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侵华日军，一手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愤然而起，掀起了全民抗战的浪潮。

　　7月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进攻!”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三十八军十七师、一七七师五二九旅和三十八军教导团两万余人马，从7月18日起到9月3日先后从三原县和西安驻地出发，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出发之前，中共陕西省委对开赴前线部队中党的工作发出重要指示，号召部队里的共产党员站到第一线，在抗战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特别强调：任何时候对抗战的动摇与畏缩及临阵脱逃的现象，都是民族的耻辱，都要反对。提倡“英勇赴战，慷慨牺牲”的作风。

　　汪锋作为周恩来副主席选派到五二九旅党的特派员，在三原参加了出征抗日将士的誓师动员大会，还向五二九旅内党组织传达了中共中央、周副主席和陕西省委的通电和指示。汪锋特别告诉他们：不经党委批准而私自离开部队的党员，要开除党籍。当时五二九旅不仅党员官兵中没有一个离开部队，而且少数事前请假探家的非党员士兵，一听说部队要出发抗战，都回到了部队。

　　五二九旅出发时，汪锋向一〇五七团团长阎揆要转交了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指示：共产党员在战斗中要起模范作用。汪锋还采纳了阎揆要的建议，全旅官兵统一佩戴“韧”字臂章，表示部队不仅要坚决抗战，而且要坚韧抗战。

　　三支部队到达华北前线之后，被蒋介石打乱建制，分割使用。十七师一部分归蒋介石嫡系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指挥，布防于保定漕河一带，一部分被抽作关麟征的预备队，还有一部分配属给蒋军郑洞国第二师防守保定。五二九旅和教导团则先后分别布防于保定地区的正定、紫荆关、满城、涞源、易县、藁城等地，同归蒋系将领刘峙指挥。

　　汪锋没有随同五二九旅一起出发，而是随后押着辎重军列上前线的。这是因为五二九旅出发前夕，汪锋应中共陕西省委之邀，前去陕西省委机关驻地三原云阳镇商量要事，加之部队出发后，装载军械、弹药、被服、食品、医药等军用物资的专用列车还未安排妥当，只得等候几天。随后，他和军械处的几位军官押着辎重军列于8月下旬赶到石家庄。不巧的是，前边的漳河桥断了，列车无法通过，又没有电台、电话，与谁也联系不上，汪锋只得下车去找附近驻军帮忙。

　　国难当头，人人都有抗日正义感。这个驻军团长爽快答应给予支援，派出一部分官兵，协助修好桥梁，虽然耽误了几天时间，军列总算安全通过漳河桥，一路开开停停，向保定慢行。9月上旬，当军列行驶到距离保定不到50公里的地方，只见由北向南行驶的火车上装满了中央军，有的竟然爬在车顶上，一个个神色惊慌，垂头丧气，哭丧着脸。沿着铁道两侧公路向南逃跑的中央军一个个丢盔弃甲，狼狈不堪，蜂拥无序。无主的骡马来回狂奔，嘶鸣惊叫，一辆辆军用卡车东翻西倒地抛弃在公路中间。整个铁路沿线尘土飞扬，乱军溃退。大道上随处可见丢弃的大炮、枪支和装备，汪锋他们的军列只得停下来，司乘人员担心人身安全，也不辞而别。一部中央军路过汪锋他们身旁，还恶狠狠地大骂：“狗日的不要命啦!我们往南你们却要向北，是活够了，争着送死不成!”汪锋他们没有理会这些，只是想尽快弄清前面情况，找火车司机开车，继续向前行驶。心急如焚的汪锋，终于从一个南逃的中央军上校军官口中得知，日军向保定发动猛烈进攻，保定快守不住了。前线总指挥刘峙已令全线撤退，刘峙本人早已乘前线总指挥部专列向南去了。汪锋他们这时显得十分无助，只是担心这十几节车皮的军用物资无法送到五二九旅官兵手中，担心正在守卫保定的两万余陕西子弟兵的安危。经过千辛万苦，汪锋他们终于找到火车司机和司炉，答应把专列掉头返回石家庄，汪锋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几日后，军列终于停在石家庄车站。这时夜深人静，漆黑一片，大雨下个不停，遍地积起一窝窝水潭。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无法与外界联系，加之秋后雨天气温很低，凉得使人瑟瑟发抖。幸喜的是经过几番周折，军列可以由石家庄车站派出机车牵引，沿石太线向太原方向行驶。车速很慢，时开时停，行驶到娘子关，已到了10月15日左右，途中传来保定失守沦陷的消息，使刚刚神情较为自若的汪锋又双眉紧锁。

　　在这里，汪锋巧遇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委刘道生。刘是汪锋的老熟人，红军改编八路军之前，刘道生还是贺龙第二方面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参加过长征。西安事变期间，红军由陕北、陇东南下关中，驻防三原、富平一带，汪锋在富平与刘道生几次相见，联系工作。汪锋不是身穿长袍，头戴礼帽，便是身着中山装。半年之后，异地重逢，格外亲热。但是，刘道生一直不知道汪锋在五二九旅搞党的地下工作。一见面，刘道生便诧异地操着浓重的湖南茶陵口音问汪锋：

　　“你不是在地方上工作吗，怎么穿起国民党的军服?”“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帮忙。”

　　汪锋一番解释后说：“没有啥困难，也没有啥要求，只请求你帮忙背东西。”

　　刘道生不解：“啥东西?”

　　汪锋连声说：“背枪、背弹药、背粮食……枪械、弹药、干粮、药品有的是，就在娘子关车站，统统送给你。”

　　刘道生惊喜地问道：“哪里弄来的?”

　　汪锋这才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全部究竟。

　　刘道生听后一阵哈哈大笑：“汪老兄，真是谢天谢地!”

　　刘道生立即请汪锋来到他的住处，叫来民运股长，接回其他几个押车的军官，一同热情招待，商量了移交方案。就这样，十几节车皮的军用器械物资全部送给了一二〇师刘道生他们。

　　移交之后，汪锋说：“我们现在也不知该向何处去，五二九旅也不知在什么地方。”

　　刘道生说：“你们干脆去太原吧，听说周恩来副主席正在太原，等五二九旅以后需要军械物资时，我们一定帮助解决。”

　　汪锋一行离开娘子关时，三十八军十七师、教导团已经从保定撤退到娘子关以东的井陉地带布防。10月23日，汪锋一行到达太原，按照刘道生提供的地址，在城中阎锡山花园别墅找到周恩来，还见到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等人。周恩来军务繁忙，没有机会谈话，杨尚昆则先把汪锋叫去参加一个会议，会后杨尚昆向汪锋了解娘子关以东的战事情况。

　　汪锋说：“保定失守了，听说十七师可能已经退到井陉，其他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找不着五二九旅，我把押运的十几节车皮军械物资全部送给了一二〇师刘道生。现在我与五二九旅失掉联系，也不知道与谁接关系。”

　　杨尚昆回答说：“你到太原见到周副主席，又参加了会议不就接上关系了吗。”

　　汪锋这才回过神来，忙问：“五二九旅在哪里?”

　　杨尚昆说：“在忻口，已经和日军交火几天了，这个部队打得很顽强，周副主席对这个部队很满意，你还是先去忻口看望一下部队。我现在就发个电报，告诉他们你已经到了太原。”杨尚昆还告诉汪锋，周副主席是参加完洛川会议后前来山西的，9月下旬还派边章五、李锡九等去了趟河北前线，慰问了赵寿山和十七师官兵。

　　第二天上午，一〇五七团党组织就派出联络员杨信(又名刘家驹)赶到太原来接汪锋。杨信向汪锋重点汇报了三个方面的事情。一个是五二九旅从陕西出发到达保定前线的经历；二是忻口战役目前敌我态势；三是部队党员官兵发挥的作用和表现。杨信说：部队出发到河北平汉线高碑店下车后先后在正定、紫荆关布防，接着又向易县、涞源行进，在满城淤泥河等地与日军发生战斗，持续一昼夜，战斗中包括我和王国以及一〇五七团三营营长李明轩在内的全营官兵与团部失掉联系，许权中旅长奉命带两个营和一〇五八团向定县灵山镇开进，打击南下之敌。10月13日，忻口战役开始，晋北吃紧，10月16日，五二九旅奉命驰援，经阜平、龙泉、五台、定襄等地，于10月18日下午到达忻口战场，而我们三营失掉联系后，于20日才赶到忻口，配合晋军两个旅防守忻口，可是我们五二九旅两个团被分割使用，由晋军陈长捷指挥。这样一来，一方面我们的许权中旅长和两个团长丧失了指挥权，置于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我们旅的官兵抗日情绪高涨，政治素质高，战斗作风很顽强，党员普遍表现英勇。有的战士端着机枪站起来同日寇拼命，伤亡也就很大。晋军一打就缩回头去，卫立煌总指挥不得不下了一道命令，不准把友军部队分散使用。但三天下来，我们的部队伤亡极为严重，大部分共产党员英勇献身疆场。

　　汪锋听了杨信的汇报，下午即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告诉汪锋：这一次你们的五二九旅打得很好，杨虎城将军的这支部队是很有希望的。你先到忻口去一趟，慰问一下全旅官兵，代表我问候他们，请你转告许权中、阎揆要他们，要做好长久抗战的准备。娘子关可能要失守，太原也难保得住，你有什么事情，派人和我联系。汪锋辞别周恩来，便把杨信留在太原，作为与周恩来的联络人，连夜赶赴忻口前线。

　　在忻口，汪锋见到许权中旅长和一〇五七团党内负责人张一平、王写剑以及部分官兵，代表周恩来看望他们，传达了周恩来做好长久抗战准备的重要指示。阎揆要团长因正在巡查前线阵地，距离较远，没有相见，汪锋在忻口前线慰问了两天，带着张一平返回太原。

　　汪锋返回到太原的前一天，娘子关失守，日军直趋太原，部队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卫立煌下令忻口全线撤退。

　　汪锋和张一平去向周恩来、杨尚昆汇报忻口之行时说道：“我前天从忻口回太原，五二九旅在忻口抗战，十多天，坚守了阵地，顶住了日军多次大规模进攻，收复了晋军失去的阵地，歼敌3000余人，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全旅官兵伤亡三分之二，其中有军官60余人，共产党员确实发挥了模范作用，将近四分之三的党员献身疆场，仅剩下五六十名。恐怕蒋介石要取消五二九旅的番号，我们要想办法争取保留这支部队的建制。”

　　周恩来心情有些沉重地说：“看来杨虎城将军的这支部队还是很能打仗的，不过死伤太多了，上去打了三天，剩下不足1000人，实在有点可惜。”

　　汪锋说：“我想再去忻口和许权中、阎揆要他们商量，把剩余的官兵拉到一一五师或一二〇师去。”“那不行，你这想法不对，国共合作抗战是有协议的，你这样做就名不正，言不顺嘛。”周恩来说。

　　周恩来回头面对墙上挂着的地图说：“有机会你们可以拉一部分人有组织地去敌后进行游击活动，这不叫起义，也不是开小差。进行敌后游击战，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最近发出的战略决策。打游击，发展自己，打出成绩来由一二〇师向外宣传，扩大影响，蒋介石就不敢取消五二九旅番号了。”

　　汪锋提出再去忻口一趟，与许权中、阎揆要商量部队撤退后的出路问题。

　　周恩来却说：“你不要再去忻口了，部队要撤退下来，你就在太原等着。”

　　汪锋说：“我不去忻口，身边又没有电台，和部队失掉联系怎么办?”

　　周恩来同意了汪锋的意见。

　　29日一大早，汪锋就登上去忻口的火车。距离忻口还有一站的路程，火车停下不走了，他下车步行到达忻口前线指挥部。

　　11月1日，忻口全线撤退的前一天，日军地面部队在空军、炮火配合下，向五二九旅阵地发起新进攻，战斗十分激烈，五二九旅奋起抵抗，将敌击退。三营营长李明轩、七连连长祁有珍、代理营长刘广机相继负伤。

　　五二九旅撤退到太原，汪锋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许权中、阎揆要一起决定，派一〇五七团党委书记张一平率领石纪才排20多名官兵去敌后打游击。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之前，张一平率队由太原城北过汾河到静乐县米粮镇，在一二〇师教导团政委苏唐旺和牺盟会人员的帮助下，收编了从太原溃逃下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和晋军散兵游勇，两三天之内，游击队扩充到500余人，编了一个营，由石纪才任营长，连排班长都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士兵担任。接着在娄樊镇收缴了阎锡山部溃逃的许如林团全部武器弹药，把全团官兵带到岢岚县城一二〇师师部驻地。张一平向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肖克副师长、周士第参谋长、甘泗淇主任进行了汇报。

　　贺龙师长紧握张一平的手说：“前两天周副主席来电，听说阎揆要、张一平牺牲了，今天看到你还活着，我很高兴。”

　　张一平回答说：“阎团长也好着哩。”

　　贺龙师长既表扬又批评道：“你们的五二九旅很了不起，许旅长、阎团长都是好样的。不过，你们收缴许如林团的武器不应该。国共和作嘛，我们要从大局出发，把人家的武器归还了，让他们连人带枪开走。”

　　张一平按照贺龙等首长的指示，归还了武器，放走了许团官兵，但仍有200余名官兵不愿离开，自愿参加了游击队。这时，游击队已经扩大到七八百人，经过教育整顿，游击队在一二〇师作战科的指挥下，配合八路军参加了侦察日军、打击反动保安团的斗争。其间，刚刚进入冬季，岢岚一带下了入冬第一场大雪，满山遍岭一片银装素裹，气温骤降，游击队员还身着单衣。贺龙师长于心不忍，给每人配发了一套棉军装，还赠送给张一平一支左轮手枪，其他的几位师首长也多次前来慰问看望游击队，使张一平他们十分感动，受益匪浅。

　　正当游击队在不断发展的时候，汪锋两次分别以自己和阎揆要团长的名义发电，要张一平率队归建五二九旅。接到来电，关向应政委当面告诉张一平：团长来电叫你们回去，我们不得不按照和国民党军队的统一战线关系来欢送你们。于是，张一平带着全营七八百名官兵，恋恋不舍地离开一二〇师驻地，按照周士第参谋长指给的行军路线，到达晋北离石县与五二九旅会合。

　　五二九旅撤退途经交城时，周恩来前去慰问部队，并指示汪锋、许权中、阎揆要说：部队尽可能不要西渡黄河，整训后坚持敌后游击斗争。

　　汪锋之所以两次来电要求游击队归建，正是为了贯彻执行周恩来关于部队进行整训的指示精神。五二九旅从忻口撤退至离石县交口镇时，全旅仅剩下不足两个营的兵力。一〇五八团没有留下一个建制完整的连队，团长韩子芳西渡黄河去陕西接兵，以补充兵员，恢复建制。而一〇五七团仅留下残缺不全的两个营。汪锋和许权中、阎揆要把一营和一〇五八团剩余的官兵合编为一个营，把二营和三营九连的剩余官兵合编为一个营，全旅官兵不足1000人。然后在交口镇进行休息整训。整训开始后，张一平率队归建，五二九旅参加整训的官兵达到1700余人。

　　接着，从娘子关撤退下来的十七师也前来离石进行整训，这时，十七师已由从陕西出发抗战时的1.3万人，伤亡到只剩下大约3000人了。

　　整训期间，五二九旅采取办训练班的形式，分若干期，一批一批地轮训班以上干部，进行以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和军民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与训练。整个整训工作特别是政治整训由汪锋负责主持，党员和党组织积极配合，但政治面目不予公开。

　　整训期间，周恩来、杨尚昆、南汉宸、程子华等代表党中央、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北方局和中共太原西部工委前来慰问部队。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全旅官兵抗战精神为之一振。其间，嘉奖了一批参加忻口战役的共产党员，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党的组织力量得到恢复。

　　整顿期间，汪锋派杨信西渡黄河，前去延安党中央和移驻三原云阳镇的陕西省委进行汇报，到西安慰问五二九旅住院的伤病员。

　　1938年1月上旬，五二九旅结束整训，随后从交口镇出发，经双池子镇到达洪洞县的杜甫村一带驻防。不几天，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转来陕西省委一封电报，要汪锋回省委工作。

　　汪锋便去洪洞县赵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去找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任主任拿着一份文件对汪锋说：“你要走了，先把文件看一下，这是总指挥部起草的一份关于贯彻党中央有关抗日战争方针政策的文件，你看还有什么补充修改的没有?”

　　汪锋看过文件，任主任告诉他：“你在这里暴露了，陕西省委也需要你回去。”

　　“回省委，得有个介绍信，我离开省委已经五个年头了，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周副主席那里。”汪锋说。任主任稍作考虑后说：“你不需要介绍信，是陕西省委叫你回去的，你把这里工作交代一下就可以离开。周副主席已去武汉。”

　　临走时，汪锋对任主任说：“这个部队原有咱们的人(即共产党员)，最近又发展了一批，部队思想是稳定的。不过新任命了一个旅长，叫杨觉天，此人比较深沉一些，他的思想动向还摸不透。”

　　汪锋告别任弼时，回到五二九旅，向党组织传达了任主任的指示，交代了工作，便同张一平、雷荣带着王世英的弟弟，一起西渡黄河回陕西。渡河时，已是1938年1月底，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