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台望江楼一层和二层分别是佛教和道教造像陈列室。

　　(一)中国道教重要源地之一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在中国长达2000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是官方提倡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正统思想，道教则带有鲜明的民间宗教色彩，它广泛吸纳中国古代巫术、方仙道、黄老道等，由众多民间教团组织融合而成。道教的成熟与佛教传入中国几乎同时，而且几乎同步发展，最终在中国形成儒、道、佛三者鼎足局面。道教始终扎根于中国社会，其形成的标志是东汉末由张角、张道陵分别创立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汉中是道教由初创走向成熟，由小规模走向大规模，还走向官方，并流向全国的重要源头地之一。

　　汉初，汉中就有杨王孙提倡裸葬，李郃熟知道家河图洛书之说。城固县升仙村的唐公房祠内原有东汉建宁到光和年间(168—164)立的《汉仙人唐公房碑》(1970年移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称：王莽居摄二年(7)，城固人唐公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唐公房常行善施乐、仗义疏财举办公益事业，以“方正贤良”之名被推为汉中郡郡吏，他事必躬亲，惹怒郡守受到打击，在回家路上受到一位鹤发童颜老人点化，唐公房全家连同房屋、六畜拔地而起，冉冉升空。唐公房升天惦念女婿时，女婿正好站在一座桥上，看升天奇观，人们便把这座桥叫“忘仙桥”，把唐公房升天的地方叫“神仙村”。此事虽是神话故事，但也见证汉中在汉代就有道家黄老学派的流传。

　　道教是在东汉中后期产生的，最早的道派有两个：一是张角于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创立的太平道；一是张道陵于顺帝时期(125—144)创立的五斗米道，其传教范围达于汉中。《三国志·张鲁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雒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雒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可见当时张修已为汉中五斗米道首领。

　　太平道因发动黄巾起义遭到东汉王朝的残酷镇压之后，便情况不明。五斗米道却传承不绝，故道教尊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道陵为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又名张陵，学道于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北)，著道书20余篇，入道者出米五斗，被称为“五斗米道”。该道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奉老子为教主，尊称“太上老君”。张道陵去世后，其子张衡继承教主之位。张衡去世后，其子张鲁继承祖业，在汉中发展和传播五斗米道。《三国志·张鲁传》载：“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王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这段记载说明，张鲁袭杀张修，他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自号“师君”，为传播五斗米道不设长吏，使用道内称号：师君下设治头大祭酒、祭酒，信教者称鬼卒。张陵修订了《老子五千文》，成为五斗米道指导思想，强调“以忠孝为核心，行善积德为行为标准”，要求“重廉耻，畏天命”。人人必须遵守的教义是：“诚信不欺诈，不偷、不抢、不贪占小便宜”“自食其力”，反对“强取人物”，信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关系。按其教规，在道边设义舍、义肉，供行路人及难民无偿量腹食用；犯小过之人，罚其修路；触犯法律的人先给三次悔过机会，再不改，才量罪施刑；教徒以“诚信不欺诈”为道德规范，把生病和灾难看作是对不诚信者的惩罚，治病先应自思其过。此外，春秋两季还禁止屠杀生灵；禁止造酒、喝酒；保持平常物价。

　　当时五斗米道在全国范围设有24治(管理机构)，其中在汉中设有三治，它们是勉县的阳平治(又称浕口治)，时为道教祖庭，即中央教区，后迁成都，南郑设有后城治和公慕治。张鲁在汉中政教合一的政权机构统治近30年，正是天下混乱的东汉末年，汉中却偏安一隅，关陇民众迁来数万家，湖北、四川等地少数民族也有很多迁来，是汉中道教最兴盛的时期。后因张鲁降于曹操，被曹封为镇南将军，居邺城(今河北临漳)，家族全部迁入洛阳，大批五斗米道众随张鲁北迁。《魏志·张既传》载：“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五斗米道遂流行于全国。汉中政教合一体制虽瓦解，而五斗米道除在汉中民间继续发展外，又在关陇和中原地区发展起来；晋代，张道陵第四代孙张盛自汉中移居江西龙虎山，使龙虎山成为我国道教正一道的祖庭，素有“神仙洞府”之美称，为我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

　　道教以“道”为立教根本，认为“道”派生天地万物，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上一切都是“道”法而行，最后回归自然。晋代葛洪把神仙方术与儒家纲常结合，宣扬做到忠、孝、仁、恕、信、义才能成仙。北魏寇谦之采用传箓方式传教，完善了道教仪式和修炼方法。南朝刘宋时期陆修静和齐梁的陶弘整理了道教经书，完善了道教理论。从此，道教无论从道义、科仪规范、神仙谱系等方面都逐渐完备，走向了成熟。

　　道教陈列室展出了三方面内容。一是汉《仙人唐公房碑》的拓片和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三陈列室《仙人唐公房碑》的照片，以及城固升仙村照片。《仙人唐公碑》圭形、圆额，高190厘米，宽67厘米，厚17厘米，额篆“仙人唐君之碑”，额上有晕，下有碑穿。隶书17行，每行31字，共507字；碑阴题名15人。碑文记述了王莽新朝时期，城固人唐公房一人得道成仙，全家及其六畜随之升天的神话故事。二是陈列了张鲁及五斗米道有关资料，有《三国志·张鲁传》《后汉书·张鲁传》、楼观台老子讲经台、明代张路绘《老子骑牛图》，清代任渭长画的张天师像、张鲁像、张鲁护仓，勉县武侯祠《天师符录》拓片，褒城山河堰《天师符录》拓片，勉县老城走马岭张鲁城遗址照片，勉县温泉乡灌子山张鲁女墓和墓前石羊及女郎庙等。《水经注》载：“女廊庙舍三十六间。”其庙1958年拆除，现存墓及传说中女郎捣衣石。三是陈列了馆藏道教铜造像广成子、真武大帝、仓颉、灵官、玉帝侍者、玉女捧玺、刘海戏金蟾等共11尊。这些资料佐证了汉中是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二)兴盛的佛教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儒家、本土道教相互渗透，彼此吸收，发展成具有新特点的中国化佛教。

　　佛教相传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乔达摩·悉达多所创立。他被佛教徒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又被称为“佛”，意为“觉者”或“觉悟了真理的智者”。佛教的基本教义是“缘起论”和“四圣谛”。“缘起”即“诸法因缘而起”，是佛教最基本的世界观。其总的看法是世界是变化的，此即“无常”。变化是无常的，此即“缘起”。因缘聚则物在，因缘散则物灭，一切都是无常的，因此任何存在都是变幻无常的，真正不变的只有佛性。“四圣谛”包括苦、集、灭、道四谛，是佛教的人生观，其基本观点是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人生痛苦的原因是欲望，摆脱痛苦之道就是断绝欲望，修成正果，涅槃寂灭。除佛教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外，佛教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为：以“道”为认识对象，主张在体认道的虚无时，要排除一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静坐澄心，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让心体处于无智无欲的虚空状态，使个人内心的纯粹意识转化为直觉状态，如光明自发一般，产生万物一体的洞见慧识，透过当下事物的外形和表象直契事物的本体。佛教的修养论主要为“六度”“八正道”“三学”。“六度”指的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八正道”包括正确见解、正确思维、正确语言、正确行为、正确生活、正确努力、正确动机和正确心神专注。“八正道”又可归结为“三学”，即戒、定、慧。佛教要求教徒恪守上述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规定，从而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

　　佛教从传入中国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提出了许多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理论，禅宗被视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

　　佛教何时传入汉中无考，本地大多寺庙属佛教净土宗及禅宗的支宗。据出土文物记载，汉中城西5公里龙岗寺遗迹中出土有南北朝时期佛僧用物。唐高僧法照禅师(747—821)，姓张，洋县人，佛学精深，首创念佛法门，为净土宗第四代祖师，唐德宗拜为国师，《高僧传》有其传，《汉中地区志·人物卷》有法照禅师的传。五代至宋，南郑梁山上的乾明寺有房舍千间，地产百顷，每年内外斋僧不下十余万，后蜀广政年间(935—965)，有新罗(今韩国)僧曾住此修行。洋县智果寺建于唐仪凤年间(672—676)，历代均有修葺。明万历十四年(1586)，万历皇帝之母李太后捐金重修智果寺，增建藏经楼，面积约600平方米，高12米，楼双檐顶盖琉璃筒瓦，下置围廊，结构精巧。寺内竖有明万历十四年《圣谕碑》l通，藏经楼内存有明版御赐佛经《大藏经》678函，6780卷，为佛经珍品。经卷封面所用的各色织锦硬壳和500余种图案也是明代丝织重要遗物。藏经楼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汉台区的万寿寺、宝峰寺，南郑的小南海、药王洞，勉县的天灯寺，城固的回龙寺、弥勒寺等30处寺庙一直是佛教活动的场所。佛事节日有：正月十五涅槃法会，二月十九观音菩萨诞辰，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辰，腊月初八佛成道节等。

　　佛教宗派林立，造像艺术堪称其精粹，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之一。展室陈列的以明代汉中瑞王府(旧址在莲花池公园)“护国禅林”的造像为主，是馆内历来珍藏的珍品，包括弥勒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迦叶尊者、阿难尊者、观世音菩萨、药师佛、善财龙女、文殊菩萨、韦驮天尊、四大天王等27尊铜佛和千手千眼观音石刻。

　　瑞王府为明神宗朱翊钧第五子、瑞王朱常浩府邸。王府位于汉中府城中心地带，仿皇宫式建筑，房舍千余间，规模宽敞，殿宇辉煌，东括莲花池，南至西大街，西北抵城墙，为汉中历史上最大府邸。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始建，历经26年告竣，当时府邸设有“护国禅林”，瑞王朱常浩因笃信佛教，在营建瑞王府时营造了大型寺庙“护国禅林”，制作了数百尊青铜佛像。当时汉中城内寺庙多处，满城罄声，香烟缭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