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让中国人更多地关注人事，一旦移目注视山河，总愿从人事出发论及山河，特别是论及历史上王朝的兴衰与山河的某种关联，似乎只有如是说，才有所谓的文化意味。恩格斯把人自身的进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物种上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第二阶段是从社会(关系)上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用现代语言来说，第一阶段属于人的本能生存，它重视人际间的道德，第二阶段则是人的生态生存，在不断提升人际间道德水平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间的道德，甚至把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更高级的道德要求。

　　《大秦岭》为了完整地理解和展现中华文化，不能不保留儒家重人事文化思想的某些重大影响，但从其整体上看，则有显著的改变。它的中心旨意是在提醒人们：应该“感恩秦岭”，面对“万类霜天”应该具有与其“生息与共”的自觉。只有这样，源远流长的“秦风雅颂”才能千古长青，万世不衰。那时候，不论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还是“试登秦岭望秦川”，都会看到真正与时共进的文明，“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感叹将会成为历史，一去不返。

　　从本质上说，文化是人的生存战略，它的发展要求个人或集体能够适时地采取科学的主动行为，建立新的生存起点，因此，超越性与固有性之间的冲突是文化研究的永恒主题。中华文化的发展，不仅有赖于民族的高端精英如孔子、老子等关于文化核心价值学说的创建，更需要关键社会角色的精英和大众的精心实践。《大秦岭》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文化意识，通过“山佑汉脉”、“盛世佛音”和“高山仰止”把中华文化的价值选择作了特色鲜明的论说。而尤其令人瞩目和感佩的，是在“万类霜天”和“生息与共”中，对考察朱鹮的专家刘荫增及其助手们和熊猫专家雍严格及其保护站的团队，为了探寻朱鹮与熊猫的生存活动规律，所付出的过人智慧与艰辛劳动的真实、生动的展示。他们甘于寂寞，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穷乡僻壤或渺无人烟的山林，为了人类的生态优化，观察、研究、保护这些珍稀动物。而朱鹮得以生存、繁衍的陕南洋县地域，农民们为了给其创造一个可持续生存的良好环境，在认识到人的生态存在的重要性以后，30年自觉地禁用化肥，不施农药，即使因此而粮食减产也不动摇。当然，这种自下而上的生态意识的提高，总是与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并行共进的，粮食减产了，政府及时予以减税、补贴，以往关于维护生态平衡的相关法律缺失，针对实际情况尽快予以增补和完善，对于极少数敢于以身试法者，坚决予以严惩。还有“感恩秦岭”里的梁坪村的善良山民，他们为了确保丹江水不被污染，使国家的南水北调工程有一个优质的水源，主动提出“住山、靠山、养山”的生存原则，封山育林，开展“绿色银行”活动，在自我生存观念更新的基础上，渐进地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把梁坪变成山清水秀的新山村。山水画家万鼎挥笔绘下气势恢弘的秦岭长卷《大秦日月同辉图》，正是今日“试登秦岭望秦川”的真实写照。人常说，登高望远。身处本能生存阶段的人，一旦精神境界得以实实在在的提升，目极未来，着手当前，从生态生存的高度反思自身实际的生存状态，便会在追求与大自然和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改变其原有的生存方式，以新的超越性取代固有性，这就是脚踏实地地步入真正先进文化的肇始，是切实回应秦岭呼唤的觉醒。“试登秦岭望秦川”，不能只见林立的高楼大厦和穿梭其间的不断车流，就以为我们的生存方式已经现代化了，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进步，是不能以破坏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为代价的，为此，我们不仅要“明道”，还要“知德”。

　　写过《大趋势》(美国)之后，又写了《中国大趋势》的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经对江泽民说：“江主席，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向世界讲述好我们的故事，是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刻不容缓的任务。《大秦岭》的制作，以先进的文化意识，朴实无华的专家解说，动情逼真地凸现了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生态生存意识的自觉，把古代圣哲的学说与今人的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既历史性地连贯为一体，又共时性地分别予以个性化呈现，使秦岭内在的气韵、风骨和外在的诗情画意所构成的文化气质，秦岭与当代秦人生态和谐的新趋势，获得了一种别致的人文之美。我以为《大秦岭》作为陕西创制的文化新产品，走出了讲好故事的新路子，这是一次相当实在的精神升华，也理应在“试登秦岭望秦川”的视界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