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安康农业述略
责任者： 张会鉴，李厚之
农业和畜牧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必须在人们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能产生。《易·系辞》有“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之说。其实农业真正的发明者，应该是原始社会从事采集活动的妇女们。湖北神农架山区与安康东南隅接壤，传说神农氏在这里“尝百草水土甘苦”。任何传说都应有它的来源，那就是被传播的人或事必须在这个地区异常的煊赫，而后关于他的传说才有产生的可能。因此，无论是否真有神农氏其人，但生活在这里的先民，远古时候就能辨别百草，分别土壤肥瘠和土质好坏，当是无疑义的。
安康地处我国南北交界地带，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十分宜于人类居住和植物生长。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许多原始部落在汉水之滨定居。为了生活和繁衍，他们在适应自然的同时，逐步发展起许多经营门类。采集来的植物种子遗落地上，生根萌芽，再次结出果实，原始的种植业便诞生了；捕猎的野兽吃不完，便将活的圈养起来，从此就有了畜牧业。
先民们在采集文化中发展了自己的思维器官，栽培植物则把人类从被动接受自然恩赐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开创了主动改造自然的伟大历程，因而植物栽培史在人类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安康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遗址中，除发现大量的原始农业工具外，还有农作物种子和家畜骨骼。在汉滨区巴公崖、东药王殿梁、柳家河、中渡台及月河川道新石器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农业工具和陶制生产生活用具，并有碳化的农作物种子，如粟、稻等。农业工具有石铲、石斧、石锄、骨耜、石镰、石钁、石刀及加工农作物的石磨盘、石磨棒。陶制品有陶釜、陶罐、陶盆、陶碗、陶瓮、陶樽、陶杯、陶锉等。197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曾对汉滨区月河柏树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试掘，在约50平方米坑内，共出土石斧35件，石铲16件，石锄6件，骨耜1件。其中巴公崖出土的阔口狭身锄，吴家坎出土的石镰，形制与现代的锄和镰刀基本相似，最有代表性。1986年紫阳县马家营遗址中出土一块直径56.8厘米的多窝石器，平面近似五角形，一面较平，上有大小不等的磨窝，呈圆形，磨窝最大直径7.2厘米，最小1.6厘米，深0.4厘米，背面则呈龟背形状。压在一个规整的圆口袋状灰坑上面，坑内残存用火痕迹和动物骨殖，专家认为与原始祭祀有关，是氏族祈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时留下的遗迹，多窝石器则是记载一年丰歉的记事石。这说明农业和畜牧业已是当时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来源。
从以上可以看出，居住在汉滨区的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脱离了“原始生荒耕作制”阶段，而进入到“锄耕”或“耜耕”阶段。先民们在几块土地上，轮流种植，不必经常流动到别处去开垦新荒，这就导致了较长期的定居生活，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而这一时期遗址中出土的不同类型农业生产工具石铲、骨耜是翻土工具，耕翻土地能疏松和改良土壤结构，对延长土地使用年限和提高产量具有重要意义；石锄的出现和使用，是对农作物中耕除草，保证丰收的有力举措，也是脱离原始耕作技术，进入田间管理的新起点；石刀、石镰是收割工具，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能连秆收割，以秆饲养牲畜。另外，几乎在所有仰韶文化时期遗址中，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磨盘、石磨棒、石臼和石杵等碾磨工具，以使谷物脱壳。这一切说明，安康原始农业技术，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展进入到“熟荒耕作制”阶段。因此，在这些遗址中都发现了农作物的种子。1986年，在汉水之滨的马家营遗址中，曾发掘出土一小孩瓮棺葬，随葬陶罐中盛满了碳化粟粒；200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汉滨区郭家湾遗址灰坑中也发现了大量碳化粟粒。另外，在诸多遗址中还出土了大小不同的陶锉百余件，陶锉表面呈麻窝状，这些麻窝的形成，即是在制作陶锉时，首先在泥坯上粘附植物种子如粟、稻、麻子等植物的外壳，烧制后，泥坯上的种子外壳燃烧碳化，使泥坯表面留下一个个麻窝而成陶锉。陶锉的大量出土，便是广泛种植农作物的一个例证。
在世界农业文明发展史上，我国是栽培植物的最大起源地和变异中心之一。中华文化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展繁荣起来的。所以研究农业发展史应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课题。
出处：安康百业史话/张会鉴，李厚之著.-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