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它与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一起，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并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理解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需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理论和实践。
　　一、“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
　　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第3次会议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强调：“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这里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论述，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起写进了党章(仅有少量文字上的不同)，成为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正式表述。这段话指出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是毛泽东对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概括。
　　毛泽东的这一精辟概括，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做出的。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期。长沙岳麓书院讲堂正门挂着“实事求是”的横匾，而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就曾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毛泽东从青年时期起就注意了解社会实际，曾在湖南乡下“游学”。后来，从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创立井冈山、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开展了多项社会调查。他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这些重要观点，已经是实事求是思想的初步表达。不过，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用“实事求是”来概括这些思想。
　　延安时期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为标志，从1942年2月开始的。但是在此之前，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广义上的“延安整风时期”，应该把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整风运动的实际准备也包括在内。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③。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明确地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他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出了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④这段论述至今仍然是党的文献中对“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最明确、简洁的科学阐释。对于党的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我们不能仅仅从语源学上去解读，而应该根据它们在党的文献及党和人民的实践中的运用去理解。
　　“实事求是”本来是一个古语。毛泽东1961年倡导“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时说：“河北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⑤中华文化典籍中的“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而作为我们党的重要理念的“实事求是”的经典出处，应该说就是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倡导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他对“实事求是”的阐释和运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由于当时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还没有一致的认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一些人竟“毫无影响”⑦。为此，毛泽东又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他继续强调和阐述“实事求是”。1941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作报告，题目就是“实事求是”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已经把“实事求是”同共产党员的党性联系起来。他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而“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⑨。在毛泽东起草的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再一次被提到有没有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决定》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⑩毛泽东还通过题词来倡导实事求是。1941年冬，他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11)后来他又为《七大纪念册》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12)
　　毛泽东的题词对于强调实事求是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从后来邓小平的讲话中也可以感受到。邓小平曾几次提到这件事，他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3)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路线问题，提出“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14)。
　　他在1941年9月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说，“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15)。
　　不过，当时他主要是讲“政治路线”，没有使用“思想路线”这个概念据笔者所见，此前毛泽东的著作中讲到“思想路线”的有2处。一是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16)中；二是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17)中，也没有说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所以，当邓小平1980年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说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时，他是一语破的，对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同时也对党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此前尚无人做出的概括。这一概括完全符合党的理论和思想路线形成、发展的历史，的确如邓小平所言，这条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确立的；而这种精辟的概括本身，也是邓小平对党的理论和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发表的重要讲话，阐述了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8)。
　　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久，邓小平系统地回顾和论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历史发展，其中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报告中的论述。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基本点”、“精髓”。(19)这些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折作了思想准备，也为1981年党的历史问题决议论定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思想理论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其内容越来越丰富、深刻，另一方面也表现在这些思想内容以更加集中、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邓小平的论述，凸显了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了它就是党的“思想路线”，进而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全面而又简明的规范性表述。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坚持，也是对它的丰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像一条红线贯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成为其中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脉”。
　　二、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用“实事求是”阐明党的思想路线，意味着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学习延安整风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党确立这条思想路线的历史必然性和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我们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之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我们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党。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从多方面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和论述政治策略问题，着重批评了关门主义，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1936年12月写出并在红军大学作报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着重批判了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阐明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写作于1937年七八月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又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也批判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都为后来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作了重要准备。但是，在延安整风之前，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分歧。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翻印出版他“左”倾观点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第3版，并在三版序言中声称，“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20)。
　　这种挑战使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成为迫切的现实任务。毛泽东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在1941年汇编成他称之为“党书”的《六大以来》印发，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提供了系统的文献资料。1940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集中地讲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明确提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决议“没有说是路线的错误”，“须有些修改”(21)。1941年9到10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深入讨论，对党的历史上政治路线的是非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成为延安整风的一个关键，为在全党开展整风准备了条件。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召开动员大会，“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22)。
　　这样，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正式揭开全党整风的大幕，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现在“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党“还是有问题的”，“问题还相当严重”，问题就是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23)。一方面，党已经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党风方面还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全党整风开始时党内的基本状况。整风的任务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提出来的。
　　延安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24)。毛泽东认为，其中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25)主观主义这种不正派的学风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所以，毛泽东把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摆在整风的首位。他1941年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专门讲学风问题。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他讲得最多的也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问题。他还分析了宗派主义、党八股同主观主义的关系，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而“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26)。
　　他又分析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及二者间的关系，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它们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这两种主观主义中，“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27)。
　　因为教条主义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不易被识破，它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把经验上升为理论，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这样，反对以教条主义为主要表现的主观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成为延安整风的首要任务。延安整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确立了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如此高度重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对教条主义，是基于他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地揭示了主观主义同错误的政治路线之间的内在关联。他在研读哲学著作时已经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28)
　　他在1941年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小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29)。
　　他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开头就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30)。“‘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这一论断，把错误的政治路线与思想路线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政治上的特征是“左”倾，而思想上的特征则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因此，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以后，必然要求进一步深入地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这就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要任务的整顿三风的由来。
　　延安整风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我们，必须结合党的政治路线来理解党的思想路线，理解坚持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都要提出自己在一定阶段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针、政策，并且把它们集中表达为党的政治路线(或称总路线、基本路线)，以便凝聚全党的力量共同奋斗。因此，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决定着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指引下取得辉煌成功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惨痛失败的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一定的政治路线，都是基于对国情的认识、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提出来的。因此，就思想根源而言，政治路线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取决于思想路线是否正确。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31)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代表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王明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告了延安整风的胜利结束，为党的七大召开做好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党的七大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和成熟，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就再一次证明，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攸关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延安整风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而它本身又为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历史经验。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这是延安整风留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三、深入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通过研究延安整风来学习实事求是的思想，不仅可以懂得它的重要性，还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它的丰富内涵，理解党的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
　　第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32)
　　这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时对“实事求是”作出的概括。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三个要点相互关联，概括了实事求是的主要思想内容及其精神实质。
　　一是“从实际出发”。党的思想路线所回答的，是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如何认识和改造世界上的分歧，首先表现在出发点上：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出发?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33)
　　他反复强调，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引出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与此相反，主观主义或是从书本出发，或是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把感想当政策，两者都是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从主观出发的一种常见的表现，就是从概念、定义出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结论时，是以讲两种方法的对立为切入点的。他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34)他说，如果从教科书上找来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文艺运动的方针，评判今天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从分析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为此，他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事实，分析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特别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工作的现状，从这些“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出发，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35)
　　他通过深入讨论这两个问题，阐明了我们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36)，进而论述了文学艺术的源泉、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问题。这是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的一个范例。毛泽东后来概括说：“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37)
　　二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体现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学习理论的目的，把研究实际问题、创造符合实际的理论作为理论工作的任务，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毛泽东指出，“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而主观主义“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38)。
　　教哲学的不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就是理论和实际分离。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39)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40)。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互相联系”，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批评说，教条主义者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的人”，是“蒙昧无知的人”，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41)
　　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包括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时说：“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4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实事求是的重要内涵之一。
　　三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所说的“理论”，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所说的“实际”，主要是指中国实际。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关系。毛泽东提出的处理这一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1963年回顾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43)
　　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44)。在1939年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根据是否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45)，分三个阶段总结了18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而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46)延安整风后，党的七大在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同时确立了这条基本原则。
　　坚持“结合”原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求出客观规律，创造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理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向导。这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47)笔者认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就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离开“结合”原则，就不能准确把握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更不能深刻理解它的精神实质。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的论断，值得我们深入领会。它指出了，从哲学层面说，“实事求是”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种表达。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不能离开《实践论》和《矛盾论》。
　　《实践论》围绕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揭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发展基本规律，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其中在论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时，还批评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错误。《矛盾论》抓住对立统一规律这个核心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着重联系中国实际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阐明了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发展规律，指出教条主义者把一般真理看成凭空出现的东西，是“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8)。
　　《实践论》和《矛盾论》直接为延安整风中提出和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为批评教条主义准备了理论武器。不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能真正理解实事求是。深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才能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
　　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一文，1930年写作时的题目就是《调查工作》。在准备延安整风的过程中，毛泽东于1941年3月把自己在1930年至1933年所作的农村调查汇集成《农村调查》一书，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写了序和跋。1941年8月，他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他又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介绍自己多年来做调查的经历和体会，讲解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49)。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几次周密的调查，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他强调，作调查研究，“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50)。只有经过周密的调查，才能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51)。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调查研究的内容、对象、方法以及调查研究工作的领导，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政治局在1943年6月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即《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论述，对于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也是不可缺少的。毛泽东把领导方法问题提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52)
　　他说，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就是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去普遍地指导群众。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就是将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和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实际上，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因此，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是紧密结合、相互统一的。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53)他明确地把这种方法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联系在一起，指出：“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54)他强调，“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55)。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关于领导方法的论述，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对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56)群众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
　　综上所述，延安整风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要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它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实事求是的哲学世界观；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开展调查研究，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和现实途径。
　　半个多世纪以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已经成为党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正在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或现实、理论或实践、“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去考察，“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都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部分。
　　(作者系教育部社科中心主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11—112、11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01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⑦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55页。
　　⑧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01页。
　　⑩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1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
　　(12)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26页；参见第67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6) 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17)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43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14、126页。
　　(20)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2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812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5、826、827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28)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12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7页。
　　(3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3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3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页。
　　(3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8页。
　　(3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4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4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663页。
　　(4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4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
　　(47)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4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4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50)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51)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5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2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负。
　　(5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5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
　　(56)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