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琅满目的东西两市
责任者： 武伯纶，武复兴
唐代长安的商业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市和西市。《长安志》记载：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行”就是行业。西市的情况，应当大体与这相差不多。从文献记载和唐代人写的笔记小说中看，西市当时有衣肆、坟典肆、药材肆、鞦辔行、绢行、秤行、麸行、帛肆、肉行、鱼行、金银行、铁行、油靛店、法烛店、煎饼团子店、张家楼、窦家店、波斯邸、寄附铺(大概就是寄卖所)，还有零散贩粥者等。各行业都设有行长或行首，因而当时可能已经有了行会一类组织。曾经在唐武宗时期来长安学习的日本著名僧人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记载：会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按这个记录，一行折合三百余家。可以想见当时长安市场上各行业人数的众多，和商业贸易的繁荣。
在琳琅满目的东、西两市上，那经营绚烂多彩的丝绸，光亮艳丽的唐三彩，以及金银珠宝器的商店，是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从这里，你可以具体而又生动地了解到唐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和当时手工业发展所达到的水平。
丝绸纺织是手工业中最普遍的行业之一。全国各地的丝绸纺织手工业者，除了把他们所生产的最好成品贡献给皇家以外，还有一部分经由商人贩运到长安市场上，以取得较高的利润。当时丝织物的品类空前繁多，仅江南东道(今浙江、江苏省一带)各州运来的，就有水纹绫、方纹绫、鱼口绫、绣叶绫、御服乌眼绫、绯绫、白编绫、文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吴绫、紬、绢、八蚕丝、轻容、生榖、花纱、紧纱、吴绢、衫罗、宝花罗、花纹罗等①。数一数看，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弄得人眼花缭乱。其中的“轻容”，是一种无花菲薄、轻飘如云的纱，王建《宫词》中“嫌罗不著爱轻容”，指的就是它。当时还出产一种精美无比的缭绫，白居易曾详细地描绘道：“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值千金；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踏泥无惜心。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缫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②这是一种极费手工的高极织品，织一匹缭绫所用的劳力，就可以织出好多匹普通绸子来。
为织造高级丝织品，唐皇宫内专设了织染署，下属的绫锦坊中，有从全国挑选来的妇女织绸能手三百六十五人，称为“巧儿”；又有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一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专门为皇家织造绸缎衣服。据说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让人用百鸟羽毛为她织成两条毛裙，正看是—种颜色，侧看又是一种颜色；在太阳下是一种颜色，在阴影中是另一种颜色，而且百鸟形状都显现在裙子上。因为安乐公主这两条“百鸟裙”的吸引，“贵臣富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③。可以想见当时风行的盛况。
在长安东、西市场上的丝绸店中，除了绣花、织花绸外，还有很多色泽艳丽的印花绸。我们不知道最早发明印花技术的具体时间，但《唐语林》里记载：“(唐)玄宗柳婕妤有才学，上甚重之。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内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说明这种印花技术，是唐玄宗时期柳婕妤的妹妹从民间传到宫中去的。“结”又作“缬”，除了上边说的夹结印花法外，还有绞缬、蜡缬两种印花技术。夹缬法，一般是把一段布分段折叠，夹上好看的树叶子，然后用木棒捶打，让叶汁沾在布上，再经过染色后，就显出了树叶的图案。绞缬是把一段布用针线绉成不同的花纹，使这些花纹部分不能接触染料，染色后拆去线头，显出保留底色的花纹来。蜡缬是用溶化的蜡或豆面糊通过刻花板的花纹空隙，涂在板下的布上，染色后除去蜡，就显出各种花纹来。这种印染法，一直沿用到近代。
解放后，从新疆吐鲁番县的唐墓中曾经出土大量唐代丝绸，如近年发现的一件晕*(纟间)提花锦裙，“锦用黄、白、绿、粉红、茶褐五色经线织成，然后再于斜纹晕色彩条纹上，以金黄色细纬织出蒂形小团花”④。工艺复杂，色调匀称，制作精美。再如出土的唐代联珠对马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团花纹锦、双丝淡黄地蜡缬对鸟花束纹纱，以及在木红色地上用果绿、墨绿、黄、棕、白五色丝线织成的锦条等，都是唐代丝绸织品质地优良的明证。
在东、西市上的瓷器店中，有白瓷、青瓷，还有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三彩瓷器。青瓷以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县）出产的最受用户欢迎。解放后，从西安羊头镇李爽墓中出土了一件越窑青瓷瓶，胎底灰色，釉色纯青，晶莹光洁，照见人影⑤，正可以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所说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互相印证。
唐三彩属于陶瓷业中的一个分支，是唐代陶瓷工人的新创造。那黄、绿、赭三色色彩鲜艳、造形生动的驼骆、马、人，以及大量的生活用品，是瓷器中最逗人喜爱的品类之一。解放后在西安周围发现的大量三彩器，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专作陪葬用的明器，如天王俑、武士俑、镇墓兽、仪仗俑、僮仆俑、马、骆驼、建筑模型等；另一种是日常生活用具，如碗、盘、碟、罐、杯、壶、灯台等，都是极为珍贵的艺术精品。这种风行于盛唐时期的三彩陶瓷技术，似乎没有继续下去，在唐玄宗以后的唐墓中，就很少发见了。
金、银平脱器是唐代金、银器行业中的最新货品。它的制作办法是把金、银叶片刻成花草或禽兽图案，用胶粘在器物上，然后满涂上漆，再慢慢磨光露出金或银的图案花纹来。这种工艺品漆黑、金黄、银白各种颜色互相辉映，明光闪亮。据《杨妃外传》记载，在杨贵妃送给安禄山的礼品中，就有“金平脱装具”。今天我们看到的唐代金、银平脱铜镜，制作工艺都是很精美的。
一九七〇年十月，从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窖藏唐代金、银器二百七十多件。其中的环柄八曲杯、环柄八棱杯、羽觞、高足杯、带流大碗、六曲盘、桃形盘、提梁壶、提梁罐、双耳锅、三足铛、熏炉、熏球等器物，无论从铺金、捶击、焊接、切削或抛光各个环节去检查，都说明是一些巧夺天工的高级工艺品。
茶叶也是当时长安市场上的重要商品之一。《封氏闻见记》说：当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唐代中叶以后，饮茶风气大为盛行，长安“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西北各地少数民族也到长安来用马换茶，而且远销欧、亚各国。今天苏联和东欧各国把茶叶叫“卡伊”，就是“茶叶”的音译；而西欧各国把茶叶叫“替”，则是福建泉州人读“茶”字的地方音。由于需要量大，出现了许多专门贩茶的茶商，因而唐人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
各地的大商人或者在长安东、西市上，开有自己的商号；或者把货物贩运到长安后，批发给专营的商店代销。他们就住在前边所说的，设立在市场四面的邸店中。这种邸店，大约相当于后世的货栈，专供外来行商住宿和存放货物。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估客乐》中有“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等诗句，就说的是这类邸店主人招徕顾客的情景。
富商大贾唯利是图，他们往往勾结官僚贵族，借以取得更多的财富。上引元稹《估客乐》中所说的那个行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首诗的前半段介绍说：“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伙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这个天南海北倒贩各种货物和男、女奴隶的商人，刚到长安市场上的邸店落脚，就“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他用厚礼行贿的卑劣手段，买通了公侯贵族和朝廷大员，生意也就越做越兴隆了。
东、西两市都有一些特大的富商。晚唐时期为整修被兵火破坏了的朱雀门进行募捐，一个名叫王酒胡的西市商人，一次就捐了三十万贯钱。安国寺重建后，唐僖宗李俨到寺里把新吊起来的大钟敲了十下，捐钱一万贯，并说有能捐一千贯的，就可以打一槌。王酒胡半醉半醒地来到寺中，跑到钟楼上连敲一百下，并随即从西市运来十万贯钱。可以想象，这类人在市上开设的商店也必然是豪华宏大的。王处存出身于长安城中因会做生意而得势的家族，史书说他家世代在神策军中当官，有数百万家产。他父亲王宗就因为会做生意，发了大财，在家里“侯服玉食”，用了上万个奴仆；豪华富贵，可以与王者相比。王宗因为有了钱，他在官场也步步高升，一直做到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还兼着兴元节度使。王处存也由于这些原因，而在唐僖宗时被任为检校刑部尚书义武军节度使。他们父子一样，都是死心塌地为唐王朝效忠的人。就是这个王处存，后来成了黄巢农民起义军的最凶恶的敌人。⑥
前边提到的西市窦家店的老板名叫窦义，也是一个善于钻营牟利的商人。相传他曾买了长安永崇坊太尉李晟宅前的一个院子，拆去住房，开为农田。李晟在楼上看到后，也想买下这块地修成马球场，便派人去向窦义交涉。窦义故作姿态，说他自己要用。等到有一天他打听得知太尉在家休息时，便带上这块地的契约去送给李晟，并且献媚说：“我本来打算让亲戚住在这里，但因为想到这里紧靠太尉府第，贫贱之人住下我心里实在不安。这块地还宽敞，可以在那里骑马戏乐。现在我把地契献上，拜请太尉赏脸收下。”⑦李晟听后大为高兴，窦义后来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窦义还曾买下西市秤行南一大片低洼积水地，在这块地的中心立了一个高竿，挂上旗子，又在附近修建起六、七个小饭铺，叫小孩拾瓦片土块打竿上的旗子，凡能命中的，就赏给他煎饼、团子吃。这样，不到一个月，就把洼地填平，在上面盖了二十间房屋，号为“窦家店”。这里“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⑧，窦义很快成为暴发户。
东、西两市是长安城中商业贸易最集中的地区，同时在市民居住的各坊里中也设有一些店铺和作坊，如延寿坊有金银珠宝店，宣阳坊有彩缬铺。各坊的多种饮食店，无疑是最受人欢迎的行业之一。如升平坊门旁有胡人大饼店，颁政坊有馄饨曲。“曲”是小巷子的意思，这里因为有可口的馄饨而连街巷也以此为名了。胜业坊还有推小车卖饼的，长兴坊有毕罗店。今天维吾尔语把抓饭叫做“波罗”，与“毕罗”音近似，毕罗可能就是抓饭。白居易有《寄胡饼与杨万州》诗：“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说明长安辅兴坊胡麻饼店很有名。此外，韩约的樱桃毕罗，庾家白莹如玉的粽子⑨，也都是一些名牌小吃。
在兴道、务本、长兴、靖安、亲仁、永乐、宣平、布政、崇贤、延寿等坊里中，都开有旅舍。旅舍又叫寄舍、旅馆或旅邸。公元八五五年到长安的日本僧人圆珍，曾在崇仁坊的王家店和春明门附近的高家店住宿⑩，这种店应该也是旅店。
各坊的手工业作坊中，聚集着大量的能工巧匠。如靖恭坊有毡曲，那里有许多制毡工匠；长乐坊出美酒，名叫“郎官清”，想来可以与西市美酒“西市腔”媲美；崇仁坊有很多乐器厂，其中以南北二赵家做的最好；延寿坊聚居着许多玉石雕刻家；通化门靠近通函谷关以东的大道，因而制造马车的作坊大都设在这里。东、西市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很多出自这些手工业工人之手。他们有的以家庭为单位，辛勤操作，生活艰苦；有的受雇于人，过着被剥削、受欺凌的岁月。如上边说的那个窦义，就雇佣很多工人为他“日夜加工”，将槐子油和搓散捣烂的破麻鞋，制成脂烛。他就是这样靠着工匠们的血汗，为自己“获无穷之利”的⑾。
随着贸易额的不断扩大，一些商人，特别是在长安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感到把赚来的大量钱币放在自己身边很不安全，因而当时东、西市出现了叫做“柜坊”或“僦柜”这种专门代人保存钱币的铺子。柜坊与现代银行不同的是，存款人不仅得不到利息，反而要出保管费。还是那个窦义，为了买崇贤坊一小院房子。就曾临时从西市柜坊取出了他的存款⑿。
行商携带大量铜钱上路也很不方便，因而他们便把在长安赚得的钱送到诸道进奏院，也就是各地方的驻京办事处去，然后轻装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凭书面证据就可提取出钱来。这种办法当时叫做“飞钱”，类似现代的汇款。飞钱法无疑为唐代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
①见《新唐书·地理志》。
②白居易：《新乐府·缭绫》。
③《新唐书·五行志》。
④《丝细之路——汉唐织物》图录说明，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四——五页。
⑤《西安羊头镇唐李爽墓的发掘》，《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三期。
⑥见《旧唐书·王处存传》。
⑦⑧见《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引《乾*（月巽）子》。
⑨见《酉阳杂俎》。
⑩见张鹏一《唐代日人往来长安考》第四四页。
⑾⑿见《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引《乾*（月巽）子》。
出处：西安史话/武伯纶，武复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