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在秦岭的东西南北中，就有长安、洛阳、开封、汉中、天水、宝鸡等一系列的王城都邑。这些王城最远距秦岭腹地100余公里，天子驾车当天就可往返；距秦岭最近的不到半天路程，平民百姓也可早出晚归去朝拜。这是天子朝圣、隐士出山、入教皈依、百姓游娱的最佳距离。进可攀龙附凤，居庙堂之高；退则隐居山林，蓄势待发；更是修身布道、颐养天年的理想天堂，人人向往。

　　老子·孔子与儒教

　　公元前528年的一天，居住在鲁国国都(今山东曲阜)的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请示当时鲁国的国君。得到鲁国国君的批准后。派遣一辆马车，一个书童，一个车夫，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东周国都洛阳拜访老子，学习周朝的礼乐制度。

　　孔子非常向往周文化，他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而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生活时代在春秋后期，与孔丘同时而略早，曾任周王室的柱下史，掌管王室图籍。孔子到周，曾向他问礼。老聃后被尊称为道家学派创始人，又名老子，被唐皇武后封为太上老君。

　　孔子来到周朝国都洛阳，先后瞻仰了周室先王太庙，见到那里的“金人”。《孔子家语》称他“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相与兴废之诫焉”；“又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周之际，谓从者曰：“吾今乃知周公之圣与周所以王也。”

　　在周期间，他还曾和老子一起游河洛，论天地之道，帮邻里送葬。

　　在今洛阳市老城东关大街，至今还立着一通石碑。碑有碑楼，正面书写有“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九个大字。

　　孔子通过在秦岭东端的洛阳求学问道之后，把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进行总结后，创立儒家学说。这种学说的核心就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所以，这种学说稍加改造，就可以适应封建统治者利益的需要，本身就具有再进一步发展成为宗教的可能。但是在先秦它还不是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与其他各家进行争鸣。由儒学发展为儒教是伴随着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巩固逐渐进行的，曾经历了千余年的过程。

　　儒家学说，很符合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抛弃百家学说，彰显儒家思想，要大家阅读“六经”。运用儒家思想来治国，把儒家思想提到唯一独尊的地位。自此之后，各个朝代实行科举考试，都以儒家学说作为考试题材，这就迫使人们非学儒学不可。从此，儒学得以长期发扬光大，形成在中国根基最深厚、最广泛的宗教。

　　隋唐时将“儒”“佛”“道”并称为三教，此后，三教出现合一的趋势。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儒教体系完成于宋代，它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收佛教、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信奉“天地君亲师”。“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天地”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师”相当于解释经典、代天地君亲之言的神职人员。

　　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38岁的秦岭北麓横渠人张载赴开封应科举考试，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因张载在此之前，已在《周易》研究方面小有名气，在候诏待命期间，前任宰相文彦博热情邀请，专门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让其开坛讲《易》，学子云集听讲，人山人海，轰动京都。后来张载潜心研究《周易》，广泛吸收周敦颐、陈抟、司马光、范仲淹、王安石及“二程”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经过“仰而思，俯而读”，志道精思，终于写成了《横渠易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至理名言，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一代关中大儒，把儒学推向了一个高潮。

　　2013年秋，我到眉县张载墓及张载祠拜访时，村子里最多的标语是张载的语录，比任何一位高人的语言都精彩、都显眼。语意大气磅礴，为秦岭戴上耀眼的光环。

　　南宋朱熹则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定为“四书”，用一生精力为它做注解。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宋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定为全国通用的教科书。“四书”从此从十三经中突出，受到特殊的重视，形成了完整的儒教学说。自此，儒学就植根于上上下下国人意识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

　　秦岭东端洛阳的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也是儒家大学者。“二程”从北宋崇宁三年始定居嵩县程村，卒后葬于祖茔。宋哲宗特赐坟地祭田2000多亩，坟院中建祠。“二程”墓在今伊川县城西1.5公里处，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冢在后，墓前各树石碑和供案，并以围墙环绕。祠庙在前，现存门楼、东西厢房、卷棚及大殿。陵园内存有明清碑刻7通，古柏数百株。在嵩县还建有纪念朱熹的祠堂，发现有“改建伊川书院碑”。以前嵩山周围各县均有文庙(或称黉学)或孔子赞碑，这些都是我国儒家学说根基深厚的表现。

　　儒家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由孔子创立儒学后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程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次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思想的标记。

　　儒教，中国人千百年来传承的意识，从周代礼乐制度开始，源于秦岭，兴于汉，成于宋，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意识和基础，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现在中国在全世界设有470多所孔子学院，风靡全球。

　　老子·尹喜·楼观道

　　道教是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是传承华夏民族古代原始宗教之血脉，是从敬天祭祖到殷商时代的天神崇拜，春秋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秦汉时期神仙方术以及民间信仰和东汉“五斗米道”“太平道”一路走来的，是中国国人文化催生的。道教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之大成，以道学、仙学、神学和教学为主干，并融入医学、巫术、数理、文学、天文、地理、阴阳五行等学问。内容讲求长生不老，画符驱鬼。道教创立后尊老子为教祖。

　　据道经记载，道教起于盘古开天辟地，元始立教说法。传至世间则创始于黄帝崆峒问道、铸鼎炼丹，阐扬于老子柱下传经、西出函谷。故以黄帝为纪元计，道历至2014年已有4700多年。

　　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明被道教保存下来。道教实际上是礼乐文明的继承者。

　　秦岭的终南山是道教发祥地之一。据传周昭王时，天文星象学家尹喜于终南山中结草为楼，每日登草楼观星望气。在公元前485年的一天忽见紫气东来，吉星西行，他预感必有圣人来临，于是去任函谷关关令，守候关中。不久一位老者身披五彩云衣，骑青牛而至，原来是老子西游入秦。尹喜忙把老子请到关中，执弟子礼，请其讲经著书，游历至秦岭楼观台。老子在楼南的高岗上为尹喜讲授《道德经》五千言，然后飘然而去。据说今天楼观台的说经台就是当年老子讲经之处。道教产生后，尊老子为道祖，尹喜为文始真人，奉《道德经》为根本经典。于是楼观成了“天下道林根本之地”。

　　今天，高高的楼观山岗，依然突出在秦岭北麓，古木参天，就如一座道台千百年来巍然屹立，永远是那么神圣和宁静，崇拜者络绎不绝。

　　距此不远的就峪有老子飞升处和以山为陵的老子墓。

　　自尹喜草创楼观后，历朝历代对终南山皆有所修建。秦始皇曾在楼观之南筑庙祀老子，汉武帝则于说经台北建老子祠。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名道云集楼观，增修殿宇，开创了楼观道派。

　　2013年秋，我与终南山名士石志刚、李晓武去楼观台时，就遇见了78岁的女道士杨氏。杨氏一袭青衣，慈目善面，我们在闻仙沟竹林边相遇时，她正悠然自得地边走边轻声朗诵《道德经》。与她攀谈，她缓缓地停下脚步说：“我是扶风人，26岁时家庭发生变故，身患重疾，到楼观台烧香过后，病就好了，于是我就到楼观台入观为道，十年前回去安葬了母亲，现在什么都不挂念了，一心就在这儿养年修道。”

　　战国中期的齐国出现了尊崇黄帝和老子的黄老教派，西汉前期的统治者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开创了“文景之治”。汉武帝后，黄老学说走向民间，与方仙道合流成黄老道，由政治思想转变为宗教理论。孔孟的儒家思想被道教吸收，构成宗教伦理道德的主体。汉代张道陵在秦岭南麓创立五斗米道，开创道教，并发展了大量信徒。其门派以符箓为主，轰动一时，是道教最早的组织，其子孙继承天师称号，继续传道，而后形成了正一派。

　　张道陵26岁时任巴郡江州(在今重庆)令，但他认为当官“无益于年命”，从而弃官隐修长生之道。汉章帝、和帝时隐居洛阳北邙山等地，修炼气功。公元80年(汉章帝建初五年)，朝廷征为博士，称疾不起；公元89年(和帝永元元年)，征为太博，封冀县侯，三诏不就。次年，公元90年(和帝永元二年)，他已57岁，携弟子王长游淮入鄱阳，登乐平雩子峰，溯信江入贵溪云锦山炼“九天神丹”，“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为龙虎山”。这就是今天江西贵溪龙虎山得名的缘由。

　　142年张道陵于蜀地鹤鸣山(今四川省大邑县境内)倡导正一盟威之道，俗称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奉老子李耳为道祖，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这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创立。

　　张道陵第二次携弟子王长由嵩山入巴蜀已过90岁高龄。他先居阳平山，后住鹤鸣山，还到了西城山、葛溃山、秦中山、昌利山、涌泉山、真都山、北平山、青城山，精思炼志，著作道书24篇，足迹遍及巴蜀、陕西等秦巴地区。他收徒设教，建立道教基层组织，凡入道者须出信米五斗(汉时一斗等于当代二升)， “付天仓”以备饥荒和作“义舍”之用。后传至三国时期，其孙张鲁在秦巴山间的汉中阳平关(沔县张鲁治)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雄踞汉中近38年，归附者络绎不绝，把道教传播推向了高潮。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以神仙信仰为核心内容，以丹道法术为修炼途径，以得道成仙与道合真为终极目标，追求自然和谐、国家太平、社会安定、家庭和睦，相信修道积德者能够幸福快乐、长生久远，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宗教意识和信仰心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道教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军事谋略、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国民性格、伦理道德、思维方式、民风民俗、民间信仰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曾深刻指出：“中国人的根柢全在道教。”

　　道教产生后，先后出现了一大批道教学派创始人，如文始真人关尹子，王禅老祖鬼谷子，北极真人安期生，纯阳真人吕洞宾，纯佑帝君刘海蟾，陈抟老祖扶摇子，紫阳真人张伯端，辅极帝君王重阳，长春真人邱处机，显化真人张三丰，及张继先天师、张宇初天师等，这些人至今都是国人引以为豪的道教精神领袖。

　　唐朝时，奉道教为国教，因唐宗室尊道教始祖老子为圣祖，大力尊崇道教，特别是因楼观道士岐晖曾赞助李渊起义，故李渊当了皇帝后，对楼观道特予青睐。武德初，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宗圣宫。当时主要建筑有文始、三清、玄门等列祖殿，还有紫云衍庆楼和景阳楼等，成为古楼观的中心。同时，国家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高祖规定“道大佛小，先老后释”，唐太宗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推动道教发展到全盛，社会上的崇道之风发展到极致。盛唐高道辈出，以道行医的孙思邈还著有《千金方》，推动了医药学的大发展，等等。

　　道家集中国传统思想之大成。首先是吸收儒家伦理如三纲五常思想，《太平经》第一个将“天地君亲师”合为一体，这是先于儒家的提法，后儒家也用之。道教经典中对伦理道德的规范比儒家更集中和全面。因此，道教与儒教皆尊崇于老子，秦岭楼观台至今留有“老子天下第一”的巨型碑刻。

　　道教所提倡的仙风道骨，体现着一种骨气，文人武士的骨气，转化为社会风气，体现为一种文化骨气，这就是中国人骨气的根源。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则引入佛教、发展道教，同是一家天下，却有两种不同表现，看上去似乎不可理解。实际上，汉与秦不同，秦是以法治天下，汉则以儒道治天下。秦属北人，汉则楚人。北人理性，楚人浪漫。楚人信鬼神之风，使佛道均能昌盛。古来佛教徒间流传着汉明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

　　美国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比尔·波特在《空谷幽兰》中这样写道：“终南山，有人将它解释为‘月亮山’。传说，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它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天帝在尘世的都城，还有月亮女神的家。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试图前来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其力量根源的地方，因而也就成了隐士的天堂。”

　　早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秦末汉初)的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这四位著名学者不愿意当官，长期隐藏在商山，出山时都80岁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四皓的大名，曾请他们出山为官，而被拒绝。他们宁愿过清贫安乐的生活，还写了一首《紫芝歌》以明志向，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刘邦登基后，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次子如意为赵王。后来，见刘盈天性懦弱，才华平庸；而次子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遵照开国大臣张良的主意，聘请“商山四皓”。有一天，刘邦与太子一起饮宴，他见太子背后有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问后才知是“商山四皓”。四皓上前谢罪道：“我们听说太子是个仁人志士，又有孝心，礼贤下士，我们就一齐来做太子的宾客。”刘邦知道大家很同情太子，又见太子有四位大贤辅佐，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念头。刘盈后来继位，为汉惠帝。

　　走进秦岭腹地商洛，这里有商山四皓墓和商山四皓庙，在秦岭北麓的太乙宫镇仍有四皓庙、四皓村等遗迹。“商山四皓”的形象至今仍然高高矗立在人们的心中。

　　唐朝李白为此专作《商山四皓》诗：

　　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

　　偃卧松雪间，冥翳不可识。

　　云窗拂青霭，石壁横翠色。

　　龙虎方战争，于焉自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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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冬，我与道教学者史飞翔、张军峰从太乙宫进入终南山时，一天竟见到了五名从北京、杭州等地到秦岭山中修行的隐士，他们有的才二十多岁，自食其力，计划在这山中享受一辈子青山绿水，无欲无求；有的五六十岁，穿着简单，素饮素食，准备在这山中颐养天年；还有的则半隐半居，山里住一段，城里住一段，来去不定。

　　在当下，这样自由隐居的生活，可能在历朝历代都是最宽松的，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佛教西来居秦岭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的古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悉达多，是一位王子，后离家修行，取得正果，被尊为佛，汉译为佛陀、浮屠、浮图。到公元前三世纪由于阿什卡国王皈依了佛教，从而使印度几乎全国人都成了佛教徒。西汉时，西域的某些城邦小国已经信奉佛教。大约到公元一世纪东汉明帝时，佛教经西域和南海传入中国。首先传来的不是佛经，而是佛像，后来才有佛经的传译。佛经的翻译和流传应视为佛教在中国正式传播的标志。

　　史料记载：“公元前243年(秦始皇四年)，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赍持佛经来长安”“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安置于甘泉宫”“公元前二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等。然在诸传说中，一般以“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三国以来即被盛传。

　　梁代慧皎《高僧传》载：“汉明帝梦一金人于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于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洛阳门白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公元67年(汉明帝永平十年)，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尔后，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2013年夏我在洛阳文化学者汴军的陪同下来到了白马寺，寺内文物比比皆是，“佛教西来”的匾牌格外醒目，他介绍说：“这就是中国佛教的祖庭和源头所在。”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陆续有梵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绸之路前来。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始于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据《开元释教录》载：从桓帝到献帝的40年中，译有经典187部379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也就是中国的大、小乘佛教两系。

　　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147年(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东来洛阳，20余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30余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于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其后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经》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支谶的译典，为后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佛教作为外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于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尔后，在社会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于“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长期生活悲苦、心灵困顿之时，佛教的无常及因果观，舒解了他们的情绪，而方光般若的精深更启迪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越过秦岭往南方展开。

　　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的融合、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吴代建业的佛教，也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谶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这使秦岭作为佛教在中国的发源地成为不争的事实。

　　493年北魏迁都洛阳后，为了统一北方，佛教就成了人们思想统一的精神支柱，于是北魏就在东秦岭的伊阙龙门开凿石窟佛像，后经东西魏和唐宋400多年的大规模营建，建成长达一公里2345个窟龛、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品中国佛教圣地。

　　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后，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更以西安大兴善寺作为译经的中心，计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推广，修建寺院3000多所，立塔110座，写经13万卷，所度僧尼达50多万人。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

　　出生于洛阳东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的玄奘，在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西行求法，历17年而荣归，携回佛经502夹657部，太宗为玄奘于大慈恩寺设译经院。玄奘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19年间译经75部1335卷，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诸家之冠，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数甚多，亦为旷世巨作。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取保护政策。唐玄宗则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因之密宗兴盛一时。肃宗亦曾在不空等百余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于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宪宗时，迎佛骨于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

　　2014年我去拜访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的玄奘故里，那里北依景山，南望嵩岳，东南为轩辕古关，西南临近伊阙龙门，是东秦岭的一处风水宝地，那里的人们至今依然对佛教虔诚至极。玄奘寺金碧辉煌，金身矗立的玄奘像格外高大闪亮，仍然闪耀着灿灿佛光。

　　在秦岭山脉西段，384年就开凿有麦积山石窟，那里山体悬崖壁立，状若积麦。早在后秦时期开始凿刻，至今保留有雕刻194窟，佛像7000余尊，壁画1300余平方米，在秦岭山中留下了古代雕塑艺术的宝库，也使佛教深深地根植在西秦岭，是佛教在中国由西向东传播的交融之地。

　　据《关中通志》记载，终南山为佛教圣地，香火盛极一时。人谓“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为僧”，这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喻了。志书载，迨至明代，仅户县一地便有佛寺千余所之多，而且几乎是“无地不寺，无寺不奇”。现在，西安有佛寺百余所，僧尼700余人，信教群众80000多人，佛教仍显示着强大生命力。

　　儒释道美丽的风景

　　隋唐帝室除了对佛教护持，对于儒、道亦采取支持“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佛、儒、道鼎足而立，互为争胜，尤其道教对佛教的明争暗斗更是从未间断。到武宗时，因个人极度偏好道教长生之术，再加上道士赵归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动，终于进行一连串的毁佛事件，以845年(会昌五年)最甚，共废毁寺院4600多所、小寺40000余座，迫令还俗僧尼26500余人，没收寺田数万顷，史称“会昌法难”。随着唐末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1567年明末至清代，佛教再度兴盛一时，唯佛教积弱过久，仍不及北宋的兴盛。

　　道教是巫术极致——传统文化思想源自农耕文化，其最高理想就是长生极乐、得道成仙；道教即解决由现实到长生问题。儒教是人生极致的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的体性合一，心为圣贤，人则为圣贤，人生的极致就是立德立言立名立信；儒教解决今生今世生的问题。佛教是生死极致地因果轮回，是对中国传统精神信仰学说中缺乏神学系统的一种补充；佛教解决死的问题，即今生苦行，来世极乐。三教合一都是补充政治宗教留下的精神信仰空白。

　　儒家重现世，佛教求因果，道家讲超脱，都是对现实取舍方式上的差别。儒释道在融化自身的同时，也使政治宗教化传统更加巩固，成为一个独特的中国宗教文化亮点。

　　儒教、佛教和道教在我国的地位很高，儒教讲当官，佛教、道教讲隐居，曾国藩少时用儒教当官，后用佛教隐居，而后用道教走向人生的顶端!

　　明朱元璋的《三教论》及《释道论》都站在融合三教的角度，强调以道为尊，而心为道之源，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三家同源乃是三教以及社会大众应当承认的公理。

　　蓝田县普化镇王顺山下有一座六朝名刹水陆庵，保存着大量精美的雕塑，被称为“中国第二敦煌”，将儒释道三教并列于一寺，是一个典型的三教和合共生的见证。

　　在秦岭山中，百分之八十的农户正房中还供奉天地君亲师，百分之八十的山中都有道观寺庙，还有数不清的山神庙、土地庙、观音寺、云台观、紫云宫等，甚至经过一个山丫、古树或险峰，都有人烧香祭奠和披红挂彩的痕迹。从这些可以看出秦岭至今仍是一座三教九流最普及的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宗教之山。

　　唐朝诗人张籍在诗中描写了一位号称太白老人的道士，这位道士头戴竹巾，腰围藤带，暗修黄符，深种胡麻，住在灵泉围绕的茅屋中，院子卧着黄犬，屋中的杵臼之声不断。这位道士常和太白山洞府的仙家来往，壶中的灵药是人间没有听过的稀奇名字。这种形象，在今天仍是所有经历过沧桑人生长者的偶像与向往。

　　早在唐代，杜甫经过由东秦岭到西秦岭游荡的人生后，在《秦州杂诗》中就大发感慨：“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

　　自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作品《空谷幽兰》问世后，人们了解到在终南山中，至今还保留着隐居的传统，自喻为“半隐士”的西安人张剑峰曾经寻访了上百名终南山隐者。自2012年来，估计有50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隐居秦岭山谷，过着和1000年前一样的生活。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一群人的生活远离都市，与群山为伴，同清风为邻，和大自然和合共生，这是一种传统和传承，更是人性的释然。

　　长期关注秦岭隐士的张军峰采访秦岭当代修行隐士广参时，广参说了这样一段话：“其实大千世界，何处不法场?不管在哪儿修行，都是一样的。在寺院有戒律约束，其实最大的约束是自己的心，守住心，才得净土。净土在哪里?在你自己心中。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念一清静。这一切都是一种心境。心若无物就可以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参透这些，一花一草便是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也便空如花草。所有佛经讲人生都是苦难的痛苦的，人活着就是求解脱、脱苦海，这个世界何其悲惨。只有《华严经》里讲，这个世界无所谓缺憾，即使有也是一种缺憾美。这个世界是至真、至善、至美的，是一真法界，万法自如，处处成佛，时时成道。”

　　从当代终南山隐士的状况看，这些人既有儒教的文化，又有道教的隐居思想，还有佛教的向善心理。儒释道，源自秦岭，至今仍在这山中盛行，成为了当今一道美丽的风景，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更印证了秦岭自古至今仍是中国人精神寄托的高地，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最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