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中国共产党五大革命精神展开比较研究，我们认为首要的是要对其形成和发展的情况展开比较，因为每一种革命精神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都只有置之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做具体考察才谈得上真正的把握和理解，也才谈得上相互的比较研究。
　　(一)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形成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从西方思想武器库中寻找救国的武器，掀起了一场旨在引进西方“技”、“器”的洋务运动，高举起“中体西用”的旗帜。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不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器物文化之路走到了尽头。
　　于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救世的主导文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先进的中国人痛切感到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封建经济的破产和专制政治的腐败，其中政治制度是振兴中华的关键，于是他们从制度层面探索中国振兴之路。这场旨在实现民主的政治运动，一开始就朝着两个方向前进：一是百日维新，这场以日本近代改良运动为榜样的爱国运动只有103天的生命，以悲剧落幕，表明中国君主立宪的道路走不通；一是辛亥革命，这场用暴力摧毁封建王权政治的革命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第一次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建立起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中华民国。这本来是中国洗刷半个多世纪民族耻辱，振兴中华的最好时机，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天性软弱，袁世凯倒行逆施，走上了复辟帝制的不归之路。随着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中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脆弱的西方式民主荡然无存。
　　救国之路何在，先进的中国人在痛苦中反思，在救亡运动中重新定位社会价值观，于是掀起了旨在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民主”与“科学”启蒙了一代政治文化精英，为五四爱国运动开辟了道路。五四爱国运动又促发了整个国民的民族觉悟和民主意识的复苏。一批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正是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开始从“西化”向“师俄”的文化范式转换，将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自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幕开启。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纷繁的各种思潮中，不断地扬弃，用最先进的理论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没有将自己的思想禁锢在某一种思想模式内，而是将其拿到能否解决中国最紧迫问题的天平上衡量，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就取之，否则就弃之。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空想社会主义等等，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呈现出进步性，因此，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深浅不一地受到了影响。
　　在五四时期，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互助论认为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互助论将伦理主义视为改造社会的根本途径，“互助本能”的思想是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其底蕴在于人人是天生自由、平等的，毋需借助权威和强制。它的内核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恶”的批判，期盼建立一个人类普遍道德的“善”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在五四时期欢迎互助论，是因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失望，企图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当然，他们并没有将这两者看成决然相反的二极，而是努力将其调融在一起。五四运动后，在神州大地涌动的新村运动、工读互助运动和勤工俭学运动都是这个理论在社会中的实验。但这场企图脱离社会，在工厂、乡村实行共产主义生活，养成“善”势力以达到改造社会的改良运动，在各地实验相继失败。这表明这些思想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可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失败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刻地反省。十月革命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们提出既然中国与俄国在国情上有许多相同，那么革命可以在俄国取得胜利，就没有理由在中国不能成功，成功的秘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改造社会。于是他们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这使他们第一次感悟到，要救国不能局部的改良，应从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实行彻底的改造。国家的最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只有政权被无产阶级所掌握，经济、教育、文化、道德等问题才会迎刃而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胜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近代中国的这段真理追求的曲折艰难之旅足以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寻找救亡图存思想利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重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文化场向东方文化场转移时，必须与东方文化相融合，也就是说它要经过一个改造的过程，即中国化的过程。它既要超越中国原有文化的局限，又要植根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既要满足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需求，又要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一种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新文化，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救国的真理。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国情”相结合，才能成为“拯救中国的导星”。首先他们运用唯物史观，指出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因此，革命的目的首先是解决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他们在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剖析了中国特殊的近代二元社会。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杰出代表是毛泽东。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本本，强调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中国革命才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他和战友们独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中具有创新精神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引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
　　(二)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发展过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具体历经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精神形态的嬗变。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凝聚着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是中国革命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井冈山精神产生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处于湖南、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的边陲山区，这里距离敌人重兵长期占领的南昌、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较远，是历来的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新旧军阀不断混战，敌人更是鞭长莫及，无暇顾及这里，而这里的革命又可以影响湘、鄂、赣、粤四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复杂，大部分是山区，山势既峻又险，井冈山和九陇山互为犄角，进可攻，退可守，大有回旋余地。但是这里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极其落后。边界的经济是一种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地方农业经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这里既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也没有固定的商业网点，只有为数不多的日中为市，三天一次的圩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地的实际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去开展革命斗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革命风貌。另外，从当时的客观形势来看，井冈山革命斗争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是在白色势力四周包围的境况下进行的。严峻的斗争形势、残酷的斗争环境锻炼了革命者敢闯各种艰难险阻的新的精神风貌。湘赣边界虽然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但这里有很好的群众，边界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于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开展了国民革命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大革命失败后，边界各县人民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而屈服，而是仍然坚持斗争。党的活动转入秘密之后，仍保留着127支枪，战斗在井冈山一带。可见，湘赣边界有很好的群众和很好的党，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形成井冈山精神的深厚群众基础和政治保证。在领导井冈山军民开展艰苦卓绝斗争的峥嵘岁月中，毛泽东、朱德等领导能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当时、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了井冈山斗争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实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从而寻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路线。同时，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势力弱小的异常艰苦的环境中锻炼了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水平，并培育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为井冈山斗争的胜利及形成新的精神风貌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保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由于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同时也由于中国是农业大国这一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而必须从实际出发，走漫长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因此，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指出：“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 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②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不仅具备了以上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和基础，而且还汇聚了中国革命的一代先驱。他们在实践中制定了一系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对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提供了许多新的经验，使中国革命从崎岖曲折的小径走上了胜利的坦途。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斗争中，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培育、形成的一种伟大的精神风貌与精神品格。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1930年11月，蒋介石又调兵10万，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党领导下的红色根据地。随着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逐步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严厉指责。当1932年夏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为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遂又亲自部署了第五次“围剿”，待到1934年4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成了蒋介石的进攻重点。1935年4月28日，广昌陷落于蒋介石之手，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攻破。随后，中央苏区的东大门也告失守。面对中央苏区逐渐缩小的危局，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并组成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负责实施突围、转移的具体计划。毛泽东为使红军主力能够安全转移，受周恩来委托，自荐在于都地区进行考察，为党中央及主力红军选择转移方向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34年10月，大队红军从于都出发，渡过于都河，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通过了敌人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与此同时，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完成了突围西征的任务。随后，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并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错误，并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因土城战役失利，当机立断，提出迅速结束土城战役，出敌不意地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去并于2月9日到达扎西地区集中，进行精简整编。接着挥师东进，二渡赤水河，攻战娄山关，再克遵义，击溃黔军王家烈八个团，重创吴奇伟两个师，俘敌三千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接着，毛泽东指挥红军实行大迂回、运动战，使红军胜利完成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的战略行动，终于突破了强大敌军的重围，为中央红军北上争取了主动。6月12日我英勇的红军翻越积雪千年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率中央红军胜利翻越夹金山。两大主力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北进。为了北上抗日，毛泽东跟随部队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行进。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难，忍饥挨饿，终于胜利地走出草地。接着，我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发起包座战役，并取得了胜利。9月16日腊子口战役打响。9月17日晨，终于占领了天堑腊子口。进住哈达铺的红军受到了热烈欢迎。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骑着马走进吴起镇，这一天被正式定为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日子。接着，在甘孜实现了红二、红四两大红军的会师。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会宁、将台堡和兴隆镇相继胜利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中红军指战员所表现出的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延安精神是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优良传统和优秀作风的总称。长征胜利后，延安成为革命的圣地。在这里，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我进、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提出了持久战战略思想，并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运动战、游击战。因此，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抗击日军的主力部队。延安时期，党中央为了肃清和纠正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错误思想，还在全党发起了整风运动。整风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真正做到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在与错误思想做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还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总之，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历史阶段。与这一历史时期相适应，形成了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传统和优秀作风的总代表，包括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畏强敌、英勇斗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等。它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已经成熟。
　　红岩精神是国统区共产党人和人民的革命精神的代表和体现。它产生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的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总是不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信条，频繁制造反共事件，此时，周恩来率领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在陪都重庆红岩村建立了中共南方局。在险恶的环境中，中共南方局全体共产党人与国民党顽固派做斗争，与奢靡颓废的风气做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始终高举“抗日”与“民主”两面大旗，发展壮大了进步势力，维系了国共合作，保证了抗战的胜利，为解放战争时期形成我党的第二条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为近代中国革命熔铸了不朽的丰碑——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包括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和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解放战争时期，作为红岩村的后继者——大批党的优秀儿女不畏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垂死的淫威，与反动派展开了殊死斗争。特别是以江竹筠、许晓轩、陈然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身受酷刑意志如钢，“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将红岩精神进一步光大，使之成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理想信念无限忠诚的人格精神的一种象征。
　　西柏坡精神是我们党在开国进程中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发展和完善。西柏坡时期，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于斗争，敢不敢于胜利，成为党面临的生死考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西柏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果断地把我军发动的大规模秋季攻势发展为就地歼灭敌重兵团的战略决战，连续并交错导演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一百五十四万余人，使国民党反动派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成为新中国诞生的“奠基礼”。针对蒋介石1949年《元旦文告》发动的“和平”攻势和当时国际势力提出的划江而治建立南北朝以分裂中国的阴谋主张，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新年献词，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极其鲜明地显示了我党在复杂的政治风云和决定中国人民前途和命运的历史关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西柏坡时期，党既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又保持了极其清醒和冷静的头脑，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周密考察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政治势力的全面分析，首先明确了中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确定了如何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建设，使我们国家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③号召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习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既要学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斗争，又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在城市工作中，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勇敢无畏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西柏坡时期，鉴于党就要由被“围剿”的党，变成执掌全国政权的党，由残酷的战争环境转到稳定的和平环境，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党敲响警钟，提醒全党在工作重心由农村到城市的历史性转变中，必须预防因为胜利而带来的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安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告诫全党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做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等六条规定。西柏坡精神是中国革命由局部胜利走向全面胜利，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产物，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科学地提出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怎样经受革命胜利和执政党地位考验的历史课题。其特征是胜利面前不骄不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将革命精神的内涵，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背景与发展过程的考量，可以看到，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和西柏坡精神在基本内涵方面是一致的，但由于产生的具体条件不同，又各具自己的特色。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