的官兵。当独立旅驻防蓝田，娃娃连奉命给红十五军团押送两车枪支、弹药。有意思的是这次娃娃连在耀县与红军剧团联欢后，汪锋和阎揆要、周益三、秋宏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选派娃娃们前往红军那里去学习。经过商议和选拔，由秋宏带领娃娃连16名战士随红军剧团而去，学习红军剧团排演的抗日文艺节目。红军剧团的领导和团员，对娃娃连的战士关怀、体贴无微不至。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娃娃连的战士就学会了红军剧团的大部分节目。送娃娃连战士归队时，却出了一点麻烦，包括秋宏和16名战士，一致要求留在红军，不想归队，因为这些孩子和红军有了深厚的感情，红军中也有一些同志要求留下这些小战士。为此，红军领导同志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决定由剧团指导员亲自送娃娃连战士归队。临别时，红军领导和红军战斗剧团的全体同志们，为这些小战士开了个热烈的欢送会。

　　小战士归队后，在汪锋、许权中、周益三、秋宏等关怀下，“青年剧社”正式成立了。周益三已提升为一营营长，秋宏被提升为娃娃连连长。剧社的设备很简陋，李骾生排长写了“青年剧社”四个大字，苍劲有力。每个演员头上扎一条红布条，腰间系一条红布腰带，这就是剧社的全部服装和道具。几只口琴伴奏舞曲，这就是剧社的乐队。每到一个地方，放下枪支，脱去军装，就登台演出了。在耀县五二九旅驻地，第一次汇报演出，极为成功。后来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一天，有位南京来的大官，来耀县视察五二九旅。白天除了阅兵外，晚上由青年剧社演出招待。演出中间，那位大官突然怒发冲冠，拍桌大喊，不看了!不看了!这都是红军的宣传，站起就要离开。许权中旅长是个刚直烈性之人，反问道：“你根据什么说是红军的宣传呢?”那位大官手指台上咬牙切齿地吼道：“你看看，你看看，他们头上包的红绸子，腰上系的红绸子，不是红军的宣传是什么?”许权中也大声回敬道：“你爸当年娶你妈的时候，你妈头上也顶的红绸子，腰上也缠的红裙子，那不也成了红军了吗?”那位大官被呛得一时语塞，闭口难言，怒冲冲地走了④。坐在台下后面的汪锋，为许权中的凛然气概所折服。招待演出之后，汪锋当着许权中和阎揆要的面说道：“不给这些大官点儿颜色看看，他们还不知道姓啥为老几!”许权中则更是既自豪又蔑视地说：“这种人就只会给别人戴‘红帽子’，今天不给他些厉害，他还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其间，汪锋还和中共陕西省委派来五二九旅开展工作的崔廷儒一起商量并促成青年剧社前去三原云阳镇，为陕西省委和当地民众进行了几场演出，都很成功。

　　西安事变后，不仅在耀县以至渭北杨虎城部队和红军驻地掀起了抗日宣传的热潮，在西安，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抗日高潮也随之到来。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为了使全党明确当前的形势、任务及党的政策、策略，做好迎接大转变的思想准备，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至6月，先后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毛泽东在5月2日至14日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还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已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国民党的政策将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治领导，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为了贯彻执行党的这一政治路线，毛泽东十分强调：“共产党人应做到模范带头作用。”同时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要自觉地造就成万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领袖。”提出了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标准”。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于：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5月17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阐明了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的重要性。

　　上述两个重要会议，总结了自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思考和分析了过去白区工作遭受挫折的惨痛教训。彻底否定了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着重阐明了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的新形势下，党在整个白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

　　5月22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党代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精神。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和红军将领先后出席了会议，汪锋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学习了毛泽东的报告，听取了出席延安两个重要会议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所作的《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向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分别汇报了五二九旅改编以后党组织工作和部队官兵思想状况，也汇报了耀县地区抗日宣传活动的大好形势，与贾拓夫、欧阳钦等中共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交换了意见。此前，国共双方达成谅解，杨虎城部队内不再设立政治处，方仲如已离开五二九旅政治处主任任上，汪锋负责五二九旅的政治工作。云阳会议结束之后，6月上旬，汪锋向五二九旅共产党员传达了会议精神，从此开始直到七七事变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五二九旅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都是围绕传达贯彻中央两个重要会议精神这个中心进行的。为了全旅共产党员和官兵学习理解这两个会议精神，汪锋亲自动笔编写了一个传达学习教材提纲，可惜这个教材提纲没有保存下来。⑤

　　通过传达贯彻，五二九旅官兵思想稳定，抗日情绪高涨，时刻准备奔赴抗日前线。

　　附带说明一下：五二九旅成立后，汪锋曾几次去西安，和陕西省委几位负责人贾拓夫、欧阳钦及其夫人蔡任香，还有张秀岩等人(他们居住在莲湖巷一个大院)商谈工作，这里是陕西省委一个联络点。同院居住的还有杨虎城的原参谋长蒙浚生的儿子蒙念祖和妻子薛清廉，另有西安中学党支部书记岳文兰和她的母亲及妹妹岳文琴。岳家是省委联络点的主要成员，汪锋在这里结识了岳文兰，后来成为汪锋的妻子，即陈方。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也常去找蒙念祖，结识了岳文琴，二人后来结为夫妻，岳文琴改名为陈因，汪锋和杨拯民也就成了连襟。

　　①《杨虎城年谱》，第567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方仲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4—545页。

　　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37—1949)》，第204页。

　　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37—1949)》，第411—412页。

　　⑤摘自中共中央组织部《汪锋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