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中医和名医
责任者： 王正云
古城榆林因中医而闻名，素有“中医之乡”的美称。5000多年前生活在榆林的先民，就已经注意起居卫生和身体保健，榆林城南古塔岭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博山炉、熏炉、骨针、药铛等丰富的医药文物，就是生动的见证。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榆林因有特殊战略地位而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北方的一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榆林人民世世代代生息于此，也在同疾病的斗争中创造和发展着自己的医药文化。秦汉和明清曾奉行“徙民实边”的政策，多次从内地向榆林大量移民，带来了内地的医药文化。来榆林任职的朝廷命官，几乎都是江南、巴蜀、两广、两湖等地的人，其中不少人兼通儒、医。例如：清同治年间，延榆绥总兵刘厚基，最先在榆林开设“种痘局”，推行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技术。失宠、获罪的大臣及太医有时也贬谪或逃亡到此，他们对丰富和发展榆林中医文化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榆林与匈奴、蒙、回等少数民族的密切历史交往也为民族之间的医药文化交流和互补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以来的榆林，中医、医学教育与临床医疗并重，名医辈出，形成了许多专科和流派，士人商贾以习医售药为时尚，中医中药出现了繁荣景象。明朝洪武年间，太医张红郎一族百余口被贬来榆林，世代为医，并先后开设“积善堂药祠”。其历史比北京同仁堂早二百多年，比杭州胡庆堂早四百多年。成化年间，延绥镇巡抚余子俊在榆林开设“医学”，培养中医人才。明代著名中医纪容庵是安徽蒙城的纪氏中医世家，明初随军戍边来榆，世代行医，他以医出名，很有声誉，誉为“纪一贴”。清道光年间，御医朱胤，因故获罪，逃亡榆林，割唇毁容，人称“朱豁子”，行医授徒。一日，他在城南郊外，遇一灵棺迎面抬过，看见从棺木里漏到地面上的血，其血鲜红，遂呼住灵棺询问原因并启棺审视，曰：“此妇人非真死也!”众人诧异，责问其故。朱说：“此谓‘小儿反膛’之症，是由剧痛气逆所致之‘暴厥’，实为假死。”遂取出药粉吹人亡者鼻腔，另用红色药丸一粒，以水化开，频频灌人口中，并取针连刺数处，旋即母苏子出。此事哄动全城，名声大噪。清朝中叶，张太医之后张汉辅曾以满、蒙、藏等多种文字翻译中药知识，在把中医文化向少数民族传播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清代先后还有郝联魁、朱保、苏福贵、郭绣川、袁文澜等皆为一代名医。民国年间，长于内、妇科的郭瑞西，善治温病的袁硕甫，擅长妇科的姬连卿，专于儿科的高兴业等又是一代名医。此外，如儿科医生麻勃、梁庭辉，正骨科医生冯应奎，妇科医生张鸿钧，“温热派”张昆明，“寒凉派”曹五斋等也曾名重一时。
榆林历代名医和各大中药店堂，都十分重视医药经验的总结和积累，医学心得，临床经验，名方、验方等手稿、抄本及汤头丸散藏本，是榆林历代中医的重要经验积累，是榆林医药文化的宝贵财富。
与中医相应，榆林中药店十分发达。明代迄今可以考查的中药店堂有70多家，著名的有明代的“保元堂”、“积善堂药祠”等，清代的“万和堂”、“同仁堂”等，民国的“广茂堂”、“长春堂”等。较大的药店都设有炮制饮片和制作成药的作坊，加工工艺十分考究，各店所制成药200多种，其中研究创制的成药62种，著名的有“保元化滞丸”、“加味和中丸”、“三仙丹”等十多种。
榆林中医既继承了祖国医学理论和经验，又有自己的创新特征，千百年来为榆林人民的健康、繁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出处：老榆林史话/王正云著.—榆林：榆林健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