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中旬，汪锋离开黑龙口，回到蓝田家中，一面临时负责中共蓝田特支工作，一面争取当地张子厚小股民间武装。1931年2月17日春节过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派牛志学通知汪锋到省委报到。2月下旬，汪锋按照通知规定的接头暗号和地点见到了高维翰，高指示汪锋前去杨虎城主政的陕西省政府卫士营干部训练班(亦称干训队)开展兵运工作，学习掌握军事技术，建立和扩大党的力量，为开展武装斗争打些基础。2月底，汪锋进入卫士营。卫士营编制很大，约有上千官兵，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这些共产党员来自何方?不妨看一看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渊源，便知一二。

　　早在1922年夏，高举孙中山“护法”旗帜的杨虎城，为了保存陕西靖国军这点革命种子，从关中平原率部北上，千里行军，进驻毛乌素沙漠南沿的“沙陀国”，也就是现今人们常说的陕北榆林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地区，养精蓄锐，以待时机。杨虎城蛰居榆林期间，于1923年春结识了第一位共产党人魏野畴。魏是陕西兴平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由李大钊介绍入党，时任榆林中学教员。从此，杨虎城便与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与共产党人长期合作共事的历史。1925年春，杨虎城在共产党和各方人士的推动下，披着塞外的寒风，率部南下，离开陕北，驻防渭北耀县，参加驱逐北洋军政府在陕西的代理人吴新田的斗争。应杨虎城之邀，一批共产党人走进杨的军营，助杨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教育训练部队。杨接受魏野畴等人的建议，在耀县城中的孔庙里，开办起三民军官学校，训练军事政治骨干人才，魏被杨任命为军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杨率部西安守城八个月，打败直系军阀刘镇华。1927年春，共产党人曹力如在杨部建立起基层组织，那时称军支，这是杨部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随后，杨又率部东出潼关，策应北伐，一大批共产党人进入杨的部队工作，魏野畴应邀担任了杨部的政治处长。这年秋，杨率部驻防皖北地区，共产党人在杨军中建立了中共皖北特委，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遍及杨部军、师、团、营、连，一些人还在杨部担任要职，杨在这里申请加入共产党，与共产党员谢葆真结为伉俪。1928年4月9日，魏野畴等共产党人率领杨部一部举行了著名的皖北起义。起义失败，魏野畴英勇就义，正在上海准备出国日本的杨虎城，接到军中来电，得悉魏野畴遇害噩耗，潸然泪下。

　　出国前夕的杨虎城，顶住国民党“清党反共”的压力，授意代理掌管军中大权的孙蔚如，“礼送”200余名身份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离开军营，留下与共产党人以后再度合作共事的机会。接着，杨虎城部进军山东剿匪和后来驻防河南南阳期间，一批批共产党人又先后回到杨部受到杨的重新起用。1930年11月，杨率部返回陕西，以陕西省政府主席和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身份执掌陕西乃至西北军政大权。随之，杨的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共产党的组织在杨部也进入大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他的省政府中不但有共产党人(有的暂时失掉组织关系)担任秘书长、厅长、报社总编辑和社长，帮助其主持陕政，襄理政务，掌握舆论，他的军队系统中也有一批共产党人担当重要职务。杨先后组建的卫士营、宪兵营、警卫团、特务团和警备第三旅中也有相当多的共产党员担任营、团、旅长或副职。他的军、师、团、营、连中分别建有中共军委、党委、支部和小组。其中从陕西和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和渠道进入杨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更是不计其数。有些共产党员身份杨虎城是知道的，有些是不知道的，当他亲自问明李慕愚的共产党员身份后，特地调李到自己身边担任侍从副官。杨虎城主政陕西，从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那里得知魏野畴父母背井离乡，沿门乞讨，杨拿着魏野畴父母在兴平老家门前合影照片，为其募捐，魏父母才丢掉了讨饭的篮子。

　　汪锋是在杨部共产党组织重新大发展之初进入省政府卫士营的，卫士营的前身是杨部驻防南阳时的军官教导队第四队。1931年1月，杨以第四队毕业学员为骨干，和回陕后收编的冯玉祥手枪营之一部，编成卫士营，南阳军官教导队第四队队长便是共产党员张汉民(此时失去组织关系)。卫士营成立时，张汉民继任营长。汪锋进入卫士营，是利用卫士营举办干部训练队，在社会上招收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入伍机会进入干训队的。卫士营成立之初，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即派共产党员史唯然去卫士营进行联络，高维翰根据史唯然的联络情况，又派汪锋打入卫士营干部训练队。汪锋进入卫士营干训队之后，得到卫士营连长、中共党员李明轩的帮助。通过干训队队员、中共党员魏书林的安排和掩护，汪锋在干训队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培养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支部，由汪锋担任支部书记，冯世光、李光明任委员。汪锋有时主持召开支部会议，研究讨论问题，为了安全起见，就把与会人员集中到西安西郊一个军械仓库内，这里是陕西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据点。三四个月时间，共发展党员数十名。党的活动主要抓了三个方面：一是先从抓经济斗争开始。所谓经济斗争，无非就是通过成立士兵伙食委员会，发扬民主，学员有监督伙食管理的权力，使学员每月都能分到一点零用钱，这叫“伙食尾子”。二是抓政治斗争。主要是反对打骂士兵，争取人身自由，人格不受侮辱。三是抓士兵教育。在学员中进行文化学习，通过讲故事、办墙报，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等，提高觉悟。开展这些活动，汪锋把握得比较好，不是搞得太红、太显眼，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效果较好。

　　汪锋进入干训队三个多月之后，因卫士营编制很大，有上千官兵，所属分队又多不易管理。6月10日，杨虎城将卫士营扩编为省政府警卫团，张汉民继任团长，共产党员阎揆要任副团长。汪锋名义上以干训队学员身份出入警卫团，党内却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代表的身份与张汉民、阎揆要一起利用扩编机会，任用一批共产党员或进步军士担任基层军官，其中有王超北、崔启敬、白景琦、魏书林、史唯然、岳子涛、孟浩等。

　　汪锋在干训队卫士营活动期间，和张汉民、阎揆要二人关系十分亲密，结成莫逆之交。汪锋的活动能力得到张汉民、阎揆要的赏识，为他们以后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此前，汪锋与张、阎二人从未谋面，张、阎也不了解这位小他俩六七岁的青年小伙子有何来头。可是，汪锋却对大名鼎鼎的张汉民、阎揆要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汪锋进入卫士营之前，军委书记高维翰也给他介绍过张汉民的简要经历，早日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早期共产党人也是汪锋的一桩夙愿。

　　张汉民是山西稷县人，这位中学毕业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早在1924年春就西渡黄河远离家乡，奔赴陕北三边，投笔从戎，进入杨虎城部三边教导队学习军事。1925年春，教导队在耀县扩编为教导营，张汉民任教导营第一队副队长，不到三年时间，张汉民就由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员，先后升任教导队副队长、炮兵营副营长，1925年春加入共产党。在杨虎城眼里，张汉民是一个潇洒、干练、有文化、有能力、追求进步的青年军官，是军中的未来人才；而在共产党组织里，张汉民又是一个坚强、勇敢、敢说敢为、富有斗争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西安反围城胜利之后，张汉民受中共西安地委负责人之一的魏野畴之邀，担任地委在西安甜水井附近举办的军事政治队队长，和魏野畴、曹力如等一起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内为共产党培养了近百名干部，还介绍吴岱峰、李作梁等学员加入中共组织。军事政治队结业后，他仍回驻防三原炮兵营军中，与中共三原地委一起开展农运工作，在炮兵营培养发展了刘威诚等20多名共产党员，在杨虎城第十军三原留守部队中，成立了中共第四军支，先后隶属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三原县委领导，张汉民任军支书记。这是继曹力如在杨虎城部建立第一个中共组织后的第二个中共组织。杨虎城率部东出潼关，策应北伐时，炮兵营留守三原。冯玉祥“清党”时，三原冯部驻军田玉洁反共，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共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队武装惨遭摧残。在中共八七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张汉民和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秉仁，得到许权中旅长鼎力协助，从狱中营救出三原县农民协会负责人乔国桢，就地惩办了一批反动劣绅，解决了县委的活动经费，动员了几十名中学生参加了许权中旅。接着，张汉民又派共产党员卫志毅、雷展如等打死当地田玉洁部政治处长兼三原省立第三职业学校校长尹聘三，为民除了一害。此人是三原当地的土豪劣绅，在“清党”中反动至极，追捕共产党人，镇压进步学生，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可是主政陕西的宋哲元和田玉洁都是冯玉祥部属，将张汉民以共产党杀人“首犯”罪名逮捕，投进西安监狱。后经杨虎城参议蒙浚生、韦协度，以及杨部留陕驻军团长赵寿山等人竭力营救，免于死难，却被押回山西稷县原籍，一度失掉组织关系。一年后，张汉民又离家前去山东临沂寻找杨虎城，杨又给予重用，先后担任杨的随从副官、连长、南阳军官教导队第四队队长、卫士营营长和警卫团团长。

　　阎揆要是陕北清涧县人，黄埔一期学生，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11月为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与唐澍、谢子长等共产党人一起，组织发动了著名的陕北清涧起义，打响了陕甘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以后参加杨虎城部。

　　警卫团组建起来之后，汪锋调回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主管军委组织工作。据汪锋回忆，他担任省委军委组织部长，接替军委书记高维翰，担任省委军委与张汉民、阎揆要以及警卫团党组织的联系人，省委军委通过汪锋对张汉民警卫团的中共组织和党员实施具体领导。汪锋与张汉民、阎揆要等配合默契，秘密共事长达数年时间，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个传奇故事。

　　1931年10月底，由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和阎红彦、杨重远等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晋西游击队)和一股“保运武装”①在陕甘交界的太白川会合，成立了中共队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并决定立即南下，前去甘肃正宁县和陕西旬邑县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入冬后，部队缺乏经费、武器，补充十分困难。汪锋代表省委军委前往警卫团去找张汉民，设法解决部分武器弹药和经费。汪锋同张汉民、阎揆要商议之后，决定由阎揆要、马志敬前往正宁县三嘉原慰问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送去枪支弹药、经费和情报，解决了燃眉之急。1931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革命形势发展，民族矛盾上升，要求各级党组织巩固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扩大政治影响。这支游击队于1932年1月和2月，先后改编为西北反帝抗日同盟军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张汉民是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的秘密党员和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②负责搜集驻防西北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和陕军“围剿”红军陕甘游击队和西北地区各地方军内部矛盾的情报。汪锋和张汉民、阎揆要等一起，在西安市竹芭市街同聚军衣庄、骡马市街擀毡作坊、彬县水帘洞和汪锋的干亲家韩嘉禄的东涝巷裕茂兴鞋铺建立了秘密交通联络站，以便警卫团给陕甘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医药、军用地图、望远镜和通讯器材，隐蔽掩护来往西安的党内干部和游击队伤病员，安排省委负责人秘密开会或临时接头。这些联络站当时和以后曾经多次掩护过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阎红彦、杨重远、贾拓夫等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和陕西省委的领导同志。

　　这时，省委和省委军委还不知张汉民是否已经恢复组织关系，但是，省委军委的高维翰和汪锋，通过张汉民积极支持陕甘游击队的行动中，认定张汉民对党组织还是抱着一片赤诚的心，这与省委其他一些领导人还存在着一定的认识上的分歧。

　　① 看押货物、商品、保护运输安全的武装。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23—1936)》，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