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有个王实味。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的文件，为王实味平反昭雪。一桩几乎长达50年的历史积案终于公正地告示于天下。而这案子，却是在延安整风中形成的。
　　本来，1942年开始的广大干部的群众性整风运动主要是整顿作风，检查思想。按毛泽东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整顿三风就是要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完全的无产阶级思想。而在整风检查过程中却出现了王实味的所谓“托派”、“特务”问题。
　　王实味原名叔翰，实味是他的笔名。他1925年考进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1926年加入共产党，第二年失去组织关系。后因缴不起学费，未能读到毕业。1930年开始创作和翻译小说，靠稿费维持生活。1937年他在开封重新入党，并在同年10月奔赴延安。他先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后调职到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延安解放社所出的《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就是他翻译的。当时的《列宁选集》有18卷，他翻译了其中的两卷半。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调到中央研究院工作。
　　中央研究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院长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中央研究院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等九个研究室。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兼任中国教育和中国新闻两个研究室主任。1942年初张闻天到陕甘宁边区、晋西北农村作调查，委托李维汉代管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在张闻天外出调查一年多的时间里，李维汉实际上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工作。那时王实味在中国文艺研究室工作。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级，王实味由于在文学和翻译方面已经有一定的成就，因而被任命为特别研究员。
　　整风动员开始后，王实味于1942年2月17日在《谷雨》杂志第1卷第4期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3月13日和23日，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文章共分五个部分：前记；1.我们的生活里少点什么；2．碰“碰壁”；3.“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4.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在这些文章里，王实味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会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的现实”“太不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还说是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还把政治家与艺术家对立起来，说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他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因此有些青年人对此表示同情。这反映出当时有些干部对整风的目的和意义还不十分明了。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整风动员大会。李维汉在大会上提出了几点意见：(一)讨论整顿三风和检查工作在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意义；(二)讨论和检查分开进行；(三)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原来多数人认为只着重检查领导)；(四)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五)院长、秘书及各主任，是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院务会议通过的决议)；(六)关于墙报署名问题，赞成有墙报，但须有组织的进行，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否则会变成无政府状态。
　　李维汉的讲话引起了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王实味认为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他反对指定一部分人为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主张全部委员会成员都由选举产生。关于墙报署名问题，他认为墙报文章可以匿名。结果两种意见僵持不下，最后举手表决，赞成检查工作委员会全部选举产生者占四分之三，同意李维汉代表院务会议所作的决定者只占四分之一。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在延安比较著名，与这种结局也有关系。
　　3月23日，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正式出版。这个墙报的发刊词中，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等等。王实味在最初的三期墙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我对罗迈(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认为李的发言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另一篇是《灵感两则》，称“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致全党”，“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等等。还有一篇文章名为《答李超宇、梅洛两同志》。文章分三个部分：1.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看问题；2.几点说明；3.附带谈一谈我的骨头。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自己“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王实味的这些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李维汉回忆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王震看了墙报的文章，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①
　　当时在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的温济泽回忆说：王实味的文章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成题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的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在小册子前面加上按语说：“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会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②
　　王实味的问题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他代表了一种倾向，即自由主义、绝对民主的倾向。王实味的观点能够得到某些同志的赞赏，由此也表明全党普遍整风确实是必要的。
　　毛泽东作为整风运动的发起人，对此也是关注的。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召开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座谈会上就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他还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消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③
　　4月初的一天晚上，他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了《矢与的》墙报。毛泽东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4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康生提出，《轻骑队》以及王实味、丁玲两人的文章风气不正，并且有极端民主化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康生的意见，领导人之间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暴露暴露有好处，只有乱起来，才有利于有目标地开展斗争和教育新干部；另一些人则认为放得太高，搞不好会出现莫斯科当年清党斗争的情况，为托派所利用，闹成分裂，难于收场。④
　　在会上，毛泽东也讲了话。他说：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⑤毛泽东的讲话考虑到了整风运动刚刚开展起来的现实情况，显然不愿伤害群众刚刚起来的运动热情，所以要求各自都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但冷嘲伤人的态度，毛泽东显然是不赞成的。
　　中宣部“四三决定”公布以后，大家普遍明确了整风是改正领导干部及党员思想作风，而不是对付几个领导人的。整风应由各部门负责人领导，要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讨论与批评应是严正的，又是与人为善的，不能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这个决定回答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提出的问题。
　　4月6日，毛泽东召集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讨论“四三决定”，李维汉在发言中指出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主要偏向有两个：不懂组织原则，不懂思想方法，并指出这主要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他还说：在墙报上，有人把中央研究院的斗争看成是宗派的斗争，这是一种很坏的观点，必须注意纠正这种观点。
　　第二天，中宣部又专门邀集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研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李维汉回忆说，在会上，仍有人认为中央研究院的争论多是个人成见之争，即宗派之争，不是原则问题，不同意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有偏向。凯丰批评了把中央研究院的争论看成是宗派斗争的观点，明确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偏向，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暗示一部分同志的自发性的偏向与王实味的挑拨性言论的区别。
　　但是，只有在纠正了一般的偏向之后，才有可能解决王实味个人的问题。因此，中央研究院开始纠正整风偏向。
　　当时，延安各机关学习整风文件，一般是按总论、学风、党风、文风的次序进行的，而中央研究院由于整风初期产生的问题，改变了通常的顺序，自5月上旬开始，首先学习“四三决定”和有关整顿党风的文献。通过学习，使大家初步明白了整风运动的方针、立场、方法，认识到中央研究院在整风中存在的问题，初步端正了学习的态度。特别是通过学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使大家对党的组织原则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使大家初步清算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加强了党性修养。这种学习不是无的放矢，而是结合每个人的思想实际和中央研究院的整风状况进行的。学习方式采取个人领会文件精神，自觉检查，相互启发诱导，和风细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李维汉对这一段学习的总体评价是：“思想普遍获得提高。”有了这个思想基础，随之而来的是进一步纠正错误偏向。
　　从5月17日至5月30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问题，进行了群众性的讨论和争论。会上，主要检查了整风初期产生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对此，有的说有，有的说无。有的说是偏向，有的说不是。发言踊跃，争论极大。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一)关于民主集中制，争论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民主集中制的意义；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应“强调民主还是应强调集中”；“民主扩大是否集中也扩大了”；“集中是领导机关的权利和义务，民主是被领导者的权利和义务”；“民主是启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集中是把已经启发起来的积极性加以正确的使用”等等。(二)关于党内民主，争论的焦点在于什么是党内民主的实质；能否把党内民主分成组织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三个领域；能否实行“彻底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极端民主化(当时指极端自由化或自由主义)的来源；中央研究院如何运用民主等。(三)关于纪律，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服从纪律是自觉的；执行纪律有无条件；灵活执行决议在什么限度内才不致违反纪律等。
　　副院长范文澜对自己在开始阶段“放任自流的领导”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开始阶段的领导方式，缺点大于优点，因为那时我不懂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平时教条主义的学习，遇到实践，就不自觉地与所谓理论完全脱节。主观地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这是我不能不衷心抱愧、难以忘怀的一次痛苦经验。”他的自我批评受到群众的欢迎。
　　李维汉也作了题为《民主集中制座谈会上几个争论问题》的发言，对上述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对于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我们的集中，必须是民主的集中即必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集中，它与专制和独裁根本不同；我们的民主必须是集中主义的民主，即必须是正确集中的民主，它与绝对民主根本不同。决不能因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而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要正确地了解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需要采取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和方法，辩证地考察它，以免流于机械；尤其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考察它，以免流于抽象的名词的游戏。对于民主的实质问题，他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斯大林所说的行动的民主主义，就是在党的组织内，党员有权参加解决党的和一般的实际问题，制定决议，并督促自己的组织实行这些决议，就是议决权和执行决议的统一。这是党内民主的特点。党的民主永远同集中制联结在一起。同集中制分离，就会产生绝对民主，绝对民主就是绝对自由，而绝对自由是违反党的统一和团结，违反社会生活秩序的。对于纪律问题，他强调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只有自觉执行，才能达到目的；只有无条件执行，才能获得保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但决不能违反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李维汉的发言不能说绝对正确，但对于扭转当时一般知识青年的某些自由主义和绝对民主主义倾向是有帮助的。因此，到5月30日，中央研究院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讨论基本上告一段落，带有群众自发性的偏向大致上得到了纠正。
　　在民主集中制座谈会上，虽然主题是民主与集中问题，但陆续有同志提出王实味的问题。李超宇在5月27日的会上说，我们有偏向的人很多，但是王实味根本不同，因为从王实味的文章、动员大会以后他个人的活动来看，他的错误是一贯的、严重的，不是偶然的。但另一个同志说，我们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浓厚的，在这点上，我们的偏向和王实味的错误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这就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
　　在5月28日的会上，又有人反对李超宇的发言，认为他对王实味的估计是错误的，是捕风捉影，是主观主义的残余。有些同志则赞成李超宇的意见，并说王实味虽然在组织上还是我们的同志，但在思想上，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了。5月30日下午，又有几位同志发言说，王实味已经离开了党的立场，挑拨上级和下级、政治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等等。有些同志在会上提出，民主集中制问题已经讨论得差不多了，希望下次会上把王实味的思想实质更清楚地研究一下。大会主席团采纳了这个建议。
　　5月31日，中央研究院检查工作委员会印发王实味在壁报上发表过的文章，作为研究王实味思想的参考材料。
　　从6月1日超，中央研究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由清算极端自由主义偏向转为清算王实味的斗争。这个斗争持续开会十次，参加人员最多时达到1000多人，座谈会变成了群众大会，全延安70多个机关、学校都有代表参加，发言的人很多。发言内容最初大多是针对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如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是方式的错误还是立场的错误；如果立场错了，是否他的动机也错了等。但随着势态的发展，对王实味的批判也逐步“升级”了。
　　从会议开始时，康生就插了一手。当时康生是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受中直机关总学委的领导，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有当然的指导权力，他的意见代表着总学委的指示。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了反王实味的斗争大会。会议才进行了几天，就把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了。有的同志说王实味不单是思想错误，还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又过了两天，又有人揭发，说王实味曾说过“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苏联对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等等。⑥还有人说王实味1930年在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凡西、陈清晨(陈其昌)有过往来，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等等(这是王实味自己向党组织交代过的)。由于这些揭发，王实味的问题就成为“托派思想”、“敌我问题”。又过了三天，王实味就被称之为“托洛茨基分子”了。这样，王实味的思想问题在变为政治问题之后，又加上组织问题了。
　　王实味本人在6月2日向院党委提出退党的要求，说他“个人和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但在6月4日，王实味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又收回了退党的要求，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销我前天在变态的心理下对党委提出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⑦王实味在发言中承认他在1923年开始和托派有过往来，替托派翻译过“列宁遗嘱”和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当有人质问他为什么到延安后不立刻忠实地向党汇报和托派的关系时，王实味说：“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我一直到1940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争论，他骂我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国际，那还了得么?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和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说到这里，他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了他的发言。
　　在后来的会议过程中，许多同志继续揭发批判王实味的问题。在6月9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批评王实味的《民族形式》一文原稿中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接着又揭露了王实味在马列学院编辑部和研究院的一些行为，说他这种人绝不是“硬骨头”，而是像水里的蚂蟥一样，是没有骨头的东西。这样的人也绝不“伟大”，而渺小的像一个白蛉子，这白蛉子悄悄从纱窗飞进来咬人，是必须严防的。6月10日的座谈会上，又有20多位同志发言批评了王实味。
　　对王实味的揭发批判，使到会者群情激愤，义愤填膺，要求将其开除党籍。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李维汉受中央研究院检委会委托，在会上作了题为《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的总结发言。发言讲了四个具体问题：(一)肯定座谈会的巨大收获，对偏向作了一般的清算，对王实味作了彻底的揭发；大家在政治上、思想斗争的原则和方法上、自己思想的改造上，一般都提高了一步。(二)王实味是什么人?支配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的言行已为反革命所赞扬和欢迎。李维汉还说王实味的思想中也有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分，那也只是说破落了的小资产阶级的极端破坏性、疯狂性和绝望心理，而这也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的特征之一。王实味的言论和行动，不只是有政治目的，而且也有组织企图，我们大家抱着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来挽救他，可是他至今还没有诚意接受大家对他的帮助。(三)斗争王实味的必要性和意义。主要是说在目前抗日战争困难时期，王实味的反党言行、反党活动和他所散布的言论的影响，是必须肃清的。(四)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的经验。他又具体谈了几点经验，这些经验归结起来说，是一个思想论战的过程，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特殊地说是同王实味反党思想及其影响的斗争；经过学习和反省，比以前更加了解了党的文件的力量和学习的重要性；从反王实味的斗争中应该得出一个严重的结论，就是必须提高政治警惕性和反对自由主义；应使学习和思想论战进入一个新的更具体更深入的阶段。
　　虽然李维汉在发言中使用了反党言行、反党活动之类的字眼，但仍抱着挽救的态度说：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范文澜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他的发言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党挽救王实味的过程，说王实味的反党反革命的思想活动，党委早已知道了，我们始终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挽救他，乔木当面和写信批评过他，党委和他谈话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谈过两三次，党委又委托五个同志经常去帮助他，别的同志在口头上、在文字上批评他的也不少，可是他始终不肯反省。我们用尽苦心，想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我们可以声明，王实味还是有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的。第二部分是根据这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大家今后应注意的几点：下决心彻底反对自由主义，严守纪律，严禁“小广播”，提高政治警惕性，更好地去读文件，更切实地反省自己。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应该说，毛泽东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这段插曲，最初并没有想到要把它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而是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其意义限于“思想斗争”。在1942年4月17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延安的学习与检查工作问题发言时说，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对各机关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不要平均看待，要使积极分子起模范作用。他还说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反革命分子”并不是特指某人，而只是一种泛指。毛泽东在特指王实味时所使用的名词还只是“落后”而已。比如，他在5月28日中央高级学习组讲到延安文艺界的情况时说：“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⑧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个时候并没有把王实味当作“托派”之类的敌人来看待。毛泽东还特别提醒政治局的成员，不要轻易对过分批评者上纲上线，强调落后的不都是反革命，甚至提出“要争取落后分子”。⑨
　　但是，随着对王实味问题的揭发批判逐步升级，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他的问题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1942年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40多位作家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认为托派分子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出席会议的作家们特别驳斥了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中的一些观点，说他把进步的政治家和进步的艺术家对立起来，极尽挑拨之能事，为文艺家所痛恶。座谈会对王实味事件作出如下决议：(一)我们一致认为，王实味的思想根本是托派思想，他根据这种思想进行的各种活动，是托派的活动，这是反对无产阶级、危害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是一切革命者和革命的同情者所应坚决反对的。(二)我们一致认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正是他的这种错误思想的宣传，而当时《解放日报》文艺栏和《谷雨》未能加以揭发和批评，反而予以转载，是不适当的。(三)我们一致认为，中央研究院和《解放日报》最近对于王实味的清算和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对整个文艺界和对我们自己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我们共同一致拥护这个斗争。会议还决定向文抗理事会提议开除托派分子王实味的会籍。座谈会之后，文抗理事会接受了这个建议，开除了王实味会籍。
　　在这种声势下，毛泽东也接受了王实味是托派分子的说法。他在6月19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说：现在的整风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⑩由王实味的托派问题，毛泽东又联想到更严重的斗争，他估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有暗藏的坏人”。他提出：“对过去参加过派别活动的老的坏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对于意识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因为这些人一旦时机适合，常常站在反党的方面。特别要注意那些故意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11)
　　有了这种超越思想斗争的政治气候，王实味的问题进一步升级并扩大化就是可能的了。
　　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李维汉是不满意的。他要把反王实味的斗争成果扩大化，使“斗争深入”。康生从苏联回国后，担任过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他常常以反托洛茨基英雄自居，常在大会上批判“托洛茨基匪帮”，说托匪和敌特(日本特务)、国特(国民党特务)是三位一体的奸细。他还说：“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好记，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就容易记得了。要记住，对托匪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12)
　　在决心要从王实味身上查出托派组织的主观愿望的驱动下，康生使用打迂回战的办法，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发动了一场斗争，追查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夫妇与王实味的关系。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王里在妇委工作，二人曾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潘芳和宗铮夫妇(王里和宗铮原是复旦大学的同学)，王实味住在潘芳夫妇的隔壁，王里曾在河南认识王实味，所以他们又去看望王实味。后来他们又有过几次往来，在一起吃过饭。毛泽东提出整顿党的作风之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芳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也发表过一些与此类似的看法。王实味被定为托派之后，从1942年9月至11月，他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被开会斗争了72天。经过七斗八斗，就把他们五人的关系说成是“托派关系”，把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康生对此得意洋洋。1943年8月，他在西北公学训练班上作报告说：
　　“我再把反王实味五人集团的问题谈谈，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在反王实味斗争中间，七斗八斗，斗出四个人来(潘芳、宗铮、成全、王里)，从斗争中也可以看到这四人和王实味是一起的。然而，王实味那时候，他自己不承认是反革命。另外，有时他也露一点头，找些人，但是，这时这些人的材料不怎么具体，就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出来以后，中央研究院有95%的人赞成。同情他的反革命思想方法，这样厉害。所以斗完王实味，接着斗潘芳、宗铮，我们一个一个地斗，这是个策略。”
　　“中央研究院这一帮子是潘芳、宗铮，表面头子是王实味，实际头子是潘芳。政治研究室是成全、王里，也有一个头子，这个头子是于炳然。再斗成全、王里；……打了一个迂回，再斗于炳然，一斗斗了几天下不了台，以后加上社会部墙报就好了解，于炳然晓得形势严重，一上去就承认错误。”
　　“以后于为表现自己，他倒满积极，他就暴露成全、王里，强调王、成是托派思想。为什么?因为成全、王里不是托派，于和他们是一把子蓝衣社，为了掩盖他们是蓝衣社而承认托派，这对于有利，对成、王也有利，开始成、王不承认，以后才承认。”
　　“……反了72天，这样我们利用于炳然与成全、王里的矛盾，他们也利用我们的矛盾。潘芳、宗铮已讲了托派思想，反党活动，但这种活动谁告诉他的?他又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潘、宗告诉他的，我说好，他们反省就好，你找潘、宗来谈话。他把潘、宗找来大骂一顿，这时斗争又从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个迂回，回击五人反党集团最热闹的时候，这样给潘芳、宗铮戴上了一个托派思想帽子。他们看到利用矛盾，有王实味的矛盾，有于、成、王的矛盾。利用成、王搞潘、宗，他们一个个暴露……”(13)
　　最后，这些人被打成托派、蓝衣社、国民党特务。错案从此形成。
　　康生的讲话是未经整理的原始记录，所以有许多文字不通、意思颇费琢磨的地方。但是，仅仅通过这个意思不连贯的讲话，我们便已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案是怎样形成的了，也同样很清楚地看到康生是如何无中生有、挑起矛盾、制造假案的了。如此手腕，康生在后来的“抢救运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使用，使人们一再领教了冤假错案的滋味。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会作出决定，开除王实味党籍。决定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实味不同意这个决定。第二天王实味突然不见了，院党委派人分几处寻找，结果在中组部找到了。他跪在地上，哭诉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要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他又于26日交给党组织一个书面检查，说明他“1930年—1936年与托派某些人的关系，已于1941年向党作过详细报告”，他“确实未参加托派组织”。他承认自己是犯了严重的、“在实际上破坏党的错误”，他检讨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且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他要求把开除党籍改为“停止党籍半年”，“保证今后一定会改造自己成为一个较好的党员”，也希望组织上帮助他“能够早日恢复党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被视为“托匪和敌特、国特为一体”的王实味，蒙冤是不可避免的了。到1942年底，康生下令将他逮捕。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到1946年再次强行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中央机关人员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陕西兴县时，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14)
　　王实味一案引发的余波是很大的。由王实味之事又引出了中央党校反吴奚如的斗争，吴被错误地打成叛徒。加上当时存在的其他一些组织不纯的问题，便引发出对干部队伍成分的怀疑。毛泽东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说：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地查一查。康生等人则借此在党内大搞“逼供信”。王实味事件对后来“抢救运动”的形成是起了导火线作用的。
　　王实味被开除党籍时，李维汉已调离中央研究院。多年以后，李维汉在80年代初开始写回忆录时，谈到延安整风，提到王实味问题，他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大清楚。这个责任要由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蓝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李维汉还向中央组织部写报告，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他在报告中说，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误，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但是，平反工作障碍重重，这固然与年代久远，许多事情不易调查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态度。虽然毛泽东不赞成处决王实味，但他对王实味的评价是：“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讲讲话。”(15)即是说，处决王实味是错误的，但对王实味问题的定性未变。1950年7月，毛泽东在陈传纲的一封信上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平反。但毛泽东的指示并未得到具体落实。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下，才重新把这一问题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复查。
　　1982年2月，中央组织部正式作出《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但是王实味的问题仍来平反。
　　此时对王实味平反起障碍作用的主要是托派王凡西写的《双山回忆录》。他在书中写道：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样，王实味的“托派”帽子似乎是真的了。
　　但是到1985年，同是这个王凡西，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谈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声称要以一个被牵涉在内的证人资格，向国内对此案有权审议的人们，提出他的要求和申诉。他谈到王实味与托派的关系时说，1930年春到1931年春，在上海与王实味来往了大约一年，“他(指王实味)为译书忙，我为左派反对派组织忙，彼此见面次数很少，我相信不可能多达十次，除我之外，王实味当时与之来往的，据我所知，只有陈其昌，即延安整风时多次提到的陈清晨。陈其昌当时也因赞成反对派而被开除，他属于陈独秀派。不过王实味却从未加入托派，既不曾参加我所属的‘十月’派，也不曾参加陈其昌所属的‘无产者’社”。当时王实味生活困难，主要靠写稿和翻译生活，而王凡西正约集几位朋友翻译托洛茨基的《自传》，王实味英文程度高，王凡西请其帮忙翻译，王实味便翻译了其中的两章。王凡西还解释了他在《双山回忆录》中说王实味是托派一事，表示：“这里我应该指出，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正如我上面所忆述的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的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更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这里绝不可能存在什么‘派遣’问题；绝对谈不上什么‘渗透’用意。希望我这两项证言能多少有助于王实味最后一关的平反，更希望王实味的平反又能有助于他今天多半还活着的妻女的遭遇。”(16)
　　王凡西的“证言”，表明当年对王实味“托派”的定论是错误的。
　　198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时，访问了有关知情人员，在有关王实味的注释中写列：“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7)这个注释是报经胡乔木批准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平反。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的文件，正式为王实味摘掉了“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帽子，为王实味平反昭雪。
　　王实味的问题只是整风运动的一个插曲，但这个插曲的出现却带来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首先，在党内开展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是必要的，不如此便不能有统一的步调，统一的纪律，就不能防止出现软弱涣散状态。其次，思想上的斗争必须用解决思想问题的方式、手段来进行。开批斗会的形式虽然可以造成很大的声势，但也容易把斗争推向极端，造成矛盾激化。再次，开展思想上的斗争，不能无限上纲，不能轻率地把思想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483页。
　　②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1月，总第4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2页。
　　④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2页。
　　⑥ 参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1月，总第4期。
　　⑦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160—161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⑨ 《毛泽东在高级学习组的报告》，1942年4月20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0页。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8页。
　　(11)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3页。
　　(12)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1月，总第4期。
　　(13) 转引自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0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14)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1月，总第4期。
　　(1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6页。
　　(16) 参见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0辑，第148—149页；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1月，总第4期。
　　(1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