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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府曲子的历史渊源
宝鸡市群众艺术馆
西府曲子的起源，传说源于凤翔“雍邑”。据凤翔曲子世家清末举人郑筱斋（1847—1928）讲，雍城秦曲是秦穆公宫廷中的一种“宫曲词”。分“正宫调”、“小宫调”两种。正宫调由乐工、词工演唱；小宫调由歌童、舞女演唱。
秦献公迁都栎阳（今临潼一带）后，发还雍藉部分歌童舞女还乡，使“小宫调”流入雍地民间。后秦孝公由栎阳迁都咸阳后，发还雍藉部分词工、乐工，使“正宫调”流入雍地民间，才形成了民间曲子座唱。
另有清·王敬一编录清曲《羽衣新谱》（五卷）223首时，曾言：‘后稷时就产生了这种古曲古调，故御名“有邰” ’。“有邰”是五帝时期的古国名。后稷有邰氏曰、姜嫄生后稷，封于邰（今武功旧县城南），但此说无其他史料所证。
汉时，清曲已在关中西部流行。汉《乐府》收集的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中就有部分清曲被收录。汉代郊庙祭祀活动，为清曲演唱开拓了很大的空间。
隋唐时，曲子演唱更为昌盛，《新唐书·礼乐志》云“隋初有清曲，其音清而健雅……玄宗善音律，选乐部三百人教于梨园，为弦竹之戏”。宋·王灼《碧鸡漫志》云：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指宋代）渐兴，至唐始盛，今之繁声瑶秦，殆不可数。古歌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
从以上两段记述中，可知汉代古歌、古《乐府》，在历经三国南北朝后，到隋代有了新的兴起。唐玄宗选乐部三百人教于梨园，使曲子进入宫廷，可知唐时曲子更为昌盛。王灼是宋代人，所指今之曲子渐兴，从中还可窥出历经唐五代衰落的曲子，到宋代又开始渐渐兴起。
明初，有凤翔秀才薛敬轩（号天兴散人）编有清曲版本《羽衣新谱》五卷本，收录曲目246个。从有关资料可知明永乐年间，凤翔秧歌班子曾赴甘肃马营夷城（今甘肃高台县红岩乡沙河村马营岗子）演出后留当地。其时，清曲已由宝鸡西、北部流入甘肃天水、平凉等地。明·正德五年（1510），有武功状元康海、户县王九思先后以刘瑾案罢官归里，每相聚氵片 东户杜之间，他们自设曲子家班，参照古乐清调，整理旧曲，创作时曲，整理出《氵片 东乐府》等词曲本。康海还组织曲子演唱活动，传武功旧城有“乐伎巷”是康海与乐工活动之地。康海曾于城隍庙报赛唱曲“数日间乐工集千人”粗犷畅达的“康王曲”和“康王腔”对后来曲子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明·嘉靖三年（1524）刊印的《二太史乐府联壁》（康海、王九思）收录散曲260多篇。后有康海的外孙张炼，曾任湖南按察司佥事，他归田浒西氵片 东，承外祖康海遗凤，设曲子家班奏曲演唱，并著有《双溪乐府》，收录散曲230首。他们的编写演唱活动，使武功、周至、户县一带的曲子活动已出现了新的昌盛，其唱调已由单调的说唱，发展为叙事联曲体。
清代初期，西府曲子随移民流入甘肃敦煌，使曲子演唱的地区更为广阔。在宝鸡东部武功、周至、咸阳户县的曲子座唱仍然昌盛，王敬一所编《羽衣新谱》共五卷，录曲目223个。所载曲目、曲词、曲调与今座唱者，大体相同。
清代后期，西府曲子由座唱形式开始发展为社火广场游演的小戏曲。清·同治年间，位于宝鸡县西部山区（今陈仓区）赤沙、凤阁岭等地，流行有社火“笑谈”一类杂戏，其中有《卖油》、《卖妹》、《女贤良》、《香山还愿》、《出五关》、《李三娘研磨》等小戏，均以“西府曲子”曲调、曲词演唱，其表演以生活动作或社火戏剧动作进行套用，从而使板凳曲子进入戏曲行列。
清末民初，有眉县孙家原曲子班、岐山县马江乡曲子班、宝鸡市渭河南益门镇曲子班、凤翔县铁家庄曲子会、西北村曲子会、先后将《三娘教子》、《两亲家打架》、《保柱背磨盘》、《二组娃害病》、《壮元祭塔》、《刘海打柴》、《张连卖布》、《安安送米》、《拾玉镯》、《捡柴》、《牧羊》、《借醋》等曲子座唱搬上戏剧舞台。
建国后，宝鸡市、县专业剧团，先后将西府清曲《借年》、平弦曲子《母女亲事》、《瓜园欢歌》、曲子戏《赎女婿》、《画纱灯》等戏，正式搬上戏曲舞台，参加省市会演、调演，使曲子戏成为戏曲艺宛中的新品种。
西府曲子虽搬上戏剧舞台，但终因联曲体音乐的限制不能突破，其构成大型戏剧的难度较大，因此，难以广泛流行，被发展较快眉户所取代。但座唱曲子仍广泛流行于神社庙会、婚丧嫁娶、过寿满月、盖房驱邪、还愿讨平安等各种礼仪习俗活动之中。
文革时期，旧曲子演唱被禁止。改革开放后开始得到恢复，但又受到经济大潮冲击，观众欣赏观念的改变，因此，流行千余年的曲子演唱受到很大的冷落，后继无人。1983年，陕西省文化厅组织艺术研究所有关专业人员，曾对西府曲子的曲目、曲词进行了收录，1985年中国曲协专门在凤翔召开西府曲子研讨会，对西府曲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到本世纪初，各地曲子班都已濒临消亡状态，亟待进行扶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