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中权(1916—1968)，1916年2月21日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将军沟村一个贫农家庭。他幼年在邻村惠家石硷上小学，后考入清涧县立高小，毕业后回村教私塾。在校期间受地下党组织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34年1月，惠中权由我党地下工作者惠庆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任清涧县黄陵区团支部宣传组织干事。1935年3月，任延水县团委军事干事、宣传委员、团委书记。同年12月调任陕北省特委巡视员兼吴堡县团委书记，后又任吴堡县白区白军工作部部长。1937年2月，调往甘泉县任县委书记。1941年2月，调任靖边县委书记。1943年，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为他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3年8月，又调任中共三边地委组织部部长；1944年4月调任西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兼毛泽东的秘书；1947年后任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副厅长。全国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部长，华南垦殖局副局长、海南区党委书记兼海南垦殖局局长、国家林业部副部长等职，1968年4月去世。
　　甘泉地处咸榆公路必经之道，亦是延安的南大门。当时甘泉县是统战区，国民党、共产党两个政府并存，城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城外是解放区。国民党经常制造种种事端，进行破坏捣乱，惠中权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同假和平、真反共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团结群众，壮大了抗日力量。当时国民党县政府下令禁止城内商人出城卖货，布告禁止解放区光华商店代价券通行，一时商人害怕，群众恐慌。为了反对国民党县政府对城内商业的控制，他发动群众把城外的市场搞活，吸引商人，并派人到城里各店铺宣传，使许多商店纷纷迁到城外。同时，动员群众在城外修公路，这样过往车马行人可以不经过城里，形成“城外繁荣，城内萧条”的局面。后来国民党县政府笼络城里的青壮年，准备成立保警队。他召开县委紧急会议，决定把青壮年组织起来。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成立了我们自己的青年自卫队，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由于甘泉县委领导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政府终于在1940年被赶出了甘泉县，甘泉全县解放。①
　　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 领导经济建设
　　靖边地处陕甘宁边区北部边沿，北靠榆林，西邻宁夏。为了打破日寇和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靖边沙地气候，雨水缺少，地质浅薄，灌溉困难，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如何改变这里风沙危害的自然面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是一个十分紧迫而又十分困难的问题。惠中权经常下农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访问群众，倾听群众意见。他把调查研究的情况、意见带回，发动县委、政府的同志讨论，提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具体措施。他们带头实干，不说空话。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自然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具体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发动群众兴修水利。他们把发展水利，兴修水地，作为农业生产中最重要、最中心的任务。惠中权深入农村实地调查，总结了杨桥畔发展水利的经验，发动干部群众算一笔账：如果靖边水利事业开展，共可兴修水地2.5万亩，水漫地5万亩，若平均每亩水地产一石细粮，每亩水漫地产3斗粗粮，那么7.5万亩水地与水漫地，每年共可产细粮3.25万石。这样数年之后，全县粮食就可达到自给。②
　　怎样修水地?他总结了群众的经验，提出了水利工程修坝筑濠，人工蓄水灌溉耕地。在坝和水地之间连一濠，濠的容量按水力大小确定。水地并不经常用水，常常发生水量过多的情况，特别是山洪暴发的时候，可能使水地淹没。因此，沿濠需修筑“退水”(即水闸)，当水地不需要水或水量过多的时候，将“退水”开放，让水从这里退走。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自然条件的困难，即沙滩的问题。这里很多地方三面是山，中间是沙滩。这样的沙滩厚达三五丈，广达数百亩，每逢山洪暴发，便将沙滩撕得“鸡零狗碎”。如何移沙造田?他们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总结，创造了大规模利用水力拉沙淤塞耕地的宝贵经验。即在沙滩的出口处筑一道堤坝，再在出口处打几个巩固不拔的木椿，尽量使水流急湍，这样推移过去，经过一段时间，就可将三五丈高、数百亩广的沙滩完全冲平，大雨过后，山洪带着泥土、牛羊粪便冲于堤坝之内，这种利用溺水淤塞的平原，当地群众叫水漫地。这种地土质增厚，土地肥沃。经过二三年的艰苦奋斗，全县共增修水地7000亩，粮食亩产提高了几倍，兴修水漫地2万多亩，试种了1000多亩，亩产增长一倍至两倍。
　　合理解决地主农民间地权纠纷。地权纠纷问题，这是靖边在发展水利事业中遇到的社会困难。许多耕地、荒地的地权掌握在地主手里。地权既属于地主，发动农民兴修水利是不可能的。如果兴修水利所得地利全部归农民，地主也不愿将土地让给农民耕种。或者说，谁修水利谁有租种权，那么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向别的地主租种现成的耕地，而要去租种先亏本的荒地?惠中权每到一个地方，就注意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听取地主、农民两方面的意见。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研究，得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就是：修筑水利工程的劳动力费用由农民负担(政府自然必须给若干帮助)，水地修成后，地权实行地主农民共同再分配。地权分配的标准，基本依照工程大小，同时参照当地工资之高低决定，有的三七开，有的四六开或对半分。除此之外，还允许并鼓励地主参加工程建筑，地主除了凭地权分得一定数量的水地外，并可分得与农民同等的土地。这种办法在当时是兴修水利中解决地权问题最合理、最有效的办法。这使得地主愿意出地，农民愿意出力，解决了发展水利事业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个障碍。③
　　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讲到兴修水利，举靖边为例：靖边县长城区杨桥畔一地即有2.5万亩地可以修成水地，他们已修了5000亩，1943年还要再修。据靖边同志说：旱地一亩只能收一斗细粮。但水地一亩每年种庄稼三次：先种春麦，收8斗，合细粮4斗；次种黑豆，收4斗，合细粮2斗；再次种萝卜，收2000斤，每斤值三毛，共值600元，按每斗细粮值150元计，合细粮4斗。三项共合细粮1石，正当旱地收入的10倍。故靖边农民常常自豪地说：“先种麦子插黑豆，黑豆林里带萝卜。”修水地的重要问题是地权分配问题，动员民力问题，组织领导问题与壕坝工程问题，四者有一不当，即不能成功。1942年，靖边同志领导农民在巴兔湾、杨桥畔等地方打了6个坝，依坝作壕，引水灌地。他们事先替地主与农民按三七分地、四六分地或对半分地解决了地权问题，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据靖边同志说：“只要解决了地权问题，农民是容易号召的。如我们修10处水地，除原有农民200余户外，新号召来的有百余户，其中有从友区来的三十多户。”又说，“修水地，政府贷款固然重要，但主要的要靠组织民力，吸收游资。靖边1942年兴修5000亩水地，共用工28.56万个平均每亩地用工57.12个；共用款85.8万元，其中公家贷款21万元，吸收游资64.8万元。当然，这个游资绝大部分是老百姓以工代款的。”关于组织领导，靖边同志说：“我们对兴修水地的领导，采取下列两种办法：一种是就地物色好的农民三人至五人组织水利委员会，负责调剂劳动力与劳动工具等。但其中常因地权问题，水利使用问题等难解决，阻碍水利工程之进行，故尚须有第二种办法，即政府派干部协助领导，解决群众中的争执问题。县府除水利局外，另外派了3个干部分管10处工程的领导。”靖边同志还决定于1943年继续在杨桥畔修4000亩水地。但因该地原来只有居民60户，1942年移来40余户，共计百余户，劳动力还成大问题。故决定于1943年招移民100户，现在开始打窑洞——准备住的地方。对于处理这一百户移民是一个大工作，因为他们多是从横山来的，多是难民，故还需相当的代价，才可完成。若移民到达，加上当地人力，1943年再修4000亩是不成问题的。此外，靖边同志还修了一种水漫地。所谓水漫地，“就是三面高山一面大沟之间的大块平地，有的两三千亩，有的两三百亩。此种土地土质很好，但上面堆着沙砾，妨碍禾苗，并使土质变坏”。修这种水漫地的办法，“就是沿大沟一面畔上打起很坚固的坝，栽上沙柳与柠条(冬天可供羊吃)，使常年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水，不叫从大沟流去，全漫在地上，泥质既厚，肥料又多，又富水分，极宜庄稼，并使地面年年扩大，把山沟都漫成平滩，生产面积也扩大了”。这种水漫地比旱地收成高到一倍以上，如旱地一垧(边区延安一带每垧三亩，靖边一带每垧五亩)打粗粮一石，水漫地就可以打二石或三石。这种水漫地的修筑，-是靖边同志在1942年春耕动员时才发现的，故还只在两处地方试修，修了1000亩。他们准备于1943年在好几处地方同时修筑，共计面积1.3万余亩。据说，“全县共可修筑水漫地50000亩至60000亩。”我们详举靖边这一实例，证明兴修水利并不是没有希望。在有些地方是有兴修水利的条件。特别是靖边的同志这种认真努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各县效法。各县水利情况，虽不会与靖边相同，但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与人民的努力，在真正有利条件下，也可开发若干水利事业。
　　种树种草，发展畜牧。靖边风沙大，畜牧发达，没有煤烧，植树特别重要。群众中有“多栽一棵树，多养一只羊”，“少烧一升粪，多收一升粮”的谚语。惠中权把这个谚语作为经济建设中的宣传口号，发动干部广泛宣传。边区政府要求每户植百株树，靖边提出每户植360株的任务。一年360天，每户一天烧一株树的枝梢，再以其树叶做牛、羊、骆驼的饲料。惠中权亲自总结植树英雄白云瑞、杜士恩、王国宝的经验，在全县推广。为解决牲畜的饲草，他们推广种苜蓿、修草园子、割秋草、剪柳树梢等办法。全县群众户户种树、种草、养畜。一年多时间，割草500万斤，培养草园子4000亩，种苜蓿2000亩，发展羊10多万只，牲畜光长脚户驮畜就有3000多头。
　　牲畜发展了，但疫病流行难以医治。1943年古历正月到4月，靖边牛瘟传得很厉害，光镇靖区六乡一个乡，就死了142头牛。惠中权很着急，他下到农村，遍访有病牛的地方，调查牛病的具体情形和医治的方法，在有畜户中推广，有效阻止了牛瘟的扩散。事后，惠中权把医治牛瘟的方法写出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如何发展羊，也是惠中权十分注意、下力气研究的问题。靖边全县12万只羊，但年年有羊瘟，羊只死亡很多。惠中权下到农村，钻到羊圈里，研究羊只死亡的原因。他还亲自调查总结了两个未死羊的农户。镇靖区二乡盐店洼杨春生兄弟二人，有大羊110多只，羊羔60多只，没有遭瘟病死亡，他总结了5条原因；镇靖区六乡史阳湾张齐林，是一个16岁的小娃，放大小71只羊，除狼吃了一只和跌死一只外，也没有瘟病死过一只，他总结了九条原因。他调查研究后认为，养羊和发展羊的问题，第一是饲养和放牧的方法；第二是解决牧草；第三是解决医药问题。他以“如何养羊和发展羊”为题口述，由《解放日报》记者刘漠冰记，整理成1万多字的文章，分5个问题(羊瘟疫疾病死亡的原因、饲养放牧的办法、解决牧草是发展养羊的大问题、解决医药问题、两个模范养羊户)，从事实出发对养羊和发展羊的问题作了全面陈述，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讲道：……靖边同志鉴于1941年春季牲口大批死亡，在两年中做了许多工作。他们是用种苜蓿、修草园、割秋草、栽柳树、挖草根五种办法，号召农民解决牧草的。第一，他们在1942年叫农民种了2000亩苜蓿，大部分种子由政府发给，农民情绪很高。1943年他们准备再办一部分种子贷给农民，特别号召农民自备种子，对成绩优良的给予奖励，激励他们大量种苜蓿。第二，他们在1942年修了4000亩草园。这种草园里的草都是芦苇。在靠蒙古边界沙漠中的海子与大草滩上长得很茂盛，每亩能割500余斤。革命前原有草园，后来破坏了，牛羊随便践踏。现在发动群众修复，不费多少人工。秋后割草，以备冬用。第三，靖边山地有芦苇、白草、冰草、沙竹、沙蓬等野草很多，秋后收割，大有助于牲畜。1941年发动群众割了500万斤，1942年又动员每人割100斤，现还未做总结。第四，是发动群众种柳树、沙柳、柠条，其枝叶可供骆驼及羊子吃，亦是解决牧草一法；同时，可供燃料，群众是欢迎的。政府的任务是调剂树种，劝令种植。第五，靖边的白草、冰草，牲口不但吃其草叶，而且吃其草根。靖边春耕时，壮年上午耕地，下午挖草根，晚上喂牲口，女子儿童则整天去挖。每人可挖百余斤，对牲畜起很大作用。但因挖的人多，发生地权争执，于灾民、难民之无地者更加不利。故政府须予以调剂。据靖边同志说：“我们在这几种办法下给人民解决了不少问题。1942年固然因为雨水多，草长得好，但也因上述五种解决牧草的办法，使牲畜发展了。如1942年，全县下的6万余只羔羊大都活了，死得很少。大羊与牛、驴、马等除个别地方死了一部分外，一般的死亡率减少很大。全靖边牲口除羊外，每年要用3千万斤草，而用上述五种办法，至少补助1千万斤草。”牧草是牲畜的生死问题，我们希望各县同志都作出一个1943年的牧草计划来。毛泽东列举这么多重要事例，对惠中权同志领导的靖边县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这恰好成为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真实写照。
　　发展驮盐，增加收入。驮盐是靖边人民生活的重要依靠，在经济上所占的地位仅次于农业。惠中权亲自撰写了“靖边县发展驮盐的计划”，提出了“一驮盐、一匹布”、“一斗盐、二斗麦”的口号，组织干部向群众宣传，发展驮盐。驮盐还换回了大量的粮、布和日用品，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另外，惠中权还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积极组织群众自筹资金，兴办供销合作社，扩大了产品交换，受到群众的称赞。④
　　惠中权在靖边工作近三年时间，以艰苦卓绝的精神领导大生产运动，成绩卓著。在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受到表彰，毛泽东为惠中权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强调指出：“特别是靖边同志这种认真努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各县效法。”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的社论中指出：“他们之所以成功，主要并不是客观条件特殊有利，而是因为他们能认清经济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寻出当时当地和自身的具体特点，一切经过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并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来组织工作的进行。他们的这种精神就是我党整风运动中所提倡的正确精神，就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精神。”社论还指出：“靖边县地近沙漠，气候寒冷，一般人都以为这里是荒凉、贫困、经济无法发展的地区。但在惠中权同志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下，很好地认识了靖边的经济特点，去年以来该县水利畜牧等也均有飞跃的发展。”
　　1943年8月，惠中权调任中共三边地委组织部部长。当时由于受“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干扰，使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出现了扩大化，三边地区的党政机关及广大农村，被怀疑的对象遍及各地。根据毛主席“抢救运动”搞错了，要尽快进行甄别平反的指示，惠中权很快组织了班子，落实毛泽东指示，把打成叛徒、特务、嫌疑分子的人员一一进行甄别平反，使一时混乱的思想得以澄清，形势迅速好转。⑤
　　1944年4月，惠中权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兼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他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定期向主席汇报边区军民的生产运动，为主席研究、决策边区的经济建设工作，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情况和材料。⑥
　　1947年春，蒋介石胡宗南部数十万军队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党中央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诱敌深入，取得更大的胜利，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转战陕北。当时担任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的惠中权，参加了延安疏散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他深入细致地进行人员、财务、机器、粮草的疏散和坚壁清野工作。胡宗南军队已到延安城南二十里铺，他还在城里指挥往外抢运牲畜、粮食和机器，一直忙到后半夜才离开延安。这一年陕甘宁边区经过蒋、胡匪军的蹂躏，加上旱、涝、雹、霜等灾害，粮食急剧减产，造成40万人没饭吃的大饥荒。惠中权接受了从山西太岳解放区运回10万石粮食的任务。他深入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去，反复研究运粮的方法，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支持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司令员的表扬。
　　继续保持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为发展我国林业事业作贡献
　　全国解放后，惠中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部长，1952年8月调任华南垦殖局副局长，后又任海南区党委书记兼任海南垦殖局局长，协助叶剑英同志开辟我国的橡胶事业。1954年4月调任林业部副部长。他始终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为发展我国林业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林业部分管护林防火工作时，每年护林防火的关键季节，他总是亲自到防火值班室值班。遇到紧急火情，他总是亲赴现场同当地领导一道指挥灭火。1956年4月下旬，内蒙古阿尔山林区发生大火灾，他立即乘飞机前往现场。夜间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寒气逼人，他仍和参加灭火的解放军战士和林区职工并肩战斗，使在场的同志深受教育和鼓舞。
　　惠中权经常亲临现场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群众中新鲜经验，推动林业发展。他遵照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和周总理“造林要抓住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的指示，把西北地区造林作为工作重点，几次深入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调查研究。他到甘肃武山县时，正下大雪，道路阻塞，为了弄清次生林的生长情况和生态环境，坚持骑马到偏远的国营林场。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有代表性的典型，他就抓住不放，一抓到底。1956年，他听到河北省大面积连片造林，立即赶到现场调查，总结经验，大力提倡，使我国林业很快进入了大规模造林的新阶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惠中权在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逆境中，仍然惦记着林业建设事业，经常过问森林火灾情况。当他了解到在林彪、“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一些行之有效的护林防火制度被践踏、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时，非常痛心。他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把情况报告给中央，并亲自主持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1967年9月23日，毛主席亲自批示颁发了这个通知，使森林资源避免了一场大的浩劫。
　　长期以来，他废寝忘食、竭尽全力地拼命干工作，积劳成疾，受到严重的神经衰弱、胃病和尿频症的折磨。组织上决定让他出国疗养治病，顺便进行一些考察工作。他一再推辞，坚持不去。他说：“这一去不知要花国家多少外汇，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用这些外汇给国家买机器多好。”他不仅严于律己，对待子女也一贯从严要求。他经常对子女讲：“你们只有好好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的责任，而没有伸手向党要任何好处的权利。要时时依靠组织，不要靠我。更不能靠我的这个职务。不能搞任何特殊。”
　　惠中权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不断受到批判和揪斗，身体实在无法支撑，不幸于1968年4月1日逝世，年仅52岁。粉碎“四人帮”后，他的沉冤得到昭雪。1978年5月16日，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师锐 惠延虹
　　①《惠中权纪念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页。
　　②惠中权：《靖边的水利事业》，《解放日报》1943年1月18日。
　　③惠中权：《靖边的水利事业》，《解放日报》1943年1月18日。
　　④惠中权：《靖边县发展驮盐的计划》，《解放日报》1943年2月12日。
　　⑤《惠中权纪念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
　　⑥《惠中权纪念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