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毛主席发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丁玲任文艺栏主编。
　　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张闻天，副院长范文澜。
　　林伯渠倡议的“怀安诗社”成立，李木庵任社长。
　　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艾思奇、肖军、周文组成干事会。
　　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院长塞克，副院长王正之、吴雪。
　　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的部队艺术学校成立，校长莫文骅，副校长王震之。
　　延安业余杂技团成立，团长地子，副团长宗池、石畅。
　　1月1日
　　延安各界热烈庆祝新年。一日起，机关放假五天，学校放假十天。鲁艺实验剧团公演契诃夫的三个独幕剧：《求婚》(陈锦清导演，于蓝、范景宇等演出)、《蠢货》(王滨导演，马瑜、赵路、张成中等演出)、《纪念日》(史行导演，王一达、熊塞声、安琳等演出)。鲁艺平剧团公演《四进士》(阿甲、任钧、罗合如、石畅、简朴等演出)，西北青年救国总会剧团(即“青艺”前身)公演《雷雨》(曹禺编剧，吴雪导演，吴雪、陈戈、雷平、丁洪、朱漪、田蓝、尹文元等演出)，医科大学在校内演出《阿Q正传》，军政大学连日放映《未来战争》、《海军暴动》等苏联影片。
　　延安文艺月会会刊《文艺月报》创刊。肖军、舒群、雪苇轮流任主编。共出17期。创刊号登有何其芳的《对于“月报”的一点意见》，荒煤的《第一声呼喊》，丁玲的《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李雷的《对于诗的一点感想和意见》，周文的《谈初步的研究》，肖军的《说起》。
　　1月4日
　　为庆祝新年，中共中央秘书处、八路军总政治部、边区政府，于中山食堂同科学界、文化界、艺术界专家百余人欢宴。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亲临讲话，对大家一年来的艰苦工作精神致慰问之意。聚餐后，观看《雷雨》演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举行年会。到会会员三十余人，欢迎由大后方来延安的于黑丁、曾克、陈学昭和由前方返延的李伯钊、下乡归来的柯仲平。分会各部报告一年来的工作后，决定：一、改选理事，加强实际领导工作。二、在文协内设立文协分会办事处，集中人力，充实与健全文艺小组工作。三、全体会员应切实支持文协刊物《中国文艺》。最后选出理事九人：丁玲、周扬、肖三、周文、雷加、于黑丁、刘雪苇、李伯钊、舒群。从中产生常务理事五人：周文(总务部)、丁玲(组织部)、刘雪苇(研究部)、周扬(出版部)、李伯钊。
　　1月5日
　　何其芳在延安文化俱乐部报告《抗战以来的诗歌及其前途》。
　　肖三在《群众》周刊5卷17、18期合刊上撰文《鲁迅与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杂志第3卷第3期发表乔木的《说难》，杨永直的《救救知识分子》，许立群的《周瑜的死》，李雷的诗《原野小歌》，韦君宜的《记一个前线刊物的诞生》。
　　1月6日
　　“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移，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经七昼夜血战，弹尽粮绝，除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
　　1月13日，朱德、彭德怀、叶挺等抗议皖南包围通电。电文质问国民党：“何白两总长皓电齐电所称之仁义道德何在?所谓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者究属何人?所谓军政军令军纪者究在何处?似此滔天罪行，断不能不问责任。临电悲愤，不尽欲言。”
　　1月18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月18日，郭沫若听到“皖南事变”消息后，怒发冲冠，决心把“时代的愤怒”表现出来，奋笔疾书：“怒问苍苍果胡然?莫须有狱出连绵!伤心已见兰成艾，谗口竟教矩化圆。已兆分崩同往日，侈言胜利在今年。谁欺?只自斯天耳!哪有籧篨真个妍?”
　　1月19日，《新中华报》就皖南事变发表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电讯传来，闻者心惊，读者发指。此等自毁军令，自坏国法，自相鱼肉，自损国力之举，实可谓无法无天之至!”“军事当局一方面下‘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之命令，另方面又作沿途驻军绝不留难之诺言，口是心非，惨无人道，国家之法纪何在?当局之信用何存?”“言行不符，损人利己，本是此等人所代表的阶级之天性，对根本没有仁义道德之人，本不应责备他们不仁不义不道德，中国古谚所说的‘说的是仁义道德，做的是男盗女娼’，恰可作为此辈人的写照。此等人之所言所行，正如鲁迅所说‘有背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强化文化专制主义，制定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如《杂志送审须知》(1941年)、《图书送审须知》(1942年)、《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1943年)、《重庆市审查上演剧本补充办法》(1943年)，《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1944年)、《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1944年)等。同时，桂林《救亡日报》、《国民公论》、重庆《全民抗战》等数十种报刊被迫停刊。
　　为保存力量，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多次派人到国统区文化界传述“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并及时安排重庆等地文化人士撤退。重庆有茅盾、宋之的、章泯、叶以群等分批去香港；欧阳山、草明、艾青等去延安。在桂林，周恩来同志指示夏衍赴香港。从此，香港文化界一片繁荣景象。夏衍主编《华商日报》、韬奋主编《大众生活》、茅盾主编文艺刊物《笔谈》和《时代文学》等相继创刊。
　　3月27日，《新中华报》社论《抗议对大后方文化界的摧残压迫》：皖南事变后，大后方文化界更加遭受压制和摧残。生活书店全国五十余分店全部被封，致邹韬奋十六年经营的进步文化事业被摧残殆尽。读书生活出版社、行知书店被封闭。抗战书籍如冯玉祥、陈诚的抗战言论集均被禁售。新华日报“只准印不准卖”，与封闭无异。郭沫若在桂林办的《救亡日报》于3月1日被迫停刊。香港《国家社会报》、《星岛日报》也被禁止在内地出卖。进步的抗日杂志如重庆的《文学月报》、桂林的《国民公论》等数十种，皆被迫停止发行。凡进步爱国者均注于“黑册”，甚至逮捕暗杀。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被捕，名剧作家洪深被迫自杀，邹韬奋被迫出走香港并辞去参政员职务。成都中苏文协车耀先被禁于重庆，近闻被暗杀。
　　1月7日——8日
　　重庆《新华日报》连载惊秋文章《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的现状》。文中说延安文坛的主要领导机关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抗战文艺工作团，鲁迅艺术文学院，各个工厂、机关、学校的文艺小组，都很活跃。文艺上有素养的同志被聘为文艺顾问，指导新作家，批改作品，组织“文艺讲座”。“讲座”每周一次，如茅盾讲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周扬讲现实主义，艾思奇讲文学与生活，丁玲讲作品研究：《子夜》，肖三讲苏联文学等等。《大众文艺》(前为《文艺突击》)已出六期，它是延安主要的文艺刊物。每期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印千五百份。还有油印诗刊《诗建设》、《山脉诗歌》等。前不久出的《新诗歌》是在肖三领导下的“新诗歌会”会刊。戏剧多半演的古典剧作以及抗战以前的中国名剧，这反映了抗战时期的剧本荒。烽火剧社、抗战剧团、民众剧团的观众对象是民众、士兵，演出是简单的话剧、活报、秦腔、舞蹈等。又成立了业余剧团、青年救国总会剧团、抗大剧团、陕北公学剧团。演出的戏有《日出》、《雷雨》、《婚事》、《钦差大臣》、《一年间》、《塞上风云》、《蜕变》、《佃户》(王震之作)等等。旧剧颇受欢迎，成立旧剧研究会，鲁艺平剧团演出《讨渔税》、《法门寺》、《四郎探母》、《王佐断臂》等。音协开了“声乐”、“口琴”两种业余训练班，每星期在文化俱乐部集训。鲁迅艺术文学院开设美术工场，专门制作各种石膏雕塑、木刻、建筑模型、设计。延安最尊重鲁迅。“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鲁迅的旗帜，即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旗帜”(洛甫)。鲁迅的品格，是文化工作者修养的模范；鲁迅的语言，被引作为研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文协“鲁迅研究会”编的《鲁迅选集》第一卷，将在鲁迅逝世四周年出版。并发起成立“鲁迅文化基金委员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现有会员约70人。《大众文艺》是它的机关刊物。中华全国戏剧协会、美术协会、音乐协会等都有分会。文学青年中有战歌社、山脉文学社、新诗歌会等。中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已初具规模。
　　1月12日
　　鲁艺美术工场举行首次展览。内有青年美术家的作品百余件，包括绘画、木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设计等。毛主席半身塑像，小八路塑像均参加展览。共展出四天。
　　胡蛮在《新中华报》撰文《介绍鲁艺美术工场的创作——为“美术工场首次展览会”而作》。谈到的作品有：江丰的木刻《上海三次起义》、《囚徒》，夏风的《百团大战》、《游击战》，施展的《家》，古元的《陕公小景》、《新文字冬学》，安林的《碾米》，张映雪的《农家》，焦心河的《洗衣的女人》、《挖洋芋》，郭钧的《缝衣》，叶立平的《慰劳》，黄铸夫的《生产归来》，朱吾石的《卸货》、《剪牛毛》、《八路军在休息的时候》，华君武的讽刺画《中山先生的信徒们》，陈叔亮的《猪》、《两个鸦片烟鬼》，钟敬之的雕塑《小八路》，王朝闻的《大后方杂写》、《劳动营招生》、《特务》，女美术家王玖的木刻《朱德同志》等。
　　1月15日
　　延安鲁迅研究会在文化俱乐部正式成立。到会有艾思奇、周扬、丁玲、肖军、周文、周立波等三十余人。肖军报告该会成立目的、经过及今后研究纲领。选举艾思奇、肖军、周文组成干事会。干事会三人和周扬、陈伯达、范文澜、丁玲、肖三、胡蛮、张仲实等十人组成编委会，编辑出版《鲁迅研究丛刊》，每年出一册。拟定第一批研究项目和人员：思想——艾思奇、陈伯达、刘雪苇；行传——肖军；创作——丁玲、周文、舒群、周扬、周立波；学术——范文澜、江丰、胡蛮。第二批研究人员：罗烽、艾青、草明、欧阳山、张仃、李又然、卢正义、金灿然、魏东明、须旅、何干之。
　　延安鲁迅研究会3月15日在文化协会内举行第一次工作商讨座谈会。出席者范文澜、江丰、刘雪苇、艾思奇、舒群、罗烽、丁玲，周文、肖军。议定：自购《鲁迅全集》未运到前，应设法找材料研究；将拟好的通知启事聘书印发、登报；研究人员把研究题目寄来；搜集论文，出版《阿Q论集》；“鲁迅文学奖金”拟在年内颁发；在举行鲁迅纪念会时，要制出大型鲁迅油画像，大小石膏像和铜质浮雕像。
　　延安鲁迅研究会5月20日发出启事：鲁迅研究会地处边陲，有关鲁迅的材料不易得，而鲁迅的思想、创作的研究绝非少数人所能胜任，特请各界人士援助。谨约如下：一、凡与鲁迅先生的思想、生活、创作、学术等有关研究著作，请抄寄一份。二、凡与鲁迅有关的书籍、杂志、报章、信件、墨迹、照片、画像、遗物及其他各项材料，如能捐赠，当然铭感。三、本会成立不久，工作正待发展，我们恳切希望给以更多的意见和指导。
　　延安鲁迅研究会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于5月27日发出《敬征关于讨论阿Q文献》的启事。已有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青见的《阿Q时代没有死》，茅盾的《阿Q相》，徐懋庸的《关于阿Q》，锦轩的《阿Q的后事如何》，朱彦的《阿Q与鲁迅》，张天翼的《阿Q论》，立波的《论阿Q》。
　　延安《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9月25日出版。登有艾思奇的《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何干之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魏东明的《鲁迅创作的道路》，须旅的《辛亥的儿女——1925年的〈离婚〉》和《一出悲壮剧——1925年〈伤逝〉》，肖军的《时代——鲁迅——时代》，金灿然的《鲁迅与国故》，正义的《鲁迅语言理论的初步研究——杭育杭育派的语言》，胡蛮的《鲁迅的艺术活动》，肖军的《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
　　杨思仲(陈涌)在11月20日《解放日报》连载长文《关于果戈理》。作者针对魏东明在《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上发表的《鲁迅创作的道路》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魏东明认为果戈理是“那样有兴趣地玩味着旧俄罗斯的生活，把他的作品全部用去记录地主官僚们的生活，又在作品里充溢了怜爱的感情和诗人的气息。即使他同时揭发了地主生活的昏庸可笑，那有什么办法呢?现实正是如此的，他的艺术正是忠实的反映现实，又怎样能怪他呢?”杨思仲认为“这是一种很轻便也很毒辣的说法”，因为果戈理的作品不是“全部地”去记录地主官僚的生活，他不仅写了“旧式的地主”和“死魂灵”一类的著作，而且还写了《五月的夜》和《塔拉斯·布尔巴》。即使写了地主官僚生活，又怎能作为“爬行的”、“狭隘的民族现实”的证据呢?
　　魏东明在11月28日《解放日报》撰写反批评文章《果戈理的悲剧》。该文不同意杨思仲的看法，认为高尔基把果戈理列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叹息他视野狭隘，所写的多是一些多余人。他自己也是多余人，最终果戈理屈服于黑暗势力，成了宗教的信徒。这就是他的悲剧。
　　1月16日
　　医科大学在八路军大礼堂公演话剧《阿Q正传》。
　　抗战剧团返延后，入鲁艺学习，教育厅将令各县分区剧团派员来延学习。
　　1月18日
　　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指示共六条。指出：“部队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因其不仅在于能够帮助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鼓动，调节部队生活，提高部队战斗情绪，而且是密切部队与群众联系及对外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批评部队文艺领导工作者的几种狭隘观念：1.把文艺工作单纯了解为文化娱乐工作，没有计划的来组织和推动部队中各方面的文艺活动(包括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各方面)，不在这一部门配备得力干部，相反的，把这一部门的得力干部抽调到别一部门去。2.不了解文艺工作的特点，把文艺工作和一般政治工作简单的同等看待，而不知道文艺工作是需要更多的观察、研究和更优裕、自由的时间的复杂工作。3.不了解文艺工作干部的特点，用对于军事和政治工作的标准去估量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不去估计他们特殊的需要和要求，而给以适当解决；特别是对外来知识分子的特点没有冷静的去考虑，而对于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的要求常是过于急切。4.不善于使用他们，有时甚至向他们提出其能力所不及或做不到的工作任务。有的歪曲了优待文艺工作者的真意，对他们客客气气，采取放任态度，视为“客卿”。使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感觉到冷淡与苦闷，新的剧本、歌曲、文艺作品难产。
　　1月24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社在八路军大礼堂公演《李秀成之死》，招待延安各界。该剧系阳翰笙编写的四幕话剧。内容为太平天国革命史实，不仅是哀悼一个民族英雄的悲壮殉国，而且批判了太平天国的战略错误。上海剧艺社在孤岛上演该剧时，曾燃烧起观众的民族意识与正义感，轰动一时。烽火剧社经数月排练，在延上演，其意义不但悦观众耳目，且对中国问题可以作为活生生的参考材料。
　　丁玲、肖军、舒群等发起组织的文艺作家月会，举行第二次座谈会。会上自由交换彼此对于目前文坛的意见，树立互相批评的风气，以促进作家之间的了解和对文艺创作与理论的研究。
　　1月31日
　　毛泽东同志给在苏联学习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一信。说：“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此颇忙。”随信附一张寄书单，有《精忠岳传》、《官场现形记》、《三国志》、《水浒》等21种约60余本。
　　2月1日
　　延安文艺月会主编的《文艺月报》第2期出版。登有《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要纪》，肖军的《再：“说起”》，黄既(黄树则)的《小题目》。
　　2月3日
　　延安文艺月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第四次座谈会。主席荒煤。议题：我的创作与理论上的优点和缺点。发言者：荒煤、肖军、李雷、丁玲、刘雪苇、陈企霞、周扬等。主要谈了：(一)抗战中作品人物大致为农民和军人，但多半看不出个人性格。(二)怎样理解两个政党领导下的军人即中央军、八路军?(三)一般作家全舍不得割弃不要的材料，结果弄成“新闻报道”，不懂得艺术加工、仅是轮廓的故事书。(四)一些作品只能作为半艺术品看，是将来伟大作品的材料。(五)有些理论和批评文章，写得冗长，累赘，滥调，态度模棱，八股化。(六)批评家和创作家，怎样“打通心”，怎样合作，互相辅助，批评，统一着前进。
　　2月5日
　　《中国青年》杂志第3卷第4期发表须旅的文章《我们的禁果》，乔木的《小品三题》(“猫和刺猬”、“火”、“水”)，井岩盾的诗《冬夜之歌》，何其芳的《论土地之盐》，张闻天的《飘零的黄叶——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
　　2月15日
　　胡采主编的《大众习作》第4期出版。载有周文的《开展通讯员运动》，杨典的《怎样读大众习作》，谷天的《欧化和大众化》，习作10篇，原作与改作各5篇。
　　2月16日
　　边区美协在文化俱乐部举行会员大会，四十余人出席。修改会章，改变组织结构，确定今后工作方向与充实各校美术小组，加强出版、展览和对外联络工作。当选执委者胡蛮、江丰、力群、钟敬之、王曼硕、张谔、王大化、陈钧、蔡若虹、马达、朱吾石(米谷)、华君武、葛俞、施展、石泊夫十五人。后补许珂、王朝闻。
　　2月23日
　　董必武在《新中华报》为悼念邓颖超母亲赋诗《挽邓母杨振德女士》：邓母真贤母。潜修德业彰。传家守清白。择术习岐黄。屡治危疑症，未施龟手方。艰难愿宏济，育女嗣微芳。
　　2月25日
　　《中国文艺》创刊。前身为《大众文艺》。周扬主编，文抗出版。毛泽东同志题写刊名。仅出一期。登有周扬的《抗战以来创作的成果和倾向(上)》，周立波的《谈阿Q》，丁玲的《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邢立斌的《夜景》，何其芳的《叫喊》，贺敬之的《生活》，荒煤的《新的一代》。
　　3月1日
　　陈企霞与何其芳就诗的问题展开争论。陈企霞在《文艺月报》第3期上以《旧故事的新感想》为题批评何其芳的一个论点：“现在我们的诗的主题就是新民主主义……”文章说，难道“人们能够这样简便地拿着政治的口号来‘概括’诗的主题”吗?“到今天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伟大的文学理论家说过什么某一种文学作品的主题应当是什么主义，如同那位同志用新民主主义的说法那样。”何其芳在3月12日《给陈企霞同志的一封信》中指责陈的批评“不大合乎事实”，说我的报告提纲谈诗的方向是指“它的范围应该服从于新民主主义这个口号”，“用马列主义者的立场去歌唱新民主主义这个范围内的各种各样的内容”。这话“是明白而且正确的，并不象你所编造的那句话那么费解，那样半通不通”。并说：“同志，请你不要骂街”，“我们在延安，而且以同志相称呼，有什么话不可以痛痛快快的说呢?有什么必要还要埋伏着，暗暗地射这个一冷箭，又射那个一冷箭呢?”陈企霞在《文艺月报》第5期用《我射了冷箭吗?》为题回答何其芳说，我“实在并不是存心攻击个人的”。
　　《文艺月报》第3期出版。登有李又然的《捉裁织》，陈企霞的《旧故事的新感想》。
　　3月6日
　　鲁艺院务会议决定全面检查和总结第三年的工作，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在4月28日的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鲁艺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学院，当前任务重在“专门化”。第二天调整机构，设文学部、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和四个行政职能处。各部门负责人：文学部部长周扬(兼)，文学系主任何其芳，文研室严文井；戏剧部部长章泯(张庚代)，戏剧系张庚，实验剧团田方，平剧团符律衡(阿甲)；音乐部部长冼星海，音乐系贺绿汀，音工团吕骥(兼)；美术部部长江丰，美术系王曼硕，美术工场钟敬之。教务处吕骥，编辑处周立波，干部处宋侃夫，院务处黄霖，院长办公室龚亦群。
　　鲁艺于6月10日确立正规学制。根据该院检查工作意见，成立戏剧、音乐、文学、美术四部。原有的四个系及五个工作团体则依其性质分属于四部之下，使各艺术部门自成体系，作为将来分院的基础。该院各系修业期限原为两年，自第五届起，延长至三年；音乐美术两系第四届已延长至三年。
　　《新中华报》转载2月21日重庆、西安消息：名剧作家洪深受经济压迫，再加上女儿肺病沉重，突于2月5日晨起厌世之念，全家服大量奎宁红药水自杀。幸洪深知交即电郭沫若，郭清名医驰赴急救，才无生命危险。洪深事先留有绝命书：“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消息传出，田汉等闻之惊心泪下。《新中华报》为此发表方紫的杂文《名戏剧家之自杀》。
　　边区文化界于3月8日电慰洪深，聊遽金五百以寄同情。电文如下：重庆周恩来同志转洪深先生：惊闻不幸消息，深为遗憾。抗战三年余，不独日寇未退，反而亲日派、投降派的活动日益嚣张。思想自由剥夺殆尽，先生愤不欲生，凡我士林，莫不同声感喟。延渝遥隔，不能亲往存候，聊遽金五百，以寄同情。唯望早日康复，继续为新文化事业奋斗。夫人令嫒，亦希摄护。此祝健康。签名者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范文澜、何思敬、周扬、肖军、舒群、陈学昭、丁玲、周文、张庚、王震之、姚时晓、吕骥、刘白羽、草明、曾克、齐燕铭、于黑丁、白浪、雷加、何其芳、陈荒煤、江丰、胡蛮、马达、柯仲平、陈唯实、张仲实、艾思奇。
　　3月8日
　　由陕北公学文工团、鲁艺、蒙古文化促进会等组成的蒙古考察团，自去年11月出发赴内蒙以来，历时三月余返延。蒙古文化促进会特在该会开理事会设宴欢迎。到会者有罗迈、艾思奇以及王锋、焦心河、王亚凡、杨思仲、刘炽、陈叔亮、朱丹、李庆森等三十余人。该团三月来行程千余里，足迹遍伊克昭盟，创作漫画500幅，照片50余张，收集民间画、宗教画、佛像、刺绣数十种，搜集蒙古歌曲一百多首。罗迈讲话后，由考察团表演喇嘛念经，跳蒙古舞，奏蒙古乐。
　　由陕北公学文工团王亚凡编导、刘炽作曲的《塞北黄昏》，在延安演出颇受欢迎。毛主席、周恩来同志观看了演出。该剧是作者深入内蒙生活、反映内蒙人民斗争的一部独特新颖作品。参加演出者有林丰、舟冰、李凝、王亚凡、阮艾芹、彦军、肖松、沈霜(茅盾之子)、石鲁等。
　　艾青、罗烽、张仃从重庆出发到延安。他们借到一张绥蒙自治指导长官公署高级参谋的证件，将“一人”改为“三人”。临行前，周恩来给艾青千元路费，并嘱咐：“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万一扣留了，就打电报给郭沫若。”郭沫若当时是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路过宝鸡，相遇正要去延安的诗人严辰(厂民)，作家逯斐夫妇。艾青把自己扮成国民党的高级参谋，严辰做他的秘书，逯斐扮高参太太，罗烽扮勤务兵，张仃扮随员，就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上路了。沿途闯过四十七道检查哨卡，终于见到了宝塔山。“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抵延两天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宣传部长凯丰设宴欢迎。艾青被安排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
　　3月9日
　　文艺月会举行第五次座谈会。主席：周文。议题：“我对于民族形式的看法和意见”。肖军报告四项会务：一、月报增加篇幅问题；二、创办星期文艺学园；三、研究旅行兼会餐的提议；四、关于今日文艺运动。最近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文艺作家，大家兴高采烈地要办一个文艺小组，有系统地讲授文学史、创作方法、名著研究等，故需要星期文艺学园。
　　3月10日
　　据香港电：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邹韬奋，因在重庆现政治制度下，民主权利毫无保障，业已抵香港，发表致国民参政会辞职电：自2月8日起至21日止，不及半月，桂林、贵阳、昆明等处生活书店，均无故被封，或勒令停业，十六年惨淡经营之五十余总分店，至此全部被毁。国民参政会号称民意机关，决议等于废纸。
　　《新中华报》4月3日连载长篇通讯：《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生活书店创始于1925年10月，资金十五万元，出版定期刊物八种，书籍近千种。经十六年经营，设分支店办事处55处，遍及14省，满布大后方，努力为抗战服务。但国民党当局诬为受共产党津贴，从1939年3月起，十三个月中，被封闭或迫令停业达十六处，被扣人员28人。
　　绥德师范校长霍仲年、米脂中学校长马济川发起出版《陕北文化》(月刊)，内容有专论、教学经验、科学浅说、文艺、青年习作等栏。创刊号于3月10日出版。
　　3月15日
　　边区文协就创办“星期文艺学园”举行座谈会。参加者丁玲、罗烽、雪苇、舒群、肖军。议定：起名星期文艺学园(每星期日上课一次)；园址设在文化俱乐部；宗旨是开展文艺运动和帮助文学青年等学习与写作；课程分基本的与一般的，前者有顺序，即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到读书与写作，由专任教员刘雪苇、罗烽、艾青分担。后者不拘，讲者自定题目、自定时间。毕业拟定两年。1941年4月15日招生，5月开学。文艺学园主持人罗烽、刘雪苇，秘书尤淇，工作人员伊苇。讲师：丁玲、周立波、白朗、艾思奇、何其芳、周扬、周文、吴奚如、吴伯箫、李又然、柯仲平、草明、高阳、胡乔木、陈荒煤、雷加、曹葆华、舒群、欧阳山、刘白羽、魏东明、肖三、肖军、严文井。看稿委员会：丁玲、白朗、艾青、吴伯箫、李又然、草明、高阳、舒群、欧阳山、雷加、刘白羽、肖军。6月至9月份选修课报告人与讲题：
　　肖 军：《中国文学史话》。
　　欧阳山：《一个大众化实践》。
　　艾思奇：《文学与哲学的关系》。
　　丁 玲：《如何到大众中生活与吸取生活》。
　　周 扬：《王国维美学思想》。
　　吴奚如：《新四军的文化活动》。
　　周 文：《中国大众文化运动史》。
　　柯仲平：《狂飙社的历史》。
　　郭戈奇：《南洋文艺运动》。
　　艾 青：《中国诗人》。
　　第一学期以刘雪苇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为主课，配以报告：罗烽的《九·一八前后哈尔滨文艺运动情形》，魏东明的《“七七”前后北平的文艺运动》，李伯钊的《华北的文艺运动》，柯仲平的《狂飙社》。在这之前，刘雪苇还讲了《鲁迅的精神和思想》。第二学期以创作为主。讲课25次：高长虹的《对文学的认识》，肖军的《文学的本质》，魏东明的《文学上所具备的几个条件》，丁玲的《风格与形式》，刘雪苇的《主题》，肖军的《典型》，舒群的《技巧》，陈荒煤的《语言》，肖军的《肖红的‘手’》，李雷的《诗》，吴伯箫的《契诃夫的〈套子里的人〉》，陈企霞的《修辞学》，李又然的《修辞学》，塞克的《漫谈戏曲》，严文井的《童话》，刘雪苇的《〈奔月〉及其他》，周立波的《关于报告文学》，李雷的《诗人》，艾青的《诗的形象》和《诗的语言》，柯仲平的《诗与民谣》，肖三的《苏联诗人》，何其芳的《诗与散文》，刘雪苇的《〈铸剑〉及其他》，高阳的《诗与生活》。
　　1942年8月15日，《文艺月报》第16期刊出“延安星期文艺学园结束纪念特辑”。肖军在特辑“献辞”中说：“同志们，这不是‘结束’，正是开始。”特辑中除刊载学员作品13篇外，还有肖军的《献词》，高阳的《我反省》，刘雪苇的《写在最后》，尤淇的《一年来我们的收获》。
　　3月25日
　　大众读物社举行成立周年纪念。过去一年出版《群众报》45期，《大众习作》4期，《大众文库》、《大众画库》共八种。
　　4月1日
　　延安青年文艺学习会成立。缘起说：“我们是一群文学青年，我们爱好文艺——或者是已经在摸索着、练习着写作；或者是正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对伟大的时代所具有盛大的热情，同样输入到我们所愿意学习的这件工作——文艺里来。为了尽可能接触到文艺爱好者青年朋友范围中，普遍的提高文艺欣赏水准，为了交换我们在自己的学习和创作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和心得，为了在可能范围内作一些对于象我们一样在学习中的文学青年以必要的帮助和鼓励，使我们能获得适宜的培养和逐渐的提高，我们希望能有切实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集体生活来达到这些目的。在这样的意义下，我们将可以采取下列各种的活动方式：一、举办对于古今中外的有名或引起注意的作品的各种欣赏集会。组织爱好文艺的青年来作集体的切实的观摩(文艺学习会在这里应该成为发起这类活动的中心)。二、举行对于具体的创作方法的实践报告和写作经验的交换等讨论。三、接受文艺学习者的各种作品并负责作各种必要批改和贡献具体意见。切实帮助解决创作上的缺点和困难。四、介绍青年文学者的各方面较为成熟的作品，提供各方面杂志报章采用。五、在主观力量可能和客观条件的允许时，进行文艺的旅行、聚餐、各种晚会，一直到自己出版刊物的种种活动。六、为了保证各种工作有完满的成绩，我们得预先约定各方面的作家来作我们经常的指导。”
　　《文艺月报》第4期出版。登有雷加的《七次巡回座谈会底经过与检讨》，何其芳的《给陈企霞同志的一封信》，肖军的《说“吉利话”》。
　　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正式成立。留政主任莫文骅兼任校长，艺术家王震之任副校长并兼教务主任，史行、晏甬任教务处副主任。分四个系(戏剧、音乐、文学、美术)和一个培养剧团演员的普通班。1942年初，在延安、陇东、鄜县设立三个分校。部艺成员以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和鲁艺部队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吸收奋斗剧社、吕梁剧社、七月剧社、前线剧社、战士剧社，火星剧社、长城演剧队、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宣传队和烽火剧团的三个分社的部分同志组成。教员有烽火剧团的翟强、侣朋、梁寒光、庄焰、王地子、李鹰航，有抗大等处调来的晏甬、王麦(女)、高首善、林里、凌信之、谢力鸣、李溪、洪秋、高鲁、陶然、夏静(女)、陆地、朱云章等。鲁艺一开始就派黄照、马瑜、徐一枝、史行、张林簃、李实、李葳(女)、叶克等十六人。周扬、吕骥、张庚、向隅等兼课。部艺学生到鲁艺听课：茅盾的市民文学，周扬的艺术论，宋侃夫的论政党，钟敬之的舞台装置，周立波、何其芳的文学课。边区文抗柯仲平、抗战剧团马健翎也来作报告。该校曾演出《悭吝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剧。1943年冬，部艺与青艺合併，改为“联政宣传队”，由边区联防司令部政治部领导。
　　《歌曲旬刊》创刊。由《歌曲月刊》更名而来。延安作曲者协会编辑。全部登歌曲。曲作者有马可、麦新、李尼、周云琛、李焕之、陈紫、白韦、佐野、林琦等。共出三期。
　　4月10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在鲁艺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莫文骅校长阐述办部艺的目的是培养部队艺术干部。朱总司令讲话指出：“部队艺术要从打仗着手，方法要艺术。八踣军天天打仗，离不开对敌人及群众的宣传，因此部艺的学员应练习战斗的生活与宣传的才能。”谭政、肖劲光、周扬、吕骥等相继讲话，对部队艺术工作均提出希望。鲁艺院长周扬说：鲁艺和部艺是兄弟关系，理应互相帮助，鲁艺应当更多的帮助部艺。当晚演出独幕话剧《罗国富》(陈白尘编剧)、苏联话剧《驿站》，儿童歌舞剧《小小锄奸队》(翟强剧，李鹰航曲)、鲁艺实验剧团演出《审判》。
　　4月14日
　　鲁艺实验剧团演出独幕剧《剿匪》，王震之编剧。独幕剧《竞选》，姚时晓编剧。
　　4月15日
　　鲁艺实验剧团为反映当前时事，排出三个独幕剧：《竞选》，描写陕北绥德县选举情形；《公事》，写皖南事变后一个村长被反共军强迫去干违愿的公事；《白占元》，写一个老兵在皖南事变后对于新四军受难家属的同情。三剧都有政治意义，已在中央大礼堂演出。
　　张庚在4月24日《新中华报》撰写剧评《关于〈竞选〉等三个时事剧的演出》：说鲁艺实验剧团上演的《公事》、《竞选》、《剿匪》，是想在延安观众面前试一试时事剧的效果，讨点批评。自1940年以来，延安不多演中国戏，而偏重于演外国戏，很少用自己的观点来反映抗战中的生活和形象。同时，抗战前上海左翼剧运演的一些宣传剧，又有公式主义、脸谱主义的毛病。今天强调戏剧迅速反映现实问题，不能同时把这些毛病带回舞台上来。这三个戏、作者是下决心克服公式主义，不写脸谱人物，忠实于现实。但缺点是写得有些琐碎，有些沉闷。“说得露骨一点是失败了”。
　　4月16日
　　吴玉章、林伯渠、张曙时三老电慰柳亚子，对国民党开除柳氏党籍深表愤慨。电文如下：“柳亚子先生：阅报得悉国民党八中全会先生屡进直言，迭舒傥论，开除先生党籍，拒谏饰非，远贤去能，徒增国家民族之危，益深志士仁人之愤。党国以失策而遗恨，先生以被讹而增荣。寇氛尚恶，内战频兴，疾首痛心，莫此为甚。吾辈四十年共同奋斗之光荣，将因此而愈增暗淡。差幸直道虽碍于一隅，正义犹存于天下，政令虽乖，民气犹盛，尚望本革命之初衷，凭奋斗之勇气，再接再厉，不屈不挠，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留正气，民国前途，实深利辙，同盟旧侣，愿共勉之。”
　　4月17日
　　苏北文化协会在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开会，通过宣言、文协组织简章、工作计划和重要提案。选出钱俊瑞、夏征农、许幸之、薛暮桥、徐秀、冯定、戴严万、孙克定、丘东平等25人为第一届理事。
　　4月19日
　　延安文艺月会在桃林公园举行第七次文艺月会，名为“春花会”，系一次野餐会。
　　4月20日
　　延安业余杂技团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有柯仲平、丁玲、张庚、吕骥、金紫光、安波、吴雪、陈荒煤、马健翎、陈明、胡绩伟、时乐濛、张寒晖、王怀安、阿甲、朱丹、石鲁、向隅、塞克、王大化、郑律成、白一(何存波)、丁洪、刘迅、刘炽、陈戈等同志。业余杂技团共有六十余人，地子为团长，宗池，石畅为副团长。张金奎为团委委员。主要演员有：地子、张金奎、杨啸空(白晞)、张哑军、安波、高波、钟灵、李靖、齐瑞棠、张松涛、谷纳、彦军、阎铁、姜虹、杨健平、边疆、齐开章等。业余杂技团聘请塞克、翟强任指导，徐一枝任美术设计，胡俊德任剧务，丁洪(青艺)负责灯光，马瑜(鲁艺)负责化妆，部队艺术学院负责出幕布。该团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关怀下成立的，并得到团中央书记冯文彬、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延安鲁艺院长吴玉章和副院长周扬等同志的全力支持。
　　5月4日，业余杂技团在延安城新市场后沟的露天剧场，举行首场公演。演出近四个小时，博得观众热烈欢迎。
　　小丁(胡绩伟)在1942年1月10日《解放日报》撰文《延安杂技团的职业化问题》。说杂技作为一种宣传方式，是颇受群众欢迎的，在宣传鼓动上的效果是很大的。成立“延安业余杂技团”，一方面是开展杂技的娱乐活动，另一方面是利用杂技对群众进行宣传。杂技团的宗旨是：一、锻炼体格，启发智力，提高娱乐，调剂生活。二、研究和发展各种民族形式，充实新的内容，使它成为群众工作的武器。冯文彬向杂技团提出，“杂技团应当变娱乐为工作，要充实杂技的政治内容，还应当突破延安的圈子，组织下乡，作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同时提出了“杂技团职业化”的口号。
　　茅盾在《中苏文化》第8卷第3、4期上撰文《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说抗战四年后的今天，中国文坛已形成了好几个重心点，重庆是一个，而桂林、延安、昆明、金华乃至上海，也都是其中之一。虽然作家、艺术家采取“人自为战”的方式，但目标是一个，步骤是一致的。全国大型文艺刊物如重庆、桂林、延安、上海、福建各地共有二十多种。文艺通讯员工作有三个地方继续在做：延安、香港、上海。延安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延安各文艺小组(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部队的)，大约有五六百人，都是经常写通讯的，所以也就是文艺通讯员。这许多小组都由全国文协延安分会指导，通讯员的习作有十多个作家专任批改。好的习作都在《大众文艺》或其他刊物上发表。其中有不少是颇为优秀的。去年十月，又专门出版了一个刊物，名为《大众习作》，登载青年们的习作——小说，诗歌，报告等等，每一部门篇幅多少不等，每一部门有一篇总的批评，而且每一篇经过修改的习作都把原作照登在下方，说明何以如此修改，以便读者对照着看，这对于青年的写作者，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由此可以学习怎样练字，练句，怎样布置章段，乃至全篇的结构，人物描写。谁敢说今天的“文艺通讯员”中间就没有未来的爱伦堡?
　　4月20日——23日
　　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总政治部召开旅级以上文化干部会议，罗荣桓出席并作指示。王东明部长作“部队文艺工作”的专题报告。
　　4月27日
　　为纪念“五一”、“五四”，西北青年救国总会剧团特排演富有策略教育意义的苏联伊凡诺夫写的名剧《铁甲列车》。该剧系描写1918年西伯利亚城市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所组织的远东干涉军及沙皇白军破坏下，怎样联合同盟军——乡村农民来反对敌人的破坏而获得胜利。此剧除在莫斯科上演外，在远东尚属第一次演出。五月一日起在八路军大礼堂公演。此次排演由塞克导演，钟敬之舞台设计。演员吴雪、邓止怡、陈戈、王正之、雷平、丁洪、戴碧湘等。
　　4月28日
　　李维汉在鲁艺第二次工作检查总结大会上讲话，谈六点：一、鲁艺的性质。鲁艺是文艺学院，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学院。新民主主义的文艺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二、鲁艺目前的任务：一方面要提高自己，同时要帮助别人。三、要学习社会历史知识。四、思想意识教育问题。五、行政制度问题。六、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学校的学生党员，任务主要是学习，学习成绩好，就是党性的表现。
　　4月29日
　　鲁艺由周扬院长作了第二次工作检查总结后，干部作了重新配备：戏剧部：部长章泯(张庚代)，系主任张庚；实验剧团主任田方，副主任于敏；平剧团主任符律衡(阿甲)。音乐部：部长冼星海，系主任贺绿汀；音工团主任冼星海(兼)。文学部：部长周扬(兼)，系主任何其芳。文艺工作团主任严文井。美术部：部长江丰，系主任王曼硕；美术工场主任钟敬之。教务处：处长吕骥，教育科长安波，副科长浪陶；理论研究室主任安波(兼)；油印科长胡征；图书馆长周云琛。干部处：处长宋侃夫，干部科长陶明，材料科长梁唯文。编译处：处长周立波，科长天蓝。院务处：处长黄霖，人事科长殷铁铭，事务科长董锡斌，会计科长梁庆安，副科长蔡光华，经建科长傅轩，秘书左荧。院长办公室主任龚亦群。(见鲁艺通告术字第11号)。
　　5月1日
　　为纪念“五一”、“五四”，延安各机关放假五日，学校放假十日，工厂放假三日。五一下午，延安各界举行万人群众大会。朱总司令、凯丰、邓发、林主席、高自立等亲临参加。总工会主任高长久致开幕词。朱总司令、林主席、朱宝庭等先后讲话。并有各种展览会、晚会、演讲会、运动会。西青救剧团演出苏联八幕话剧《铁甲列车》。
　　陕北公学文艺工作团演出《雾重庆》，翟强导演，林丰、石鲁、慕琳、王亚凡、刘方、邵梦虹等演出。鲁艺平剧团演出《甘露寺》。
　　《文艺月报》第5期出版。登有黄既(黄树则)的《老马伕》，李又然的《鞭尸》，草明的《屈服的聪明人》，艾青的《三国公约》(诗)，丁玲的《干部衣服》，刘雪苇的《关于“延安星期文艺学园”的产生》。刘白羽的《思索》，陈企霞的《我射了冷箭吗?——答何其芳》。
　　5月15日
　　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党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
　　5月16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博古(秦邦宪)任社长，杨松任总编辑。《发刊词》声明：“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
　　丁玲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从乡下搬到清凉山报社居住。编辑有刘雪苇、陈企霞。有关文艺稿件几乎都经博古、杨松过目。博古多次对丁玲讲：《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搞“轻骑队”(指延安青委编的在文化沟口张贴的大墙报)。文艺栏每周出四、五期，每期占半个版。到1942年3月，《文艺》在作家队伍中发现了三十多位新人，收到500万字投稿，取得可观成绩。但当时的副刊也存在不少缺点。到1942年整风期间，毛主席亲自领导对副刊作了重大改革。
　　《歌曲半月刊》创刊。由《歌曲旬刊》更名而来。在“征稿条例”中说：“本刊以介绍并研究群众歌曲为中心”，“歌曲以形式短小为最宜”。曲作者有李焕之、陈紫、麦新、莎莱、张鲁、马可、卢肃、路明、林木、林簃、鹰航、叶枫、瞿维、安波、李伟、白韦、郭铁等。共出六期。同年8月16日终刊。在终刊号“重要启事”中称：“本刊因人力物力和各种困难，决定从下期起与《中国音乐》合并，改名《音乐月刊》，铅印出版。”
　　5月18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61次会议，讨论新的施政纲领。政府林伯渠主席在解释纲领中文化问题时指出：“顽固派施行文化统治政策，奖励复古，我们则必须奖励自由研究，推行新文字，扫除文盲，使人民普遍享受进步文化上的果实。”
　　5月19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工作会议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欧阳山(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在《解放日报》撰文《马列主义和文艺创作——文艺思想性和形象性漫谈之一》。针对文艺青年提出的“学习马列主义之后，为什么反倒写不出文艺作品”的问题，作了回答。作者分析了学习马列主义与观察现实生活以及纯熟的写作技巧三者的关系。批评了那种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硬想把它们化成他所需要的‘事实’，化成用做题材的、现实生活里面可能发生的‘事实’”的倾向。批判了杜衡等人自己不会创作反而声称马列主义妨碍了他的创作的荒谬观点。
　　5月20日
　　《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出版。登有肖三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王实味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艾青的《赌博》(诗)，默涵的《黎明之前》(杂感)，肖军的《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
　　《新诗歌》第6期出版。载有李方立的《农民的儿子》，贾芝的《牧牛》，李雷的《小诗二章》，井岩盾的《阳光下的儿子》，张铁夫的《窝窝头和白银子的故事》，孙剑冰的《课堂上》，朱子奇的《斗争会》等。
　　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诗作《哭泣的老妇》(长诗《溃灭》中之一小节)。写一个悲伤绝望的母亲向行人哭诉她两个儿子在战场上被法西斯杀害的故事，表现了作者对饱受战争创伤的劳苦人民的深厚同情。
　　鲁艺订出《艺术工作公约》(十条)：一、不违反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二、不违反民族的大众的立场。三、不违反艺术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四、不对黑暗宽容；对新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五、不流于轻浮作风，低级趣味。六、不间断创作与研究的工作。七、不轻视艺术的组织工作。八、不满足自己的即使是最大的成功；不轻视别人的即使是最小的努力。九、不抱宗派之见；不作无原则的意气之争。十、不放松对艺术中一切不良倾向的批判。
　　鲁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发出《敬告全院教职工书》。指出：“鲁艺是培养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创作、理论、组织各方面的专门人材的学校，这里不仅聚集了许多有希望有才能的艺术青年，在锻炼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技巧，而且也是许多已有成就的艺术家创作和研究的地方。这是说，鲁艺不仅是未来艺术的苗圃，也是既成艺术的花园。不但对未来艺术的繁荣，我们有责任，对于目前全国艺术的发达，我们也有自己的任务。……为着达到我们的任务，对于所有的党员，我们有这样的要求，……他们要和所有的非党的同志手携着手的把‘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把《艺术工作公约》真正切实的实行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在艺术活动上，为创造新民主主义的艺术而共同努力。”
　　鲁艺所属各种工作团已于5月29日分派到农村、工厂、部队等处实习。
　　5月25日
　　何其芳在《解放日报》发表诗作《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写道：“一切腐烂的东西都在死亡!一切新的东西、好的东西都在生长!反革命和革命，已经清楚的分别开，象黑夜和白天。全中国的兄弟们，站到革命方面来!”
　　音协与文化俱乐部合办的“星期音乐学校”开学，学员达180余人，分指挥、识谱、口琴等班次。向隅等同志分任教授，学期暂定两月。并办校刊《星期音乐》。
　　文化俱乐部组织延安业余剧团。缪正心为团长，金紫光为副团长，陈波儿任导演。后陈明任团长。剧团有数十人参加。排演法国名剧《祖国》，拟于十月革命节公演。
　　民众剧团赴各县工作已达一年，返延后正加紧学习。
　　荒煤在《解放日报》连载小说《在教堂歌唱的人》。描述一个穷孩子由教堂里学唱圣歌而后进到鲁艺学习的一段经历。
　　5月28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志在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作报告《本师文化工作的任务及其努力方向》。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文化任务服从于政治任务。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新民主主义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传播者与执行者，我们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们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第二，对本师文化工作的观察。部队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是：甲、要加强对敌的文化斗争，展开激烈的思想战。乙、要加强民族爱国的宣传教育。丙、要积极会同地方党、政权、群众团体及地方文化机关，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解释抗战法令，发扬民主政治等。丁、要宣扬科学，发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戊、要与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要了解人民大众的问题，并解决他们的问题。己、必须用尽一切方法和一切可能供给友军以文化食粮，书店和宣传品，但应讲究输送的技巧。庚、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第三、对文化工作者的希望：甲、要紧紧掌握政治原则。乙、要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现实，作品要适合于现实需要。丙、要具有虚心学习认真探讨的工作态度。
　　此报告后来登载于同年6月16日一二九师政治部出版的《抗日战场》一书。
　　5月29日
　　音工团开始创作《七月的诗歌》。
　　5月30日
　　屈原投江日。重庆诗歌工作者定此日为诗人节。中华全国“文协”假中法比瑞同学会庆祝此节，到郭沫若、阳翰笙、老舍、姚蓬子、孔罗荪、周欣岳、潘梓年等二百余人。老舍报告了诗人节筹备经过，郭沫若讲了屈原情况，高兰朗诵了诗歌。“文协”发表《诗人节缘起》一文，称：“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
　　5月31日
　　延安新诗会与文化俱乐部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召开座谈会。到会约二百人。齐燕铭讲述屈原的生平及创作。范文澜、肖三、何思敬、艾青、乔木、塞克等在会上发了言。一致赞同成立屈原研究会，重新编译其作品，并拟出纪念专册。指出大后方彷徨苦闷的万千青年，有一条正确的出路，救救“活的屈原”。参加者还有厂民(严辰)、公木(张松如)、李雷等。
　　肖三在6月5日《解放日报》撰文《纪念屈原》。指出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位杰出的诗人。《离骚》、《楚辞》是绝妙的长诗，应该翻译成现代文。我们纪念屈原，应该救救大后方成千上万的“活屈原”。
　　5月
　　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研究室成立。公木从抗大政治部调出任主任。成员有：朱子奇、方杰、晋驼、李杰、李溪等。还有鲁艺派来两名实习生侯唯动(文学系)、李尼(音乐系)。主要活动有两项：一是办综合性文艺刊物《部队文艺》，二是成立文艺团体“鹰社”，并编过一期墙报《蒺藜》。“鹰社”成员约有二、三十人，属部队范围内的有公木、朱子奇、方杰、晋驼、沙英、黄既(黄树则)、沈其东等；属部队范围外的有麦播、侯唯动、贺敬之、李方立、天蓝、周民英、柳勉之(女，东方白)、袁血卒等。
　　延安大众读物社编辑、新华书店出版《大众化工作研究》一书。内容有鲁迅的《文艺的大众化》，周文的《大众化运动历史鸟瞰》和《大众化的写作问题》，守一的《一年来的报纸编辑科》和《我们怎样编辑边区群众报》，金照的《编〈大众文艺〉的经验》，杨蜚声的《一年来的木刻工作》，王牧的《〈大众习作〉是怎样一个刊物》，林今明的《谈谈我们的丛书工作》等。
　　6月1日
　　为纪念抗日军政大学创校五周年而编印的《抗大文艺作品选辑》出版。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为该书题字：“用艺术的手法写出学校五年来可歌可泣的事迹和生活片断，这对于保持与发挥学校过去光荣传统作用是非常大的。”抗大副校长滕代远撰写《〈抗大五年来文艺作品选辑〉序言》。序言说：青年生活在抗大是最快乐的!他们热爱着抗大，把抗大的生活比为美丽的诗篇，比为生动的图案。抗大培养和锻炼出一批青年的文艺人——诗人、画家、作者、歌手。这里收集的是他们在抗大生活中的各种写照，也是抗大发展壮大的具体实际反映，一方面可作为生动活泼的抗大史料，同时亦算是抗战中伟大民族斗争的大众文艺作品。本书选的作品有：集体创作的话剧《破草鞋》、《维持维持》，历史剧《荡家恨》(若虚)、《亡宋鉴》(集体创作)，诗《劳动在荒山上》(伏流)、《黄河上》(金沙)、《我们要战斗》(陈再)、《抗大，人民的战旗》(沉然)、《抗大的，是好汉》(李然)，特写《一百七十个窑洞》，《抗大四个名誉博士》、《厨房中的抗大学生》、《吉田太郎在抗大》、《伟大的一日》、《来宾座谈会》等。
　　延安文艺月会编的《文艺月报》第6期出版。登有魏东明的《论作家的气质》，黄既(黄树则)的《文艺创作基本地是科学工作》，谢挺宇的《河边》，雪苇的《读小说的态度问题——关于〈狂人日记〉的一个争论》，厂民(严辰)的《城关》(诗)。还有星期文艺学园选辑五篇。
　　6月2日
　　刘雪苇在《解放日报》撰文《略论文学的“雅”》。分析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民间文学”一进入“庙堂”就不足观。作者认为：如果民间文学进入封建统治阶级的“庙堂”，那是不足观的。但是新的革命阶级的文学，是不能拒绝“雅”(美)的。革命的文学，当其在“民间”的时候，虽有刚健清新的好处，但也有粗糙、拙直的短处。在革命的阶级走向统治地位的时候，提高和洗炼自己的文学，使其成为更艺术、更高级的文学，则是非常必要的。
　　6月6日
　　毛泽东同志为纪念抗大五周年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立波在《解放日报》连载小说《牛》。描述农民张启南对母牛及牛犊的深厚纯朴的爱。
　　6月7日
　　鲁迅研究会举行第二次工作座谈会。出席者有艾思奇、雪苇、欧阳山、草明、艾青、范文澜、江丰、罗烽、舒群、周文、肖军。报告事项：1、阿Q文献收到约十余篇。2、鲁迅大画像聘请张仃担任，并担任研究会一切美术指导。3、浮雕鲁迅像聘请王朝闻塑造。4、鲁迅有关文章题目，已由陈布文从各图书馆抄录成册，本会同志可随时参考。决议事项：①除罗烽、艾青、草明、欧阳山等所有新从外面来延的同志，研究文章可延至七月十五日交稿外，其余均于六月底交出。②待大众读物社搬家后，拟与文抗分会商量成立一“鲁迅纪念馆”。③拟扩大征求其他各界参加鲁迅的研究。④鲁迅五周年纪念会征文及奖金等，待基金委员会开会后再定。鲁迅研究会编辑的《阿Q论集》及《鲁迅研究丛刊第一集》均于八月内付印，共二十余万字。鲁迅大画像已制成。
　　《解放日报》社论《奖励自由研究》。指出：人类历史上的前进运动，常常和思想自由的开展是分不开的。古今中外每当革命处在转变的伟大时代，常常伴随着一个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开展自由研究，打倒不合时代的因袭权威，驳斥现实中的黑暗事物，启发新时代所要求的思想意识。在今天伟大的斗争中，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因此必须一方面积极地号召各种专门家及知识分子，帮助和鼓励他们从事深刻精密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须提倡勇于追求真理而不顾忌一切因袭教条的作风，提倡自由独立的研究作风。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当前反对妥协投降危机分不开的一个重要方面。
　　6月8日
　　延安文艺月会举行第八次会议。由肖军报告过去半年工作，征求批评意见。决定：1、七月起月会事务由舒群负责，月报编辑由肖军负责。2、本会秘书洛男已由组织部另调工作，由高阳接替。3、从七月起会员交纳二角以上的会费。4、讨论延安文艺动态，谈论立波的《牛》和何其芳的《革命，向世界进军》。
　　6月9日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备委员会发起“五四”中国青年节奖金征文，当即组织奖金委员会。已征来稿件150件。其中文艺类97篇，戏剧类12篇，美术类18篇，音乐歌剧类20篇，通俗科学类8篇，战时代用品及制药法3篇。作者110名。
　　评委会有吴玉章(评判委员长)、丁玲、王曼硕、王滨、王震之、周立波、艾青、艾思奇、江丰、吕骥、何其芳、何思敬、周扬、李强、范文澜、柯仲平、柯柏年、胡蛮、徐特立、草明、姚时晓、荒煤、马达、张庚、张仲实、舒群、赵毅敏、欧阳山、肖三、肖军、罗烽、饶正锡诸同志。
　　评选结果：一、文艺类——甲等三名：《磨麦女》(小说，梁彦)、《锻炼》(诗，鲁梁)、《回家》(散文，邢立斌)；乙等四名：《圆圈以外》(小说，狄耕)、《火》(诗，赵采)、《英雄曲》(诗，尤洪)、《一个向导》(散文，王抗)。二、戏剧类——甲等一名：《良民》(刘慕昆)；乙等两名：《迫害》(宋玳)、《阴谋》(艾阳)。三、美术类——甲等二名：《冬学》(木刻，古元)、《蒙古人与喇嘛》(木刻，焦心河)；乙等二名：《母与子》(木刻，力群)、《打毛线》(木刻，夏风)。四、音乐类——甲等三名：《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公木、郑律成)、《吕梁山》(马可)、《青年大合唱》(金紫光)；乙等二名：《治病》(歌剧，翟强、鹰航)、《歌咏指挥法》(时乐濛)。此外还有通俗科学类、战时代用品类等。得奖作品共23件。甲等奖金40元，乙等奖金20元。所发奖金，系中央领导同志捐赠。毛泽东捐赠300元，周恩来及王稼祥各捐赠200元，吴玉章捐赠100元，董必武捐赠50元。
　　6月10日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建立正规学制。成立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部，原有四个系和五个工作团分属四部之下。院领导为：院长吴玉章，副院长兼党团书记周扬，党总支书记宋侃夫，干部处长韩托夫，教务处长吕骥，院务处长黄霖，编委会主任周立波。
　　文学部部长周扬(兼)，文学系主任何其芳，文艺工作团团长严文井。
　　戏剧部部长张庚，戏剧系主任张庚(兼)，实验剧团团长田方，平剧团团长阿甲、罗合如。
　　音乐部部长冼星海，音乐系主任吕骥(兼)，音乐工作团团长贺绿汀。
　　美术部部长江丰，美术系主任王曼硕，美术工场场长钟敬之。
　　《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指出：抗战以来，“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活跃的心脏”。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旗帜下，萃聚大批优秀的科学艺术人才，从事着“启蒙的研究和实际建设的工作”。边区中央局颁布的施政纲领中规定，“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这无疑地对今后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将有更大的推进，将会招致更多的科学艺术人才来到边区，将更提高边区的以至全中国的科学艺术的水准”。“科学和艺术，只有与现实斗争的实践任务相结合，才能向上发展”。“深入到边区里面去吧”，去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斗争。边区的缺点，也需要从艺术方面得到反映和指责。我们着重自我批评，尤其珍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
　　6月14日
　　文化俱乐部跳舞班成立。《解放日报》6月2日登出俱乐部招生启事：“本部为活跃文化生活，研究跳舞技术，建立跳舞班。请黄正光、马海德、夏静等同志指导。学习时间暂定每星期六晚饭后，名额暂定六十名。愿参加者请持机关或学校俱乐部介绍信，于六月三日起至十日止来文化俱乐部报名。开学时，学员达一百多人。在一年多时间里，它对活跃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6月15日
　　柳青在《解放日报》连载小说《废物》，描写八路军一位年老体弱的马伕坚决要求跟部队参战，最后英勇牺牲的故事。
　　6月18日
　　延安举行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到会各机关、学校、工厂青年数百人。肖三作《高尔基——划时代的作家，社会主义美学的鼻祖》，周扬作《关于高尔基的爱与恨》的报告。为纪念高尔基筹办的小型展览会正式开幕。展览品有高尔基一生的照片及其创作、评论材料共数十种。
　　肖三在《解放日报》连载文章《伟大的爱、神圣的恨——为纪念高尔基去世五周年而作》。说高尔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热爱工农政府，热爱祖国，热爱全人类。他仇恨人类的一切敌人。
　　重庆“中苏文协”、“文工会”、“文协”、“剧协”、“电影”，等十团体联合举行“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冯玉祥、周恩来、郭沫若、老舍、聂绀弩、陈纪*(左讠右莹)、张骏祥、梅林、舒绣文等到会。会上郭沫若发表题为《活的模范》的演讲，戈宝权报告高尔基生平，老舍、方殷分别朗诵高尔基的《鹰之歌》和西班牙诗人的《高尔基之死》。
　　6月19日
　　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召开理事会，筹备全体会员大会。该会原为边区文协的团体会员，同时受重庆总会领导，现改由边区中央局及边区政府直接领导。
　　6月20日
　　《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出版。登有丁玲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1942年8月10日出版的《学习生活》第3卷第1期，1946年3月1日出版的《北方文化》第1卷第1期先后转载了这篇小说。另登有刘白羽的小说《太阳》。
　　延安市青联在“四四”儿童节前成立“延安市少年剧团”，各机关学校成立分团。参加者千人以上。少年剧团在“四四”儿童节曾公演《公主旅行》(胡沙编剧，程云导演)、《勇敢的小猎人》(胡沙编导)两个童话剧。剧团与边区政府教育厅订立协定，每年至少为延安市儿童公演三次。成立“儿童之友社”。少年团编辑的《新少年》半月刊，鲁艺编著的《儿童歌曲》出版。并决定在文化沟附近建设儿童俱乐部和儿童图书馆。
　　延安市少年剧团7月24日排演童话喜剧《它的城》。美国左翼作家雷非亚著，胡沙改编导演。它是诅咒资本主义的童话讽刺喜剧。定9月20日演出。同时还演出儿童歌剧《糊涂将军》。
　　延安市儿童之友社出版的《新少年》第2期出版。
　　李又然在11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诗《给弟妹们——并且给“少年剧团”全体小同志》。说“看年纪，你们的‘责任’是游戏。但是你们竟也已经受尽了民族的苦难”。你们“用捉汉奸，代替了捉小狗、小猫……”。“祝福了，千千万万弟妹们。聪明!进步!快乐!爽朗!”
　　延安少年剧团于10月7日并入青年艺术剧院。
　　6月21日
　　鲁艺实验剧团在八路军大礼堂连演三天四幕话剧《中秋》。刘因创作，张庚导演，许珂舞台设计。干学伟、林农、田方、熊塞声、王一达、张云芳、范景宇等演出。该剧写沦陷区农民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的抗日斗争。
　　6月22日
　　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军事进攻。苏德战争爆发。《解放日报》社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6月30日又发社论《保卫人类文化，打倒法西斯主义》。7月3日，斯大林发表演说，号召全民奋起卫国。
　　艾青7月5日投诗《希特勒》。
　　柯仲平7月16日写诗《人类宣言——为消灭野兽法西斯而战!》
　　肖三9月17日撰文《我们对血腥的希特勒主义的胜利万岁》。说苏联作家同盟的半数参加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今天全体作家们都参加到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来了。
　　艾青9月17日写诗《古石器吟》：“古石器是人类最早的武器，同样也帮助我们战胜无数的敌人。战胜最后的敌人，走进幸福的天堂。”
　　6月25日
　　延安音协与文化俱乐部合办延安乐队。队员30余人，乐器十多种。延安合唱团也增加西洋唱法。
　　6月间
　　绥德县铅印版《新诗歌》，继延安油印版《新诗歌》之后在绥德创刊。它得到绥德警备区司令员王震和绥德地委宣传部长邹文轩的热心支持。绥德图书馆馆长高敏夫任主编，张蓓、郭小川协助编辑，胡代炜，袁烙帮忙。共出六期。1942年1月25日终刊。边区文协绥德分会决定：《新诗歌》与《文艺生活》合并，改为综合性文艺月刊《青苗》。
　　7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登出启事：本会自7月1日起改为独立工作团体，接收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原有杨家岭会址、财产及一部分有关文艺工作，正式启用印章，开始办公。先后驻会作家有：林默涵、高长虹、马加、罗丹(程追)、石光、高原、方纪、于黑丁、曾克、周而复、柳青、庄启东、魏伯、雷加、高阳、舒群、罗烽、白朗、严辰、逯斐、鲁藜、李雷、韦明、张惊秋，师田手，董速、金肇野、崔璇、方紫、伊明、郑文、王琳、艾青、韦荧、高原、张仃、杨朔、草明、欧阳山、肖军、刘白羽等。
　　《文艺月报》第7期出版。登有罗烽的《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虞迅的《骨肉》，陶着的《我们的日子》，肖军的《第八次文艺月会座谈拾零》，郭小川的《想的碎片》。
　　肖军和刘雪苇就两篇作品引起争论。肖军在《文艺月报》第7期上撰文说，何其芳在《解放日报》5月25日刊载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和立波在6月6、7日发表的作品《牛》，我是不满的。那诗“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东西”，“我不承认它是诗”。“他似乎不适于再写这样的诗了，还应该更深些，更深些”。肖军并对雪苇替《解放日报》的辩护提出批评，即雪苇说这种创作现象并不那样严重，象这样的作品登一登也没关系，成名作家的作品，文责可以自负。雪苇在《文艺月报》第九期《给肖军同志的公开信》中指出，我和你意见的分歧点在于：你以为这“不……是诗”，我以为是诗。你以为登这“不……是诗”于文学副刊上，报馆应负责任。我以为这既是诗且又适应于抗战的诗，报馆可以不负其他的责任。并认为成名作家不同于未成名作家：一、他不是没有掌握一定水平以上艺术技巧的人，他除了偷懒或没落，才会只写得出“不是作品”的“作品”；二、他和读者之间已经有了一种直接的相当固定的关系，可以直接对读者负责；三、环境对于自己有直接监督他的社会力量，不能不自觉；四、编者对他已经不负、也负不起和难于负教育培养的责任了。
　　7月3日
　　鲁迅文化基金筹募会召开发起人会议，决定成立管理委员会，进行劝募、保管等工作。
　　7月4日
　　鲁艺从重庆运来大提琴、钢琴各一架，不日将公开举行演奏会。鲁艺组织援苏宣传队，十五日赴外县宣传。
　　鲁艺发布“术字第19号通告”，根据中央统战部关于优待文化艺术干部的决定，新定文艺干部津贴增加办法如下：一、原发12元者增至14元，6元者增至8元，另加5元一种。二、兼课者，无论教员、助教，一律另加教课津贴2元。
　　7月7日
　　《新诗歌》(绥德版)第2期出版。登有高敏夫的《就从这一天我们来了》，胡代炜的《深夜》，张蓓的《排列在红旗下》，艾青的《诗论》等。
　　7月8日
　　韦君宜在《解放日报》发表《龙——晋西北的民间传说》。传说山西的老老村遇到旱灾，人们虔诚地祈求龙王下雨。贺龙来了，被人们当作“真龙”，从此再也没有荒年。
　　7月9日
　　文艺月会举行第九次月会。主席刘雪苇。议题“延安作家的创作生活问题”。
　　延安市各机关、部队、学校、俱乐部负责同志在文化俱乐部开会讨论如何开展延安市文娱工作，决定组织延安市业余文化活动委员会。为适合群众要求，分区举行各种小型晚会及说书、文艺作品研究、旅行等活动，并为文化俱乐部添设各种玩具，演出街头剧、露天剧等。八日晚在桃林举行话剧歌舞小型晚会。
　　7月10日
　　民众剧团为建筑刘志丹陵墓捐献30元。
　　报载：大提琴家张贞黻到边区已久，最近将公开演奏。他准备在延安创办大小提琴制造厂，并长期训练乐队人材。
　　按：张贞黻1940年冬到延安。他原是上海工部局乐队演奏员。经贺绿汀介绍，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和党在重庆文艺界联系人张颖。表示要去延安制造中国自己的小提琴。他带着工具和一本英文版的乐器制作书到了延安，在桥儿沟附近的山沟里，成立了“乐器试制室”。用核桃木做背板，用红松木做面板，终于做成了边区第一把提琴。
　　7月15日
　　毛泽东同志写给刘雪苇(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一封信：“来信及提纲(指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书。此复。致以敬礼!”
　　7月17日
　　周扬在《解放日报》连载长篇论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指出：“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美即生活”一语包含着深刻的真理。文学在生活中产生，但生活只是作家的材料，还有认识和表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思想，需要技巧，需要“苦苦地去学”。文学的任务，不只是如实地描写生活，而是在于说出关于生活的真理。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是“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深入生活，超越生活，达到“意境两志，物我一体”的创作最高境界。作家应该深入生活，而且要做一种实际工作。文学必须写人、写性格、写个性。“要随时记下你所瞥见的每个不同的个性所闪露出来的特有的动作、言语和姿势”。为此，作家必须更广泛地、多方面去和人接触，和他们做知心朋友。
　　鲁艺于17——19日开展援苏反法西斯宣传活动：(一)美术部举办宣传展览、美术工场周年纪念展览、前方木刻展览，有绘画、宣传画、漫画、连环画、木刻、雕刻，共150多种；(二)音乐部举行音乐演奏，有援苏反德、中共20周年纪念、抗战四周年纪念等歌曲25首；(三)戏剧部演出天蓝译的独幕剧《钟表匠与女医生》、《海滨渔妇》。
　　7月18日
　　鲁艺演出苏联短剧《海滨渔妇》，张水华导演，于蓝、王大化、安琳等演出。还有《钟表匠和女医生》。
　　7月20日
　　文抗文艺顾问委员会和《解放日报》通讯科在文化俱乐部请刘雪苇作报告：《文学学习的几个问题》。参加者有文艺小组及《解放日报》通讯小组的同志及各界人士。7月27日，又邀请艾青作《中国诗人》的报告。
　　7月24日
　　严文井在《解放日报》连载小说《一个钉子》。描述“我”与任正围绕爱惜财物，即类似一颗钉子的争论。秦邦宪(博古)对《一个钉子》提出批评，说“看了这篇作品，就象让人碰了钉子一样”。严文井认为，博古的批评虽然听起来“很难堪”，但“很值得回味”。因为当时延安的许多文化人，大多脱离群众。“我的朋友是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周立波的朋友又是何其芳、陈荒煤和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除了我们几个搞文学的知识分子在很小的一个圈子里面彼此来往来往以外，没有另外的朋友，没有农民的朋友。当然更没有同工人、同兵士交朋友。”
　　7月25日
　　延安青年俱乐部进行整修，毛主席捐400元，朱总司令捐100元，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捐200元。捐助的还有中财部、中组部、后勤部、中央青委、市青联等单位。青年俱乐部为此登报鸣谢。
　　7月28日
　　陕公文艺工作团于八月初公演苏联柏洛乞可夫斯基的多幕话剧《生活在召唤》。特请塞克导演。主演朱丹、陈若绯、黎虹等。
　　黄既(黄树则)在《解放日报》发表散文《老实人》。描述一位管理员勤勤恳恳为革命工作而最后病倒的故事。
　　7月31日
　　“文抗”派庄启东、魏伯、厂民三同志，前往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搜集写作材料。
　　7月
　　中央研究院由马列学院改建而成。毛泽东同志曾亲临指导，作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以马列主义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同年8月1日，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同年12月17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院长洛甫(张闻天)兼任，副院长范文澜，秘书长徐建生，党委书记李言。全院设九个研究室，各室负责人为：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李维汉(罗迈)；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
　　欧阳山领导的文艺研究室有刘雪苇、魏东明、王光震、汪琦、郭小川、余严若、金紫光、董速、蔡天心、江帆、金默生、张滨潢、伊明、吴介民、尚伯康、魏荣章、陈振球、肖英、程堃、张炳南、王实味等。
　　8月1日
　　《文艺月报》第8期出版。发表肖军的杂文《“艺术家的勇气”》，舒群、肖军、白朗、罗烽、艾青联名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该文对周扬文中提出的作家要到生活中去没有异议，只对文章的态度和对作家写不出作品的原因所作的几条假设有不同意见。
　　八路军军人俱乐部正式开放。内有球类及游戏、阅读、展览室、会议室。并在《解放日报》刊登启事，公布管理细则，欢迎各界人士前往。
　　《解放日报》连载灼石的小说《二不浪夫妇》。描写封建、落后的二不浪转变的故事。
　　8月2日
　　毛泽东同志给肖军(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一封信：“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8月3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杨家岭礼堂(下午因雨改在文抗分会俱乐部)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到会会员60人，来宾凯丰等10人。刘白羽带领向抗战死难文艺工作者致哀，并报告开会意义和大会筹备工作。艾青、罗烽、肖军、欧阳山等七人当选为主席团。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主持会议。这天是鲁迅61岁诞辰，全体向鲁迅遗像行礼致敬。周文、吴伯箫分别报告上届理事会与四年来文抗分会工作。充分肯定该会成绩，如组织文艺小组(在工厂、机关、团体、学校、部队等四五十个单位中成立85个文艺小组，拥有组员668人)，抗战文艺工作团(前后六组，22人，足迹遍及整个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深入到北平、天津、高碑店等敌后方)，文艺顾问委员会(组织“文艺讲座”和文艺座谈会20至30次，阅稿400篇)，编辑《文艺战线》、《文艺突击》、《大众文艺》、《中国文艺》，由会员自由组织文艺月会(开座谈会九次，出版《文艺月报》七期)，举办星期文艺学园(拥有正式学生百人，学习期限两年)等等。
　　来宾致词，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对抗战时期的文艺及延安文艺活动的方向多有阐示，鲁艺院长赵毅敏对延安文艺界提出希望。
　　柯仲平主持讨论会章。会章规定：“本会以联合在延文艺作家，共同坚持对日抗战，坚持全国作家团结，力求文艺工作之活跃与进步，推进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并保障作家权益为宗旨。”选举丁玲、欧阳山、艾青、肖三、柯仲平、周扬、舒群、罗烽、吴奚如、周文、吴伯箫、周立波、何其芳、艾思奇、肖军、刘白羽、陈荒煤、刘雪苇、于黑丁、雷加、草明、李伯钊、白朗、庄启东、魏伯、李又然、曹葆华等27人为理事，严文井、张庚、魏东明、陈学昭、黄既(黄树则)为候补理事。
　　刘雪苇主持通过大会通电。通电说：今后要加强与总会及各地分会和文化文艺团体的亲密联系，保障作家的权益，争取民主自由，更好地用文艺工作配合抗日建国的事业。然后由肖三主持通过致苏联作家书，由艾思奇主持讨论提案。大会原则通过欧阳山等人提议的《请边区政府决定并转呈国民政府颁布八月三日为文艺节》一案。
　　《解放日报》社论《努力开展文艺运动》。指出：延安文艺界抗战团体最初是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改为全国文抗延安分会。文抗分会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版《文艺突击》、《大众文艺》、《中国文艺》，曾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派出五次文艺工作团，自己的文艺刊物《文艺战线》在大后方出版。文艺发挥着“感召人民、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为抗日而战的巨大的政治作用。延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人民享有民主自由，作家受到优待。希望文抗分会的会员，以民主的自我批评精神，对待问题和困难，希望文艺有更大的发展。
　　8月5日
　　鲁艺留院教职学员，除分组修造房屋水沟外，每日分两班帮助延安桥儿沟、十里铺老百姓锄草。
　　鲁艺全体教职学员，为准备冬季蔬菜的自给，于8月27日前后开地种秋菜。每人种菜三十斤。
　　绥德警区文协办的《文艺生活》铅印月刊创刊号出版。
　　8月12日
　　周扬在《解放日报》连载长篇纪念鲁迅诞生六十周年文章《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
　　8月15日
　　延安新诗歌会绥德分会主编的《新诗歌》第3期出版。登有公木的《希特勒底十字军》，费格娜的《飞娥》，隐夫的《褐色的猪》，朱子奇的《我歌颂伟大的七月》，高敏夫的《悼战友延振伦同志》，胡代炜的《三人的行列》，俞波的《垦荒》。
　　8月16日
　　延安美协举办的“1941年美术展览会”开幕。第一展览会场设在文化俱乐部，陈列套色木刻宣传画三十余帧，鲁艺木刻工作团作。此外，有各种绘画多帧。第二展览会场设在军人俱乐部，陈列木刻。展览会举行九天，展品更换三次。
　　艾青在8月18日《解放日报》撰写美术评论《第一日——略评〈边区美协一九四一年展览会〉中的木刻》。指出：这次展览是新的人类和新的文化向她的无情的摧毁者所发出的抗议。第一个窑洞是力群的作品，第二个窑洞是刘岘的作品，第三个窑洞是焦心河、古元的作品。力群的作品显示出作者在探求新的道路上的可贵的努力。《昨日的教堂》、《打窑工人像》、《女像》、《女孩像》、《毛泽东同志像》等作品都是值得赞许的。以作品的数量来说，刘岘对工作是努力的。但是缺乏立体地去观察事物，景物是平面的、破碎的。他用大量的篇幅粗率地赞美外国的作家，表现现实的作品也被蒙上了一层理想化的薄雾。焦心河和古元是抗战培养起来的。焦心河的作品充满着神秘的空气。《蒙古女人和羊》是一首牧歌。由于追求飘忽的景色，他的作品也带有漫画的气息，如《蒙古的夜》。古元是边区生活的歌手。他融洽地沉浸在生活里，从生活中吸取无限的美。他是如此亲切地理解现实，甚至不愧为现实的肖子。《牛群》、《羊群》、《家畜》是赞美诗。《准备春耕》、《收洋芋者》、《粮》真切的描写，感人至深。《逃亡地主之归来》是边区的史画。《选民登记》、《离婚诉》、《初小学校》、《新文字报》、《冬学》是生活的记录，这记录流露出作者对里面的人物的爱。《车站》是技巧上最成功的作品。《挑水》也很可喜。古元是具有高度猎取物体真实形象的能力，并且能把握现实美的年轻艺术家。
　　美协展览会8月22日第二次更换展品，军人俱乐部为摄影；文化俱乐部为苏联版画及边区民间剪纸等。展期三天。
　　美协举办的“1941年美术展览会”8月24日闭幕。展品包括木刻、绘画、漫画、雕塑、摄影、剪纸等七种，总计作品数千件。木刻展品中，一部分是鲁艺木刻工作团1938年冬到华北后方各抗日根据地所作的木刻宣传画，以抗日建国为题材，采用民间印刷技术水印套色制成的；一部分是个人木刻，内容新颖。其绘画、漫画部分，有素描、写生、速写、故事画、插图、设计等多种。其版画部分，一部分为苏联版画，多数是十月革命历史画，作者斯达洛索夫；一部分是德国著名女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集。其雕塑部分，数量虽少却为诸作家用心之作。其剪纸部分，搜集民间作品多帧，除陕北外，尚有蒙古等地的作品，表现了朴素浓厚的风格。其摄影部分，直接反映边区建设与边区动态。
　　胡蛮在8月28日《解放日报》连载美术评论《目前美术上的创作问题》。指出：就“提高理论和技巧的质量”这口号来讲，我们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程度。就内容来说，轻视政治命题，偏重自由创作。其来源是错误地认为艺术和政治是两回事，并由此而发生了“艺术第一”的谬论，以致陷入形式主义学院派宗派观念的泥潭。怎样把美术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要大量发展木刻，要请教老百姓。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美术批评家。只有因体裁、表现方法上的不同，才产生出手法和作风的不同。认为自由创作才是个性的、创造的，那是偏向；认为政治命题是受限制的、概念化的、公式化的，更是荒谬。作为革命的艺术家的工作，主要的是在作品上所表现出的政治意义。
　　力群在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美术批评与美术创作者(读了胡蛮底〈目前美术上的创作问题〉之后)》。作者针对胡蛮所持的这次美展所展出的只是大量的“风俗画”而没有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政治意义的论点，提出不同看法：第一，他对于作品的看法过于表面；第二，他不了解创作者与生活的关系，因而要求他们去反映所不熟悉和最不喜欢画的东西。其次，技巧也是重要的问题。机械地强调政治，把它看成唯一的东西，是会阻碍美术的发展和多样化的。
　　8月17日
　　延安业余杂技团召开第二次团员大会，改选团部。决定国际青年节公演新节目。
　　8月18日
　　延安“文抗”分会召开理事会，推选常务理事九人，确定各部门负责人。
　　8月19日
　　罗烽在《解放日报》撰文《漫谈批评》。说建设艺术灯塔的唯一推动力是批评。艺术品犹如大海中的船只，而那航行中的乘客是艺术的鉴赏者。艺术家所期待的是经常放光的灯塔，而不是潜伏的暗礁。批评家也应该知道，在艺术之船上还有成千的乘客。
　　8月20日
　　李伯钊在《中国文化》3卷2、3期合刊上发表文章《敌后文艺运动概况》。欧阳山发表评论《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张庚撰文《剧运的一些成绩和几个问题》。
　　8月22日
　　毛泽东同志致谢觉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一信。信中说：“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和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
　　8月28日
　　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併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校址设女大原址。
　　9月22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吴玉章讲话强调“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指出：“前进的政党要把握政治，也要把握技术”，“不仅领导政治也要领导技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和学生代表李涛、冯志坚讲了话。
　　8月29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号召全体指战员写作《留守兵团的一日》。这“一日”定于9月15日所有部队人员一律参加。文章形式不拘，内容以本日内各个人的战斗、生产、学习等生活为范围。
　　8月30日
　　延安合唱第二团在边区银行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并表演歌唱、音乐节目。
　　文化俱乐部为纪念国际青年节，定于9月1日举行乒乓球表演；2日晚举行跳舞会；4日晚举行音乐歌舞晚会；5日晚举行跳舞会；6日与市青联、音乐学校举行联合晚会。3日——7日与市青联合作。请人作青年问题的报告。
　　9月1日
　　陕北公学文工团正式改名为西北文艺工作团，由西北工委领导。团长苏一平，副团长朱丹，秘书王亚凡，总务刘鹏杰，党支部书记慕琳。下设研究组：组长韩戈鲁、万淳；音乐组：组长李建彤、林丰；戏剧组：组长高歌、郭介人；美术组：组长石鲁；总务组：组长刘鹏杰、李锋。
　　《文艺月报》第9期出版。登有晋驼的《蒸馏》，雪苇的给肖军的公开信《关于“第八次文艺月会座谈拾零”》，又然的《外国语》。
　　9月2日
　　柳青在《解放日报》连载小说《被污辱了的女人——这是一位“新民小学”教员的谈话》。描写赵宽嫂被日本兵污辱后痛不欲生、直至发疯的故事。
　　9月4日
　　刘雪苇在《解放日报》撰文《关于思想在文学中的地位》。说思想“对于一件艺术品之能否成功及其完成的高度，是有着极大的决定底作用；但它的地位，是一种服役的地位，是作家为了要掌握现实的真——‘灵魂的深’而用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思想又必须从体验生活中去猎取。
　　9月5日
　　延安成立“怀安诗社”。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延安交际处宴请延安六十岁以上的诗人墨客：边区参议员戚绍光、白钦圣、安文钦、贺连城、汪雨相、施静安诸老先生十余人。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高自立、李木庵、张曙时，鲁佛民、朱婴、吴缣(女)等老同志作陪。因出席者多为诗词之士，即由林老发起组织一个诗社。由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为社长，荟集佳作。诗社定名“怀安”，取“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意，体现了革命圣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诗友们“披襟述怀，吮毫抒愤”，热情赞颂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赞颂革命圣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生活与光辉业绩。诗人们偶有聚会，诗情迸发，也有酬唱酬答、互相勉励之作。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军书旁午之暇，也与诗友一道，以诗为武器，“敷陈时艰，痛心国难”，猛烈抨击日本侵略者，无情鞭笞国民党反动派。
　　林伯渠当即赋诗《延水集》两首，诗首有言：“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约在延耆老作延水雅集，即日成立‘怀安诗社’赋呈与会诸君。”随后参加诗社的有朱德、叶剑英、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续范亭、李少石、钱来苏、任锐(女)、黄齐生等。董必武远在重庆也于9月28日“赋怀安诗社”四首，卷头也说：“闻延安成立‘怀安诗社’，赋四绝句兼呈吴、徐、谢、林诸老，朱总司令、叶参谋长。”写道：“季子徐君气谊投，希深处仲亦风流。指挥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叶剑侯。”(注：季子，指吴老；徐君，指徐老；希深，指谢老；处仲，指林老。)
　　叶剑英为怀安诗社成立赋诗两首《寄范亭司令并呈怀安诸老》。诗中写道：“投身革命将何事?老者安兮少者怀。”谢觉哉作《次林老诗韵·答辟安同志见赠之作》和《次林老诗韵·奉酬木庵老见示之作》；朱婴作《延水纪事》一首；贺连城作《敬和林老延水雅集原韵》；张曙时作《和林邃老延水雅集五言原韵》；李木庵作《怀安诗社》。
　　焕南(谢觉哉)在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随感《从怀安诗社谈起》。说以“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一类的名词来命诗社，很难找到先例。这正反映了边区敬老慈幼政策的实际。
　　《怀安诗选》在10月16日《解放日报》继续登载。有林伯渠的《延水雅集》两首，焕南(谢觉哉)的《次韵奉酬木庵老见示之作》和《寄内(调寄望江南)》，朱婴的《和焕南老寄内之作》，木庵的《焕南老以寄内长短句见示作此和之》一首。
　　9月6日
　　诗人艾青、肖三、柯仲平等在文化俱乐部召开座谈会，约请延安诗歌作者多人，互相交换诗歌创作意见，并筹划出版《诗刊》，由艾青主编。会上决定以后每月集会一次。下次集会在中秋节。
　　陕甘宁边区边师教员和部分小学教员成立“土文学社”，研究民间艺术。
　　9月8日
　　部队艺术学校实验剧社排演莫里哀著名五幕喜剧《悭吝人》。导演翟强、李实。演员地子、翟强、庄焰、海燕、林里、赵路、徐信、赵荣、李实。实验剧社社长翟强，副社长地子，指导员晏甬。
　　9月11日
　　《解放日报》文艺栏在文化俱乐部召开座谈会，到会有延安诗人、作家与文艺理论家白朗、陈荒煤、江丰、舒群、罗烽、艾青、刘白羽、肖三、吴奚如、魏东明、刘雪苇、艾思奇、周扬、曹葆华、欧阳山、草明等五十人。丁玲和杨松先后说明座谈会意义及目的，并报告三四个月来文艺栏的工作及扩充后的编辑问题。艾青、肖三、魏东明、周扬、荒煤、艾思奇等相继发言。一致主张加强团结，发扬民主，促进创作批评，提高文艺理论与创作水准，把反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的运动开展到文艺战线上来。对文艺栏的改进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由于文艺栏篇幅增大，应多发现新作家。会后新老作家聚餐，颇为热闹。
　　9月12日
　　业余平剧团在八路军大礼堂公演《风波亭》、《斩经堂》，表演民族英雄岳飞史实及汉朝吴汉杀妻故事。延安业余剧团近百人登台，并请黎珊、刘建堂二人客串《行路宿店》。
　　9月13日
　　毛泽东同志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关于农村调查》。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他强调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他谈到“怎样使对方说真话”时指出：“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他以自己的体会说：“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象自家人一样。”
　　9月14日
　　毛泽东同志8月26日为《鲁忠才长征记》一文作批示，《解放日报》发表。批示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同志为《文化课本》作序：“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也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9月15日
　　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的《大众习作》第五、六期合刊出版。载有胡采的《关于搜集新闻通讯材料方面的几个问题》，纪明的《写小说故事要把握主题》，胡采的《谈谈诗里面的情感(一)》，路平的《怎样抓住中心?》习作10篇，原作与改作各5篇。
　　9月16日
　　《解放日报》开辟“文艺”专栏，由丁玲主编。每月约出二十期。刊登文艺作品、文艺评论，并介绍外国文艺理论和文艺动态。出至100期停刊。从101期起改由舒群主编。丁玲在“文艺”专栏第一期发表散文《战斗是享受》。赞扬从洪水中抢救木材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动人事迹。
　　乔木在《解放日报》撰文《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说直到现在，我们的思想界还没有集中精力来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问题，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其他各个文化部门的理论。或者强不知以为知，或者搬用西方文化，或者套用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我们应该开展一场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将决定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胜败。
　　《解放日报》刊登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来信，表示全体苏联人民响应斯大林的号召，决心以排山倒海之势反抗德国法西斯的野蛮侵略。
　　9月18日
　　《解放日报》发表“九·一八文艺社”全体社员写的《为“九·一八”十周年纪念致东北四省父老兄弟姐妹书，并寄各地文艺工作者》。给东北的信中表示坚决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给各地文艺工作者的信中说：我们在延安成立“九·一八文艺社”，是为了交换乡情，研究东北的历史、风土、语言、搜集材料，以便帮助写作。信上签名的有：白朗、白晓光、石光、李雷、狄耕、郭小川、纪坚博、高阳、高原、梁彦、师田手，于黑丁、舒群、雷加、蔡天心、罗烽、肖军、魏东明。
　　9月23日
　　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近期正式成立。由西北青年救国会总剧团改组而成。隶属中央青委领导。冯文彬、艾思奇、塞克、肖三、蒋南翔、邓洁、徐一新、吴雪、王真等九人组成理事会。会上讨论今后工作方针及发展方向，确定该院为职业艺术单位，积极发展剧场艺术，掌握中国典型，介绍世界名剧及理论，使在奠定中国的、民族的演剧基础上尽一份力量。
　　青艺院长塞克，副院长王正之(王真)、吴雪，党支部书记高沂。下设编导室：戴碧湘、李之华、赵石影等先后负责；演员室：陈戈、丁洪、胡果刚等先后负责；设计室：王永年、戴碧湘、张一鸣等先后负责；儿童艺术学园：张一鸣负责。新增成员有贺绿汀、欧阳山尊、逯斐、王琳、张仃、田雨、陈布文、庄言、姜瑞之、郭永江(荒草)、朱毅、章炳南、白凌、王影、夏静、秦江、于真、李力、常林、高锦夫、玛莎、苏健、闽志强、白利、王麦、郎三孩、孙传友、费秀芝(肖非)、雷平等。
　　《介绍青年艺术剧院》，雨今在11月3日《解放日报》撰文说：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是今年九月间正式成立的，它由青救剧团(包括青救战工团)改组而成。这改组是为了话剧的专门化、职业化、正规化。剧院受青联和文委所组织的理事会领导。院长塞克，下设剧务部、院务部、教育部、研究室、人事部。剧院人员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现在除了研究室收集、整理、研究各国戏剧运动及剧作者外，全院八十多人都按各人兴趣分配到导演组、演员组、灯光组、化妆组、舞台装置以及美术组中去从事专门技术的研究。为了介绍国内外名著，规定每年定期演出三次。现在正赶排夏衍的名剧《上海屋檐下》。应边区银行之请，再度公演《雷雨》。剧院成立戏剧服务社，在人力和物力上帮助业余剧团。现在剧院正在筹划建立自己的剧场。
　　9月29日
　　陕甘宁边区戏剧协会延安工作委员会，为迎接本届戏剧节(10月1日至10日)，除邀请延安戏剧界同志作各种报告、召集座谈会、出版壁报和特刊外，并发动驻延安各剧团进行一个月轮流公演。具体安排：烽火剧团、部艺在八路军大礼堂公演《悭吝人》；鲁艺平剧团公演《宋江》；抗战剧团、陇东剧团在鲁艺礼堂公演《保卫家乡》；少年剧团在中央大礼堂公演《它的城》、《公主旅行记》；边保剧团在中央大礼堂公演《武家坡》、《杀驿》；业余剧团在八路军大礼堂公演《新木马计》；工余剧团在边府礼堂公演《米》；杂技团在中央大礼堂、新市场公演杂技；鲁艺平剧团在边府礼堂公演《打棍出箱》、《宝莲灯》、《古城会》。青年艺术剧院在中央礼堂公演《上海屋檐下》；鲁艺实验剧团在边府礼堂和八路军大礼堂公演《带枪的人》。《上海屋檐下》：吴雪导演，许珂舞台设计，白凌、陈戈、周来、雷平、李之华、王正之、丁洪、张建珍、田蓝、胡果刚等参加演出。《带枪的人》：王滨、张水华导演，钟敬之舞台设计，干学伟、严正、田方、于亚伦，于蓝、王家乙、张成中、李丽莲、张昕、邸力、张平、张守维、王一达、杜印、杜德夫、刘炽等演出。
　　张庚在10月9日《解放日报》撰文《为什么要有一个戏剧节》。指出：戏剧节源于古希腊的雅典戏剧比赛。十月革命后，苏联定于十月一日至十日为戏剧节。元朝时期中国人民借戏剧表现了民族自由、人民权利的思想，所以戏剧大盛。抗战后，戏剧所发挥的宣传功能最大。全国剧协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十月十日国庆节为戏剧节。今天，解放区政治民主自由，戏剧已有更大的发展。
　　丁玲发表创作谈《材料》。说刚刚从事写作的青年，受着理论家指导的，忙于找“典型”，结果只是猎奇，或者写自己根本不熟悉的生活。作家要搜集材料，要深入生活，但不一定马上就写。没有创作动机，没有“基本的样子”，材料仍是材料。材料要为我所用。一屋子的材料，用得上的不过几个场面而已。
　　9月30日
　　中央文委发出关于组织文艺小组的通知。通知说，以前延安各机关的文艺小组活动，都是自发的组织，由文抗分会的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领导，各机关学校行政当局不负领导责任。因此工作上发生一些困难。现规定办法如下：一、各机关学校的俱乐部应把文艺小组的组织工作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负责将本机关学校对文艺有兴趣的人组织到小组中来。二、文抗分会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只负教育上的责任。关于小组的写作和研究上的问题，由各俱乐部与文抗分会接洽，取得帮助。三、各俱乐部应经常注意检查小组的工作，并在这一方面经常与文抗分会文艺小组委员会取得联系。
　　10月1日
　　延安文抗分会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提出《文艺小组工作提纲及其组织条例》。“工作提纲”指出：文艺小组是根据大众对文艺普遍的爱好和要求，而在自由民主的边区所产生的一种群众的文艺运动。要求普遍深入文化生活到群众中间去，大量发展培养文艺写作干部，动员组织参加晚会节目，生产工作中起宣传鼓动作用，讨论《解放日报》文艺栏的作品，开展对《日出》、《铁甲列车》演出的研究，进行民族形式、大众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等问题的讨论，举行小型文艺晚会。要求组织速写队：人物速写，自然风景速写，会场速写等，给文艺壁报写稿。组织名著研究，阅读中国及世界文艺思潮史与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有机的探讨，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注意个别作品的研究，如鲁迅的《阿Q正传》，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个别作家的研究，如鲁迅研究、高尔基研究、托尔斯泰研究、巴尔扎克研究等；个别问题研究，如民族形式、大众化、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组织条例”提出自愿、活泼、民主三原则；三人即可组织文艺小组，推组长一人，文艺小组受俱乐部领导，又受直属系统文艺组织的领导。
　　延安文抗分会文艺小组工委于11月26日至12月28日，先后在学生疗养院、边区师范、马列学院、供给学校、三局、文化俱乐部、边保教导营等处举行七次巡回座谈会。文协代表大会后，45个单位成立85个文艺小组，参加者667人。为了提高质量，总结经验，通过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总的题目：写什么和怎样写?读什么和怎样读?一、关于理论的：1、大众化与通俗化；2、何谓民族形式?3、如何区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以及将来两者能否交流?4、如何使文艺与战斗结合，而在战斗里使文艺真切地出现?5、为什么现在产生的作品不易被人称赞和接受?6、学习马列主义之后，为什么反倒写不出文艺作品?7、典型和故事怎样结合?8、什么叫做典型，怎样创造典型?9、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10、文艺与科学。11、文艺与政治。12、文艺学习与政治学习相互关系。13、写作方法与世界观。14、文学的现实性。15、关于艺术上的隔阂问题。二、关于写作修养的：1、怎样搜集材料和处置材料?2，怎样读书才能收到效果?3、如何创造新的形式?4、如何运用活生生的语言?5、怎样处理主题?6、写什么?7、怎样写诗?8、怎样写小说?9、怎样运用方言?10、写作应有什么准备?
　　《文艺月报》第10期出版。登有韦君宜的童话《结婚》，星田的《在边区的边境上》，杜可鲁的《小青蛇》等。
　　10月3日
　　鲁艺选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候选人周扬。
　　10月4日
　　鲁艺音乐部举行独唱会，杜矢甲独唱各种名曲。
　　《解放日报》发表石毅的文章《旧剧人的改造——介绍陇东剧团》。说1939年春初，陇东特委办的训练班排演了《三娘教子》、《大报仇》及《觉悟中途》等剧之后，便开始筹备剧团。接收曲子县商会的一个破戏箱和七个旧剧人，成立了“农村剧校”。接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旧剧人的艰苦工作及编排新剧、改编旧剧的工作。1940年下半年改名为陇东剧团。现在，教育厅把剧团调来延安受训，在新市场举行了秦腔展览会，大受称赞。
　　10月5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第一届学习计划完成，举行毕业典礼。展出本届文学美术作品。演出法国莫里哀名剧《悭吝人》，由翟强、史行导演。演员有王地子、翟强、林里，庄焰(女)、徐信、赵荣(女)、李实等。
　　《解放日报》 10月27日刊登黄照的剧评《莫里哀的〈悭吝人〉》：莫里哀是十七世纪法国大戏剧家。他的剧作对特权阶级的虚伪狡诈给以严峻的批判和无情的嘲弄。《悭吝人》里讽刺的矛头是对准市民阶级的，即他们的悭吝、自私、贪欲、愚昧种种劣根性。主角阿尔巴贡最后甚至怀疑到自己会偷自己的财产的程度。
　　默涵11月14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假如莫里哀复活》。说莫里哀是二三百年前的作家，但他的讽刺，却至今还没有死。假如今天他复活起来，看到法国资产阶级的更加腐烂无耻的情形，他的心里将发生怎样的感想呢?不过他是写不出喜剧了，因为喜剧的材料已变为悲剧。
　　10月6日
　　鲁艺实验剧团变更组织机构和干部人选：成立团务委员会，由张庚、钟敬之、田方、王彬、张水华、于敏、许珂、姚时晓、何文今、王大化，干学伟十一人组成。由钟敬之、田方、王彬、于敏、张水华五同志组成常委会，钟敬之为主任，田方为副主任。(见鲁艺通告术字第34号)
　　10月7日
　　茅盾在《解放日报》撰文《大题小解》。说旧小说中缺少农民和普通女性的形象，新文学作品中又极少手工业工人的典型。就是写手工业工人，也往往不写他们的“行会思想”，写农民也常常不写农民的情感。这两类人物中却加进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因此，把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列一表格，细加研究，于理论家是极有价值的。
　　10月8日
　　民众剧团到达鄜县，准备公演九天，以庆祝本县第一届参议会开幕和有奖储蓄运动。演出马健翎编写的《两块钱》(王志义、米成义、李刚等主演)、《近视眼》(史雷、黄俊耀主演)，极受欢迎。不久将去交道镇公演。团长柯仲平调边区文协工作，由马健翎继任。
　　陇东剧团为欢迎各县干部，在新市场演出秦腔。
　　10月13日
　　延安新诗歌会在鲁艺举行大会，在延安诗歌总会的基础上，重新改选了理事会，调整了组织机构。会议决定：新诗歌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致力于诗歌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提倡群众性的街头诗和诗朗诵活动。并将会刊《新诗歌》从绥德搬到延安出版。新诗歌会主要负责人是肖三和柯仲平。成员有林山、公木、刘御、朱子奇、陈山、高敏夫等。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考察团绥德分团抵达绥德，将考察绥德城区一乡，时间为三个月。
　　肖军在《解放日报》撰文《两本书底〈前记〉(一)鲁迅研究特刊第一辑〈阿Q论〉集》。说阿Q是伟大作家鲁迅给人们留下的不朽的典型。阿Q一登上《晨报副刊》，就引起了争论。此辑十几篇评论并附录《阿Q正传》以供研究、评论。
　　肖军在10月14日《解放日报》继续撰文《两本书底〈前记〉(二)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文章指出：在中国，鲁迅、朱德、毛泽东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和旗帜：为民族、为人类。尊重伟大人物的指示，继承他们的事业比懂得他们、研究他们更重要。这事业就是中国新文化的开展和提高。这辑收入的九篇研究文章仅仅是开始。三位伟大人物拧成的系着中国命运的绳也关系着全人类的前途。我们要继承他们的理想和事业。
　　鸿迅(朱寨)发表小说《厂长追猪去了》，记述许多人焦急地找厂长办事而厂长却追猪去了。此文由鲁艺的周扬交《解放日报》的丁玲，说是鲁艺文学系一位同学写的。丁玲读后觉得写得很好，只顾虑写得太实，担心容易引起风波．博古看后笑道：“这是左琴科笔法。”发表后，安塞县纺织厂厂长来信，查问作者是谁，硬说写的是他，不合事实。丁玲回信说，这是写小说，是虚构的，文章只写厂长有点事务主义，并没坏意，请不要多心。
　　10月15日
　　《解放日报》介绍大后方的主要文化教育杂志：《文艺月刊》(王平陵编，重庆)，《读书通讯》(中国文化服务社编，重庆)，《现代读物》(杨若瑜编，重庆)，《文化阵地》(茅盾编，重庆)，《新意识》(胡卓英编，重庆)，《七月》(胡风编，重庆)，《中苏文化》(王昆仑、侯外庐编辑，中苏文化协会主编)，《抗战文化》(桂林)，《文化杂志》(桂林)，《笔阵》(中华全国文抗成都分会主编，成都)，《新闻战线》(中国文化服务社主编，重庆)，《教育通讯》(陈礼江编，教育部机关杂志，重庆)，《战时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社主编，重庆)，《教育与文化》(广西省教育会主编，桂林)。
　　10月16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9月11日至10月16日召开留守兵团宣传会议，对文化、体育、宣传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今后的文艺工作，着重于加强通讯工作，积极向报社投稿，开展戏剧运动，鼓励创作。俱乐部工作要注意克服形式主义。
　　10月18日
　　文抗“作家俱乐部”晚六时正式开幕，各界来宾颇多。
　　10月19日
　　延安戏剧界在青年俱乐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有鲁艺戏剧部、业余杂技团、西北文艺工作团、青年剧院、实验剧团、业余剧团、平剧团、边保剧团、部艺、抗战剧团、烽火剧团、陇东剧团等代表约五十余人。塞克、张庚、钟敬之、姚时晓、柯仲平等出席。吴雪致开会词，张庚代表剧协报告一年来的工作：(一)举行各剧团联合公演；(二)鄜甘警备区、绥德分区等地成立了支会；(三)开办导演研究班；(四)筹备剧作奖金；(五)出会刊三期。随后由剧协延安工作委员会报告，确定该会中心工作是主持本届戏剧节公演。改选延安工作委员会，决定由各会员剧团轮流派人驻会，第一任主席为青年剧院。通过致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重庆总会及慰问苏联政府与人民通电，号召援助苏联，打倒日德意法西斯。
　　今日是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延安市各界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纪念大会。各界代表千余人参加。会前筹委会散发《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特刊》与《鲁迅语录》多种。大会主席肖军作报告，总结过去工作，提到成立“鲁迅研究会”，出版《鲁迅研究丛刊》第一集、《阿Q论集》与《鲁迅小说选集》，创作鲁迅画像和制成鲁迅石膏像。并举办“世界名画展览会”。去年纪念会上通过的提案未实现的有：没有在全国确定10月19日为“鲁迅日”，《子夜》与《八月的乡村》等著作未翻印，各机关“鲁迅研究小组”来建立。肖三说，鲁迅最富于正义感，热爱人民、痛恨敌人。今天纪念鲁迅要发动广大人民援助苏联，打击日寇。丁玲讲话说，我们年年纪念鲁迅，说得多，做得少。今后希望拿笔杆子的同志要大胆的互相批评，展开自由论争，使用鲁迅曾使用过的武器“杂文”来团结整齐大家的步伐，促进延安社会的进步。而且要打破老作家的“名誉尊严”，积极的提拔新的有写作能力的作者。会上通过继续出版《鲁迅论文选集》和《慰问鲁迅先生家属信》的提案。晚上由延安少年剧团演出儿童剧《公主旅行记》(胡沙编剧，程云导演)、《勇敢的小猎人》和《它的城》(均胡沙编导)。演员有查列、黄歌、鲁明等。
　　边区政府、鲁艺等分别举行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会。
　　重庆“文协”等八团体在抗建堂举行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晚会。冯玉祥任主席，郭沫若讲《鲁迅与王国维》，曹靖华讲《鲁迅与翻译》，凌鹤主演鲁迅短剧《过客》。
　　柳亚子《敬赋一律》：“鲁迅先生今圣人!毛公赞语定千春。”“沪郊展墓知何日?护榇难忘民族魂”。
　　10月21日
　　肖军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说这“业绩”，不仅限于“文化事业”，应该“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孩子世界和成人是不同的，要理解他们。“为了新的孩子们要给他们新的作品”。只有这样，后一代才能比自己更幸福。这也是用真正的业绩来纪念鲁迅。
　　10月23日
　　丁玲在《解放日报》撰文《我们需要杂文》。说现在仍没有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这个时代依然需要杂文。逃避是非、明哲保身都是错误的。我们要正确运用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及自由论争。要学习鲁迅，为真理说话，不怕一切。
　　剧协延安工作委员会，为慰劳延安党政军各机关保育工作人员，由青年剧院少年剧团演出《它的城》、《公主旅行记》。
　　10月24日
　　艾青在《解放日报》撰文《序〈古元木刻集〉》。指出：古元的木刻最主要特点是画面上所呈露的生活的鲜明而又健康的形象。由于作者生活在中国革命的新环境里，他的作品所汲取的题材几乎全部是新环境里令人感奋的面貌和活动。他的技巧是日趋成熟的，对物体的明确审视，对日常生活的执着爱好，是他的美学精神最可贵的倾向。他的作品所洋溢着的真实生活的亲切情调是现实主义艺术可贵的特征之一。希望他的现实的情感更丰润，视野更宽阔。
　　10月25日
　　延安文化俱乐部“业余剧团”参与边区剧协为戏剧节举办的各剧团轮流公演，演出德国作家沃尔夫的多幕话剧《新木马计》。肖三翻译，陈波儿导演，张仃舞台设计，插曲杜矢甲。演员金紫光、陈振球、汪鹏等。
　　《解放日报》10月23日发表成思的文章《介绍〈新木马计〉》。说话剧《马门教授》的作者德国沃尔夫写的另一部话剧《新木马计》，表现了德国毒瓦斯手榴弹厂的工人们，对希特勒所进行的一场充满自信力的战斗。
　　丁玲在10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杂谈《〈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说年轻的业余剧团的年轻演员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排演戏剧，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但应该注意提高艺术技巧。不过，对于业余剧团的热情工作，任何挑剔都是错误的。
　　陈亦在11月20日《解放日报》撰文《论〈新木马计〉》。说《新木马计》表现了一群人一个共同的反对希特勒的性格和意志。全剧只刻画了两个阵营、两种人物，他们的关系——父与子、母与女、姐弟、朋友，没有建立在他们的私人利益上，而只有一种关系，即反法西斯还是拥护法西斯。在艺术技巧上也是非常成功的。
　　10月31日
　　民众剧团已由鄜县返回甘泉，公演三天。该团在鄜县帮助推销有奖储蓄券，马健翎编写的关于解释储蓄券的戏剧《两块钱》，颇受民众欢迎。
　　艺术工作者李元庆、舒非(袁文殊)、张望、李肖、叶洛等人，最近从重庆来延安，在鲁艺工作。
　　11月1日
　　延安鲁艺草叶社编的《草叶》杂志创刊。周立波、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组成编委会。共出六期。1942年9月15日停刊。第一期登有立波的《麻雀》，何其芳的《黎明》，朱寨的《农民》，夏雷的《二月》，荒煤的《无声的歌》，贺敬之的《小蓝姑娘》，严文井的《硬汉》，赵自评的《带露珠的心情》。
　　《文艺月报》第11期出版。登有冯牧的诗评《欢乐的诗和战斗的诗》，布琴的诗《汇报》，肖军的通讯《致敬：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逯斐的剧本《迫害》。
　　11月5日
　　艾青、严辰(厂民)、王禹夫等发起并创办《诗刊》。艾青为《诗刊》写创刊词《祝——写给〈诗刊〉》，说：“诗是民主精神的焕发，是人类理性的最高表现。诗的发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达的必然结果。”“没有完成的革命事业需要着诗，新中国的创造需要着诗——需要高度的表现了现实的，表现了战斗的英勇与坚强的，深刻的，感人的诗”。《诗刊》共出六期。
　　11月14日
　　周恩来为冯玉祥六十寿辰题写祝词《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赞语中提到：“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先生好读书，不仅泰山隐居时如此，即在治军作战之时，亦多手不释卷，在现在，更是好学不倦，永值得我们效法。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邓颖超亲笔祝词《冯先生六秩大庆》：“写诗写文章，亦庄亦谐如口出；反帝反封建，不挠不屈见襟期。”冯玉祥在他六十诞辰时，写“丘八”诗，促蒋介石抗日。其中写道：“我虽是六十岁，还是个青年人。要献上全力抗倭寇，寿不寿不敢谈论，只有一个光明目的。就是‘精诚团结’起来打倒日本。”
　　11月15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编辑出版的《谷雨》创刊。共出六期。1942年8月15日终刊。艾青、丁玲、舒群、肖军轮流编辑。第一期登有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柳青的小说《一天的伙伴》，厂民的诗《我们的队伍》，何其芳的诗《饥饿》，庄启东的诗《塞外杂吟》，吴伯箫的散文《书》，周扬译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
　　11月16日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为郭沫若五十生辰、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而发表《我要说的话》。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文章还赞扬了郭老的“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最后写道：“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郭沫若先生今尚健在，五十岁仅仅半百，决不能称老，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地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新华日报》以两个整版出了祝贺专刊。邓颖超、董必武等纷纷撰文或赋诗。
　　邓颖超在《为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与五秩之庆致祝》一文中，说沫若先生“以二十五年来在文学上的创作与实际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他不仅是文学革命家，同时亦是实际革命的前驱战士。所以他能以科学的态度以医学的论据，对妇女问题作了精辟的发挥，揭斥了那重男轻女的谬见恶习。他举起锋锐的笔，真理的火，向着中国妇女大众指示出光明之路。他吹起号角，敲起警钟，为中国妇女大众高歌着奋斗之曲。他启示着中国被压迫妇女，不要做羔羊，不要做驯奴，不要甘心定命，更不要任人摆弄，永远沉沦!我们有力量，我们能觉醒，我们要做人，不要悲哀哭泣，不要徘徊犹疑，勿顾忌，勿畏缩，立起来战斗呀!坚决，刚毅，勇敢的向前冲去，冲破旧社会的樊笼，打碎封建的枷锁，做一个叛逆的女性，做一个革命的女人!沫若先生即是这样从歌赞中国历史上叛逆的革命女性中，燃烧着这样一支中国女性革命的光明的火炬的。我们即转以此革命的光明的火炬祝先生寿，为先生赞”。
　　1938年夏，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
　　延安文化界集会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到会有凯丰、丁玲、周扬、艾思奇、肖三、草明、欧阳山、艾青、高长虹、吴奚如、柯柏年、李雷等十余人。边府主席林伯渠及李初梨亦来信祝贺。会议主席肖三报告庆祝意义。大家先后发言，引文据诗，状至热烈。对郭先生数十年来在文学运动和社会活动中的贡献，特别是一年来奔走国事之辛勤，表示莫大敬佩。肖三说：“郭先生是一个天才的先进的热情的诗人，中国有这样的诗人，实为文坛之光荣。”随即通电郭先生致贺并筹备出版郭先生选集。又讯：为庆祝郭先生五十寿辰，吕骥就郭的长诗《凤凰涅槃》谱成大合唱。鲁艺同学正在练唱。
　　周扬在《解放日报》“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特刊里撰文《郭沫若和他的〈女神〉》。指出；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起的伟大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诗歌方面的代表，新中国的预言诗人。他的《女神》，给人以勇气，引人去斗争。“自我的歌颂，民族的歌颂，大众的歌颂，这三者融合为一，构成了他的诗的内容。他的浪漫主义是属于高尔基所说的积极的革命的一种。”
　　11月18日
　　《解放日报》继续在“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特刊中发表文章。艾思奇说：郭沫若是“自由、民主、真理的热情的讴歌者，也是勇敢的实践的要求者”。肖三说：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学创基者之一，是五四以来中国进步青年的代表，是革命的、先进的、热情的天才诗人、学者。长虹说：郭沫若始终是站在文艺的前线，他是中国文艺这只雄鸡上的花冠。欧阳山说：中国的现实主义是由两大支流汇合而成的，其一是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其二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后者的代表就是郭沫若。草明说：从整个革命运动来看郭沫若，他是始终坚决为自由而奋斗的一人。李初梨以《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认识》为题发表文章说，他不仅是光明、真理、自由、解放的号手，而且是真正改造世界的战士。
　　11月21日报载：郭沫若五十寿辰之际，延安文化界及香港文化界均开会热烈庆祝，郭氏闻讯后异常感奋，特致电港、延文化界申谢。原文如下：“香港张仲老、柳亚子、茅盾诸先生并转香港文化界：延安吴玉章先生转延安文化界：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念，弥深怀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尚祈时赐鞭鞑。郭沫若叩。”
　　成仿吾在12月3日《解放日报》撰文《祝沫若五十寿辰》。文章评价了沫若过去二十多年间对于中国新文化的贡献，说明郭沫若是中国进步文化的一个优秀代表，一位勇敢的民族战士。希望所有文化战士更加靠紧些，向郭沫若学习，在民族民主的战斗进行中更勇敢、更坚决的前进。
　　延安鲁艺音乐部，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和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于12月5日连续举行音乐演奏会。五日在鲁艺大礼堂预演，七日卖票公演。节目有郭沫若的杰作《凤凰涅槃》大合唱(吕骥曲)，苏联名曲《布琼尼进行曲》，《我们是红色的战士》、《人民进行曲》、《穿过海洋，穿过波浪》、《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钢琴三重奏，口琴、大提琴、小提琴独奏，名歌独唱等。
　　12月7日，周恩来同志为重庆《新华日报》所辟“棠棣之花剧评”专页题写刊头，并亲自修改《从棠棣之花谈到评历史剧》和《正义的赞诗，壮丽的图画》两文。
　　11月20日
　　延安各戏剧团体招待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演出节目。部艺演《新木马计》，青年艺术剧院演《雷雨》，边保剧团演《李秀成之死》，鲁艺平剧团演《打棍出箱》，军委平剧团演《甘露寺》，业余杂技团演武术、魔术等。电影团将参议员在延安的一些活动拍制成电影放映。
　　11月25日
　　贺敬之在《解放日报》连载小说《情绪》。写一个知识分子叫牟藻的，一时情绪激动要求上前方，因为他觉得生活“是狂风，是巨浪，是闪电，是雷雨，是动乱，是火光，……我要到暴风雨里”。幻想着“组织上一定把我分配到比较安静一些的抗日根据地里去”。但一旦领导批准他到晋东南前线时，他又十分害怕，说“我是个学艺术的，我不愿……那是一时的情绪”。他“一直在昏迷中”。
　　《新诗歌》第5期出版。登有贺敬之的《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郭小川的《晨歌》，风涛的《北方的马车》，赵烽的《马与女人》，肖三的《打疯狗》，隐夫的《他也到了集中营》，袁烙的《信》，俞波的《健康》等。
　　11月28日
　　《解放日报》载重庆讯：渝诗歌界五十余人致书苏联诗人与人民，表示“我们完全同意你们革命诗人玛雅柯夫斯基的号召：同法西斯蒂讲话，要用烈火代言词，用刺刀代唇舌，用子弹代讽刺”。“我们是屈原杜甫爱世爱国精神的继承者，对你们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玛雅柯夫斯基战斗精神所鼓舞的苏联人民，伸出热烈的友谊的手，让我们抗战的歌声互相穿过世界的屋脊，让我们手携手地打击人类中的丑类，那东方西方的野兽吧!”签名者冯玉祥、郭沫若、田汉、冰心、老舍、冯乃超、长虹、穆木天、胡风、王统照、姚蓬子、戴望舒、安娥，艾青、臧克家，何其芳、常任侠、力扬等。
　　柳亚子赋诗《寄毛主席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奠夏华。”
　　11月30日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留延同志张贞黻、杜矢甲、周琪等十五人，为庆祝母校成立十四周年纪念特于27日在鲁艺召开庆祝会，并成立国立音专留延同学会，推张贞黻为会长。该会于29日晚在鲁艺大礼堂举行音乐演奏会，由张贞黻，寄明、任虹、向隅、吕骥等人演奏大提琴、小提琴、吉他、钢琴、独唱等十一个节目，观众数百人。该会于29、30日两天在鲁艺音乐资料室展览音专教材及延安学友作品六七十种，以及张贞黻来延后手制的第一把小提琴。
　　12月1日
　　《文艺月报》第12期出刊。登有肖军的《我的态度》，何路的《从闲眺到开会》等。
　　默涵在《解放日报》撰写杂文《美谛克与“洋包子”》：通过苏联小说《毁灭》中的人物——知识青年“小白脸”美谛克，批评我们队伍中的那些多愁善感的所谓“洋包子”的思想作风。
　　12月2日
　　江丰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绘画上的利用旧形式问题》。说容易为老百姓接受的究竟是旧形式还是新形式(西洋画的形式)?他认为有很多新形式的绘画作品，不被老百姓欢迎的原因，决不是新形式本身的过错，而是作者的写实技术差，或是粗制滥造，如果以山水的景色作为游击战的背景，以仕女画的写法来描写农民和士兵，显然是不可表达出战争的气氛和农民与士兵粗壮的感觉。掌握旧形式文人画的墨色、笔致，固然也有它的好处，然而用来表现标准的现代生活，确是不够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因此绘画的成功，是以反映新内容不走样为标准。要新内容不走样，用旧形式是相当困难的。
　　王朝闻撰文《再艺术些》。说好些作者只热衷于“画什么?”(抗战主题)，忽视“怎么画?”和“在什么时期，什么地区，给谁看?”等问题。因此，大大折扣了作品可能有的力量。这是由于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或多或少迎合着观众的低级趣味。是的，“艺术就是宣传”。但为了宣传得有力，必须再艺术些!
　　12月4日
　　青年艺术剧院召开第二次理事会。会议由冯文彬主持。决议：一、增聘郭沫若、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万籁天、夏衍、曹禺、阳翰笙为该院名誉理事。王盛荣为副理事长。二、少年剧团改成附属儿童艺术学院，以培养儿童艺术才能。三、《上海屋檐下》于今年元旦正式公演。
　　刘雪苇在《解放日报》撰文《〈在医院中时〉〈麻雀〉及其他》。介绍延安新出的三种文艺期刊：文抗的《谷雨》，鲁艺的《草叶》，诗刊社的《诗刊》。并详尽推荐《谷雨》登的第一篇小说，即丁玲的《在医院中时》；《草叶》登的第一篇作品，即立波的《麻雀》。还推荐《诗刊》登的郭小川的诗《一个声音》。
　　12月6日
　　文化俱乐部成立摄影小组，聘请总政郑景康、电影团吴印咸负责指导。
　　12月8日
　　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25日香港沦陷。党组织为抢救留港文艺工作者，委托廖承志等作具体安排，多数人分批经东江游击区取道粤北返回内地。
　　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为开展部队文艺活动，特邀请本市诗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举行座谈会，到会有五十余人。由莫文骅主任、高波、王震之、李兆炳等先后谈明座谈会的目的及部队文化娱乐工作现状。
　　12月11日
　　为加强延安诗歌工作者的团结，提高诗歌创作水平，艾青、肖三等发起延安诗会，在文化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新老诗人五十余人。艾青、艾思奇、高长虹、何其芳、柯仲平、肖三等先后讲话，谈到了中国诗坛与延安诗运情况，说明新诗的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提倡诗歌创作态度的严肃性。会议选举艾青、高长虹、艾思奇、柯仲平、肖三、何其芳、天蓝七人为理事。会议决定出版会刊，介绍外国诗歌理论和创作。
　　12月14日
　　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俱乐部举行追悼作家丘东平大会。参加者七十余人。有艾青、丁玲、欧阳山、高长虹、吴奚如、荒煤、刘白羽等。欧阳山报告东平的生平和艺术。丘东平系左联盟员，抗战开始后在新四军工作。他忠于革命，忠于党的文艺事业，被誉为文坛上“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不幸于1941年7月20日在苏北盐城遇敌“扫荡”殉难，年仅30岁。
　　12月19日
　　剧协延安工作委员会召开首次联席会议，到会有十多个剧团的代表。议定西北文工团、民众剧团为第一届驻会委员，负责以下工作：立案、请求经费及确定会址；于明年一月出版一年来的剧运特辑；筹划研究班，注意演技；加强对业余剧团领导。
　　戏剧工作者张季纯、任桂林，从二战区抵延，留鲁艺工作。
　　12月24日
　　延安各文艺刊物编辑联席会，在作家俱乐部举行。会中确定各刊的性质，建立友谊，加强联系，交换稿件，交流经验等。
　　“部艺”第二届学生，正继续由各部队派送来校。该校组成“部艺实验剧团”，王震之、翟强任正副团长，晏甬任政治指导员。分四个专业队：戏剧队、音乐队、文学队、美术队。分别由张强、何其仁，陈辛火、纪叶、马烽任队长或指导员。还设有少年儿童队，由王麦、杨啸空、凌信之负责。
　　鲁艺实验剧团即将公演苏联包哥廷写的四幕十三场话剧《带枪的人》。《解放日报》为此刊登均伦的《带枪的人》和骆文的《写在〈带枪的人〉上演前》。
　　12月25日
　　黄钢在《解放日报》撰文《〈带枪的人〉剧本介绍》。
　　12月31日
　　林伯渠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视察鄜县，作《鄜县即景》六首。其中有《杜工部遗居羌村》：“沦桑洛水毁鄜城，沟洫于今尚纵横，落落诗魂今古大，我来何处访羌村。”《军民晚会》：“晚会军民真自由，半招野老半赳赳，英雄故事都称道，风雪漫天打虎沟。”(演出剧目叫《打虎沟》)
　　延安文化俱乐部举行跳舞晚会。元旦柯柏年报告《太平洋问题》。二日吴敏报告《1941年中国的各角落》，晚间举行平剧清唱。三日晚少年剧团举行歌剧清唱，西北文艺服务团朗诵歌剧剧本《集偶天成》。七日晚在边府大礼堂举行音乐晚会，由鲁艺演出《凤凰涅槃大合唱》。
　　柯仲平赋诗《送旧年》。
　　12月间
　　《部队文艺》创刊。属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的机关刊物。《解放日报》同年9月9日报道：“八路军后方直属队政治部召集各直属队文艺座谈会，决定组织文艺小组，编辑《部队文艺》刊物。”军直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为该刊题名。军直文艺室主任公木(张松如)任主编，晋驼、朱子奇、方杰等负责编辑。军直政治部副主任邓飞、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宣传科长魏传统、文艺科长吴奚如等也积极支持。共出三期，翌年4月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