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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艺术的概况及分布区域
陕西省振兴秦腔办公室
秦腔，发源于陕西、甘肃一代，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因用“梆子”击节，故也称“陕西梆子”，又因陕西地处古函谷关以西，古称“西秦”而有“西秦腔”之称。当地也叫“梆子”、“桄桄”、“乱弹戏”、“中路秦腔”、“西安乱弹”、“大戏”等。
关于秦腔的起源，众说不一，大体有形成于秦、形成于唐、形成于明的说法。明万历年间（1573-1620）抄本《钵中莲》传奇第十四出曾用“西秦腔二犯”唱调，是关于秦腔最早的记载。该剧是江南无名氏之作，证明已经传到江南，江南远离陕西，传播需要时间，这证明秦腔明中叶当已形成。另据调查，明代最早的秦腔班社是周至人所创办的华庆班，曾驰名陕、甘一带，后来秦腔在陕西发展成东、西、南、北、中五路，在甘肃又演变发展成东、南、中三路。各路秦腔因受各地方言和民间音乐影响，在语音、唱腔、音乐等方面，都稍有差别。建国以来，陕西东、西、南三路秦腔、甘肃秦腔都不发达，陕西中路秦腔起而代之，在整个西北地区均占绝对优势。
秦腔的唱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有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凄切委婉、优美动听，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
秦腔的角色有“十三门二十八类”之说。老生分安工老生、衰派老生、靠把老生，须生分王帽须生、靠把须生、纱帽须生、道袍须生和红生，小生分雉尾生、纱帽生、贫生，武生、幼生，老旦，正旦分挽袖青衣、蟒带青衣，小旦分闺门旦、刀马旦，花旦分玩笑旦、泼辣旦、武旦，媒旦，大净，毛净，丑分大丑、小丑、武丑。各门角色都有独特的风格和拿手戏。其表演技艺质朴、朴实、粗犷、细腻、深刻、优美，以情动人，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程式严谨，技巧丰富。身段和特技有趟马、拉架子、吐火、吹火、喷火、担子功、梢子功、翎子功、水袖功、扇子功、鞭扫灯花、顶灯、咬牙、耍火棍、跌扑、髯口、跷工、獠牙、帽翅功等。
秦腔的脸谱讲究庄重、大方、干净、生动和美观，颜色以三原色为主，间色为副，平涂为主，烘托为副，所以极少用过渡色，在显示人物性格上，表现为红忠、黑直、粉奸、神奇的特点，格调主要表现为线条粗旷，笔调豪放，着色鲜明，对比强烈，浓眉大眼，图案壮丽，寓意明朗，性格突出，格调“火暴”，和音乐、表演的风格一致。秦腔脸谱历史悠久，在陕西武功境内出土的明代“康海脸谱”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秦腔脸谱，陕、甘两省的秦腔由于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演出风格，故在脸谱塑造上也涌现出了许多流派，比如甘肃秦腔就有陇南派脸谱、陇东派脸谱和代表甘肃中路秦腔的“耿派”脸谱，陕西各路秦腔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秦腔脸谱。
秦腔所演的剧目数以万计，传统剧目大多出自民间文人之手，题材广泛，内容纷繁。因时代久远，佚散颇多，据原陕西省剧目工作室（现省艺术研究所）1958年挖掘整理的统计仅存约3000多本。这些剧目主要以反映历史事件的悲剧、正剧居多，表现民间生活、婚姻爱情的剧目有占有一定比例。历史剧多是取才于“列国”、“三国”、“杨家将”、“说岳”等说部中的英雄传奇或悲剧故事，其中三国戏有108个，杨家将戏有85个。其他题材还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辛亥革命后，西安易俗社30多位剧作家共编辑出了550多个剧本，其中孙仁玉、范紫东、高培支、李桐轩、李约祉五人成就最高，这些剧目中，《三回头》、《三滴血》、《夺锦楼》、《双锦衣》、《软玉屏》、《柜中缘》、《小姑贤》、《庚娘传》、《韩宝英》等成为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另外，在革命边区也涌现出了一批秦腔现代戏剧作家，创作剧本计有200多个，其中以马建翎成就最高，代表剧目有《血泪仇》、《一家人》、《穷人恨》等等。建国后整理、改编的剧目有《游龟山》、《游西湖》、《三滴血》、《赵氏孤儿》、《窦娥冤》、《铡美案》、《破宁国》、《四进士》、《白蛇传》、《法门寺》、《烈火扬州》等，创作的现代戏中以《三世仇》、《祝福》、《西安事变》等影响较大。
秦腔音乐属板腔体结构。秦腔的音乐唱腔，分为“欢音”（花音）和“苦音”（哭音）两种声腔和六大唱板。苦音深沉哀婉、慷慨激越，易于表现悲愤、凄楚、怀念的感情；欢音欢乐、明快、刚健、有力，善于表现欢快喜悦、爽朗热烈的情感。其板路有：[慢板]、[二六板]、[带板]、[垫板]、[二倒板]、[滚板]，唱腔音乐丰富多彩、优美动人。“彩腔”非常丰富，有[麻鞋底]、[三滴水]、[哭腔]、[苦中乐]等多种。在花脸唱腔中，还运用了独具一格的“犟音”用以烘托人物气势，艺术特点比较独特。
秦腔的伴奏乐队俗称场面。传统的秦腔伴奏乐队是文场在舞台的左侧，武场在舞台的右侧。一般是文场8人，武场5人；现在的乐队因为是中西混合乐队或中型民族乐队，所以一般乐队都在乐池里面。伴奏乐器：文场有板胡（秦腔专用中音板胡）、秦二胡（高音二胡）、普通二胡、笛子（曲笛）、唢呐、海笛、笙、月琴、三弦、管、琵琶、扬琴、低音二胡、中阮、秦筝（古筝）、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双簧管、长笛、贝司、电琵琶等；武场有板鼓、暴鼓、堂鼓、战鼓、大锣（湖广锣、勾锣）、手锣（小锣）、铙钹（大镲、扇子）、铰子、梆子、牙子（指板）、马锣、铴锣、碰铃（水水或星儿）、木鱼、三角铁、吊镲、喇叭鼓（花盆鼓）定音鼓、京锣、京镲等。其中琵琶、扬琴、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双簧管、长笛、贝司、电琵琶、三角铁、吊镲、喇叭鼓（花盆鼓）定音鼓、京锣、京镲等是建国后增补的乐器，更加烘托了秦腔音乐的气氛。
早在清代乾隆年间，秦腔就涌现出了名冠南北的艺术大家魏长生，魏长生13岁从艺，在40多年的舞台生活中，对秦腔的唱腔、表演艺术以至化妆上，都有不少革新和创造，后经陈银官、王湘云的继承与发展，影响了两、三代艺人。同、光年间，渭南派的申祥麟，同州派的樊小惠，周至派的姚琐儿，长安派的岳色子等中路秦腔艺人并驾齐驱。光绪中后期有刘丰收、李范、二楼子、润润子、银福子、十八红、五喜儿、陈雨农、党甘亭、赵杰民（咬牙旦）、杨宝喜（大麻子）、李云亭（麻子红）、刘立杰（木匠红）等。辛亥革命以来，有名丑马平民，名小生沈和中、靖正恭、苏哲民、苏育民，名旦刘箴俗、刘迪民、王天民、李正敏、何振中、宋上华，名净田德年和名须生王文鹏、和家彦、耿善民、刘毓中、刘易平等。特别是秦腔表演艺术家陈雨农、王文鹏、党甘亭、李正敏、王天民、何振中、刘毓中、苏哲民、苏育民、沈和中、靖正恭、马平民等，在唱腔、表演、化妆造型等方面都有创新。
在甘肃，光绪末年成立的“福庆班”、“东盛班”、“万顺班”名躁一时，涌现出元官、福庆子（张福庆）、十娃子（陈德胜）、唐待诏（唐华）、八娃子（史月卿）、老十二红（李夺山）等表演艺术家，民国年间驰名兰州舞台的尚有福保子（耿忠义）、岳钟华、文汉臣、郗德育、陈景民、梁培华等名演员。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郗德育和耿忠义，他们分别创造了各自的艺术流派。
清末民初是秦腔发展的重要阶段。1912年，李桐轩、孙仁玉等人，在西安创建陕西易俗社（初为陕西伶学社），创立编写机构，同时对秦腔音乐、剧目、表演、舞台美术等进行了全面改革，使秦腔面貌一新，被称为“改良新声”。1921年，易俗社赴汉口演出，以其健康清新的内容，严肃认真的表演，震动武汉三镇，受到各界好评。1932年和1937年，易俗社先后两次赴北平演出，阵容强大，剧目新颖，受到北平戏剧界的欢迎和重视，齐如山、梅兰芳、尚小云、郝寿臣、杜丽云等著名戏剧人士均给予了高度评价。民国15年左右，陕西境内相继建立秦腔班社，著名的有陕西的“三意社”（即1895年的‘长庆班’）、“榛苓社”、“正俗社”、“正艺社”、“牖民社”、“新声社”、“集义社”、“尚友社”等，甘肃的“化俗社”、“维新社”、“三兴社”、“新兴社”、“民乐社”、“平乐学社”等，宁夏的觉民学社等。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也相继成立了民众剧团、关中八一剧团、陇东剧团等秦腔团体。
建国后，艺人地位得到提高，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改戏、改人、改制、繁荣剧目。秦腔剧团也如雨后春笋遍及西北地区，秦腔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1952年第一界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秦腔《游龟山》获得剧本创作奖、演出二等奖；刘毓中、苏育民、王天民、宋上华、孟遏云、杨金凤、刘易平、张新华等演员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和奖状。1958年，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三团和西安易俗社三大秦班，组成“陕西省赴京汇报演出团”，随带秦腔《游西湖》、《三滴血》、《赵氏孤儿》，眉户《梁秋艳》，碗碗腔《金琬钗》、《白玉钿》等戏，进行汇报演出，轰动京师，七进怀仁堂，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彭德怀、陈毅、李先念、薄一波、贺龙、彭真、习仲勋、罗瑞卿等中央领导多次亲切接见和鼓励；田汉、梅兰芳、尚小云、曹禺、欧阳予倩、马少波、阳翰笙等许多著名戏剧艺术家在报刊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对三大秦班给予高度评价和赞美，秦腔被誉为“老树红花”。随之演出团又在山西太原进行了公演。1962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当年拍摄秦腔戏曲影片《火焰驹》的演员。
70年代末，秦腔大步走向荧屏，实现了历史的跨越。陕西电视台创办了“秦之声”栏目，将荧屏艺术与秦腔艺术巧妙地结合，不断推出新剧目和名家新秀，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群众秦腔演唱会和各种大赛，是农村群众最受欢迎的栏目。1997年，《秦之声》栏目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的观众播出。开阔了秦腔视野，争取和培养了一代秦腔爱好者，对于继承和发扬秦腔艺术，作出了积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