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和割据之中的长安
责任者： 武伯纶，武复兴
东汉的刘秀建都洛阳后，杜笃等人曾建议迁都长安①。直到汉章帝时期，关中一些老人还希望迁都长安。班固曾针对上述看法，在《两都赋》中批评这些人只熟悉长安有高耸云天的宫殿，却不知道洛阳已经设置了一套王宫。这些议论说明，当时长安还存在一些宫室建筑，不然是不会屡次出现迁都的建议的。首都虽然没有西迁，但在整个东汉时期，长安的最高长官仍然象京城地方一样，被称为京兆尹。汉朝廷还曾几次派人修理长安的宫殿建筑。长安城的彻底破坏，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造成的结果。东汉末年的汉灵帝死后，皇子刘辩即位，称为汉少帝，大权都掌握在何太后手中。太后的哥哥何进，想召凉州(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大军阀董卓去攻杀宦官，以扩大自己的势力。结果消息走漏，宦官先下手，杀了何进。董卓闻讯赶到洛阳，废除仅仅上台五个月的汉少帝，杀死何太后，另把刘协扶上皇帝宝座，这就是汉献帝。由于董卓独揽中央政权，极力排斥官僚贵族和我国东部各地的军阀，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在这种压力下，董卓被迫带着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走时，他将洛阳的宫殿、民房全部烧光，并且驱赶数百万人民一同西迁。后来董卓部下李傕等又率兵出函谷关抢掠。汉末的蔡琰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她在《悲愤诗》中详细叙述了董卓部队的残暴和人民的不幸。蔡琰以及和她同行的人，“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经常挨打受骂，受尽了困苦和凌辱。因而诗人不能不万分悲愤地感叹：“欲死不可得，欲生无一可。”可以想见这疲惫不堪的滚滚人流中，有多少人死在了崎岖的道路上。
到长安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公元一九二年，司徒王允指使吕布刺杀了董卓，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樊稠联合起来杀了王允等人。随后，李、郭各部又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打起来。他们的部下，四处抢劫，焚烧房屋，使长安百姓遭到空前的浩劫，不少人死于战火和饥饿之中。文献记载，当时稍有力气的人，都逃往外地，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以致“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②。诗人王粲在《七哀诗》中，真实地描绘出了这幅凄惨的景象：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泣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又过了九十多年以后，到公元二九二年，晋惠帝时期，长安令潘岳眼中的长安，依然是一片荒凉景象：街上萧条无人，宫殿、官署、店铺、库房等建筑物还不到从前的百分之一，都缩聚在偏僻的角落里。所谓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燠、南平等汉代长安的街道，都被破坏，名存实亡。他登上长乐、未央、建章各个宫殿的台阶，泛舟于太液池上，在柏梁台和桂宫中徘徊。这些地方全都破败不堪，野鸡在池台上飞鸣，宫殿旁边是狐狸、兔子的洞穴，令人无限感慨！③
公元三一一年，军阀刘曜攻破洛阳，晋怀帝司马炽当了俘虏，公元三一三年司马邺即位于长安，这就是晋愍帝。公元三一六年八月，刘曜包围长安，司马邺投降。经过这次动乱，长安人又死散大半，剩下的还不到一百户；城里到处残垣断壁，遍地蒿草，公家和私人加起来才只有四辆马车④，连一个村镇的规模都不如了。
后来在长安建都的还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五个王朝。这些忽起忽灭如走马灯一般的小朝廷，最长的才三十多年，因而说不上有什么建树。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公元三四〇年，后赵的石虎曾派人修长安城。后来他又派石苞代他镇守长安，并征发十六万民工整修了一次未央宫。解放后在汉城北城墙基下，发现一条砖砌水道遗迹，砖上刻有“石安孙典”、“石安郭平”等字样。后赵时曾一度将咸阳改为石安县，这些砖应该是石安的工匠烧制的，可见石虎的确曾经派人修过汉城。遗留到今天的汉长安城故址的某些部分，也可能是这时重建的。
前秦时期，符坚采用谋臣王猛的建议，迁移函谷关以东的旧士族和各族人民近二十万人到关中，长安人口逐渐增多，街市也逐渐繁荣起来。
公元三一八年，符坚违背王猛遗言，征调八十余万士卒进攻东晋，结果淝水一战，被谢安、谢玄指挥下的晋军打得大败。从此前秦衰落下去。
公元四一八年，建都于统万城(今陕西省靖边县)的夏的首领赫连勃勃，曾一度占领长安，以长安为南台，命令他的儿子赫连璝在这里镇守。今陕西省博物馆里有一匹巨大的石雕马，马上刻着“大夏真兴六年”等隶字铭文，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匹石马原来立在汉长安城遗址范围里的查家寨子附近，一九五三年搬进博物馆。“真兴”是赫连勃勃的年号，真兴六年即公元四二四年。
由前赵建都于长安开始，直到北周灭亡为止的这二百多年间，中国虽然很不统一，长安也经常不是国家的首都，但它与西方各国的友好交往，却一直没有间断。除了商业上的往来以外，在文化上，以佛教的传播最为突出。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生活非常困难，人们精神上极其苦闷。特别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和宽解他们自己处在朝不保夕环境中的疑虑心情，因而大肆宣扬宗教迷信。在这种条件下，汉代开始传入的佛教，这时更加盛行起来。
当时的长安是全国佛学的中心。最著名的传教者，如天竺(印度)人鸠摩罗什，于公元四〇一年来到长安。他住在位于汉长安城东的逍遥园中，与后秦的统治者姚兴共同翻译佛经。因为他通晓梵、汉两种语言文字，所以能校勘旧经，“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⑤。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量翻译外国著作。鸠摩罗什等人的翻译，改变了过去那种亦步亦趋的生硬译法，文字通俗流畅，内容详尽清楚，因而使佛教在我国大为流行。马克思说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⑥无论怎么说，佛教也只能麻醉人民精神，消损人民的斗志，是应该加以批判的。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伴随宗教而来的，也有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一面。
这一时期，中国僧人也相继长途跋涉，前往西方各国。如平阳郡武阳(今山西省襄垣县)人法显和尚，于公元三九九年以六十五岁的高龄，从后秦的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渡过今新疆的沙漠，向西翻越葱岭(帕米尔)，走遍了五天竺，并且到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共和国)等地。后来他乘船从海上经过苏门答腊、爪哇，穿过南中国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回国。法显这次出游，前后共用了十三年时间，经历了三十多个国家。他所写的《佛国记》一书，用精练优美的文笔，生动地记录了南亚、西亚、东南亚各地的自然风貌和社会情况，为我们研究当时这些地区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以及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海路、陆路交通情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①见《后汉书·杜笃传》。
②《通鉴纪事本末》第八卷。
③见潘岳：《西征赋》。
④见《晋书·愍帝纪》。
⑤《晋书·姚兴传》。
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四卷本第一卷第二页。
出处：西安史话/武伯纶，武复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