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1938年5月—1942年3月)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研究，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地址设在延安北郊的兰家坪。院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王学文。党政主要工作人员有张启龙、邓力群、朱光、章夷白、柯柏年、汪涛江等。
　　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院。教学组织是班，最多时设六个班和相应的一些研究室，共三四百人。一般学员入学都要经过考试。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经抗大、陕公、党校等学校的初步训练，具有学习和研究理论的条件。开设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布)党史、党的建设等。教员多为兼职，主要有王学文、陈昌浩、艾思奇、吴亮平、杨松等。张闻天等中央负责人也兼课。毛泽东、周恩来作过报告。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期间，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和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的邀请，于8日至12日，在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刘少奇的讲演受到马列学院内外同志们的欢迎，博得赞赏。许多人提出把讲演整理出来公开发表。刘少奇答应了这个要求，整理成文后交给了张闻天。张闻天时任《解放》杂志主编，看了觉得很好，就交给责任编辑吴亮平处理。吴亮平按规定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认为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这样，吴亮平就在1939年8月20日至9月20日的一个月时间里，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分三次发表在《解放》杂志第81、82期和第83、84期合刊上。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中央规定为22个干部必读的整风文件之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我们党内第一部从党员个人党性修养的角度论述党的建设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既是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所遇到的特殊矛盾和特殊问题的需要，又以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依据毛泽东的指示，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曾亲临指导，作了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毛泽东首先讲了为什么把马列学院改组为研究院。他说：现在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大正的地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将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你们研究员，一定要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方针，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和研究作风，这样你们的研究工作才会取得成功。①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央集中这么多干部办研究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这是毛泽东向马列研究院提出的任务，也是向全党提出的任务。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院，进行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我友三方)的教育”，“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好风气密切联系起来”。为贯彻《决定》精神、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的一部分骨干和有可能培养成为理论工作干部的学员，留了下来。同年12月17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院长仍由张闻天兼任，副院长李维汉、范文澜。当时的党政主要工作人员有徐建生任秘书长、李言任党委书记、李清任指导研究处秘书(党委宣传委员)、毛平(党委组织委员)、杜雷任总务处长。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采取分研究室、专家指导的原则。全院共设9个研究室，室主任多由该学科的党内专家担任，他们直接指导研究工作。中国政治研究室，张如心为主任；中国经济研究室，王思华为主任；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艾思奇为主任；中国教育研究室，李维汉为主任；中国文艺研究室，欧阳山为主任；中国新闻研究室，李维汉兼主任；中国历史研究室，范文澜兼主任；国际问题研究室，柯柏年为主任；俄文研究室，师哲为主任。
　　各研究室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一般都制定了3年研究规划和半年或一年执行计划，具体规定了各室的研究目的、任务、人员分工、时间安排、方法、步骤、组织和会议制度等。每个研究课题有分工，有讨论，有总结。室主任参加指导，也参加研究。
　　经过全院人员的共同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研究出一批可喜的科研成果。比如历史研究室，分三个组进行研究：近代史组、农民土地组和民族组。主要任务是编写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通史》，编出了第一、第二两编，整风期间中断。全国解放后出版的由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就是在此基础上修订并继续编写而成的。文化思想研究室，工作重点是研究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思想、各种哲学流派和国民党主要人物的哲学思想。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版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就是在毛泽东整顿三风的号召下，由文化思想研究室同中国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教育研究室也分三个小组进行工作：抗日根据地教育研究小组，国民党统治区教育研究小组，敌伪教育研究小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三个地区(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和敌占区)抗战以来的一般教育状况，包括教育思潮、教育政策、制度、方针和实践等问题。李维汉与李心清同志合作编辑过宣传教育方面的敌、友、我三本资料书，是供各级宣传教育工作者参考的，同时作为教育研究室的研究资料，这本资料书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此外，1942年2月27日，教育研究室召开了陶行知教育思想讨论会；同年3月19日召开了乡村建设派问题讨论会。讨论结果，大家对前者是肯定的，对后者是否定的。董纯才、张健、华子扬等曾有论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总之，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虽然时间短，但其基本方向和方法是符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的报告中提出的任务和要求的。当时包括院长、副院长和各室主任在内的领导干部，都亲自参加研究工作，总体看，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① 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