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林与于有杰
责任者： 陈君铎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正月，一股以李长有、王太为首的河南巨匪一万余人，一路烧杀占据了当时商县境内的竹林关(今属丹凤县)。竹林关西北丹江沿岸居民闻风逃避。老弱妇幼人心惶惶。有的进山投亲靠友，有的上岩进洞，以防不测。当时商县防务以月日滩为第一道防线，十八盘为第二道防线。驻有乡团集中防守。龙驹寨(即今丹凤县城)是一重镇，驻有洛南保卫团及寨镇区团防守。强匪面前，远在后方的商洛五属(商县、洛南、镇安、山阳、商南)办事处临阵怯懦，不但不作抵抗反而派一姓白的副官去竹林关向李匪运送物品钱财，进行“招抚”。李匪佯装“受抚”，实则探听虚实伺机抢掠县城。一味求抚的商洛五属总指挥部，一见李匪“受抚”便广贴布告曰：“总指挥部商洛五属特派员办事处主任呼延立人来商，已将李长有收编成军。仰各商民回家安业，毋得自相惊疑。”布告一出，百姓信以为真，逃避者逐渐回家。月日滩、十八盘等处防守民团亦即解散。龙驹寨守兵也不防备。那料，四月初十，李长有匪众忽然长途奔袭蜂拥进寨。驻寨守兵一闻枪声先行逃窜，不作抵抗。百姓仓惶失措各自逃生。父母妻子不相顾及。未及逃出者尽被掳去。逃至中途被追及者男妇被掳，襁褓小儿几被摔死。所掳男子被烧烤勒索、无钱赎身者被乱石砸死“销票”。妇女不堪污辱自杀及不屈被杀者一日数闻。李匪以龙驹寨为据点四出烧杀抢劫。龙驹寨以东的资峪沟、桃花铺、铁峪铺、寺底铺、武关等处，直到商南绵亘百余里；龙驹寨东南的竹林关、白鲁碡、核桃坪、大竹园、金山庙、马蹄沟、赵川抵湖北边界长达三百余里；龙驹寨西的商镇、茶房街、棣花街、拌汤岭；龙驹寨南的寺坪；龙驹寨北的老君峪、留仙坪、到洛南的油房街等处房舍几成灰烬。龙驹寨镇绅士面对匪祸，多次向商县政府呼救。县长杨宗颜不但置之不理，反同呼延立人委派姚某到龙驹寨为李匪筹办粮台(即粮站)供应李匪粮食。当年六月龙驹寨周围人烟绝迹。李匪抢劫不到钱财，即移驻寨西之茶房棣花一带，继续抢劫钱财。龙驹寨流离逃避的难民误以李匪西移不再复返，即逐渐回家探视。李匪闻知龙驹寨又有人迹。即于七月二十三日带两团之众，乘夜黑将龙驹寨及百倾湾等地包围，男女老幼尽数掳去，无一幸免。这次匪祸约计屠杀男女老幼二千七百余口。掳去壮丁一千六百余名，被害村庄二百余处。烧毁房屋二万一千余间，破洞三百三十四处，拉去耕牛二千余头。烧杀奸掳，惨不忍睹。断嗣绝后者一百余家。李匪所到之处，见到男女老幼只有逃避惶恐之状，不见有反抗回手之人。因之越杀越勇。如入无人之境。岂料，到了棣花河西的牌楼街、拌汤岭地界，乍见满山茅棚，鸣锣呼叫，不时伴有枪声鸣响。与往日景象大不相同。李匪不知虚实，惊疑之际只草草烧了几家房屋就退回棣花河东去了。
原来这牌楼街、拌汤岭就是地方土匪刘松林的地盘。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商县天旱成灾，又逢军阀混战，土匪峰起。此时国民二军的唐靖趁机流窜地方，为匪抢劫。纠集数千匪众，于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攻入商县城(今商州市)。商县东乡唐塬有个于有杰(即于振杰)在唐靖手下任营长。唐靖死于湖北郧西之后，于有杰偕同自己部下一个队长，即刘塬的刘松林返回各自的家乡，称霸一方成了草头王。他们两人的地盘东西相邻，中间以洛塬河为界。河西为于有杰地盘，以马鞍桥岩洞为据点，有200多人枪。河东为刘松林地盘，以鹰毛沟岩洞为据点，也有200多人枪。他们凭险固守，各在各的地盘内收厘金(即税款)要差派粮，拉票勒赎。双方虽然互相防备，倒也相安无事。那知突然间，从河南窜来一支上万人的李长有土匪，使得这两个地方土匪日夜不安。这时民国商县政府慑于李长有的淫威，委任于有杰为保卫总团第四大队长之职，于便在十八盘、白杨店等地设防。刘松林虽未接受官府委任，但也不甘心自己家乡沦入李匪之手。便动员乡民在岭上自搭茅棚轮流放哨。当李长有烧了他的部下刘宝善在拌汤岭的房屋之后，自感危在旦夕，立即前往马鞍桥洞上，找见他昔日的营长于有杰商议对策。于有杰暗思，如果刘松林被灭，下一步就轮到了自己，因之大有唇亡齿寒之感。两人出于共同的利益，自然想到一起来了。只是筹来划去，众寡悬殊没有良策。最后还是定了个趁李匪远道而来，不摸虚实的机会，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的办法。两人各自承担任务，由刘松林约李长有谈判。
李长有其所以在牌楼街、拌汤岭地方烧房之后草草回营，就是因为不摸当地虚实。他回营之后一见刘松林派人要求谈判，正中心意。为了不给刘松林喘息和布置的机会，他当天就从部下张、赵两个营抽出三百名匪兵，全付武装，立即随同送信人同时去刘松林指定的地方谈判。一路上李匪派出的三百名人员气焰嚣张。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将送信人作为人质寻机决战。当他们押着送信人越过棣花河进入牌楼街时。突然一声“立正，敬礼”的口令引起这伙豫匪的注意。豫匪侧目看去，虽然“迎接”他们的人员各有一长一短两件武器，但毕竟只有二百多人，在人数上先少了他们一百多人，因此并不将这二百多人放在眼里。可当他们到了第二道关口甘河沟时，又是一声“立正，敬礼”的口令。豫匪回顾两侧，又是与刚才装备相同的二百多人，暗自一想，两处人力已经超过自己一百多人了。心中不由毛了起来。到第三道关口高桥村时又见二百多名同样武装的人员在“迎接”他们。第四、第五道关口同样如此。粗粗一算，不下一千多人装备齐全的队伍。别说他们三百多人，就是李匪全部也不过一千多条枪；且有一些枪还是打不响的样子货。其余人员都是趁火打劫之徒。有的只拿棍棒、连枪也没有。那有力量抵御这一千多人装备齐全的队伍。豫匪未到地点锐气先消失一半。到了牛氏沟口犹豫不决，在送信人的声声“邀请”下，只得战战兢兢向沟内走去。一进沟口只见两边草木葱茏。深沟曲径，还有持枪者巡游走动。勉强到得一座古庙前，只见庙前空场上早放一桶开水。送信人指指水桶说声：“你们喝水歇息，我请团总去”就没影了。匪徒们四顾环山，只感凶多吉少。回味“牛氏沟”，“氏”与“死”同音，这不是叫牛死吗。匪徒危难之中醒悟了地名的不祥之兆。正想寻路脱身，突然一伙武装人员簇拥着两个头目人物向他们走来。其中一个头目说：“我来了，你们想怎么样，就当面说。”其中另一头目说：“这是于有杰团长，我是刘松林，你们有话就说吧。那个是头目!?”三百多匪徒没有一个应声。恰在这时树上几只山鹊吱吱呜叫，于有杰一语双关地说：“这是啥地方，能叫你吱吱喳喳!”顺手拨出手枪，不用瞄准就是叭叭两下。树上立时掉下两只山鹊来。这伙豫匪原先就探报得知，于有杰枪法娴熟，有闻声击鸟的本领，现场一见果真如此。一个个感到那枪口就对着自己的脑袋，大气都不敢出。于有杰将枪在手上一转，对三百多匪徒说：“少陪了，回去向你们头目问好”就走了。这三百多匪众等于、刘两人远去之后，赶紧悄悄溜出了牛氏沟。在返回棣花街的沿途，每到来时“迎接”的关口，仍见到与来时同样人数的武装人员在那儿“欢送”他们。那么，于有杰、刘松林各自只有武装不全的200多人，怎么就在豫匪眼里变成1000多个武装精良的队伍呢?原来他们各自集中了自己所有武器，只装备了100名人力。两处共凑足了200名武装人员，集中带队统一指挥。他们凭着地理熟悉的优势，在第一站“迎接”了豫匪之后，在豫匪未来到第二站之前，操近路赶往第二站列队“迎接”。如此反复操近路，直“迎接”到第五站。豫匪是外地人，不认识人，只知记数，所以将不同地点出现的五次200人和在牛氏沟遇到的流动疑兵算在一起，自然成了1000多人。豫匪有了这种印象，返回棣花后，如何回报匪首李长有，不得而知。可自从这次“谈判”后到李长有被省上追剿离开商县地盘之前，他们一直没敢越过棣花河西一步。距棣花河西六七十里的商县城，因此也免遭了一场浩劫。于有杰、刘松林这场以少数兵力阻挡多数豫匪的计谋，至今还流传在夜村地区的民间。难怪民国《续修商县志稿》上也写着：“时有豫匪李长有窜至龙驹寨，窥伺商县城，于有杰率队防堵要隘，李匪卒未得逞，商县得以保全。于捍卫梓里异常出力，乡人颂之”的记载。
于有杰、刘松林是当时各霸一方的土匪。他们在各自的地盘上拉票勒赎、杀人放火，但这次保境安民比国民党商县政府还舍得出力，保护了地方安全。他们后来的下场如何呢?
民国商县政府在巨匪面前委任于有杰为保卫总团第四大队长是为了利用他的力量。当豫匪离境之后，于的利用价值已经失去。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尹志仁接任商县县长。尹借口于有杰在尹赴省开会期间，擅自开动保卫总团第四大队，有叛逆行为。撤销了于的保卫总团第四大队长职务。派保卫总团王绍武率队追剿。并电呈省府令商县、洛南、山阳、镇安、蓝田五县协剿。于有杰的弟弟于富儿、于喜生两人，联合地方徐、刘、彭(名均不详)等部武装，凭着地理熟悉的优势，在白杨店、古路峪一带，协助于有杰与进剿官兵展开激战。当时正值程子华、徐海东率红25军长征入陕。其主力北上后，在鄂、豫、陕组建的七十八师，创建根据地。追剿于有杰的陕军旅长柳彦彪害怕于有杰在强剿之下投奔红军。即电呈省府招抚了于有杰。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陕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商县县长韩振声委于有杰为参议员。让于从家乡唐塬迁居商县城。韩振声在同于有杰赌博中，将两营兵饷全部输给于。韩恼羞成怒，派警备第三旅团长唐德楹，以谋反罪名将于捆绑起来，押去马鞍桥洞上。令于指认埋藏银元的地方，将所埋银元一齐挖出拿走。又将于在县城的商店搜抄一空。将于枪杀于东背街帝君庙前(今仁义巷北口)。
刘松林依旧在棣花河南岸的鹰毛沟岩洞上据险防守。统治棣花河西至白杨店之间的地盘。他曾在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夏天在孝义湾前的青天河(即丹江)伏击了国民党别动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又接受中共商洛地下工委书记王柏栋同志的动员。协助消灭了日伪汉奸组织黑煞道在夜村地区的暴乱，但始终不接受国民党政府收编。从此刘松林发展成地方进步武装，国民党害怕刘松林倒向共产党。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时任西荆公路警备司令的谢辅三(字怀仁)，会同陕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分别任正副指挥。率国军与保安团包围了鹰毛沟岩洞。用机枪向洞口的当门石射击。保安团长王智轩(文哲)以与刘有旧交的关系，会同地方绅士向岩上洞穴里的刘松林喊话。愿以人格担保，只要刘放下武器，接受招抚，不但不伤害性命还给编队。刘松林在挡洞口的石块被击碎，子弹进洞乱飞的情况下答应投降，寄居商县南街。部下人员被集中在李塬等处整训。民国商县政府名义上委刘松林为县参议员，以保护为名给刘住处加派两名护兵，实际在进行监视。这时民国商县棣花乡督导员因在地方争地盘中同刘松林结下不解之仇，便屡向谢辅三、温良儒状告刘松林。谢、温自食不杀刘松林诺言。保安团长王智轩深感刘松林下洞投降与他向刘许诺不杀有关。王智轩感到对不起朋友刘松林。因之有意放松了对刘的监视。每天晚上允许刘松林带护兵去西街陆杨巷口的朋友孟廷飏处(照像馆)吸大烟。有一天晚上后半夜，刘松林趁上厕所之机，从南城墙的水门洞里出城逃走。王智轩第二天才向谢、温二人报告了刘松林逃跑。受到谢辅三斥责之后，王智轩佯装追捕，悬赏一千银元，捉拿刘松林，实则按兵不动。他的政敌乘机四处捉拿。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冬，将刘松林从洛南打磨岭押送西荆公路警备司令部，归案领赏。同年十一月，新任陕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章烈，派人将刘松林灌醉，用滑杆将其抬至西关头麦地(今商州师范附属小学处)枪毙。
出处：商洛史话/陈君铎.—商洛：商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