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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石门摩崖石刻拓印的历史渊源
汉中市汉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张氏家族系明末动乱由四川沿古道迁至陕西汉中褒谷口一带的,祖辈均以农为业,勤作吃苦,距张氏拓印第一代艺人张茂功十六七岁时,父亲因病去逝,家道衰落,尚未成年的张茂功学业中断,承担了家庭重担。他勤于耕作,善于谋划,在石门附近开办了采石场,短短十年中家道逐渐殷实。
清同治九年,关中专操拓印的世家陶修人来石门拓印摩崖拓片,食宿在张茂功家,与之交往甚密,遂为挚友。张茂功识文断字,聪慧机灵。陶修人在拓印过程中传授拓印技艺,张茂功全程掌握,陶与张达成协议,由张家拓印石门摩崖拓片,送往关中。至此,张氏家族以拓印拓片为主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张茂功因劳神过度,身体越来越差,好在膝下四个儿子相继成人,欲选定二子金城,自习拓印,早去晚归最下苦功,每道工序非精通不可放过,关键时刻再加以指点,说其破绽,很快掌握了拓印技艺。再传三代张鸿烈、四代张中发。
清末民初的十多年中,是张氏拓印的第一次高峰,山于拓印技艺精湛,名声大振,引得过往商客、文人骚客、书界名流杨守敬、于佑仁等登门观赏求购,每天都有二十多人前来家中订货。那时家里的拓印人员就有二十人左右,周围河东店沾亲带故的亲戚都前来拜师学艺,可算是门庭若市、人兴财旺。
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张氏世家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拓印一度中段。
新中国成立后是张氏拓印的第二次高峰。四代传人张中发、五代传人张晓明因得祖上绝技真传,把传统技艺发扬光大,还创出“一拓双页”的绝活,历经百年的反复实践,已研究出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程序,对吹、刷、墨、揭等工序,扬长避短,认真总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拓印出的整批拓本,字迹清晰、黑白分明、无墨染、无破损。可以说已达到张氏拓印家族前所未有的的艺术高峰,在全国全省的拓印技能行业也是名列前茅的。60年代初,国家重视历史文物保护工作,中、省文管会,考古研究所均来汉中考察石门摩崖石刻,张中发参加了汉中市政府组织的石门调查委员会,成为主要成员,和陈心锦先生等一起去实地考察,拓印了所有的碑贴和游记。1961年,张中发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陪同省上调查组拓印于千仞峭壁之下,最后拓印了整整一百套石门石刻拓片后,褒斜栈道及其摩崖石刻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国务院审定的拓本均出自张氏之手。1962年,在古石门遂道南口外侧,由四代传人张中发亲自将“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碑竖立于谷口。立碑当日非常隆重,省文管会、省公安厅等有关单位领导参加了立碑仪式。
“文革”时期,张氏拓印世家第四代传人张中发、第五代传人张晓明被揪斗打倒、抄家,有关拓印器具被砸,拓片被付之一炬,拓印技艺再次被中断,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张氏再次重操拓印,并迎来了文化复兴的大好时机。政府关心、支持张氏拓印事业,落实张氏以生产队名义从事拓印,获取工分报酬,使张氏拓印技艺得以保留传承。
1969年,因当地政府修建褒河石门水库,四代传人张中发按照组织决定,拓印了三套完整的石门石刻拓片,一套送国务院、一套送省文物部门、一套收藏于汉台博物馆。石门汉魏十三品凿取搬运到古汉台博物馆,其余部分淹没水中,现尚存部分山体摩崖刻石。
1988年至1996年,是张氏拓印的第三次高峰。原汉中市博物馆馆长郭荣章主持的《石门汉魏十三品摘要》、《石门摩崖刻石研究》,陈显远的《汉中碑石》、《成都大学》、《文搏》、古道石门石刻专号所插拓本图片均出自张氏第四代传人张中发、第五代张晓明、张晓光之手。在第四届石门石刻国际学术会议上,向国内外学术界展现了石刻现存风貌和神韵,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1996年,北京隆重开幕的《中国图书出版成果展览会》上,由郭荣章先生主编的《石门石刻大会》唯一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重点项目,将“大全”置于展览会一进门最醒目的位置,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群众的检阅。这本煌煌巨著,都溶涵了张氏家族第四代张中发、第五代张晓明、张晓光父子辛勤劳动的汗水。
张氏拓印世家在全国和世界上都有影响,流入日本的拓片都有“张氏拓印家”、“石门张中发手拓”印鉴。当今日本书坛每年都有代表团来汉中瞻仰和学习《石门汉魏十三品》的真迹,就是一个很好例证。
2000年,汉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张氏“优秀民间文艺家”称号。
2002年4月4日,《华商报》记者对张氏世家的业绩和工艺贡献作了专题报道,照片数张和文章并茂。《汉中日报》、《汉中电视台》在历年的新闻中,在显著位置,多次以图文照片进行了报道。汉中因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厚、历史文人辈出、艺文积淀深远,2006年被誉为全国十大历史文化魅力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