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因此，在革命实践中必然与广大民众保持密切联系，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首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总结，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理都要求做到密切联系群众。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6)。这要求作为中国革命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其次，密切联系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地制定和执行其路线、方针、政策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是正确认识的最终来源，而无产阶级政党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又必须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这就要求领导人和广大党员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以保证制定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符合实际，从而能够正确地指导革命实践。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正是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是农民阶级占绝大多数，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才会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决定把中国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制定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正是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才提出放手发动群众，让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并最终取得反侵略胜利的；同样，也是在土地改革的政策下，中共争取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才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要把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就要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因此，不仅要抓住群众的心理，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而且要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了解他们的习惯，学习群众的语言，要能够运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才能收到最大的宣传与动员效果。要做到这些，同样要密切联系群众。
　　第三，密切联系群众是正确执行党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要在革命中做到实事求是，就要认识中国革命的实际，认识中国社会的特点。因此，单靠书本知识，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到人民大众之中，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中去，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同样，要想在革命中做到解放思想，就要清楚周围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更新认识，使之更加符合实际。这些同样需要深入民众，亲自参加实践才能做到。
　　第四，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然要求。
　　如毛泽东所言，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只占总人数的很少一部分，农民阶级占绝大多数。在敌人力量非常强大的情况下，单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战，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必须去发动广大农民和市民共同奋斗。要发动广大农民，就必须深入农民，了解农民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工作和组织与农民的利益真正结合起来，才能做到广泛发动群众，团结和领导广大农民，不断取得胜利。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比较重视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如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就对党的群众宣传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做了规定。在向工人群众宣传时，“已有的《工人周刊》及《劳动周报》当尽力推销于工人及党员之间。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之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在向农民群众宣传时，“大致与工人中相等，但材料取之于农民生活，尤其要指明农民与政治的关系，为具体的经济改良建议之宣传”，“只求实质能推广农民运动”(17)。中共四大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够深入，因此要建设好党的各级宣传部，办好《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等党的刊物，尤其根据不同对象、切合实际地、生动活泼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应该注意他们不识字、识字不多，不愿意听纯理论等特点，要注意他们切身的实际问题(18)。1929年6月，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案中，更进一步强调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19)。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的同时，非常重视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作风建设，从而使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成为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联系和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保证了党的各项群众工作的顺利开展。
　　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予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0)“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21)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要求在延安整风中要普遍地宣传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在组织、斗争行动中保持正确关系的思想；宣传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宣传在领导意见付诸实行时要将一般口号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思想。
　　毛泽东还分析了脱离群众将会造成的危害，指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都是脱离群众的表现。命令主义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尾巴主义则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他要求广大党员改正这些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正确地教育和引导民众。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极为深刻地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所谓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联系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
　　要真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必须使广大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刘少奇概括的群众观点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首先是一切为了群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为服务于人民而建立，广大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和解放。因此所有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都应该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其次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一切共产党员首先要在人民面前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保证党提出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的正确性，使之有利于人民。其次，还应该知道向人民负责与向自己的领导机关负责是一致的。要认识到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即是对党有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要尽力去做，凡是对人民不利的事业，也就是对党不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反对和避免。最后还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使二者统一起来。
　　第三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的解放，只有经过自己的斗争和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和巩固。有了群众的真正自觉和发动，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四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由于群众的知识、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其创造力也是最伟大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不向群众学习，而是自作聪明地进行创造或者照搬历史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来启发和指导群众，肯定是会失败的。我们在工作中只能把最高的原则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才能取得成功。
　　毛泽东等人对群众路线内涵的深刻阐述，表明密切联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要做到密切联系群众，除了对群众路线的内涵及坚持群众路线的必然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上努力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最好的办法是：深入群众进行实地调查；关心群众疾苦，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健全党的基层组织，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这样说的，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在湖南、江西等地进行过很多调查。他的调查对象，多是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如湖南五县和井冈山两县的调查对象，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的调查对象，一部分是中级干部，一部分是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的商会会长，一个以前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小官吏。这些不同层次、不同知识水平、不同经历的人提供的信息非常有代表性。这些不同的信息，不仅反映社会现实，而且代表了不同阶层民众的利益呼声，从而为制定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提供了可靠依据。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倡导广大干部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还亲自到驻地附近的群众中去进行调查。参加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他在柳树店中央后勤疗养院养病，只住了一个星期，就把前前后后的村庄都跑遍了，和各村的农民都谈过话。陪同人员提醒为了安全起见，在没有对当地老乡的情况进行研究前，最好不要到处走动。毛泽东却回答：“难道我住在一个地方，连周围的情况都不能知道?”(22)
　　延安时期，亲自深入群众进行实地调查的中共主要领导人还有张闻天等人。
　　张闻天原来是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在毛泽东等人的帮助下，他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当延安整风运动中大兴调查之风时，张闻天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请，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小组”，于1942年1月至4月到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贺家川进行调查。1942年4—9月，张闻天又在晋西北兴县高家村区进行调查研究。调查期间，他住在农民家里，深入到群众中，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整理出《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和《兴县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等调查材料。1943年回到延安后，他又把这次调查的经过以及调查中的经验教训写成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出发归来记》(23)。
　　在这篇报告中，张闻天写道：“所以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经常的保持同实际、同群众的联系，抓住一个典型的村或乡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同最下层的干部与群众举行会谈，是绝对必要的。”“把我们的工作同群众、同实际结合起来，应该是我们全党的战斗任务。”(24)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带动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干部群众掀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不仅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而且为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要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只在群众中进行调查远远不够，还必须关心群众的疾苦，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1941年6月间的一天，在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系会议，讨论征粮问题时，由于下着大雨，会议室遭到了雷击，参加会议的延川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消息传出去后，一个农民却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他在制止保卫部门追查的同时，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当他了解到这一年多征了公粮，群众负担过重有意见时，就要求有关部门减少当年的公粮征购，并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减轻群众的负担。
　　1942年1—4月，当张闻天带着调查组出发到陕北米脂一带进行农村调查时，不能前往的毛泽东就通过中央社会调查部送阅的《情况汇报》来了解下情。有一次，《情况汇报》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清涧县的一个农妇因为丈夫被雷电击死而咒骂毛泽东，社会调查部把这个农妇押到延安。毛泽东知道此事后，立刻叫来社会调查部有关干部，批评他们不应该不做调查，不认真研究，就随随便便抓人。
　　社会调查部的干部离去后，毛泽东一夜未能平静。他召来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长钱益民，让他把那个农妇带来。在会客室，毛泽东请她坐下，并拿出枣给她吃。在交谈中，毛泽东了解了农妇家里的情况，并告诉农妇他本人也出身农民。农妇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招待，感到很内疚，觉得自己不应该骂政府，被枪毙也是应该的。毛泽东却告诉她是政府工作有问题，并进一步了解到她家里以及村上其他困难户的情形。在农妇说出她们沟畔的20户人家当中缴不上公粮的不止一家，而她的丈夫想挖一孔好窑洞为老母治病还要卖两只羊，请村长吃饭这些事后，毛泽东当面表扬农妇敢说真话，并叫来钱益民和另外一名干部，交代他们派专人送农妇回去，向当地政府说明这位农妇不仅没有罪过，而且是一个敢说真话的好人。他还要求边区政府对清涧县的公粮问题做一次认真的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最后他还要求社会调查部对此做出深刻反省(25)。
　　不仅毛泽东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贺龙等军事将领也是如此。
　　1947年夏天时，贺龙住在山西省临县沙园村。一天下午，在临近村子检查完一个后勤单位工作后将要离开时，一个正在挑水的四十岁左右的农民放下水担，要上前替贺龙牵马。被拒绝之后，农民又提出要送他一程。贺龙感到农民有话要说，便和他一同行走。在交谈中，农民向贺龙反映，住在他们村里的解放军某单位人不多，占用的房子多了点，使用的家具(箱子、柜子、桌子等)多了点。如果住的时间长了，就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清贺龙提醒这些同志把多余的或暂时不用的东西退还给群众。日后需要时，可以随时说随时拿。贺龙听后很重视，立刻纠正了这些部队干部的做法(26)。
　　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身体力行，深入群众，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疾苦，是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重要体现。在他们的影响下，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广大党员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除了到群众中进行调查，听取群众意见和关心群众疾苦，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之外，深入群众中做好宣传工作，也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途径。
　　要通过宣传工作来联系和发动群众，“必须根据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使群众接受党的宣传鼓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是要使得群众在自身的政治经验上来认识我们党的理论、政策、主张、口号的正确。因此必须根据群众今天所切身懂得的东西，根据群众今天的觉悟程度与文化水平来进行宣传，必须使我们的宣传鼓动能引起群众的兴趣与行动，并在这种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27)。
　　其次，在宣传中要做到内容充实，语言大众化，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到言行一致。群众所重视的不仅是言论，而且更重要的是行动，只有使宣传和行动保持统一，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再次，要重视基层支部成员的作用。基层党支部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党支部的成员不仅要担负起发展党员的工作，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的工作，他们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给人民大众，向他们提出工作要求的同时，也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及时反映给党的组织。这样才能使党群之间发生互动，密切二者间的联系。
　　由此可见，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也是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共产党在敌后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制定出反映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政策，使其与中国共产党人利益一致，血肉相连，千百万人民大众才会汇入抗日洪流，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发挥，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形式，使日本帝国主义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终走向覆灭。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扬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进行土地改革，充分保证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从而赢得全国民众的广泛支持，迅速打垮了国民党集团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精神，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与精神内涵，但我们认为，延安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注释：
　　①《(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6、613页。
　　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0、95页。
　　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④《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⑤《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529页。
　　⑥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51～52页。
　　⑦《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529页。
　　⑨陈至立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⑩《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11)《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12)《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和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1937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O)，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311页。
　　(13)《中共中央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1937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91页。
　　(14)《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1、544、549页。
　　(15)《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126页。
　　(16)《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7)《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1923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151页。
　　(18)《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1925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06～307页。
　　(19)《组织问题决议案》和《宣传工作决议案》(1928年6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20)《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21)《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899页。
　　(22)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34页。
　　(23)《出发归来记》，《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16～341页。
　　(24)《出发归来记》，《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27、328页。
　　(25)张志清、孙立、白均堂著：《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0页。
　　(26)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90～291页。
　　(27)《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