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容，是由围绕那段历史主题的重要课题所决定的。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社会主义转变，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纵观那段历史，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围绕解决历史转折的主题，所面对的重要课题，即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大致有四项：一是如何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二是如何建立新中国；三是如何建设新中国；四是如何进行执政党建设。党和人民正是在紧紧把握历史转折的主题，完成四项重要课题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思考中，造就了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容。
　　(一) 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实际上就是敢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它是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的集中体现。1948年下半年，虽然人民解放军的人数已增长到280万，国民党军队人数由原来的450万已减少到365万，但在力量对比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仍处于劣势。这时候，摆在中国共产党人而前最大的问题是：敢不敢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决战，将革命由局部胜利引向全国胜利。
　　在这重要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在西柏坡及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攻击敌人防守的大城市，敢于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写的一系列重要文章，也详细阐述了反动派的虚伪狡猾本性，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革命进行到底”。正是在这种彻底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在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马上强渡长江，横扫一切反动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提出了“打倒国民党”的战略方针。当时，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还占优势，另外还有美国的支持。党中央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作了充分的估计”，敢于歼灭敌人重兵集团，敢于同敌人决战，当机立断，抓住有利时机，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1948年底1949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国际上有人提出“划江而治”的主张。在此风云变幻的关头，党中央、毛主席以敢于全胜的精神，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绝不允许革命半途而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正是在这种实行战略决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宏伟实践中所形成的，这是一种抓住机遇，顶住压力、挑战，争取彻底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
　　(二) 两个“坚持”(坚持依靠群众，坚持人民参政)的民主精神
　　西柏坡时期，革命形势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克服由于长期被敌人分割和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所形成的地方主义和无政府状态，必须把一切统一于中央。同时，由于革命处于战略转变时期，革命战争、农村工作、城市接管任务繁重而紧迫。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党必须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为此，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做出了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做出了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建立健全的防止个人包办，保证集体领导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委会议制度。这些决议、制度和规定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可以说，西柏坡时期是我们党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最好的时期之一。毛泽东在大决战的日子里，带头履行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对于战略方针的制定和涉及全局的重大战役和部署，都是首先虚心听取各中央局、分局领导和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后，再由书记处研究，集体决策，从不搞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从我们党在西柏坡的实践可以看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坏，同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是息息相关的。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根本所在，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组织保证。
　　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为此，我们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了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参战和生产的积极性，“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同时，党中央把加强纪律性作为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的“一个中心环节”，要求克服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毛泽东特别强调，把加强纪律性与发展民主结合起来，采用民主集中制，不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下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合作，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体现了一种确立党、政权、军队与人民群众的新型关系的民主精神。
　　(三) 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
　　西柏坡时期，面对全国即将胜利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既要善于破坏旧世界，又要善于建设新世界的要求。两个“善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建设新中国”的道路问题进行最初的探索之中，极其鲜明地表现出来的一种按着中国的国情搞建设的科学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信念和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
　　面临如何建设新中国的艰巨而伟大的任务，毛泽东在九月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新中国建设的国情进行了最初的基础分析，确定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由革命转向建设的战略思路，确定了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他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在这个历史转变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在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考察了新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五种经济结构，制定了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了进城后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要求全党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很快地学会生产、商业、银行等技术和管理工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郑重地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除此之外，我们党在这一时期还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崭新的国家制度；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所有这一系列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举措，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
　　(四) 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创业精神
　　在西柏坡，执政问题摆在党的面前。共产党人会不会变成李自成?能不能经受得住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这关系到革命的成果能否巩固，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能否走下去。在解决这个重要课题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所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即“两个务必”。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党内“六不”，即不做寿、不送礼、不敬酒、不拍掌、不以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不把中国的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他反复要求全党同志，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在革命胜利后，能否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关系到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关于“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谆谆告诫，至今仍值得我们每个共产党人深思。毛主席、党中央强调执政党建设，提出“两个务必”，“就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保证”。这里所体现的，正是一种不以功臣自居，不受权力腐蚀，不被糖弹击中，勤政廉政，艰苦奋斗的继续创业精神。
　　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在西柏坡精神中，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和灵魂。“两个务必”是西柏坡时期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它反映了西柏坡时期的伟大历史主题。首先，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否继续地保持过去那种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是对全党及每个党员提出的严峻考验；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党要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克服各种困难，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事业。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更需要保持过去那种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孕育、发展形成的，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传承。“两个务必”凝结着深刻的历史经验，体现了党的政治本色，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西柏坡精神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