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古代的水利争讼与管理
责任者： 张会鉴，李厚之
渠堰管理，清乾隆时就引起地方官的极大重视。兴安知州刘士夫认为水利争讼，“其患在只知修渠，不知管理。”乾隆十五年勒石刊立的《万工堰碑记》强调：“堰渠一带有田之家，苦乐宜均，各宜恪遵定例，如有恃强凌弱，霸占水利及偷水利己害人者，察出即将已成石渠，开浚两丈长，五寸宽示罚。倘不遵者，禀官究治。”由于加强了渠堰管理，这一时期很少发生水利纠纷。嘉庆以后，管理松弛，水利争讼日起。叶世倬《续兴安府志》说：“虽有引水之渠，不谙管理之法，争水肇讼，或竟酿巨案，每隔一二年，辄有所闻，是未得水利而反受水之害矣。”其说辞虽有些偏颇，但在渠堰管理上，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以致引起争讼。其中较著者有：
1.棉花沟大济堰水利争讼案
汉滨区傅家河棉花沟大济堰水道争讼案，缘因棉花沟水注入大济堰，泥沙俱下，渠道壅塞，需费时耗工清淤。下牌不愿出工清淤，以生员罗维新等为首“将废古闸，强修渡水石笕”，这样，每逢棉花沟涨水，石笕不能宣泄，辄淹上牌田地庄园，因而与上牌王馥远等构讼。自道光二十八年至咸丰二年，前前后后闹了五个年头，直到安康县知县陈仅亲自踏勘现场，才据情判理，平息了这场纠纷。陈仅也因此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大济堰棉花沟水道议》，受到了上司的嘉奖。
2.截河坝石王垱争讼案
汉滨区五里镇上截河坝(今刘家营)石王垱争讼案，因有人“占据上沟闸水，使下牌无滴馀漓，”下牌守水之人与上牌放水之人械斗致残。因此下牌居民持状，告到县衙，拖时半年不能解决，故告于兴安知府，回批“派定水例”，九日一轮，坝田八日八夜；山田一日一夜，周而复始。”并强调“自立例之后，务其各守尔典，不得恃强欺弱……如有紊乱者，许执字赴官，以违例究治”。
3.月河济屯堰争讼案
汉阴县涧池军坝济屯堰，系乾隆元年奉旨扩修，县批：“计水七日八夜一牌，八日七夜一牌，与水半分，燃香轮车。”道光三十年六月初四日，有监生沈兴洽者，“顿灭水例”，堰内武生刘绍兴等“将伊车打碎，并殴伊佃。”沈兴洽即捏词具控，知县连讯两次，皆因县吏与堰长一起作弊，未得结案。刘绍杰等具控知府，知府仍批“回厅”。又讯两次，仍然未得结果。至到咸丰六年，刘绍杰等又向新任知府具控，知府亲勘堰路，经过四堂审讯，才批示说：“该堰轮流放水，历来议有章程，沈兴洽何敢恃强截放，淆乱旧规?”断令“沈兴洽自应照众人公议之簿为断，不得以一人之地契为任。”“饬照旧轮(放水)办理，毋得乱规。”
4.玄古湾水口接堰讼案
紫阳县向阳太月乡垭子居民田维丰，为一己之便，强行阻拦堰水接水灌田，致下流涂丰盛无水可接。两造由此构讼而酿成械斗，争讼数年未能解决。后涂丰盛具控府宪，经详勘查讯明确，断令田维丰“依照旧章分水。”“不得在上面紧接水口处修堰截流。”
诸如此类的案例，各县均有，举不胜举，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有鉴于此，民间便自发地进行渠堰管理，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如汉阴县凤亭堰制定的《公议放水条规》，就规定说：“凤亭堰水出自老龙池。一，凡放轮牌水者，不论斗数多少，皆必至老龙池接堰。若有偷安不登山接堰，徙放现成水者，准同众将他渠口封塞，分放伊水。二，本堰各有名分之水，有等强悍之徒，窥无人来，黑夜偷水，一经查出，投鸣堰长，酌水多少，分别轻重，议罚入公。三，已经分定之水，宜于各安农业，照数轮放。有等奸狡之徒，将平水改窄易宽，渠旁暗掏窟眼，为害不浅，一经查出，罚钱五百文入龙王会以充公用。四，佃户种田多者，皆有移此救彼之心，然水只得调下，不得调上，若有恃强之徒，遇水混调，不分上下。准众放水者，投鸣堰长，仍照常规，违者议罚。”制度井然，减少了争讼，致使各受水者咸得利益。
民间渠堰管理，在长期轮放水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实践中又不断丰富管理制度，使渠堰管理更臻完善。这期间各堰除了“堰长负责”“轮牌放水”外，还实行了“计时放水”“计量放水”，使制度更加行之有效。其中“计量放水”，更是以地亩多少或产粮多少受水，创造性地使用升、斗、石放水法，在主堰的各分渠闸口，横置一凿刻成若干大小不同分隔的石板，每一分隔为若干升、若干斗水量，各田按定量受水，绝不影响主堰水流。这种计量放水，比较先进，因此安康一些渠堰直到解放后仍在使用。
出处：安康百业史话/张会鉴，李厚之著.-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