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汪锋这个名字，大概是在50多年前的1958年4月，那时我正在上初中。一天，班主任老师拿来一张报纸，叫我用粉笔把报纸上的一条重要消息书写在教室后面的大黑板上。这条消息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汪锋担任自治区中共工委第一书记(10月改为党委第一书记)。从此，汪锋的名字记在了我的心里，汪锋以后的每次工作调动和任职，我也有意或无意地加以关切和注意。

　　1969年5月，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随部队调防甘肃兰州。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下半年，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参加军、师、团三级工作组，进驻甘肃省委机关警卫连，进行部队政治教育工作试点。其间，不免与省委机关一些干部职工有所接触与往来，他们有时私下里向我讲起“文革”中汪锋被批斗、抄家时的一些惨景。

　　1983年初，我离开生活20多年的部队，转业回到西安，供职于陕西省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不久进入省委党史研究室。这年5月，我前去北京采访，征集史料。5月25日上午，我前往中南海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找汪锋，请他撰写一首怀念陕南著名革命烈士巩德芳的诗词，并通过他恳请国家主席李先念惠赐一篇纪念巩德芳的文章，汪锋爽快地答应了，后来也兑现了，这是我第一次与汪锋的接触和见面。第五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汪锋邀我去北太平庄他家里谈话，时间很长，五六个小时，就在他家共进午餐。他的老伴陈方十分热情、好客、健谈，使我没有丝毫生疏矜持之感，有的只是乡党之间的亲切之情。

　　此后多年，我先后在西安、北京又几次采访了汪锋，他赠送我亲笔签名的《汪锋诗词选集》一书。

　　1995年冬和1997年秋，我两次去北京，一共35天，几乎天天去汪锋家与其交谈。这时，他年事已高，身体不大好，谈话间，他说不清或听不清的地方，老伴陈方便在一旁“翻译”，使我更多地获取了他峥嵘岁月中经历许多重要事件的情节和细节。

　　1998年12月12日早上8时，汪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8岁。这天是个星期六，我正在西安家中，9时半左右，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崇信打来电话，告诉我汪锋同志逝世的噩耗，并催我赶快回机关，研究起草汪锋生平简介一事。我回到办公室，始知这是中央组织部下达的任务。一天时间，我即完成撰稿(民主革命时期)。12月19日，新华社以《汪锋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为题发出通稿。12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予以发表。

　　2006年4月，我应邀参加了《汪锋传》编写办公室工作，承担汪锋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的撰写任务。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时间征集和实地走访调查，2009年9月底前完成撰写任务。与此同时，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和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也完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撰稿任务。

　　2011年初，《汪锋传》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因该传总字数有所限制，我撰写的民主革命时期书稿仅收入约26万字，许多重要内容和细节无法收入其中，只得弃之不用，甚感遗憾。于是，我又用近两年时间，对史料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和修订，大部分章节重新撰写，由上百个革命故事串联起来，形成60余万字的书稿，书名为《秦岭之子——汪锋革命传奇》。这是我对汪锋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长达30年时间的研究成果。

　　本书撰写出版，笔者力求展现以下三个方面的意图：一、尊重历史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书写汪锋革命传奇经历。二、读者对象不囿于从事党史、军史、革命史等研究工作者的小圈子，而是面向社会广大读者。为此，行文采取人物纪实性语言风格，尽量重视对情节、细节的描写和叙述，力求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对涉及的历史背景、人物、地域、地名、人文等也尽可能地多费点笔墨，交代清楚。三、全书在以汪锋革命生涯为主线的同时，用一定的笔触，对诸多陕西党史人物，包括汪锋的同事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也尽量予以关照。也就是说，既有汪锋亲自践行的内容，也有在汪锋领导、指示、关心、支持、过问和派遣下，按照汪锋的意图，其他人员所做的工作成绩，借以展现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以及豫西和鄂西北部分地区的革命斗争历史画卷，解读党史、革命史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当然，笔者的上述三个意图是否得到体现，只能由广大读者去评说了。

　　因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错、舛、漏、冗、肿等不尽如人意之处难免，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谅解。

　　许发宏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