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向南方各省发动新的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全国人民要求改组国民政府。
　　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遭国民党反动派拒绝。
　　陕甘宁边区举行文教大会。通过《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定》。奖励一批文化工作者和团体。
　　毛主席看了中央党校演出的平剧《逼上梁山》，写信赞它为“旧剧开了新生面”，是“划时期的开端”。
　　1月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新年干部晚会。毛主席步入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主持会议。朱总司令讲话，中心谈“开展拥军爱民运动”。《解放日报》新年献词《迎接一九四四年——纳粹覆亡的一年》。指出：一九四四年将是我国抗战战略相持阶段的最后一年，也许是最困难最艰苦的一年。我们“必须精神上对于对付最坏的环境有充分的准备，始能临事不惧；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兢兢业业，实事求是，依靠群众，不要脱离群众，始能取得新的成绩”。
　　1月2日
　　延安各机关欢欣鼓舞迎新年，纷纷举行同乐晚会。除夕及元旦，南门外、杨家岭、中央党校、清凉山等地灯火辉煌，锣鼓喧天。中央党校首次演出平剧《逼上梁山》(杨绍萱、齐燕铭等集体创作，齐燕铭导演。金紫光、王连瑛、索立波、赵光远等演出)。并准备新年上演《俄罗斯人》(西蒙诺夫作，陈波儿、苏一平、陈明等参加)。王家坪上演《血债》、《桃林一夕》、《跟他学》等话剧、秧歌，内容皆描写本机关现实生活，由勤务班、通讯班自编、自导、自演，极为精彩。行政学院自己编演秦腔《重逢》，并将上演该校改编的平剧《孔雀胆》。保安处新排秧歌剧《张老太婆回家》、《边区军民》，演出效果甚佳。中央印刷厂及《解放日报》秧歌队新排《人民英雄刘志丹》、《种棉秧歌》等，内容都是反映边区人民当前现实生活。西北党校在边府礼堂上演《亡宋鉴》、《打渔杀家》两剧。苏联话剧《杜拉克》也将上演。
　　1月6日
　　式微(陈学昭)在《解放日报》撰文《事务人员的文艺活动——记王家坪年节同乐会》：三十日晚，王家坪新落成的礼堂里，上演了全部由本机关勤务班、通讯班、警卫班自编自演的节目，舞台装置、化妆等均由自己动手。平日同事共处，今晚都变成了剧中人物，使台下同志兴趣极大。演出的剧目有《血债》、《桃林一夕》、《治病》、《跟他学》；秧歌舞《参加晚会》；快板独唱《生活片断》；大鼓词《新群英会》。
　　1月7日
　　默涵在《解放日报》撰文《保安处的秧歌》。说元旦早晨人们兴味浓厚地观看保安处同志自编自演的《打花鼓》、《张老太婆回家》、《边区军民》等秧歌剧。每个节目的演出极为成功。所有演员都有表情，有笑脸，给人以愉快。老百姓说：“咱边区真是好，怪不得河南难民都跑来边区!”
　　1月8日
　　崇基(艾思奇)在《解放日报》刊登文章《逼上梁山》。指出中央党校新编平剧《逼上梁山》，是平剧改革中大有成绩的一部作品。它在旧故事基础上添进了新的观点、新的内容，从而发挥了进步教育作用。对定型化的平剧形式，作了相当的改革。一是多了群众场面；二是改了脸谱，将被压迫的群众小花脸改为眉清目秀的英俊后生，把统治者改为丑角。演员也很努力，尤其几个丑角极为出色。演鲁智深的王琏瑛，把性格刻画出来了，使观众赞不绝口。演林冲的金紫光也很能胜任，他能表现出人物的坚韧卓绝的气概，具有很大的感染力量。
　　1月9日
　　毛泽东同志致郭沫若一信：“收到《虎符》(指郭沫若1942年2月写的一部历史话剧)，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毛主席给中央党校杨绍萱、齐燕铭写信：“看了你们的戏(指他们编导、延安党校三部演出的京剧即平剧《逼上梁山》)，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齐燕铭撰文说：特别值得回忆的是1月9日，我们的戏只演了十来场，剧本修改还不那样完整，上午教务处突然通知说：毛主席要来看我们的戏，并要先将剧本送去。当时我们兴奋极了。立即紧张地进行一切准备。只有剧本拿不出一个完整的本子。大家商量由五个同志分工，每人几场，在旧本子上，根据现在演出情况，回忆着，修改出来，然后用当时延安比较好的毛边纸，毛笔抄清，在当天中午迅速送到中央办公厅转呈毛主席。这天演出是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从幕布缝隙中，望到毛主席坐在台下中间，一直把戏看完。次日清晨，一位警卫员送来一个大信封，上面龙飞凤舞的大字写着另一同志和我的名字，下有毛主席的署名。啊!是毛主席的亲笔信!两张信纸读完，下面写的日期是“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原来毛主席看了戏回去，竟不顾疲倦，在午夜灯光之下，写了这封对于戏曲革命具有深远意义的指示而又热情洋溢的信。这时我们的兴奋，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当我们将此信向全体同志宣读后，大家对伟大领袖给这个戏以如此高的评价，指出它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这是对于我们最大的鼓舞和鞭策，增加了我们把戏搞好的决心。
　　刘芝明在1945年2月26日《解放日报》撰文介绍《逼上梁山》的创作经过《从〈逼上梁山〉的出版谈到平剧改造问题》。说《逼上梁山》初稿是杨绍萱写成的，还有齐燕铭、李波、邓泽、金紫光、王禹明、齐瑞堂、王琏瑛、贺瑞林等帮助。最后完成靠群众的力量。初稿共23场，1943年9、10月间写。先后改过二十次。中央党校俱乐部设有业余平剧组织，叫“大众艺术研究社”，从事研究、改造平剧的尝试。创作中提出《逼上梁山》应该写群众事业呢?还是写林冲的个人英雄呢?应通过林冲的遭遇反映群众的斗争，反映象林冲这种人物的前途，写出一个轰轰烈烈的创造历史的群众运动。如何掌握《水浒》的问题，既要照顾《水浒》的历史真实性，又要加以改造、选择、批判，尽量考虑群众的习惯性。一个戏剧的灵魂是思想，《逼上梁山》所以有思想，不是反映一些表面现象，而是通过艺术给人以教育、鼓舞。平剧改革的三条规律是：一、以利用平剧形式为主加以适当的改造和批判，不是推倒它和否定它。二、利用旧形式不是连同封建内容也一道保存下来，而是改造成新内容。三、要了解旧形式(包括服装、道具、音乐、歌舞、说白等)和新内容的矛盾，其统一办法就是演新观点的历史剧。该剧的缺点是：过于分散、零碎，没有适当集中。林冲思想转变写得不明确，主要群众写得不够。
　　1月10日
　　报载：延安平剧院到安塞公演《难民曲》、《刘二起家》、《参加自卫军》、《回头是岸》等剧，表演逼真，故事动人。观众反映：“确是表演得太真了，一满把老百姓的心打动了!”“谁能搬到边区来，真是前世先人积了福。”平剧院秧歌剧的表演启发和帮助了当地农村的秧歌改造。
　　1月11日
　　夏起在《解放日报》撰文《谁才是“傻瓜”》，记叙杨家岭晚会上，苏联独幕短剧《傻瓜》的演出盛况。此剧紧张而充满笑料，观众不断为剧中女游击队员的胜利欢呼，鼓掌。
　　肖三在2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改编剧《傻瓜》。原剧为苏合多尔斯基编，记叙游击队战士智取敌营、活捉日寇中尉的故事。肖三在剧末加注：这个剧不能称为“独幕戏”，只是“剧速写”的一种形式——作者是苏合多尔斯基，收在1942年莫斯科艺术出版局出版的集子里。原注说可以演出，也可以在露天演奏台上朗诵。译作新年时在杨家岭演出后，有几个机关都想演。大概是因为剧中人物布景等等很简单而又富有意义的缘故。又因为满可以改编为中国戏，演出时化妆等等更加容易些，所以就成了上面的全文。希望剧作者同志们根据敌后许多英勇智慧的故事，多写些这样的剧速写出来。
　　汶沙文章《清凉山秧歌队的演出》。由中央印刷厂、解放日报社、新华社联合组成的清凉山秧歌队，响应西北局宣传部关于组织各机关进行新年活动的号召，三天假期中两次公演《娃娃戏》、《兄妹开荒》、《种棉秧歌》、《刘志丹》、练子嘴《说新年》。节目从内容到形式观众都喜闻乐见，不断发出掌声。
　　1月12日
　　学昭在《解放日报》撰写剧评《看〈苏联人〉回忆》。指出：年前中央党校演出此剧时曾在延安观众中引起极大兴趣，并留下深刻印象。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大本的话剧再未演出。以前许多话剧，因与群众实际斗争距离较远，或完全无关而停演，而把戏剧工作者的精力用在坚持正确的方向上，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话剧这种形式不要了，《苏联人》仍意义极大。希望延安以《苏联人》的演出为契机展开一个新的话剧运动。
　　1月13日
　　张海在《解放日报》载文《留政的新年文艺活动》。介绍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干部、战士、杂务人员，遵照“自己动手”的方针，编排、演出歌剧《胜利花》、秧歌剧《李文胜》、《生产小调》、《赶骡马大会》、《莲花落》，话剧《高压下》、《组织起来》，歌舞《练兵习武》，平剧《独脚戏》、《阎家坪》。这些节目主要反映本部门劳动英雄、拥政爱民、丰衣足食等内容。戏剧内容都是观众熟悉的，看后倍感亲切；遵照毛主席关于普及与提高的指示，剧本编排，大家出主意，不断讨论，不断修改。从而发现了人材，锻炼了群众，奠定了进一步开展文艺活动的基础。
　　丁毅的快板剧《刘二起家》，在《解放日报》发表。该剧通过二流子转变，歌颂了边区的幸福生活和政府的英明领导，表现了劳动光荣，劳动能换来丰衣足食的喜人景象。
　　1月17日
　　一川撰文《关于年画》：西北局决定大量出版年画，作为新年和春节拥军及拥政爱民的活动的宣传品。边区群众深受革命好处，再不迷信灶王爷和门神，而是相信共产党，喜欢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年画应该表现边区人民的生产、合作、自卫及拥军、拥政爱民运动；在线条、色彩上力求单纯、明朗、刚健、鲜明、愉快，适合老百姓欣赏习惯。
　　1月19日
　　毛泽东同志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一信：“来信诵悉，生产节约今年比去年有更好成绩，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订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林老的“个人生产节约计划”，登在边区政府的新年墙报上，同时赋诗一首：“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菜园增粮田。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
　　1月20日
　　《解放日报》社论《群众需要精神粮食》：1943年的生产运动，使边区丰衣足食，促使工农兵群众文化要求进一步提高。为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实现创造模范村、模范乡的口号，完成“自卫备荒”任务，文化战线的同志们，有责任在文化普及上做出更多的工作，使工农兵群众更深刻地认识当前的政策、任务。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化工作上仍存在许多缺点：文艺真正深入农村只算开始，只有几个剧团下乡；出版《边区群众报》、《部队生活》报及另外一些通俗报刊，数量、质量上均存在不足。希望文化工作者肃清轻视、忽视普及工作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真正眼睛向下，向群众学习，考虑群众的需要，根据实际斗争生活为群众编写作品、读物。
　　黎文撰文《怎样把书报送到工农兵手里》。说过去书报只适于工作干部和学生们阅读，发行对象90%以上是知识分子和干部。从去年开始，出版了一些中级读物：《表》、《不走正路的安德仑》、《铁流》通俗本、《在北极》、《地球和宇宙》、《水》、《十万个为什么》，还有《刘家父子》、《火烧山》、《史可法守扬州》、《日本兵上吊》以及《刘志丹》、《新旧光景》、《大财东和老百姓》等等，使通俗书籍多起来了。因此老百姓扔掉《四郎探母》、《柜中缘》而买新书。延安骡马大会上，新华书店、华北书店摆摊供应《十二把镰刀》、《二流子转变》、《丰衣足食》、《刘主任》等，很受群众欢迎。今后应该多出群众需要的书和作品，发行上应将群众喜爱的书报、唱词置于醒目地位。各地书店应将书报投入集市，与流动挑担商贩联系，让他们帮助推销。工厂里的指导员，区、乡干部，部队中政治工作者，要兼做书报义务推销员。应将识字少或不识字的群众组织起来，读书报给他们听并加以讲解。
　　1月25日
　　春节，延安许多机关、学校积极排练各种秧歌和戏剧节目，处处可闻锣鼓声、歌唱声。杨家岭成立“杨家岭春节宣传队”，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在会上鼓励大家切实做好春节宣传工作。宣传队排练了《组织起来》、《归队》、《花鼓》、《旱船》、快板《二流子》、《杨朝臣》等节目。中央党校秧歌队，有不少曾驰骋于战场上的干部。他们从二、三十个自编剧本中，挑选出周戈的《一朵红花》(陈若绯、闵利生、张涛、王凯音等演出)、《一家人》、《夫妻竞赛》、《拥军爱民》、《走三边》、《牛永贵挂彩》等节目，先在本市后到蟠龙和南泥湾演出。留守兵团政治部秧歌队积极排练《王树康坦白》、《英雄会》、《刘连长开荒》。春假期间，王家坪计划开三个晚会，将演出《空城计》、《清官册》、《红鸾禧》等旧形式加新内容的平剧。
　　2月3日报载：西北党校秧歌队、南区秧歌队等赴柳林区农村演出。前者表演了《抗属的家务大家照管》、《刘生海转变》等，因表演逼真，掌声不绝，都夸：“延安来的新秧歌比我们自己农村闹的有意思得多。”南区秧歌队表演了《王有才归队》、《防奸英雄冯光祺》、《陈德友回家》等，均受群众热烈欢迎。由桥儿沟群众、新华化学厂、延大组成的桥儿沟秧歌队演出了《张丕谟锄奸》、《送公粮》等。行政学院演出了《模范夫妻》。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队演出了《军民鼓》、《军爱民、民拥军》、《张治国》。有的妇女夸奖剧中积极拥军的王二嫂：“真是个好婆姨。”军法处秧歌队演出了《二流子转变》。南区西区“战卫”部联合宣传队在清凉山下广场演出《军民一家》。西区老百姓自己排练了《生产合唱》。保安处秧歌队表演了《冯光琪锄奸》、《减租》等。群众远道而来冒雪观看。称赞说：“今年的秧歌可闹美了。”
　　禾乃英(林默涵)2月13日撰文《留政秧歌队》：春节期间，该秧歌队演出了《军民联欢》、《刘连长开荒》、《难民曲》、《英雄会》、《史圪塔坦白》等节目，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一角。
　　2月20日报载通讯《军法处的秧歌》：春节期间演出《钟万财起家》、《组织起来》、《生产舞》等。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称赞《组织起来》“表现出真正的群众力量”；称赞《生产舞》“把仅仅是面、手表情较呆板的秧歌向前发展了”。他要求“多多发展八路军舞”。观看演出的观众掌声不绝，说：“场面真感动人。”
　　2月25日报载通讯《南区宣传队》。春节期间由西北局、边区抗联、边区文协三机关组成的延安南区宣传队排演《变工好》、《王有才归队》、《纺毛起家》、《女状元》(即《一朵红花》)、《陈德奋回家》、《陈团长担粪》等。老百姓反映：你们能根据实在的事情演，能看懂，又是新世事。旧秧歌是酸的，我们不爱看。
　　3月11日报载《西北党校的秧歌队》：西北党校秧歌队春节期间表演了《刘生海转变》、《孙老汉拾粪》、《组织起来》、《抗属家务大家照管》、《旱船》、《花篮》等，获得好评。
　　春节期间，安塞群众组织三十多个秧歌队，表演上具备新特点：一、不图红火，为抗战宣传；二、以更新颖、通俗的方式唱出边区大发展的现状、前景；三、新编的剧本唱词，内容均在上演前认真审定；四、当秧歌表演到观众最多时，暂停锣鼓，由一人做精悍、明快的临时讲演。观众反映：“今年秧歌可好哩，不同往年，还带有宣传。”五、去掉较低级的唱词和动作；六、去掉闹秧歌的迷信动机，使秧歌为宣传服务；七、秧歌队组织纪律增强；八、吸取延安秧歌队经验，化妆、服装均有改进。
　　禾乃英(林默涵)3月17日撰文《延安市民的秧歌队》，说秧歌队声势浩大，阵容华丽，演出九天，并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了旗。还自己排演了十多个节目：高跷、水船、花鼓两套、推车、武术、跑马、模范抗属、模范纺织组、二流子转变、工农兵大联合、耍狮子等。他们表现了新生活，宣传了新事物，是老百姓自己改造民间秧歌的先声，值得在边区各处提倡。
　　周前3月2日撰文《马栏的春节秧歌》：马栏各机关的春节秧歌队，演出五天。八一剧团演出《边区好》、《老百姓拥护共产党》、《群众除奸歌》、《慰劳八路军》、《张丕谟锄奸》，运用了《七枝花》、《珍珠倒卷帘》、《绣荷包》、《钉缸》、《红娘子》等调子。关中师范学校表演了高跷、民歌；马栏小学演出了《兄妹开荒》。
　　3月5日报载《延属分区秧歌队的演出》：大部由战士组成的延安直属分区秧歌队自编自演了《边区军民》、《红军大反攻》、《浪子回头金不换》、《捕鱼》(高跷)、《谁是人民救星》、《大秧歌》等节目。一老乡跟着秧歌队一连看了三场，称赞说：“八路军真能行，闹秧歌也闹不过你们，咱乡下就闹不出这么好的秧歌。”可是《到了好地方》一剧演出效果不佳，采用的旧剧“背客”形式，减弱了剧目内容的教育作用。
　　3月6日报载《平剧院宣传队在乡下》：延安平剧院在安塞剧院演出《回头是岸》、《刘二起家》后，一失足铁匠立刻向党坦白自己的问题。看过《难民曲》后，一老汉感慨地说：“要没有咱边区，我早就不得活了。要是别处都和咱边区一样，中国早就搞好了。”在延川一带演出《上天堂》、《难民曲》、《边区自卫军》、《张丕谟锄奸》等新戏，观众反映很好。同时也演出《打渔杀家》、《古城会》、《清风寨》等旧戏，争得不少观众。
　　延安秧歌活动4月11日综述：安塞宣传队演出《新状元杨朝臣》等剧，许多老百姓看完这里又赶到那里，反映：“公家的社火(秧歌)闹得美，这会儿不看一辈子耽搁咧!”在鄜县城关区秧歌队表演《刘二起家》、《劝特务坦白》等节目，锣鼓、音乐充满街头巷尾，老百姓说：“热闹这么多，真不知看哪处好。”节目有《整风歌》、《劝夫坦白》、《新年劳军》、《模范抗属》、《运盐》、《开荒》等。甘泉县荣院拥政爱民宣传队春节期间公演秧歌十八场，剧二十场，观众约一万五千多。表演快板《拥政爱民》、《小放牛》、《耍猴》及《推小车》、《赵富贵自新》、《兄妹开荒》、《拥护八路军》；剧有：《血泪仇》、《害与救》、《二流子转变》、《甄家湾》。老百姓反映：“你们这次的戏是演给新社会的人看的，过去旧戏是演给旧社会的人看的，现在旧社会过去了。”“长城”部拥政爱民秧歌队演出了《庆祝红军胜利舞》、《二流子转变》、《唱英雄》、《讲卫生》、《大家一条心》、《两天地》等节目。抗大总校在春节联欢会上演出《军民拜年》、《减租减息》、《组织起来》。
　　默涵4月11日撰文《关于秧歌的三言两语》：春节期间，各秧歌队的表演有共同点：对于当地群众生活、风格、语言熟悉，所以演来亲切，使百姓们易于接受。群众知道必须抓住哪一点，才能强有力地表现一定事物、一定生活，这就是老百姓的艺术眼光，艺术工作者需虚心学习之处。农民妇女扭秧歌，表面上似乎只是一件小事，实际上它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事实之一。老百姓欢迎新秧歌，并自己改造旧秧歌，若艺术工作者再能帮助他们，一定可使秧歌改造工作尽快发展起来。
　　1月31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发出通知《关于秧歌队总结经验问题》。要求各秧歌队、宣传队就下列问题做出总结：一、秧歌队成立经过，工作中的困难，克服困难的办法，工作情绪；二、将演出的戏剧节目和极受欢迎的剧目的名单抄录一份；三、演出的次数、地址、观众数目；四、观众的反映：某些人对某剧之态度，对秧歌队的意见；五、最出色的演员的姓名、简历。
　　李纶4月11日撰文《平剧院下乡的经验》：平剧院宣传队下乡七十天中，演出六十七场。节目有《难民曲》、《上天堂》、《打渔杀家》等。演出结果说明：一、老百姓爱看表演他们熟悉的生活，且愿从中得到教育。他们说：“新戏爱看，那一满是老百姓自己的世事。”二、创作新历史剧，首先应着重表现人民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等真实生活，并在演出时尽力将群众解不下的东西去掉。三、观众喜欢有歌舞、有音乐的戏，乐器、歌曲应是他们熟悉或能接受的，服装最好色彩鲜艳。为了真正反映工农兵生活，剧作者必须把自己当成工农兵之一员，而非高踞于群众之上。
　　任桂林4月11日撰文《两个月的下乡学习》。说随延安平剧院下乡后，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感人的东西，认识到新鲜活泼的现实存在于新边区，那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5月15日报载讯：鲁艺工作团在绥德分区召集文艺座谈会，参加的有抗大文工团、战力剧社、民众剧团、绥德师院、实验小学等文艺工作者二百余人。根据毛主席的文艺政策，总结了经验，特别就如何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群众相结合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看法。写农村的剧本多，如《郝家桥》、《王家坪》、《李桂英纺线》、《二流子变英雄》、《惯匪周子山》、《组织起来》、《阎开增》等。写工的剧本少，写兵的剧本更少。这是一个很大缺陷。
　　张庚在5月15日《解放日报》撰写长篇文章《鲁艺工作团对于秧歌的一些经验》。该团42人从1943年12月2日到1944年4月9日，在绥德分区工作九个月零七天，主要演出秧歌剧。文章就如何收集材料、结构剧本、刻画典型、运用语言、写词配曲、表演和学习社会等七个问题进行了总结。收集材料方面有一种倾向，就是预先主观认定采访某个地方，写某个主题。结果一去碰到的是与此无关的问题就不往下追究。结构剧本犯有两种偏向，一是为结构而牺牲现实，二是毫无结构的罗列现象。如写《郝家桥》，把模范村的一切都写了，没有头绪。写《减租会》，写了开会，发现特务，成立农会，提出公约，散散漫漫，看不出要点。刻画典型，只注意外形特征，如秃头、跛脚、好喝酒、爱多嘴、不说话、小脾气等，把工农兵丑化了。《血泪仇》里的王仁厚，是一个好典型。运用语言方面，不能认为方言土语就是工农化语言。农民语言很丰富，如写揽工人儿难，“受的牛马苦，吃的下眼饭”，“牛马苦”、“下眼饭”就很生动。再如“把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一颗米一滴汗”等，都很活。写词受两种坏影响，一是旧剧的老一套：“听他言”、“不由我”、“泪双抛”等；一是新的抒情腔调：“红格丹丹的太阳……小理河的流水哗啦啦的流。”表演方面也有两种偏向：一是来自话剧的，一是来自旧剧的。主要是无条件的要求真实感，即要求上台之后完全成为剧中人，而忘了自己。这是一种外国教条。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对于工农兵学习不够。这次下乡，时间短，走的地方多，走马看花，很不深刻。
　　西北局文委4月28日召开会议，总结去年春节下乡剧团秧歌队及今年春季宣传队工作的经验。到会有延大、鲁艺、文协、平剧院、民众剧团等下乡宣传队负责人和延安各文化领导机关的代表。会议由宣传部长李卓然主持。会上肯定下乡工作的成绩，它具体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在作品内容上反映了党的政策与广大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现实，艺术上也提高了一步。同时指出对毛主席《讲话》还缺乏深刻体验，对边区人民思想情绪、生活、语言还不熟悉。张庚、柯仲平、王镇武、杨醉乡、吴雪等相继详述各剧团下乡工作的成绩、缺点与偏向，并用事实说明创作与演出的问题，如怎样写人物性格、写词配曲以及大剧本与小剧本如何利用和改造平剧等旧形式问题，下乡的准备工作及组织问题，加强与统一全边区戏剧工作的指导问题。5月2日继续开会，周扬、艾青，柳湜、马健翎、杨醉乡、张庚、王震之、肖三、艾思奇等同志就以上问题发言。柯仲平根据下乡经验讲述“服从当时当地政治任务的临时创作”的重要性及领导上对这临时创作的态度，赵伯平略述各种戏剧形式的历史根源以及如何利用其为工农兵服务问题；周扬论述延安戏剧运动的历史发展及这次秧歌剧运动的群众性的特点，认为各宣传队下乡的经验，使艺术服从政治及民间形式改造这两个问题得到了实际解决。他认为现在仍应以普及为主，应从实际出发来反映政策，并推动政策的实行。会上，西北局文委委托周扬、赵伯平、柯仲平三人负责组织研究边区剧运情况，审查剧本，指导边区戏剧工作。最后，李卓然对批评与奖励问题讲了话。文协主任赵伯平提出受奖的秧歌剧共二十余个，经到会同志交换意见和补充后，总数增到三十一个。其中一等奖剧目有：《血泪仇》、《模范城壕村》、《逼上梁山》、《抓壮丁》、《惯匪周子山》等。
　　延安新华书店、华北书店登出新书广告：马健翎的秦腔剧《血泪仇》、《查路条》。鲁艺工作团编的《新秧歌集》(包括《赵富贵自新》、《张丕谟锄奸》、《刘二起家》、《夫妻逃难》、《去运盐》等)。延安平剧院编演的《上天堂》、《难民曲》。还有其他唱本《教子》、《敌我之间》、《买布》、《运盐起家》。
　　2月7日
　　延安人民秧歌队和民众团体，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下午，秧歌队抵杨家岭后，毛主席讲话，说今天本市人民秧歌队、市政府、市商会、市群众团体，来这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献旗，这个意思很好。我们共产党人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把工作做得比过去更好些，来回答你们。又说：“现在全世界全中国都在团结一致打法西斯，我们边区党政军民已经团结一致，今年更要团结一致，为增加生产，巩固后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努力。边区已有进步，今年还要进步，共产党人愿意和边区人民打成一片，听取人民的意见，使工作做得更好些。”下午，秧歌队向朱总司令献旗。王家坪广场上，市参议员吴玉章代表延市人民致词。后由朱总司令讲话：各界同胞们，今年大家都丰衣足食，愉快过新年，我个人非常高兴。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到今天还没有打倒，因此抗战还要继续抗下去。大家都要努力生产，扩大家务，准备迎接反攻的到来。我庆祝大家新年快乐。
　　2月8日
　　春节期间，留守兵团政治部电影团到各处放映。尤以影片《南泥湾》反响大，每当毛主席、朱总司令一出现，便响起热烈掌声。老百姓纷纷请部队联欢，说：“过去旧军队，咱们巴结也巴结不上，现在八路军跟咱们一家人啦。”
　　延安新华书店、华北书店发售新书广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艾青诗集《反法西斯》、爱伦堡报告文学《六月在顿河》、《革命先烈刘志丹》、连环画《新旧光景》、《新秧歌初集》、《关于高尔基》、《巨人少年时代》、《铁流》、《苏联的文学》、《不走正路的安德伦》。
　　2月23日
　　延安八大秧歌队在杨家岭会演。演出单位和节目是：保安处的《红军万岁》、《冯光琪锄奸》；边区直属分区的《红军大反攻》；枣园机关的《动员起来》(演员有李高峰、张婷乙、杨啸空等)；行政学院的《好庄稼》；中央党校的《牛永贵挂彩》；西北学校的《刘生海转变》；西北局的《女状元》(即《一朵红花》)；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刘连长开荒》。多数党中央负责同志莅临，干部观众二千余人。这次会演是对《讲话》发表一年零九个月来，延安文艺运动新方向的一次检阅。证明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的指引下，革命文艺已和广大群众逐渐密切结合起来。
　　3月2日
　　立波在《解放日报》撰文《秧歌的艺术性》：边区群众欣赏力在普遍提高，秧歌的艺术性也应提高，即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少模仿，多创造。不仅应深入工农兵，发现新问题，猎取好材料，而且也应充分发挥秧歌形式的特点：一、它是广场剧，锣鼓要响，歌喉、动作要大；剧情紧凑、简明，尽快引起高潮，人物不宜太复杂。二、应明快，有风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三、它是歌舞剧，歌唱要好，舞蹈要美，应适当吸收民间、西洋的音乐舞蹈，器乐方面将胡琴、唢呐、古笙等配合使用。
　　3月8日
　　学昭著文《体验劳动的开始》。文章说，谁都明白，为着“自卫备荒”，每个人必须生产，减轻人民负担，改善自己生活。但实践的时候，就碰到许多思想问题。我想：“学纺纱，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事情上面，一小时能纺多少?”从不耐烦、轻视、害怕、抱怨，经过一番斗争，才耐心地坐在纺车旁边纺起纱来了。我相信今天的延安，没有一个女同志不会摇纺车的，这好象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很简单的。从劳动中改造知识分子，这确是一件大事。
　　3月10日
　　郭沫若写出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重庆《新华日报》于3月19日至22日登出。论文发表后人民高兴，敌人窘怕。国民党《中央日报》于5月19日发表社论攻击，认为是“影射当局”。毛主席同年11月21日给郭沫若信中对此文给以高度评价，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郭沫若的重要论文《甲申三百年祭》，经毛主席亲笔批示，《解放日报》4月18日全文转载，并加编者按语。按语说：郭沫若先生这篇名震一时的文章，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决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说历史，没有去想着居然有以吴三桂、阮大铖自拟的人们来向他狂吠一通。中国无产阶级不但应该与反革命的流氓作斗争，而且要与这些流氓的指使者、民族的叛逆吴三桂、阮大铖、弟也尔们作斗争。郭先生的文章，也正是表明了这个不可磨灭的真理。
　　5月29日讯：郭沫若的名作《甲申三百年祭》，除《解放日报》转载外，延安还印行了单行本。重庆我党理论杂志《群众》周刊出了《纪念甲申三百年》特辑，其中有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鲁西良的《明末政治风气》等文章。但大后方有些报纸，继续对郭沫若进行攻击。他们怕提到“甲申”二字，重庆《商务日报》社论说：“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甲申不一定是一个极吉利的年号，但也并不是一个最坏的年号。”
　　3月11日
　　陈伯林在《解放日报》著文《移民歌手》。陕北佳县城关农民李增正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带领七十人的移民大队，从佳县到延安，一路走一路唱，自编《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共九段)，并配以“骑白马挂洋枪调”：“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马可在5月24日《解放日报》撰文《群众是怎样创作的》，写李有源和他的侄子李增正如何编写“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曲。这两位陕北佳县农民，带头南下开荒，率领移民大队，一路走，一路唱。他们说：“我们编这些秧歌，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因为有些人还有些落后的思想，不安心，他们唱了这些歌，红红火火，就提起劲来了。”
　　3月14日
　　据绥德讯：延大鲁艺工作团深入农村，绥德分区十万观众同声赞扬。他们3月20日到绥德，三个多月的时间，走了五个县，演出73场，有十万老百姓看了“鲁艺家”的秧歌。他们配合了绥德的减租运动、子洲劳动英雄大会、米脂新年活动、佳县移民运动、吴堡生产运动。有人看了《二流子变英雄》，很受教育。有人看了《下南路》，决心下南路开荒。他们一路演剧，一路搜集民间秧歌小调三百多首，剧本十四个，剪纸一百五十多幅。
　　报载《鲁艺工作团经验》一文：在到绥德分区的三个月中，先后在绥德、米脂、子洲、佳县、吴堡等地演出《血泪仇》、《妇纺》、《夫妻逃难》等剧。有的老百姓说：“那山西梆子是古朝代的事，要念书人闲书看得多了，才算解得下，我们解不下，尔格你们的戏，一满都是事实，我们解得下，越看越热闹。”不少戏加进了工、农斗争的内容，观众反映。“现在要‘斗争秧歌’，不是‘溜沟子秧歌。’”秧歌队努力吸取民间艺术养分，向眉户、道情学习，向吹手、歌手请教。他们共创作了七个剧本(内《血泪仇》是改编的)，六个秧歌领唱；修改了《赶毛驴》、《推小车》两个剧本。不足的是，反映部队生产、工人生活的作品比较少。
　　3月17日
　　崇基(艾思奇)在《解放日报》撰文《群众自己的秧歌队》：春节期间，完全由群众组成的市民秧歌队，采取了河南坠子、山西梆子、眉户等曲调，服装鲜艳，形式活泼，如高跷、抬阁等。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值得机关、学校的秧歌队学习，望各边区帮助建立群众自己的秧歌队。
　　刘白羽、吴伯箫、金肇野、周而复集体撰写报告文学《海上的遭遇》，为纪念彭雄、田守尧诸同志殉难一周年而作。写一支由上海去延安的干部队伍，乘民船航行而遇到了鬼子巡逻舰的袭击。他们用几支驳壳枪抵抗了一天，显示了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精神。
　　军法处秧歌队集体创作的街头剧《钟万财起家》及《〈钟万财起家〉的创作经过》发表。钟万财原籍陕北榆林，后住延安西区小砭沟，是军法处的邻居。他本是有名的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婆姨也是不务正业，两口子都抽上了洋烟瘾，生活很坏。后来，经政府帮助，戒了烟瘾，积极劳动，成了好庄稼人。
　　肖三4月23日撰文《〈刘生海转变〉〈钟万财起家〉及其他》。
　　3月21日
　　周扬看了春节秧歌之后发表长篇文章《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文章从理论上总结了文艺座谈会以后的秧歌运动，指出“这是实践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初步成果”。文章说，延安春节秧歌，将新年变成群众的艺术节，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远远超过职业剧团。多以反映生产、战斗、劳动为主题。出色的有：《钟万财起家》(军法处秧歌队)、《动员起来》(枣园秧歌队)、《女状元》、《变工队》(南区秧歌队)、《刘生海转变》(西北党校秧歌队)、《一朵红花》(中央党校秧歌队)、《组织起来》(杨家岭秧歌队)、《张治国》(留政宣传第二队)、《模范纺织》(延安市民秧歌队)、《好庄稼》(行政院秧歌队)、《雷老汉种棉花》(延安县秧歌队)、《孙老汉拾粪》(西北党校秧歌队)等。这是一次完全的秧歌集体创作，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工农兵参加了创作，展现了勇气，创造了才能。艺术工作者、学生知识分子则尽到其骨干、指导的责任。新秧歌是解放了的、开始集体化的新农民艺术，是消灭了或至少削弱了封建剥削的新农村的产物。群众已把秧歌当作自我教育的手段，用以表现生活斗争。新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变化，群众欣赏力也在变化。他们需要“斗争秧歌”。这种转变由知识者开始，现在已成为群众的要求。在斗争条件下，新秧歌的主题、人物都在变，它已成为人民的集体舞、大合唱，不再以恋爱为主题或表现单调的农村生活。就形式而言，它加进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的要素，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是一种新型的、小型的广场剧。秧歌剧能迅速、简单、明了地反映群众生活斗争，它是建立大型民族新歌剧、新话剧的重要基础及推动力量。秧歌剧作为广场歌舞剧只是戏剧种类之一，它与话剧、平剧、秦腔等各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各有长处和限制。它们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互相发展的。新秧歌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群众观点、群众语言、群众感情、群众作风还不够；剧本中具有典型性、个性特征的人物还不多；应注意学习民间艺术，同时又要注意艺术性；应使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秧歌方面要做的工作：一、经常派职业剧团下乡；二、大量创作秧歌剧本，出版优秀作品；三、吸收工农兵参加秧歌写作和演出；四、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和研究民间艺术；五、发展批评。
　　3月22日
　　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说：“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报上登些什么呢?比如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申长林(是边区劳动英雄)，就把他的事迹登上，有一个陈德发(也是边区劳动英雄)也可以写进去”。
　　3月25日
　　边区文协农场开荒三百亩，刨梢千亩。其他各部门强壮者组织开荒队，边生产，边工作(排剧)等。
　　3月28日
　　中央总卫生处秧歌队集体创作的快板剧《护士拜年》，《解放日报》发表。同时，登出志中文章《中央总卫生处的秧歌》：秧歌队演出的《护士拜年》，《三巧出嫁》，老百姓对于大正月里演出死娃的故事并不觉得不吉利，都说：“对着啦，还不是为了老百姓好!”他们希望卫生工作者下乡来。
　　3月29日
　　枣园文艺工作团集体创作的秧歌剧《动员起来》及其曲谱，《解放日报》连续两天登完。同时登出《枣园文艺工作团的秧歌》一文，说这个工作团新年后走了十四个地方，演出二十次，观众两万人以上。节目有《动员起来》、《治安英雄》、《劳军去》、《自卫》等。一位负责人说：“这是群众的艺术，合乎毛主席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老百姓反映：“看不厌你们的戏，闹一次秧歌，顶我们开一个月的会。”
　　肖三4月5日撰文《看了〈动员起来〉以后》：枣园文艺工作团演出的《动员起来》，编剧很出色，方言使用、唱腔的选择也很成功。要发展方言文艺，新文字是一个好工具。一些难用汉字表达的方言，用拉丁字母拼出，既方便，也不失方言原来的音、意味、神气。
　　3月间
　　陈毅抵延安赋诗一首《延安宝塔歌》。赞“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塔尖无塔脚，实在难想象，塔脚无塔尖，塔亦不成状”。
　　林伯渠于4月8日赠陈毅一诗《答横槊将军》(即陈毅将军)：“将军百炼挽时艰，东海归来鬓未斑。浩瀚胸怀扬子水，光辉旗帜井冈山。阵前壁垒严民主，马上刀环却敌顽。战后余情犹健爽，佳篇赐我一开颜。”
　　4月2日
　　毛泽东同志给周扬(延大校长、鲁艺院长)一封信：此篇(指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序言)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见蔡特金写的《列宁回忆录》)，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它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周扬在4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文章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编纂的。“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艺理论和意见，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的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文艺；五、作家、批评家。
　　4月10日
　　延安各界千余人，集会于杨家岭大礼堂，以沉痛的心情追悼我中华民族的伟大母性——朱总司令的母亲钟太夫人。毛主席和中央、边区政府党政军各方负责人出席了大会。毛主席挽：“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中共中央委员会挽：“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等同志挽：“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葆好家风。”追悼仪式开始，主祭人朱总司令、康克清就位。由谢觉哉代读朱总司令祭文。延安各界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李鼎铭、叶剑英、贺龙、蔡畅、崔田夫等就位。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共三点：一、钟太夫人是个好劳动者。看到朱总司令母亲的传记，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到老都在生产劳动中，这是全人类的新希望。我们中国的新社会就是要从千百万劳动者中间创造出来。总司令母亲一生中许多劳动的光荣事实，和我们的希望相合。二、钟太夫人是个好母亲。家庭中母亲的熏陶影响最大，我们看到毛主席的母亲是怎样教育毛主席的，我们也看到总司令的母亲以勤劳的习惯、革命的意志教养了朱总司令。全中国劳动人民的母亲教养朱总司令成为民族英雄，是值得骄傲的，我们很荣幸有这样一位民族母亲。三、钟太夫人是个好抗属，总司令民国元年去云南讲武堂，虽然没有告诉母亲，但她很高兴。总司令转战川滇，把母亲接出来，但钟仍愿回家劳动，从那时就与总司令分别了。以后总司令国外寻觅革命真理参加共产党，二十多年来从未回过家门，但她仍不断鼓励总司令。抗战后总司令只寄了几百元回去，她仍然是继续劳动，并不依靠总司令、八路军和共产党来为她养老，因为她知道抗战是艰苦的，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这种抗属，在全中国是少见，即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军队的母亲说来，也是值得骄傲的。她的操守值得全国军人与官吏学习。
　　4月15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为贯彻毛主席关于开展边区文化建设的指示，约集各地地委书记及各机关负责同志开座谈会，会上对报纸、学校、卫生、艺术等工作均有具体规定。艺术方面的决定是：1、留守兵团宣传部、边区文协、延大、平剧院、民众剧团等，组织规模较大的宣传队，于本年十月底到达各分区及部队驻地，组织并进行本年年关及明年春节的文艺活动。2、由鲁艺抽调一些有艺术素养的干部分配到各分区剧团工作。3、各分区均注意调查并训练当地民间艺人，吸收他们参加当地的文艺工作。4、边区文协最近召集座谈会，总结今年秧歌队下乡经验，并奖励其中最有成绩者。
　　4月16日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祝“文协”成立六周年》。指出中华全国“文协”的贡献和文艺运动沉滞的现状，说明“文艺只有在自由与民主的花园中才能茂盛地开花与结果”。
　　“文协”在重庆文化运动委员会举行成立六周年纪念会，到会者有老舍、茅盾、胡风、曹禺、夏衍、张道藩、潘公展等一百五十余人。老舍报告了会务，胡风宣读了论文《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20日“文协”桂林分会庆祝总会成立六周年，到会千余人。主席田汉。柳亚子、欧阳予倩、熊佛西、邵荃麟、许幸之等人进行了演讲，柳亚子要求把“抗战、团结、民主”作为文艺的三大目标。欧阳予倩说：光明应该讴歌，黑暗也要暴露。
　　4月23日
　　铁军报道，七七剧团从三边出发，下乡动员生产并慰问干部及群众。从定边到吴旗的路上，连续演出十五天，深受群众欢迎。主要节目有：生产、自卫、反奸等新内容新形式或新内容旧形式的眉户、秦腔、歌剧、秧歌等，如《上天堂》、《张得兴劝子》、《夫妻逃难》、《赵富贵自新》、《刘二起家》、《刘生海转变》、《血泪仇》、《十二把镰刀》等。
　　4月29日
　　毛泽东同志给陕北民主人士李鼎铭(边区政府副主席)一信：“《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李健侯(李宝忠)陕西米脂县小桑坪人。1894年1月24日生于官宦家庭。其父在绥德当知州。李宝忠从小听过许多家乡农民讲的造反头目李自成的故事。当他知道李自成和自己是一个家族后，便决心创作《永昌演义》。他到处收集李自成的传说，并请人到河南、湖北等地采访，抄录了有关史书和文献记载。他“检集正杂各史，稗官笔记以及各州县志，聚私家抄本，旁采乡里闾巷父老传闻”，“存其可证之事，弃其不经之谈”(见《永昌演义》自序)，于1926年写出初稿。杜斌丞等人看后，提了意见。作者六次修改，于1930年冬定稿。全书40回，近40万言。李鼎铭当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将该书转交毛主席。毛主席阅后十分高兴，将此书抄录一份，给李鼎铭写了一信。李鼎铭托四子李之配将毛主席手书转交李宝忠。李看后激动不已，即赴延安。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奖励两石小米。建国后，毛主席指示陕西省政府将李宝忠安排在省文化馆当研究员，修改《永昌演义》。不幸于1950年病逝。
　　4月30日
　　恕人(续范亭)撰写《五百字诗并序》。序说：正是“五一”劳动节的前一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毛主席邀我们五六人，在山洞中吃饭。非祝寿也，春小宴也。会延安之洞天，谈抗战之大事。在座诸君，皆为颇牧，吾人咏歌，愿宗高鲁。饭后花下漫谈，音片自奏，阵阵清风拂面过，纷纷花瓣入茶来，诚佳趣也。我问毛主席年岁究竟几何?毛主席说：光绪十九年癸巳生人。我又问时日?毛主席说：旧历十一月十九日。我当时想正少我一月。而毛主席身体健康，器宇雄厚，脚踏实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众的智慧，同时群众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为大智慧。古人说：“大智慧亦寿考”，不祝亦必寿考也。三十年奔走无成，见到如此领袖，使我心悦诚服，中国革命，从此再不会走冤枉路了。去年旧历十一月十九日，正是毛主席五十整寿，延安各界并未有若何举动，我们也都不知道，后来听贺师长说：毛主席以为国难期间，不必祝寿，打走日寇，时间正多。所以也就不声不响的过去了。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聚会上，借以一祝毛主席的健康，却也是个好机会，于是我就献诗一首：“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大家听了一笑。后来谈到粮食对战争之重要，“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民以食为天”等等古训，都是非常正确。毛主席并说：韩信在登坛拜将以前，还在汉中当过粮食部长。总司令自述他初做军官就充当司务长。旧日司务长正是管连队生活，并负训练与作战的责任。现在我们的大将们，都研究粮食问题，全体指战员都亲自动手，建立各单位的大小家务。各部首长、干部不但都能管理军队生活，而且都能直接参加生产，这是全世界军队没有的奇迹，同时也是中国军队的大改革，这对革命是一件很大的事。于是更引起了我对粮食问题的兴趣，归来后写成一首粮食诗，只一百余字。联想到少年时代，在我的家乡，穷人们当饥寒交迫达到了极点的时候，常常流行着这样两句话：“爷亲，妈亲，不如腊月里的火亲。姐姐亲，哥哥亲，不如肚子饿了窝窝亲。”现在想起来这两句话，确是很有真理，并且是很唯物的。正是说明了当物质缺乏到极点的时候，就超过一切感情了。正在劳动节假期中，有些同志来看我，我和他们握手时，在他们的手上觉得有些凸凹不平，细看他们手上很多水泡，这都是劳动的成绩，我当时很感动，在脑筋中构成四句诗：“何事堪骄傲?每人两手泡，欲免人吃人，必先由此道。”于是想到劳动比粮食还重要，就把我的粮食诗扩充了一下，但又不象劳动诗，并且没有谈到工人。写完后数了数已近五百字，就叫了个五百字诗。拉杂无系统，本不够诗，但当边区正在劳动生产、节约备荒的今日，或者有点好处?诗曰：
　　古人有明言，兵后成荒年，“人造自来血”，岂能怪自然?
　　兵无粮自散，民以食为天。一餐饭不饱，宾主难尽欢。
　　一日不吃饭，大家胡埋怨。三日不吃饭，夫妻可离散。
　　五日不吃饭，打死也不干。七日不吃饭，一齐都完蛋。
　　多少旧政权，只知征军粮，人民饥肠断，谁肯去帮忙?
　　人生赋情感，条件有变迁，凶年易子食，有粮始有娘。
　　社会多迷信，天旱拜龙王，龙王木偶像，不如喂牛羊。
　　常见龙王庙，大水一冲光，自身不能保，怎能护田庄?
　　战争到最后，主要在食粮，七年虽辛苦，今后日方长，
　　劳动与生产，加紧来备荒。耕三须余一，岁岁不恐慌。
　　新政重劳动，英雄遍四乡。实现新民主，民气正发扬。
　　自制蓝布衫，春耕在高岗，夏锄好几遍，青苗肥且长，
　　每当秋禾熟，穗黄谷味香，冬日收藏好，粮食满仓房。
　　劳动是神圣，赛过太上皇。人人齐称赞，早早交公粮。
　　可以悦妻子，可以奉高堂。救国新政策，推行日益广。
　　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前年总司令，开辟南泥湾，
　　去年贺师长，亲到槐树庄。党政与军民，加油竞开荒，
　　首长都动手，战士一齐忙。有荒勤开拓，无荒重改良。
　　足食又足兵，国富兵益强，创造新世界，打倒吃人狼。
　　节约莫怠慢，积少成千万，一粒米如珠，一菜不许烂。
　　萝卜甜南瓜，宝贝山药蛋。灶上一碗饭，军民一把汗。
　　节省虽有限，万合是十石。细流成江河，冲破东海岸。
　　爱民又拥军，军民成一片，大家齐动手，有米也有面。
　　食饱气不馁，战士身手健。反攻复反攻，鸭绿江头见。
　　4月间
　　周恩来同志派出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何其芳和刘白羽随林伯渠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向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传达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调查国统区文艺运动情况。临行前，周恩来同志做了周密安排，叮咛他们首先找郭沫若把任务、作法报告一下，听郭老的意见，请郭老主持。他们遵嘱赶赴郭老在重庆郊外赖家桥的住所，详细谈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的情况，特别着重地介绍了毛主席讲话。郭老认真听了几乎一整天，第二天郭老就在住所，亲自主持召开了听取何其芳、刘白羽传达《讲话》的座谈会。以后，郭老在市内天官府住宅中，又多次举行学习《讲话》的集会。他有事时，就委托冯乃超主持会议．这种有组织的学习，对大后方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教益十分巨大。沙汀在《我的传略》中曾提到：“《还乡记》是四四年我奉调去重庆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返回故乡隐蔽在秀水镇一家锅厂里写成的。主要取材于我在刘家沟写《困兽记》时那段生活经历。我相信，如不学习《讲话》，《还乡记》的思想内容可能更差。”
　　5月6日
　　延安北关文化沟口印工合作社登出新书广告：《四国国歌集》、《眉户曲集》、秧歌剧《张治国》、《军民联欢》、《军爱民、民拥军》、《牛永贵挂彩》，还有《目击记》、《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和《八路军的英雄们》等。
　　5月间
　　鲁艺工作团演出五场歌剧《惯匪周子山》。该剧是鲁艺工作团去年十二月到绥德分区巡回演出中写作的。贺敬之、王大化、马可等集体创作，张水华导演。王大化、张平、于蓝、林农、刘炽、王岚等参加演出。
　　5月15日
　　崇基(艾思奇)撰文评鲁艺工作团在延安演出的歌剧《惯匪周子山》，认为它编得好，演得好，新鲜有味，可以和《血泪仇》、《模范城壕村》、《逼上梁山》、《抓壮丁》等好剧本并列得一等奖。
　　王大化在6月9日《解放日报》撰文《申红友同志给我们上了第一课——秧歌剧〈周子山〉排演过程中的一点经验》。说《周子山》取材于陕北子洲县边境一带的故事，除写了政治土匪周子山外，还写了一位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正面人物马红志。为了解土地革命时期的材料，我们请了米脂县桃镇区申红友来讲述，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蓬飞在6月7日《解放日报》撰写剧评《半年来延安演出的戏剧杂谈》：延安演出的戏剧向新的方向迈进了，配合了政治任务，创造了有力的新作品。在形式上以秦腔、秧歌旧形式为基础，采取话剧表演方法并和旧的表演方法溶解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在群众中起了很大作用的是民众剧团演出的《血泪仇》，它使观众为之痛心落泪，随着剧情而发出同情和义愤的呼声。春节各机关学校临时组织的秧歌队演出的《动员起来》、《变工好》，受到群众欢迎。文协宣传队的《模范城壕村》，写一个模范村的创造过程。鲁艺工作团的《惯匪周子山》，写创造边区的一段事实，突出写一个革命叛徒如何做了政治土匪。青年剧院的《抓壮丁》，用四川话演出，富有尖利的讽刺。鲁艺的《张丕谟锄奸》，保安处秧歌队的《冯光琪锄奸》，写防奸英雄。还有写二流子转变的军法处秧歌队的《钟万财起家》和西北党校秧歌队的《刘生海转变》，后者不如前者生动。中共党校秧歌队演出的《牛永贵挂彩》，是表现敌后军民斗争的最好的一出戏。青年剧院演出的《军爱民、民拥军》，技术好而内容贫乏。中共党校演出的新平剧《逼上梁山》，用正确的历史观点，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种不同的生活面貌，使一向用封建观点表演历史故事的平剧变得面目一新。平剧院还演出《难民曲》，完全革新了平剧。行政学院演出的秦腔剧《洪承畴》，写李自成起义故事，用了许多现代语，如“只打内战”、“训练特务”、“民族危机”等，显得牵强，失去了历史真实。反映部队生活的剧本比较少，有《生产运动》(保卫团秧歌队)，《张治国》(青年剧院)。反映工人生活的剧目只有一个《工厂就是自己的家》(化学厂秧歌队)。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应当注意的课题。
　　5月18日
　　边区政府任命延安大学负责干部，决议说：“行政学院与延安大学合并，合并后学校名称仍称延安大学。任命周扬为延安大学校长兼教务处处长及文艺学院院长，王子宜为副校长兼干部处处长及行政学院院长，宋侃夫为秘书长，陈康白为科学院院长，张桂标为校务处处长，张成功为校务处副处长。”
　　5月24日，延安大学在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朱总司令亲临参加并讲话。会议由校长周扬、副校长王子宜主持。毛主席说，我们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根据地就不行。有了根据地就要做工作，要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项工作，以便给日寇以最后的打击。延大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这三项就是我们延大所要学习的，要学这一套，要做这一套。文化建设方面，要使边区老百姓每一个人至少识一千个字，要提倡卫生，要教会老百姓闹秧歌、唱歌，要达到每个区有一个秧歌队。家家有新内容的年画、春联。毛主席说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人总要落在一个地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就是不落地的，它是永远挂在空中。毛主席指出共产党人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朱总司令说，延大这次开学是重新开始，重新教育，重新学习。他号召大家把学与用联系起来，学工科的与工厂结合，学农科的与农场结合。晚上演出《黄河大合唱》、《把眼光放远一点》等节目。
　　5月19日
　　苏联A·考涅楚克作、肖三译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经毛主席建议，《解放日报》八天连载完毕。并转载1942年9月29日发表于《真理报》、《消息报》和《少共真理报》的介绍斯大林文艺奖金获奖剧本《前线》的文章。亚历山大·考涅楚克是著名的乌克兰剧作家，乌克兰科学院会员，曾任全苏联人民外交副委员长，后任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外交委员长。剧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工程师米朗说：“人民欢喜和要求懂事的和聪明的领导者。”这就是剧本的内容。剧作家不怕公然地说出那个妨碍我们胜利，说出我们有些指挥官在军事战斗方面领导的缺点的痛苦真理。这个剧本针对这些指挥官的作为予以辛辣而严酷的批判。他不仅揭露出前线总指挥的无知，并且表现出这些狭隘和无知、迂滞、顽固、不愿意追随前进的军事科学的发展，是隐藏在这位大将军的傲慢和虚伪的自尊自大下面的。战争是一个军事科学的高级学校，战争是知识的考验。戈尔洛夫经受不了这种考验，他垮台了。因为他不愿意承认现代军事科学的力量。他不仅在战争中没有学习，他在战前也是不愿意学习。他自述道“什么大学也没有进过”，没有住过研究院，他不是“理论家，而是一匹老战马”。剧本号召同骄傲、自鸣得意、顽固、夸耀和阿谀作不调和的斗争。使每个工作人员反省，对自己的缺点抱着批评的态度，不屈不挠地完成自己的事业。
　　《解放日报》6月1日社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重庆《新华日报》于7月31日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第一奖的话剧《前线》，为什么在德寇攻到斯大林格勒门前时公演呢?因为红军中有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他们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但没有使用头等军备的能力。他们摆老资格、不学习；他们没有能力，又摆老资格，就势必与一些“笨虫——糊涂种，拍马屁的，会钻营的，卑鄙的家伙”结成一气，来打击与排挤有能力的人。只有把他们教育过来，如果教育不过来就撤换下去，战争才能胜利。因此，《前线》成为转换战局的因素之一，价值无可比拟。我们公演《前线》有很大意义，它将帮助我们教育出许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并提高人民和军队的文化水平，打倒日寇，实现抗战建国的胜利。
　　学昭就话剧《前线》中的戈尔洛夫形象在《解放日报》6月3日撰写杂感《力求进步》。
　　阿光在9月4日《解放日报》撰文《看〈前线〉以后的一封信》。说《前线》出版后，读者中产生了各种议论。有的说：“不见得吧，新干部也有戈尔洛夫类型的。”有的说：“我看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都有一点，大小不同罢了。”我看了《前线》和《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社论后，认为：“阻挡我们进步的，就是戈尔洛夫思想，自高自大不求进步的毒素在我们脑海中存在着。这种思想，对于党与革命事业，对于自己个人的进步，都给了最大的危害。”我们“应当从戈尔洛夫的教训来检讨自己。放下包袱，解除负担，使我们的步伐走得更整齐，更轻快”。
　　5月22日
　　毛主席任中央办公厅招待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发展工业，打倒日寇。他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讲话后，由从敌后归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表现敌后艰苦斗争的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等剧，甚为精彩。
　　焦心河记录的一位老战士的话《批评》，《解放日报》发表。并加编者按语：这是一篇反对浪费革命财产、劝人学着会过日子的文章，也就是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王震同志给作者的短简里，有这样的话可供参考：“……你写的《批评》我看后一字未改，只是在《批评》后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位老战士的话’。我欢迎写这样一类的文章，但是作者必须找到部队中下级干部和战士的自我批评，去反映他们的自觉和理智。……”
　　5月27日
　　毛泽东同志给胡乔木同志一信：“此文(指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艾青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解放日报》6月28日发表。谈七个问题：一、群众的新歌舞剧。二、秧歌剧的表现手法。三、音乐、歌曲、歌词。四、舞蹈。五、化妆、服装、道具。六、大型剧、小型剧。七、群众的喜剧。文章说，秧歌剧所以能够很快地发展，主要因为它体现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和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的。它歌颂人民，歌颂劳动，歌颂革命战争。工农兵成了剧中的主角。秧歌剧的表现手法吸收了各种戏剧手法，主要是象征手法和写实手法。象征手法是用手势或别的动作，来形容物体的存在和运动。现实手法要求动作真实，给观众增加真实感和亲切感。总之，从剧本的内容到形式，从秧歌队的组织到演出，都是最富有群众性的东西。
　　鲁艺举行欢迎西北战地服务团返回延安晚会。西战团演出了反映敌后人民斗争生活的独幕剧《把眼光放远一点》，深得观众好评。该剧由胡丹沸编剧，牧虹导演，凌子风舞台设计。演员有凌子风、陈强、岳慎、郎中敏、李百万、郝汝惠等。
　　默涵5月29日撰文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前方编演的优秀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说这出戏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品，展现了一幅敌后人民坚苦奋斗的图画。它有令人意外的曲折的情节，有刻画细致的农民形象。人物不是公式的模型，而是有血有肉的各式各样的活人。我们感到敌后斗争异常艰苦，但在艰苦中，又透露出胜利的欢乐调子。
　　肖三在6月2日《解放日报》撰文《欢迎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延》。战地服务团于“七七”抗战后一个月成立，1938年上前线。主要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六年。在中央办公厅组织的欢迎晚会上，演出王黎创作的话剧《慰劳》，群众剧社创作的《纺棉花》，还有胡丹沸的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演老大的凌子风、演老二的陈强都很成功。
　　冀中火线剧社集体创作、胡丹沸执笔，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讨论、牧虹修改的独幕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解放日报》6月20日开始三天连载完毕。牧虹在“后记”中说：《把眼光放远一点》是反映冀中区群众对敌斗争的剧作。在1943年秋天，我们在晋察冀县的敌战区游击区进行政治攻势时，曾用自然景演出过，共十多次。在每次演出中，我们曾根据当时当地的敌我情况及群众条件，临时改了一些，其他如伪军和我们的关系加强了，妯娌不和的地方削弱了，有些人物(如伪军)的性格也改变了。这次回延安演出，经各方面同志们提出意见，我们又改了一些地方。周扬同志要我们把这剧本拿出来发表，我们就很匆忙地把它整理出来。因为原作者远在冀中，这些修改都没有得到他的同意，这是要请胡丹沸同志原谅以及读者同志们指正的。乔木、周扬、张庚诸同志，对此剧的修改都给予了很多的宝贵意见和帮助，我们在这儿感谢他们。此剧在晋察冀曾获1942年鲁迅艺术奖金委员会的奖励。
　　周扬在9月15日《解放日报》撰写《〈把眼光放远一点〉序》。说这是“一个反映敌后人民生活和斗争的独幕剧”，“是一个好剧本。以它所描写的内容的新鲜和它的艺术力量，以及它的大众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程度来说，它在抗战以来产生的剧本中，算得是最特殊的，非常优秀的一个”。
　　5月30日
　　刘亚生在《解放日报》发表特写《朱老汉参加八路军》。其中写道：在南泥湾住了十多年的朱老汉，有“执照”一件：“南泥湾劳动英雄朱老汉，现年七十一岁，参加我军，兹委任他为本旅农业生产副官，指导本旅各部农业生产，他到各部巡视之时，望各部官兵向他请教，虚心的接受他的指导和批评，并应很好的招待。给朱副官执照。王震、苏进、王恩茂签字”。南泥湾劳动英雄朱玉寰老汉，对驻军异常爱护。他曾以居民代表资格参加边区政府成立大会，在畅谈农作经验后，当场要求王旅长允其参加八路军，以便贡献他五六十年的农作经验，帮助部队生产。当即得王旅长衷心欢迎。委任为农业生产副官。朱老汉原籍山东阳谷人，12岁逃难到山西，60岁到南泥湾，从未结婚。他指导三五九旅生产，被群众选为劳动英雄。本月初去延安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
　　5月31日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抵边区，连日参观固临、延长、南泥湾等地。领队谢保樵，副队长邓友德。外国记者六人：史坦因(美联社)、爱卜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福曼(合众社)、武道(路透社)、夏南汗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普金科(塔斯社)。中国记者九人：孔昭恺(大公报)、张文伯(中央日报)、谢爽秋(扫荡报)、周本渊(国民公报)、赵炳烺(时事新报)、赵超构(新民报)、金东平(商务日报)、徐兆镛(中央社)、杨嘉勇(中央社)。国民党中宣部参加的有魏素蒙、陶启湘、张湖生、杨西昆。记者参观团于6月9日抵延，谈到进入边区后，在南泥湾等地见我屯垦部队生产练兵的蓬勃气象，颇感兴奋。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先后设宴欢迎。连日参观被服工厂、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医科大学、国际和平医院第三部、解放日报、新华社、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中央医院等。贺龙师长招待记者于留守兵团司令部，第十八集团军叶剑英参谋长招待记者于王家坪。
　　毛主席6月12日下午六时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畅谈国内外局势。毛主席致词说，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中国有个很大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接着毛主席回答了记者三个问题：关于国共谈判，关于第二战场，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谈话约三个小时。晚餐后，毛主席共观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的《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当看到《古城会》里的张飞，《打渔杀家》里的教师爷，《鸿鸾禧》里的金老头，《草船借箭》里的鲁肃，毛主席不断地发笑。毛主席自谦地对客人说：“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很喜欢看看”。
　　延安文艺界吴玉章、周扬、成仿吾、丁玲、柯仲平、柯柏年、张庚、欧阳山、陈学昭、肖军、艾青、吴伯箫以及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等数十人，6月24日在边区银行大楼集会，招待中外记者团。周立波为此写出专门报道(本月28日《解放日报》)。会上丁玲说：“有一位先生问我，在延安，发表一篇文章要经过一些什么手续?初听了这话，颇为奇怪。因为我们这里发表一篇文章，是不需要经过任何手续的．但一想起重庆的作家们正在反对出版法，要求出版集会的自由，就知道这位先生习惯了重庆不自由的环境，习惯得对我们也这样发问，是不足为怪的事情。”吴伯箫说：有一件不愉快的事向大家说一说。“在今年三月，西安有一小批人，根本不认识我，扮做我的亲戚和朋友，说我在延安死了，为我开起追悼会来了，这是一种侮辱。大家都看见，我健康的愉快的活着……。”“我活着，很愉快，很健康，有家庭，有妻子，又是纺纱的突击手，而西安竟追悼我了。他们开追悼会的前后不几天，我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海上的遭遇》，世界上竟有这样的造谣诬蔑的事。一个人不但健在，而且健康，而且正在纺纱和写文章，突然有人硬要说他死掉了，来加以追悼，这个谁能受得了?我现在趁着这机会告诉中外记者团的先生们，并且向西安的混蛋们抗议。”他的话常为笑声打断，这确实是一件又好笑又好气的事情。
　　吴伯箫在7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他在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座谈会上的讲话《斥无耻的‘追悼’》。揭露3月29日西安反共特务分子在西安民众教育馆召开包括吴伯箫在内的“活人追悼会”丑闻。吴说：“那次被追悼的活人开列出名字来的有28位，里面清清楚楚的，明明白自地也写有我底名字‘吴伯箫’三个字。而现在我却很健康，很愉快地真真实实地站在先生们、同志们面前讲话。不要多，就这铁的事实，不是已足够证明那‘追悼会’是不值一笑的滑稽剧么?”
　　艾青在会上的一席话也是一个抗议。他说：“大后方有一个名叫《良心话》，实际上是没有良心似的话。那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叫做‘行不得也艾青’，说我要逃出边区，走到鄜县被保安处捉回，真是活见鬼的话。我为什么要逃?我要逃到哪里去?在今天的中国，哪里还有比边区，比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更好的地方?《良心话》又说，我要逃走，是因为有一篇文章为我的‘顶头上司’周扬所批驳。周扬什么时候做过我的‘顶头上司’?什么时候他批驳过我的文章?他们造这些谣无非要挑拨我们同志间的关系。”“有的人问我近来为什么没有发表作品，这是因为我在参加组织秧歌队，秧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形式，我很高兴把我的时间和劳动放进这个工作里。”
　　艾青在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他在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会上的发言《我的声明》。声明公布了重庆《良心话》刊物的一张剪报，题目是《行不得也——艾青!》艾青列举事实加以反驳。“《良心话》毫无良心。”“今天我把从重庆寄来的这个造谣污蔑的材料宣布出来，是为了要证明：国民党常常给那些不应该享受自由权利(因为他们破坏团结抗战)的人以自由；却不给应该享受自由权利(为团结抗战而努力工作)的人以自由。请记者先生们注意这个事实”。(参阅南京《新民报》主笔赵超构的《延安一月》)。
　　孔厥在7月17日《解放日报》发表特写《外国朋友看着我们》。记述中外记者团到吴家枣园访问的情形。
　　6月13日
　　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报告文学《二十把板斧》(重庆《新华日报》8月6日转载)。
　　6月14日
　　延安军民四万人举行群众大会，纪念联合国日，动员保卫西北。会上，市民秧歌队打腰鼓，划旱船。联政宣传队演出时事活报《庆祝第二战场开辟》。党校秧歌队演出《一朵红花》，鲁艺工作团打腰鼓、打连响。
　　张谔作、陆斌刻的表现希特勒末日到来的讽刺漫画在《解放日报》发表。
　　欧阳山发表特写《人山人海》，记述延安各界庆祝联合国日及保卫西北动员大会。
　　6月24日
　　延安华北书店登出新秧歌唱本广告：《动员起来》、《女状元》、《变工好》、《王有才归队》、《组织起来》、《刘生海转变》、《钟万财起家》、《冯光琪锄奸》、《减租》。
　　6月30日
　　丁玲在《解放日报》登出报告文学《田保霖》(重庆《新华日报》 8月22日转载)，记述陕北靖边县新城区民办合作社主任的先进事迹。欧阳山写出报告文学《活在新社会里》，记述合作英雄刘建章的故事。
　　7月1日
　　毛主席给作家丁玲、欧阳山写信：“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指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下午，毛泽东同志专门派人送信给丁玲、欧阳山，请吃饭，餐中，毛泽东同志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向大家说：“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写工农兵。”
　　后来，丁玲在《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中说：“收到这封信是1944年7月1日上午。那时我和欧阳山同志都住在延安南门外的边区文协，从事创作。我们参加了当时边区的合作会议，我写了《田保霖》一文，欧阳山写了《活在新社会里》一文。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毛主席称赞《田保霖》不只是这一封信。据我所知，他在高干会和其他会议上也提到过。1944年初，我因赶写《一二九师与晋察冀边区》一文，找陈赓同志谈材料时，他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曾在一次高干会上说：“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说：“这封信给我很大鼓励，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
　　欧阳山在《想起毛泽东同志这封信》中说：“《活在新社会里》这篇速写是我1941年到延安以后，第一次接触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社会、新生活、新的主人公工农兵群众，同时又是第一次试用某种文学样式描写、表现和反映他们。可以说，这是我初次投身到火热的新斗争生活中的一种学步，一种练习，一种尝试。尽管作品不成熟，很单薄，但毕竟是走在这条大路上，是否恰恰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就分出他宝贵的精力的部分，来对它加以肯定、支持和鼓励呢?我想，这有可能比较接近他的本意。”
　　7月5日
　　延安新华书店总店登出新书广告：毛泽东著《论新阶段》(三版)，潘菲洛夫著《目击记》(校正本)，考涅楚克著《前线》，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
　　7月7日
　　朱总司令撰文《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
　　延安市各区举行集会纪念抗战七周年。上午九点，保安处秧歌队在大众合作社前广场演出，吸引观众达二千余人。下午三时，在市商会举行群众大会，参加者达三千人。会前保安处秧歌队演出四个精彩节目：1、大秧歌；2、《为啥不告诉咱》；3、梨糕糖；4、生产舞。当大秧歌舞唱到“咱们军队五十万，一当十来百当千，还有民兵二百万，打得敌人稀巴烂”时，台下响起阵阵掌声、欢呼声。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队在文化沟演出六场活报剧；延大鲁艺工作团在延安东区演出歌舞活报剧《敌后军民团结打日本》。
　　杨思仲(陈涌)在7月19日《解放日报》载文《从联政宣传队的一个活报想起》。由看活报《加强团结，准备反攻》想到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以及活报的民族形式等问题。这活报所以博得观众好评，由于它反映了我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和政治情绪，看后有亲切的感觉。同时，在反映这种生活和政治情绪的时候，它利用了熟悉的民间调子、戏剧和秧歌的动作。
　　7月15日
　　中央党校同志在该校大礼堂演出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反映党内思想斗争问题，影响甚大。姚仲明编剧，陈波儿导演。演员均由在党校学习的党政军干部担任。剧本曾在延安印行，并由古元作木刻插图。
　　姚仲明12月15日在《解放日报》连载长篇文章《〈同志，你走错了路〉的创作介绍》。谈到主题、结构、人物、语言及两点经验：1、要写共产党、八路军，首先要熟悉共产党、八路军的人物、作风和政策。2、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干部结合，发挥集体创造的力量。
　　电影演员陈波儿12月17日在《解放日报》连载长篇经验介绍文章《集体导演的经验》。她以导演《同志，你走错了路》为例，重点阐述了放下自己思想包袱，加强集体导演，改进导演方法，增进导演和群众结合等问题。最后说：“这一次演出的优点是把八路军共产党的气质演出来了。这是在文艺方向上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结合的成功。”
　　周恩来同志12月19日在看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和姚仲明、陈波儿的文章后，写信给编导者：“仲明、波儿两同志：这几天读到你们的文章，很高兴。仲明同志的意见，我几乎是全部同意，凡是我想和你们说的，你大概都说了，但不知剧本已经修改好了没有?如已修改好，我很愿意在你们付印前，得到一读的机会。可否?望告。”
　　7月24日
　　中国文化界先进战士邹韬奋，因患脑癌不治，在上海逝世。终年五十岁。邹韬奋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有二十余年。1942年2月自渝出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由港潜赴我东江抗日根据地，悉心考察根据地状况，并作了许多有关民主政治的演讲。先生对华中根据地的观察是：“目睹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先生因病势严重，到上海就医，卒至不起。
　　邹韬奋弥留时，嘱夫人拿出遗嘱签上字。遗嘱说：“四五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自由，最近更不幸卧病经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眷念同胞，愿以最沉痛的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死后，希望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
　　中共中央9月28日给邹韬奋家属发去唁电，接受韬奋生前请求，追认为中共党员。唁电说：“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常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
　　《解放日报》10月7日社论《悼邹韬奋先生》。说：“由于他的真诚为国，由于他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立场，他和共产党很早就成为最亲近的朋友。……韬奋先生临终遗嘱要求共产党中央追认他为党员，证明他对共产党的事业的伟大意义，是有了深刻的认识。”
　　邹恩洵著文《我们是兄弟，是战友，是同志——悲悼我的大哥恩润(韬奋)的死》。
　　邹韬奋遗作《对国事的呼吁》在《解放日报》发表。呼吁说：“我正在长期惨苦的病痛中，环境的压迫和重病的磨折，都可用我坚强的意志与之抗争，还泰然处之，但每一念及祖国的前途，则忧心如捣，难安缄默。”他呼吁：全国舆论力量，全国各抗日党派的力量，以及海外数千万华侨的力量，共同揭露国民党内反动派企图挑起内战的阴谋，坚持团结，抗战到底；必须坚决反对国民党拖延民主政治实现的政策，反对这种伪装的民主政治，主张以全国人民为本位的民主政治，并要求立即执行；国民党内反动派必须立即取消不合理的图书审查制度，取消将青年当囚犯的特务教育，取消对进步文化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残害。
　　周恩来同志10月11日召集吴玉章、秦博古、邓颖超、周扬、艾思奇、林默涵、李文、程今吾、张仲实等十二人，开会讨论延安追悼邹韬奋的办法。决定：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议，将延安的“华北书店”改为“韬奋书店”；向陕甘宁边区文教会议建议电唁他的家属；在延安举行追悼会，展览韬奋著作和他办的期刊；建议《解放日报》出追悼专刊，专刊由艾思奇、张仲实负责。成立追悼会筹委会，由周扬、艾思奇、林默涵、李文、张仲实组成，周扬总负责。周恩来同志在此会议记录上批道：“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毛主席批示：“照此办理。”
　　谷亮在10月11日《解放日报》撰文《入党》。指出：“国民党派人要求邹先生入党，邹先生‘严词拒绝’。共产党并未派人要求邹先生入党，邹先生却临死还要遗嘱入党，而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他是否合格。”读了邹先生遗嘱，我们共产党人一方面觉得自傲，另一方面觉得自己责任更加重大。
　　延安追悼邹韬奋同志大会筹备会10月29日举行扩大会议。到周恩来、吴玉章、徐特立、艾思奇、肖三、陈学昭、邹文宣、谭吐、林默涵、李文、张仲实等25人。会议报告筹备情况，商谈纪念办法，并鉴于在延安青年过去受韬奋同志重大影响者为数众多，决定广泛征集纪念论文、诗歌、木刻等，刊行纪念特刊和专册，以表哀思。决定追悼大会于11月22日举行，是日为八年前韬奋因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而被捕入狱之日。
　　边区政府最近一次政务会议决定，设立韬奋出版奖金。基金定一千万元，专用以奖励对办报纸、杂志及出版发行事业有特别成绩者。
　　延安生活书店11月1日在韬奋书店举行韬奋同志逝世百日座谈会，到会有张仲实、林默涵等二十余人。周恩来和韬奋之弟邹恩洵也来出席。大会给韬奋家属发了唁电，签名的有柳湜、张仲实、林默涵、李文、卜明、徐律、王矛、张国钧、岳剑莹、吴彬、杜星垣。
　　郭沫若在追悼邹韬奋大会上的讲演《韬奋先生哀词》，《解放日报》10月25日全文发表。10日(月)1日，重庆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签名者有宋庆龄、郭沫若、邵力子、章伯钧、邓初民、马寅初、黄炎培、林祖涵、董必武、许德珩、高崇民、王昆仑、史良、胡子婴、章乃器、张恨水、张友渔、潘梓年、阳翰笙、冯乃超、常任侠、王炳南、艾芜、姚蓬子等八百多人。黄炎培主祭，沈钧儒、左舜生陪祭。郭沫若带着满腔的悲愤走上祭坛，几分钟的时间没有发言，凝视着韬奋先生的遗像。沉痛地说：我刚从乡下赶来，我很难过，昨夜一整夜睡不着觉，想来想去，想要向韬奋先生说的话，今天在韬奋先生的灵前，当着大家的面，就说给韬奋先生听吧。他说：“你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中国青年的一位好兄长，中国新文化的一位好工程师。你的一生，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青年的领导，为了文化的建设，尤其在抗日战争发动以来，为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是很慷慨地、很热诚地用尽了你最后的一滴血。”“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差不多都有你的武器，这就是这么一支笔!”“这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名实相符的钢笔，有了这支笔存在的地方，便是民主存在的地方；没有这支笔的地方，便是法西斯存在的地方；象德国日本那样法西斯国家，它们的笔是没有了，是变了质，变成了刷把，替统治者刷浆糊，刷粉墙，刷断头台，刷枪筒，甚至刷马桶。这样的刷把，迟早是要和法西斯一道，拿来抛进茅坑里去的”。“我们中国幸而还有一支笔，这是你韬奋先生替我们保持了下来，我们应该要永远的保持下来。”“你的一生用你的血来做了这支笔的墨，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把我们的血来灌进去”。“你的一生把你的脑细胞来做了这支笔的笔尖，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把我们的脑袋子安上去。”
　　延安各界二千余人11月22日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集会，追悼邹韬奋先生。主祭人吴玉章。陪祭人周扬、柳湜。朱总司令讲话，说：“韬奋先生所有的著作，都是为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他的遗嘱对我们感触甚深。”新四军陈毅军长略述韬奋到达华中抗日根据地治病的经过。并说：韬奋先生是由民主主义走上共产主义者道路。他的业绩，对于每个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是很好的教育。韬奋先生的胞弟邹恩洵代表家属致答词。最后，张仲实代表筹委会报告：1、提议成立纪念委员会。通过由周惠来、吴玉章、林伯渠、博古、陈毅、续范亭、杨秀峰、成仿吾、贾拓夫、柳湜、周扬、艾思奇、丁玲、张宗麟、林默涵、李文、张仲实等同志为纪念委员会委员。2、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韬奋出版奖金”，将移交纪念委员会。大会通过致韬奋先生家属的唁电。
　　《解放日报》在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辑刊里，登载题词和文章：
　　毛泽东：“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朱 德：“韬奋同志：爱国志士，民主先锋。”
　　吴玉章：《哀悼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战士邹韬奋同志》。
　　陈 毅：《纪念邹韬奋先生》。
　　凯 丰：《纪念邹韬奋先生》。
　　续范亭：《追悼邹韬奋先生之死，想到一切人之死》。
　　徐特立：《韬奋的事业与精神》。
　　柳 湜：《我们这一代正需要的精神》。
　　艾思奇：《“中国大众的立场”》。
　　徐懋庸：《由服务大众得到力量》。
　　何干之：《最可爱的人格》。
　　张仲实：《一个优秀的中国人》。
　　茅 盾：《始终保持着天真》。
　　沈钧儒：《一生写作劳瘁》。
　　范长江：《大公无私，虚怀若谷》。
　　钱俊瑞：《“我就是这样，看你怎么办?”》。
　　艾寒松：《严拒利诱》。
　　沙千里：《与检查官抗争》。
　　胡 绳：《在东江抗日根据地》。
　　胡绩伟：《决心向你学习》。
　　许幸之：《〈生活〉是群众的喉舌》。
　　肖 三：《韬奋同志——文化界的劳动英雄》。
　　续范亭赋诗《悼韬奋》：回忆西湖哭鲁迅，延安此月悼韬奋。细茵猛虎杀人多，不及当今苛虐政。
　　7月27日
　　延安大众戏院首次放映苏联有声影片《十三勇士》，观众极为拥挤。28日放映《南泥湾》、《粉碎敌巢》两部影片，均系有声巨片。
　　延安电影团9月15日放映幻灯影片，联合国新闻影片24套，《流浪的金丝雀》、《大胆的蛙》五彩卡通片两套，美国开发时期的影片一套，放映达三小时。
　　7月28日
　　毛泽东同志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一信：“《明季南北略》(指清初计大奇编撰的记述晚明和南明史事一书)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撰写的关于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及宋代掌故、人物等笔记)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7月31日
　　茅盾在《解放日报》著文《时间，换取了什么?》有人说“这七年功夫是挨得有代价的”，“我们挨成了四强之一，英美而且在步步胜利，第二战场也开辟了，不消半年，希特勒打垮，掉转身子来收拾东洋鬼子”，“我们等着最后胜利罢!”有人说：“你老兄是吃了那一心以等着为得计的人们的亏!”“不过中国幸而也有不那么等着的人，所以七年功夫是不白过，中国地面上是发生着变化了，打开地图一看，就可以看见的。”
　　8月1日
　　杨家岭俱乐部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举行跳舞晚会，邀请西北局、王家坪、中央党校、中央医院、管理局等各机关学校参加，达三百余人。同时还有四百余人的杂务人员晚会，节目有杂耍、音乐、清唱及各种棋类。8月3日晚，在中央党校演出平剧《逼上梁山》。5日演四个短平剧《奇冤报》、《定军山》、《宇宙锋》、《状元谱》。
　　8月2日
　　何其芳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谈写诗——答复初学写诗的朋友所提出的问题》。编者按说：每天在编辑室里总收到读者投来的很多诗稿，其中多数还附着信，要求我们对寄来的诗批评，修改，并提出关于做诗的问题要我们答复。编者虽极愿尽力给读者服务，但常为不能充分满足写诗朋友的要求而深感不安。现在我们根据最近收到的几位朋友的诗稿和信提出的问题，由诗人何其芳同志执笔作一次综合的答复。在这答复里，其芳同志针对这些具体的作品，并且根据他自己写诗的经验，讨论了关于写诗的一些最重要的基本问题。因为全文很长，不得不分两天发表，希望读者中有兴趣写诗的同志注意，对于这文中所说的，有什么意见和问题，自然是我们极愿知道的。
　　8月8日
　　边区文教会筹委会、西北局文委召开座谈会，讨论下乡办冬学及推动秧歌戏剧的准备工作。出席者胡乔木、李卓然、周扬、刘芝明、丁玲、沙可夫、肖三、张庚、艾青、欧阳山、塞克、赵伯平、马健翎、欧阳山尊等二十余人。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阐明开会意义。关于秧歌戏剧问题，周扬提出初步意见，尔后大家讨论。一致认为目前戏剧应以普及为主，组织和推动群众的秧歌活动，做到一个区一个秧歌队，主要由老百姓自己搞，我们下乡去帮助。去年是“秧歌下乡”，今年是“乡下秧歌”。谈到剧本问题，大家认为秧歌剧团最需短小精悍，以十五分钟演完最适宜。决定由党校、延大、文协的同志分别担任写作。关于下乡地区分配，决定延属分区由党校负责，绥德和陇东分区由鲁艺负责，三边和关中分区由文协负责。并推定延大校长、鲁艺院长周扬草拟关于如何推动“乡下秧歌”的计划，供下乡同志参考。会上对正在崛起的反映革命战争的大型话剧如鲁艺的《粮食》，联政宣传队的《沁源围困》和已演出并获得好评的中央党校的《同志，你走错了路》等，均认为对戏剧运动有极大的意义和推动。但在边区目前仍以普及的“乡下秧歌”为主。
　　8月14日
　　朱总司令给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写信说：“在敌后，在美国人中间，我们常常谈起你。现在有个机会，我写信向你问好，并且告诉你，如有可能我们希望你能到中国来，同我们多住一个时候。”
　　立波写《要真正到群众中去，不再“做客”》一文，重庆《新华日报》转载。编者说：能够认真实行自我批评，就能够不断地进步。在“批评和介绍”专页上，希望常能有作家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刊出。现在先把在延安的作家的文章选载一篇。这篇是节录出来的，题目也是由编者所加。
　　舒群写《必须改造自己》一文，重庆《新华日报》9月4日转载。编者在前言中说，对于从事任何事业的人，自我批评都是进步的推动力，作为“灵魂工程师”的作家自然也不是例外。在“批评与介绍”专页上希望能有自我批评的文章刊出。现在先从选载延安的作家的文章开始。八月十四日已刊立波先生的一篇，这里再转录舒群先生的一篇。
　　《解放日报》对重庆出版、张道藩发行的《理想中的中国新文艺为题征文》进行评论。揭露其“我理想中的中国文艺作品都是由机器制造的。只要你投进去若干钱币，把机器上的指针拨到你所需要的题目上，就会有一篇绝对合法的诗或文出现了”。并指责国民党中央社吉安当局所谓“为加强战时生活”，“各剧院一律禁演”的规定，“这不但是对中国剧人的侮辱，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侮辱”。
　　8月2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重庆《新华日报》全文登出。至此，《新华日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公开把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消息，《讲话》的主要内容和原文，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执行《讲话》的动态和经验，中共中央布置学习《讲话》的决定等，都介绍给了国统区的广大读者。
　　8月28日
　　贾怀济、平凡、刘漠冰、陈叔亮在《解放日报》撰文《几种美术宣传方式的经验》：介绍三边(安边、定边、靖边)美术工作者在抗战七周年的宣传活动中创造的美术与音乐相结合(连环画与拉洋片、唱大鼓书相结合)、漫画与地图相结合(漫画化的地理示意图)的新方法，获得较大效果。艾思奇在《美术工作与群众的进一步结合》一文中予以推荐，认为这“使美术工作者更密切地和群众结合起来”，“值得推广，值得发扬”。
　　8月29日
　　杨思仲(陈涌)在《解放日报》载文《〈岛田上等兵〉在延安演出》。说日本工农学校最近演出的《岛田上等兵》，演员都曾是日本的士兵，现在是我们的战友。他们把亲身经历的生活重现舞台，是再真实不过了。它留给我们延安的戏剧工作者以深刻的印象。日本人民自己演出的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戏剧，这在延安是第一次，在全中国是第一次。《岛田上等兵》回日本去演出的日子，也不会很远。
　　报载桂林电：作家王鲁彦前患肺病，生活贫苦，曾居湘疗养。后湘北战起，转入桂林，病况加重，于8月20日逝世。近几年来，大后方文艺界人士生活困难，精神折磨，报纸时有记载。去年九月《戏剧月刊》中老舍以《不要饿死剧作家》为题，痛述“实在不忍看到戏剧作家都抱屈原含冤而死!”今年3月11日《云南日报》则把老舍描写为“面黄肌瘦，似乎注定了不幸的命运”。他们的稿子卖不出去，甚至因稿闯祸。去年6月8日《正气日报》载：“张天翼一面教书，一面写作，患病至吐血，缺乏医疗费治疗。王鲁彦、蒋牧良贫困交加，困居故乡。”夏衍在《戏剧月刊》中也写道：“每个写剧本的人，都在被侵害，被遭踏，为上演权而苦闷!”
　　8月31日
　　毛泽东同志致延安《解放日报》社长秦邦宪(博古)一信，其中写道：“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9月8日
　　中央警备团下午二时召开有千余人参加的追悼会，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毛主席送挽辞：“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毛主席并作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指出：“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张恩德三十岁，参加革命十二年，爬雪山过草地，受过锻炼负过伤，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不幸于九月五日在安塞石峡峪烧木炭时牺牲。
　　9月12日
　　丁玲在延安难民工厂著文《老婆疙瘩》。从纺线时断了头又接上去的一种成团的疙瘩，想到“要做事情，麻烦总是有的。自己不愿麻烦，结果就必使许多人麻烦。做自己一段事情的时候，必须能负责这段事，把它做得没有毛病，否则别人就要遭到因你不负责而来的更大的麻烦。这是很不应该的，这里包含着一个革命良心的问题”。
　　肖三发表诗《我又来到南泥湾》：“我又来到南泥湾，觉得越看越爱看。我看了南泥湾，想起了江南，想起了湖南，……想起全中国，想起那一片大好河山!”
　　9月14日
　　鲁艺戏剧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预演由陈荒煤、姚时晓、张水华创作的四幕六场话剧《粮食》(又名《沁源围困》)。导演舒强、张水华。舞台设计许珂。演员田方、王大化、于蓝、陈强、赵起扬、林农、王家乙、骆文、杜德夫、卢肃、陈静波、朱平康、白居等。该剧描写太行山区沁源前线八路军、民兵和全体人民紧张保卫麦收、粉碎敌人抢粮计划的战斗史实。剧中很多群众场面甚为成功。在一个剧中使用数种方言效果亦佳。
　　9月17日
　　周恩来同志给郭沫若写信，“沫若我兄：别后时在念中。此间同志，虽未能与兄谋面，但屡读佳作，多心向往之。近日延大(即延安大学)在以平剧形式排兄《虎符》及《高渐离》(郭沫若一九四二年在重庆创作的几个历史剧本，分别见《沫若文集》第三、四卷)，话剧尚未尝试，《屈原》两年前演过，弟未及看到，殊为遗憾。年来发展甚速，空中陆上，时有人来，继参政五老(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由冷遹、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五名无党派参政员组成视察团赴延，结果未成行。后由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名参政员重新组成，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从重庆飞抵延安)之后，文化界其有意乎?兄如有意，盍一图之，事虽未必就成，盖亦可造为舆论，但创意须出自舒洪姚(舒，指老舍，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洪，指洪深。姚，指谁，未详)等，不知能推动否，请与冰超(冰，指徐冰。超，指冯乃超)诸兄一商之，此间诸同志切盼之至。闻兄近来埋首于历史整理，有油印稿否?盼能寄我一份，如有佳什，也望示我二三，俾如晤对。专此致意，顺颂双安!弟周恩来九，十七。”
　　丁玲在《解放日报》撰文《记砖窑湾骡马大会》，介绍此地的产生、繁荣以及医疗卫生情况。
　　贺绿汀发表歌曲《选种歌》。
　　9月20日
　　延安市文教会议开幕。到会代表121名。开会目的交换经验，检讨缺点，订出今后方案。会议分艺术、卫生、教育、报纸四大项进行小组讨论，由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延大校长周扬、延市马市长、市委张汉武分别负责指导。会间，完小演出秧歌节目多种。
　　9月21日
　　延安文教会艺术组举行秧歌座谈会。参加者有秧歌队长、伞头、自乐班代表、农民画家以及延大的贺敬之、程钧昌、丁毅等。延大校长、鲁艺院长周扬为座谈会纪要写了《前记》，说：到会者表现了他们自己的创造力，而且就秧歌创作与组织问题发表了正确意见，解决了当前群众秧歌运动中很多实际问题。他们主张秧歌是宣传，内容第一，对旧内容表示了完全唾弃的态度。提出“劳动为根本”的原则。在创作方法上，他们主张“照实情编”，要“演得象”，要“又短又好又红火”，叫人看到热闹处就完了，叫人还想看。他们提出了艺术语言，细节描写以及故事结构等一连串问题，并给了正确的回答。在编剧方式上，他们主张集体创作，大大发挥艺术创作上的民主和集体主义精神，也不反对一个人编。他们懂得艺术作品的内容效果才是衡量它价值可靠的尺度。他们提出秧歌队内部团结问题：团结必须依靠批评，内部要有民主，要有分工，要有规则。组织秧歌队必须从下面发动，必须是一种自愿的结合。
　　邵子南的报告文学《李勇大摆地雷阵》，在《解放日报》连载四天。吴劳22日刊登木刻连环画《李勇埋地雷》。
　　9月25日
　　延大校长、鲁艺院长周扬在延安市文教会议上详述秧歌队的组织和剧本问题：在组织上，第一，根据各地具体条件不同，可采取各种不同形式，文化台、自乐班、秧歌队等。做到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有新的文化娱乐活动。第二，以民间艺术家为骨干，通过当地的学校、读报组、冬学、夜校等基层单位组织秧歌队。第三，组织秧歌队要自下而上，采取自愿原则。关于剧本问题，主要靠自己编，老乡们自己编的比知识分子编的还好。要大胆写，写斗争，写矛盾。不要用公家的话，要自己想什么就写什么，不会违反政策的，因为政策是根据老百姓意见定的。周扬鼓励大家深入生活，多写、多演老百姓自己的秧歌剧。
　　9月29日
　　延安市文教大会闭幕，36位文教模范受奖。
　　贺敬之、程钧昌在《解放日报》撰写报道：延安市文教会艺术组分别讨论秧歌和美术两大问题。会议赞扬了杨桥镇乡文娱工作，一致认为该乡秧歌队的办法最值得学习。其特点是。秧歌与其他文化活动结合，过年过节闹秧歌和经常的文化娱乐结合，艺术团体(鲁艺)和群众艺术活动结合。会上赞扬的两个青年艺术家是：十五岁的梁济海，在文教展览会上发表了《十一运动》宣传画；二十岁的张永安。会上讨论了如何帮助美术工匠，改造旧艺术，建立美术工作者与民间艺术家之间的亲切联系与互相学习等问题。
　　9月30日
　　重庆《群众》周刊第18期在“文艺问题特辑”中登出一组文章：郭沫若的《谢陈代新》，余伯约的《如何做大众的牛》，何其芳的《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刘白羽的《新的艺术，新的群众》。还刊登周而复、苏一平的眉户剧《牛永贵挂彩》。
　　何其芳在《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一文中说，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一个剧团到绥德、米脂、清涧、佳县一带去演戏，四个多月，观众达十二万人以上。他们演《下南路》的戏，农民报名到南边开荒的有50多人。老百姓送他们的锦旗上写着：“真正大众化”。延安在春节期间组织了27个秧歌队，老百姓参加进来一起跳，这是何等动人的场面，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典型例子。过去错误地强调“写熟悉的题材，说心里的话”，结果只写过去的经历和旧人物，而不积极去了解新生活、新人物。强调说心里话就使一些不健康的思想感情得到肯定。这些错误我个人应该负责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反映了新农民的愉快生活，获得很大成功。说明向群众学习是解决艺术群众化的关键。歌舞剧《农村曲》，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声音，显得软弱无力。新的艺术必须民族化，为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大众服务。
　　10月1日
　　今日是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五十寿辰，卫生处举行庆祝会。
　　徐特立赋诗《祝连暲同志五十大寿》。诗云：“世有老少年，也有少年老。不落时代后，年老才可宝。以此寿连暲，提笔写诗草”。“年老不足耻，所耻在自足”。“南昌暴动时，连暲工作始，至今十八年，服务未终止。当时非党员，工作不懈弛，党外拥护党，连暲是典型。”
　　谢觉哉9月28日赋诗《中秋傅连暲同志五十初度》：青囊五十年，革命心坚。事功方半更钻研。不信请看今夜月，月正中天。陡忆十年前，夜敞华筵。雪山草地共征鞭。战胜艰难身益健，陆上之仙。
　　10月4日
　　延安戏剧界和鲁艺招待美国记者及剧评家爱金生先生。周扬陪客人到鲁艺参观，并观看了鲁艺和党校三部联合表演的秧歌。爱金生对秧歌队颇为赞赏。后举行座谈会，到会有柯仲平、马健翎、沙可夫、王震之、肖三、舒非、王斌、姚时晓、陈荒煤、李伯钊、艾青、张水华、罗烽、周扬、沙蒙、舒强、周巍峙、张季纯、陈波儿、钟敬之等四十余人。爱氏在会上说：延安戏剧界的活动给他印象很深。并对电影与舞台剧、中国与西方的剧运作了对比性论述。柯仲平、周巍峙分别介绍了边区与敌后剧运概况，大家就如何与美国戏剧界建立联系等问题作了热烈发言。
　　10月5日
　　杨家岭举行盛大晚会，祝贺67位文化学习模范和30位教员模范。徐特立对今后文化学习问题有深切指示，认为随时、随地、随人的学习方式是收效最大也最为方便的。继由枣园文工团演出《生活》、《边界之外》、《动员起来》三个节目。《生活》是反映杨家岭机关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情况。
　　庆阳县三十里铺四个农民集体创作的秧歌剧《减租》发表。《解放日报》编者按说：《减租》“今春在陇东分区社火竞赛中，被专署、地委奖为第一。九月初在陇东分区文教大会上演出，也得到好评。这是农民自己的集体创作，在简单中蕴含着力量，在朴质中流露着智慧。是值得重视的”。同时刊登柯夫文章《〈减租〉是怎样创作的》，说庆阳县三十里铺创作了很多新社火剧本，有《夫妻开荒》、《二流子偷鸡》、《黑牛耕地》、《新顶灯》，《减租》等。这些都是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结合着，又有重大教育意义，是新社火向前发展的一个开端。
　　10月11日
　　边区文教代表大会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开幕。出席者分八个代表团，连来宾和旁听者共计千余人。边区政府教育厅柳湜厅长致开幕辞。朱总司令讲话说：今天文化教育工作上的巨大成绩，证明毛主席前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正确结论，发生了效果。以前文艺工作者与群众没有结合得好，现在他们和群众开始结合，并发动广大群众自己来做。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他说。这里不分贫富，男女老少都可以读书受教育，而在大后方文化人说句真话就有生命危险。吴玉章说：中国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不识字，消灭文盲是一件巨大的工作。徐特立说：我是来学习的，我读了几年书，觉得还有许多新的东西要学习。他赞扬了几个民办小学的工作，强调：学习要跟实际密切联系，破除教条。晚上举行招待会，由延安大学演出《虎符》。
　　岳瑟根据张存发谈话整理的介绍佳县店镇宋家川村秧歌队长的长文《老百姓的新秧歌》，《解放日报》10月13日发表。编者说：这“是一个非常生动活泼的农村群众的新的秧歌队，可和庆阳三十里铺的社火媲美”。它“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可供别处参考。1、它是由本村群众自发自愿闹起来的，发动起来后，征得政府的同意而组成，这是‘民办公助’的方针在秧歌队上面的表现，2、吸收了民间艺人和当地知识分子(文学教员)合作编剧，因此能够编出许多新鲜的剧本；3、他们不仅注意内容的政治意义和宣传作用，也力求老百姓的喜欢，‘因为老百姓喜欢，他们才会接受’。所以他们的剧本都很生动有趣，而不是硬梆梆的‘口号’、‘官腔’；4、他们对于旧戏，并不是简单的排斥或抛弃，而是很好的去利用它们，把它们改为适合新的生活、新的任务的东西，比如《拖瞎子》、《钉缸》等等，经他们一改编，就都成了新的秧歌剧了。秧歌队的组织、编剧、改造旧戏，这是一般群众秧歌队的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材料中，都能多少得到一些可作参考的经验。”
　　边区文教大会艺术组从10月14日到16日介绍群众秧歌典型。共有九位代表介绍。
　　出席边区文教大会的群众秧歌代表刘志仁、杜芝栋、黄润等九人，10月20日前往鲁艺参观。代表们对各种美术作品极感兴趣，细心的观看、询问，鲁艺同志详加解说。美术系新近刻制的五彩年画、窗花最受代表赞美。下午全院召开盛大欢迎会，会场上贴着大幅标语“欢迎群众艺术家”。首先由群众几位代表分别报告群众秧歌的经验和创作方法，边讲边表演。刘志仁唱了《新三恨》、汪庭有唱了《表顽固》，景海清唱了道情。鲁艺同志为他们表演了《有吃有穿》、《团结歌》，并把口琴、提琴、手风琴、钢琴等外来乐器作了介绍性的表演。
　　马可、清宇执笔的文教大会艺术组介绍群众秧歌典型《刘志仁和南仓社火》，10月24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刘志仁秧歌队的几个特点：1、唱的都是事实；2、敢于大胆突破旧形式，创造新形式；3、创作演出中从实际出发，不爱夸张；4、注意歌词的口语化和适合地方习惯。
　　苏林执笔的文教会艺术组文章《杜芝栋和镇靖城的秧歌活动》10月26日发表。文章说杜芝栋是“自己钻出来的秧歌把式”，他“六年来一年一个新秧歌剧”。在他带领下开展了“群众集体编剧的活动”，他们把演剧和教育、生产、自卫等群众活动结合起来，发挥了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
　　丁玲10月30日在《解放日报》撰文介绍文教会典型人物：《民间艺人李卜》。李原是旧艺人，长期受国民党欺压，50岁时随民众剧团到延安。剧团负责人马健翎向他学习，创作了新秧歌《十二把镰刀》、《两家亲》。他用亲身的经历证明党对旧艺人争取政策的正确。
　　安波执笔的文教会艺术组文章《驼耳巷区的道情班子》10月31日发表。说道情戏在绥德、米脂、清涧一带有百年的历史，流传很广，深入民间，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道情班子很多，驼耳巷区的道情班就是其中较好的一个。他们在鲁艺工作团的影响下，开始自编自演新戏，改造自己的技术。
　　艾青11月8日在《解放日报》撰文《汪庭有和他的歌》。介绍木匠汪庭有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他的《老顽固》是一首长歌，分十二月唱，每月八句，叙述“友区” (按——指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受顽固分子糟踏的痛苦。他的《十绣金匾》表达了对毛主席和革命政权的热爱。文章说象汪庭有这样的新民间艺人、群众艺术活动的组织者，在边区逐日增多。
　　肖三、立波11月9日在《解放日报》载文《练子嘴英雄拓老汉》。拓老汉叫拓开科，60岁，子洲县裴家湾人。16岁起闹秧歌，最拿手的是练子嘴(快板)。共编出23个练子嘴，最受欢迎的有《闹官》、《种棉花》、《禁洋烟》等。《解放日报》发表拓开科写的练子嘴《闹官》。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艺术组11月6日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群众秧歌戏剧第一次会演。节目有：关中分区刘志仁、汪庭有、王中泉领导并参加演出的社火《跑红灯》，三边分区杜芝栋领导并参加演出的秧歌《破除迷信》，陇东分区黄润领导并参加演出的秧歌《减租》，延安市桥镇乡群众改编演出的《小姑贤》、《蛮婆算命》，拓开科的练子嘴《闹官》，民众剧团李卜的眉户剧《张琏卖布》。整个演出有民间艺术的特殊风味，优美，活泼，新颖，观众无不交口称赞。
　　边区文教大会陈列室11月5日开放，共有石窑22孔，其中除少数民族单设一窑外，其余21窑按教育、卫生、艺术、报纸四大业务分类，各类又按问题性质分别陈列。艺术部分有群众艺术、戏剧音乐等。
　　边区文教大会11月9日表彰柯仲平、马健翎等领导的民众剧团，颁发“特等模范”奖旗。授予马健翎个人特等奖和“人民艺术家”称号。该团自1938年夏建团七年来，始终坚持为边区人民服务，成绩卓著。他们遍及边区24县，观众达二百万人以上，平均每两天演戏一场，虚心向民间艺人学习，团结改造旧艺人。在鄜县遇见有名的戏剧专家李卜，邀请到剧团当教师。后李卜不愿离去，加入该团。他们先后创作并演出新秧歌剧30余种，重编改编十余种新旧戏，大多出于马健翎之手，如《一条路》、《好男儿》、《查路条》、《三岔口》、《中国魂》、《两家亲》、《十二把镰刀》、《抓破睑》、《血泪仇》、《大家喜欢》等剧，尤为脍炙人口。
　　边区文教大会还表扬了杨醉乡领导的抗战剧团和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周扬11月12日在边区文教大会作总结报告《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主要内容：1、群众要求新文艺，但封建旧文艺在群众中尚占优势。2、普及工作是今天整个新文艺运动的主要任务。3、改造旧秧歌，发展新秧歌，刘志仁是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与模范。4、改造旧戏，团结与改造旧艺人。5、加强地方剧团作用，贯彻剧团下乡方针。6、党政领导机关应重视文艺工作，加以认真、细致的领导。
　　11月22日报载：联防司令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在边区文教会上总结部队文教工作时说：文艺工作要创造部队作风。文艺座谈会后，部队文艺工作有了进步，近年来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队创作并演出《张治国挖甘草》、《刘顺清开辟南泥湾》等戏，使文艺逐渐走上正确方向。如何注意部队特点，创造部队作风?1、必须打破所谓部队齐整划一、穿的同样的衣服、没有特点和不好表现的形式主义的看法。2、内容主要应反映部队实际情况，特别是具体的人和事。8、新秧歌是表现群众的形式，不是表现军队的形式。为部队服务的戏剧应以创造表现军队的形式为主。4、眉户、道情及其他民间小调，不十分适于表现军队。音乐上应以创作合乎军队生活方式和情感的歌曲为主。5、为合乎军队的实际，避免起反作用，女角色在戏剧中应提起注意。6、以创造军队形式为主，并不反对利用旧形式。7、连队文娱工作，以歌咏为主，并发展小型戏剧活动。
　　边区文教大会历时一个月于11月16日闭幕。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罗迈(李维汉)作总结《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活动》，讲边区群众文教工作的总任务；新的时期开始了；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加强领导；质与量并重，反对形式主义；培养大批边区知识分子是开展文化运动的总关键。会上文艺界获个人特等奖的有刘志仁、马健翎、杨醉乡。边区民众剧团获集体特等奖。还有个人甲等奖54名，个人二等奖87名，普通集体奖50名。大会通过《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决议全文见1945年1月12日《解放日报》)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签署给杨醉乡的奖状上写道：“群众艺术的先驱”。(珍藏于延安革命纪念馆)
　　艾青获中央直属机关“模范工作者”奖状和中央党校“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奖状。
　　《解放日报》11月23日社论《此次文教大会的意义何在?》指出：它“表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长足的进展，将来修中国文化史的人对此不可不大书一笔”。说“人民群众建立自己的文化生活，既及于人口的大多数，又及于文化的各方面者，实际是开始于土地革命时期，这时革命政权下的广大群众才把文化教育的权利拿在自己手中，造成中国文化的新天地”。边区的真正大规模的群众文化运动，还是直到这次大会才真正进入成熟的境地。这次大会的基本成就，“总结了自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以来群众文教工作的各种经验，提出了新的任务，并在各个阵地上发扬群众中成功的典型，并指出这些典型的方向是完成新任务的保证。”
　　10月15日
　　《解放日报》开辟“免登栏”。编者说：“最近我们收到一些重庆《新华日报》的免登稿，其中有专论，有短评，有消息，有通讯。他们或者是报道了其一真确的事实，或者是传达了人民的要求，说出了老百姓心里的话。总之，全都是切中时弊，有利抗战的正论，却为国民党检查机关所禁止刊载。从这里，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所谓‘政治’，表现在言论上面，就是钳制正确的舆论，取消真实的报道，这些稿件的一小部分，侥幸通过了国民党的第二道关口——邮政检查，而到达我们手里。因此得在这个自由的空气下，发表出来，和读者见面。”“免登栏”文章《慰问闻一多先生》，说“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被解职了”，原因“可以心照”。“闻先生近年来忧时之念很深，一股正义的热情，更使人感动。”“闻先生主张民主，主张青年打破沉寂，这都是针对现实的正论。虽是一部分顽固者流所不乐闻，但是居然因此不容于时，却是出人意外。……我不仅为先生的被黜而惋惜，尤其是为社会的正义抱屈。”
　　默涵在10月19日《解放日报》撰文《国民党删削辞典》。说大后方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抗战建国实用百科辞典》，被国民党检查机关摧残，很多名词不翼而飞。大体包含两种事情：一种是由国民党造成的国家的耻辱和他们所干的丑事，如“九·一八事件”、“何梅协定”等，他们怕让人民知道，一种是人民自己的斗争纪念节日和人民所拥护的政党、人物，如“一二·九”、“二七”、“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等，这是他们深恶痛绝的。至于删除“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有些奇怪。其用意是想抹煞中国有阶级存在的事实，以便在人民面前隐藏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寡头专制政治面目。
　　力群12月16日撰写讽刺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杂文《外国也有》。
　　10月16日
　　陈叔亮在《解放日报》载文《蒙古新歌剧的演出》。说民族学院蒙古同志演出的四个新编蒙古歌剧《上延安》、《赶骡马会》、《找八路军去》、《反抗》有三个特点：在人力配备方面：从剧作、排练直到演员、乐队，都由蒙古同志自己动手；内容方面：通过各种具体事实或人物，反映了今天处在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中国大汉族主义双重压迫之下的蒙古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及蒙古民族唯一救星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如何帮助他们寻求解放道路；形式方面：运用了蒙古语言、歌曲、服装、动作、风尚，采取了正在边区广泛流传的各种新兴广场剧或秧歌剧的形式。其中最受群众欢迎的是《反抗》。在边区文教运动中，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创举。
　　刘漠冰10月21日撰写三边分区文教典型介绍之一《蒙古民族戏剧的诞生》。说民族学院在毛主席文艺方向指导下，参加秧歌活动过程中编演了蒙古民族戏剧《赶会》、《找八路军去》、《到好地方去》、《反抗》等。蒙古民族过去没有戏剧，只有许多民歌、舞蹈，民族学院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了蒙古民族戏剧，是一件很可纪念的事。
　　10月19日
　　沈钧儒、茅盾等主持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到百余人，沈钧儒、茅盾、胡风、孙伏园、张西曼等人讲了话。但这次纪念会是“在艰苦环境中举行，在混乱中散会”的。
　　12月14日报载重庆通讯《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日，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日举行了。这次大会我们又得了一次人民不自由的铁证。开会时沈钧儒先生报告筹备这个纪念的困难和痛苦，继有胡风、茅盾、孙伏园等演讲，舒绣文、常任侠朗诵鲁迅先生遗作。这时孙中山夫人和几位国际友人先后退席。主席宣布自由讲演时，一位自称姓田的起来说：“他自上海来”，想来报告鲁迅先生家属在上海的情形，但他只说了两点“感想”，说年年只有极少数人纪念鲁迅，“看见日本杂志上有许广平的文章，鲁迅被敌人汉奸利用等等”。这时冯雪峰起来说。许广平被敌人俘因，严刑拷打，已失去自由。敌人汉奸是会无耻的去盗用鲁迅先生名义，这是不足为奇的，是不足有损于先生的毫毛。胡风说：“同意雪峰先生的声明。”他说：敌寇汉奸之盗欺鲁迅先生，象盗欺孙中山先生一样，但孙中山、鲁迅是永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这时几个穿着制服的壮汉同时起来，大骂，摔破椅子茶杯，一时二十多个壮汉加入捣乱，桌椅全被摔倒。这是设计好的有计划的捣毁，这就是“法治精神”和“自由保障”。
　　10月21日
　　丁玲在《解放日报》撰文《谈鬼说梦的世界》：小时候读《聊斋》，心里常常涌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本书上的鬼狐，都比人可爱?”后来我在中国这个社会混了几年，也明白了蒲松龄之所以谈鬼孤，说梦话，乃是借此骂人的。抗战以后，大后方开始似乎还有点清醒的气氛，但不久又走入了梦的世界，于是乎就出现一些说梦的名作。国民党的专制老爷们，竟把他们在生意场上用得很熟练的“专横”、“统治”手腕，伸张到梦的世界里来，使得做梦也没有自由，形成了“自有生民以来未之有也”的奇观!自己起来，争取民主，争取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的呼声和行动，已经开始高涨起来了。这些呼声和行动，不但要结束人民的梦的时代，也会完全打破专制主义者为自己制造的黄金美梦!
　　延安新华书店登出新书广告：《阿Q正传》、《把眼光放远一点》、《秧歌论文集》、《小曲子》。
　　10月22日
　　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小说《俘虏》。记述老百姓协助八路军捉鬼子的事。
　　林平撰文《陕北民歌“顺天游”》，说“顺天游”是陕北老百姓最喜欢唱的曲调，“顺天游”的唱法有七种(其实不止)，有些唱法使人听起来感到悲哀，悒郁，沉重。有些又很新鲜，明朗，有着山野农村的愉快风味。“顺天游”是值得我们今天利用的民间艺术形式。希望写歌词的同志，以新的内容感情多写出能配合它的新歌词。
　　10月30日
　　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报告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报告还指出：“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毛主席谆谆瞩望一切知识分子一定要抛弃脱离群众的恶习，以鞠躬尽瘁的精神献身人民，与工农兵密切结合，而工农干部亦应重视和信任这种革命知识分子。
　　11月初
　　中央命令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主力四千余人，组成“八路军南下远征队”，挺进湘鄂赣粤区。副司令员郭鹏、政治委员王首道、副政委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政治部主任刘型。鲁艺派出周立波、姚时晓、海啸、杜利、张孔林等同志随军工作。他们转战陕、晋、豫、鄂、湘、赣、粤七省，历尽艰辛，受到锻炼。
　　11月11日
　　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七号文化工作委员会为由桂林来渝的柳亚子洗尘。周恩来、董必武、潘汉年、徐冰、张晓梅、陈家康等应邀参加。餐后周恩来到郭沫若寓所与柳亚子、郭沫若、沈钧儒、艾芜、阳翰笙等聚谈，介绍了国内时局和到渝任务。事后郭沫若追忆道：“那晚上大家是尽了兴，又‘痛哭’，又‘狂欢’，而且还跳了秧歌舞。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会上周恩来同志畅谈了延安情况，顿时给小小“蜗庐”带来了光明，故赋诗以纪念当夜欢聚。诗中喻周恩来为持火炬的人。“顿觉蜗庐海样宽，苍松翠柏傲冬寒。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濡冠。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11月13日
　　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宴请周恩来、王若飞、张晓梅同志。参加宴会的有艾芜、沙汀、夏衍等一百余人。宴后周恩来同志应郭沫若等人之请，介绍了国内时局和国共谈判问题。
　　11月15日
　　中央党校和鲁艺联合演出反映苏德战争期间前线高级干部思想问题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苏联考涅楚克作剧，肖三翻译，王滨、沙蒙导演，许珂、钟敬之舞台设计。演员有：凌子风、王大化、舒强、田方、邵惟、陈强、牧虹、赵起扬、吴坚、方琛、王亚凡、陈振球、曼里、朱平康等。
　　11月21日
　　毛泽东同志给郭沫若一信：“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指郭沫若1929年写的反映自1910年至1911年生活经历的作品，1929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同志给柳亚子一信：“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敬祝健康!”
　　毛泽东同志给沈雁冰一信：“雁冰兄：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健康!”
　　11月27日
　　陈明在《解放日报》撰文《难民工厂的戏剧活动》。难民工厂一月至九月演出18次话剧和秧歌剧。33个节目中，自己创作21个，从未因排演影响生产。文章介绍其组织、创作及演出情况。
　　11月28日
　　延安印工合作社发出新书广告：《器乐曲选》、《平剧小本子》、木刻连环画《炸桥》、苏联游击队故事《复仇火焰》、剧本《苏沃罗夫元帅》、鲁迅小说《一件小事》。
　　余聿12月2日在《出版界要照顾群众需要》一文中，对延安印工合作社出版的《平剧小本子》提出批评。这本小本子包括《王佐断臂》，《十三妹》、《打渔杀家》，《浔阳楼》、《宝莲灯》、《四猜》、《一棒雪》、《捉放曹》、《贩马记》、《宇宙锋》等十出，都是摘自每个戏内的一小段印成，曲谱和唱词并有。这些戏的内容，仅就印出的唱词来说，除了《打渔杀家》、《浔阳楼》比较好些外，其他的唱词都带有封建意识，因果报应或迷信毒素。如“多亏英雄来救命，来世结草当报恩”(十三妹)。如《宇宙锋》唱什么“牛头马面玉皇爷，驾祥云，接我上天”等。《四猜》是《四郎探母》中的一段，而《四郎探母》则是要不得的戏。这些东西铅印出来大量发卖，而又未经精选，渣华并存，无形中会给读者以坏影响。为什么不印用正确观点编写的寓有现实斗争意义的《逼上梁山》呢?
　　11月间
　　朱德同志赋诗《和郭沫若同志〈登尔雅台怀人〉》。1944年写于日寇侵黔桂时(指1944年4月，日寇侵豫西，汤恩伯、胡宗南大溃；8月攻陷衡阳，方先觉投降；11月陷桂林，白崇禧大溃。汤、胡、方、白四位“英雄”丢了二十个军)。“回顾西南满战云，台高而雅旧情殷。千村沦落悲三楚，四位‘英雄’丧廿军。北国翻新看后劲，东邻陨越可先闻。内忧外患澄清日，痛饮黄龙定约君。”
　　12月1日
　　毛泽东同志致即将参加党的七大代表、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一信，说，“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毛泽东同志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一信，说“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这些请考虑”。
　　12月4日
　　绥德分区四十里铺组织基干队员秧歌队，演出斗争秧歌《改造二流子》、《移民》、《瞎子捉特务》，受到群众欢迎。陇东华清影子戏班在广场演出《兄妹开荒》、《刘二起家》、《女状元》《轰炸德国》，观众达一千余人。
　　艾青在《解放日报》撰文《窗花剪纸》。说1941年曾看见鲁艺美术系图案教员吾石收藏许多剪纸。1943年春，我和刘建章、古元到三边，看到老百姓窗户上贴的窗花。这次边区文教会的陈列室里陈列了不少窗花，如三边的《黄金万两》，绥德米脂的《旱船》。这些剪纸，象刺绣一样，大都出于家庭妇女之手。他们用窗花，使自己过年时的窗户上闪耀出快乐。边区的新窗花逐渐代替了旧的剪纸，它们除了装饰老百姓的窗户外，还能起教育人民、组织人民的作用。我们的美术家应该研究民间剪纸，了解群众的趣味，创造出更生动的新的剪纸和新的窗花，并给新的绘画、木刻、装饰以积极的影响。
　　12月6日
　　高雄在《解放日报》发表讽刺诗《烈火烧成都》。说12月1日《解放日报》载：成都学生万余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呼吁民主自由。读之不觉热血沸腾，兴奋莫名。爰振笔草成打油诗二章，借抒积愤。“特务捉人捉不休，还说人身有自由!青天白日胡捣鬼，祸国殃民不知羞!抗战之后提民主，搞他妈个什么毬?”
　　12月7日
　　钟纪明报道：边区文协流动生产队辛勤的结果，收获粗粮187石。该队大小队员77人，山中物质条件最差，有时山雨淋漓下降，大家就在破漏的棚屋里局促藏身；有时还得黑夜回城演戏。过去爱看古书的马伟说：“这次生产，把我从古书堆里解放出来了。”
　　12月9日
　　延安各界代表二千余，在杨家岭大礼堂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九周年。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选出朱总司令、刘少奇、邓发、吴玉章、林祖涵、彭真、杨秀峰、范文澜、黄松龄、冯文彬、胡乔木、蒋南翔、王治国等为大会主席团。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刘少奇讲话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黑暗的反动的时期，直到“一二·九”才爆发了全国性的公开的革命运动。到“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救国运动才达到了新的高潮，一直持续到现在。今天所做的，仍是“一二·九”运动提出的基本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完全独立!”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讲话，强调学生运动要与人民、与武装结合起来，目前特别要与农民结合。朱总司令讲话指出，沦陷区的青年要与我军里应外合，击败日寇。周恩来副主席从大后方归来，报告了大后方的青年运动。指出今天的情况比“一二·九”时代更加严重，青年们心中充满愤怒的火花。他号召全后方三十万大中学生，沦陷区的回到沦陷区去，参加敌后斗争。青年回到各地农村去，为人民服务。有觉悟的青年，有思想的青年，眼睛是看着延安的。
　　崇基(艾思奇)在《解放日报》撰文《打击与回击》，纪念“一二·九”运动九周年。发表杨君辰的文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12月12日
　　程钧昌执笔在《解放日报》发表《自乐班》一文，介绍群众中平时娱乐的重要形式——自乐班。自乐班人员少(三五人至二十人)，既能经常活动，又不误生产，活动面广又节省，是非常适合边区分散的农村环境的一种群众艺术组织。它分清唱与家戏两种，以“自乐”为主。但内容多系旧戏。文章号召文艺工作者帮助进行改造，使之为革命战争服务。
　　12月13日
　　肖三在《解放日报》撰文《稀有的事——改造整个二流子村》。说“改造一个二流子村——这是集体的力量，这是真正的群众路线的执行者。在改造别人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队伍，使得更加前进”。
　　12月15日
　　毛泽东同志在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指出：“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人民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演说全文见12月16日《解放日报》)
　　吴伯箫在12月19日《解放日报》刊登报告文学《一个农民参议员》，记述赤水县参议员蒙恒吉为人民努力工作的模范事迹。杨朔发表速写《蔺士耀先生》，报道吴旗县参议员蔺士耀为群众办保健药店的先进事迹。
　　吴伯箫12月21日撰写通讯《参议员看参议会》。
　　肖三在12月22日《解放日报》撰文《赠别参议员们》：当诸位离开大会，分头走向人民中间去的时候，我们不禁反复的想起毛主席在参议员笔记本上题的两行字：“只有代表人民，才能指导人民。”
　　天蓝、张潮12月24日撰文《为老参议员们祝寿》。
　　12月16日
　　中央办公厅政治处在中央大礼堂为全杨家岭56位50岁以上的同志集体祝寿，从伙伕、马伕到毛主席、总司令。会场四壁悬挂着各界送的寿灯、寿幛、寿联、寿诗、寿词。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致开幕词，说今天为56位同志祝寿，是我党一件大事，这样红火的大会象征着我党事业的辉煌前途。56位中从伙马伕起一直到徐老、林老、吴老、董老、以至朱总司令、毛主席止，包括工农商学兵，中间有66岁的劳动英雄姬仲飞，特等劳动英雄岳恒书。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代读毛主席的答词(因有要公不能参加)。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刘少奇致祝词说，这次祝寿有伙马伕，有中央委员，有朱总司令，刘伯承师长，这说明我们党对伙马伕与中央委员是一样的，是平等的。他们都是一个目的，为人民大众服务。只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才配得上受人民大众的尊敬。他说毛主席、朱总司令都是以一个人民大众的勤务员的身份为人民大众办事的。要学习这些同志为公忘私优良品质，共产主义的精神。新四军陈毅代军长致词，他号召青年党员不要两眼向上，要重视事务工作。徐老(徐特立)代表全体寿翁致谢词，他以自己一生的经历说明过去经过许多摸索，走过许多冤枉路，才走上革命道路，51岁入党。这次祝寿有世界意义，从前称老人为“老顽固”、“老朽”，今天不同了。晚上民众剧团演出秦腔助兴，并举行盛大舞会。寿公姓名年龄如下：徐特立68，吴玉章66，朱宝庭64，董必武60，朱总司令58，林伯渠58，李六如57，刘伯承53,范文澜52，毛主席51……。
　　12月20日
　　联政宣传队第一队30余人赴荣誉军人教养院慰问荣誉军人。宣传队队长吴雪在演出前讲话，检讨过去对荣誉军人的文娱活动不够重视，边区文教大会后引起各方面注意，此次来荣校仅是一个开端。后演出《人民领袖刘志丹》等节目，并连夜赶排一个反映荣誉军人克服困难、学习文化的小型剧本。
　　《解放日报》刊登刘邦安来信《向编秧歌的同志提议》：乡村排演秧歌，因不懂谱子，遇到很大困难，希望秧歌剧作者多写快板秧歌。并以《刘二起家》、《全家福》为例，说明演出效果很好。
　　12月21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到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476名，来宾和旁听者500多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开幕词。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发表演说，指出陕甘宁边区劳模对各抗日根据地起了带头作用，鼓励大众互相友爱，互相学习。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作总结报告，说明边区劳模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它的作用、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方针。会议向到会劳模发了奖金、奖状和奖旗。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必须学会作经济工作》的讲话，指出我们的生产和供给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要求“军民两方面同时发动大生产运动”。会议于1945年1月14日闭幕。
　　12月26日报载：边区群英大会在参议会大礼堂连续举行晚会。节目安排：民众剧团演《黄鹤楼》，保卫团演《人心归闯》，电影团演新闻片，日本工农学校演《岛田上等兵》，保卫处演《陈家福》，平剧院演《三打祝家庄》，联政宣传队演《扫除法西斯舞》、《红鞋女妖精》、《河伯娶妇》。
　　张铁夫在《解放日报》撰文介绍绥德县吉镇王家坪模范村和该村农会主任王德彪，题为《新英雄的出现》。其中谈到识字组：“九月里来九月九，睁眼瞎子最难受；村里搞起识字组，男也有来女也有。”
　　肖三在12月29日《解放日报》载文《警卫英雄李树槐》。说延安的观众看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这两部影片，大概都很喜欢那个保卫列宁的瓦西里同志。李树槐同志三八、三九年在前方时对警卫革命领袖之负责，可以与瓦西里媲美，是可以写入艺术作品的。
　　陈学昭发表特写《“熬劲儿大”》，记抗属英雄折碧莲在丈夫参军后，供养老人十年如一日，搞好生产，帮助同志的模范事迹。
　　吴伯箫在12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特写《徐义凯新村》，介绍新村男女老少各得其所，有饭吃，有衣穿，有文化的新面貌。
　　12月24日
　　翟强报道：联政电影团在队长吴印咸带领下，赴安塞各工厂及机关慰劳，放映《苏联红军收复诺沃罗西斯克》、《盟机轰炸汉堡》、《美军攻克塔拉瓦岛》、《德黑兰会议》及幻灯片多个，颇受欢迎。
　　12月25日
　　延安大学业余剧团到农具厂、制革厂、难民工厂、振华造纸厂等帮助开展文娱活动。先后工作十日，举行晚会八次，演出秦腔《正气图》、《河神娶妻》、《小姑贤》、《镇台念书》等，平剧《虎符》、《重建家务》、《打严蒿》、《女起解》等。在联欢晚会上，剧团与农具厂工人同志联合演出一个京剧，由工人同志演主角，剧团一些重要演员担任跑龙套的角色。
　　12月28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集各有关机关开会，讨论春节宣传工作。宣传部长李卓然提出初步意见，继有赵毅敏、艾思奇、肖向荣、周扬、赵伯平等发言。认为依照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指出的，着重抓下列宣传中心：(一)向边区人民说明，只有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抗战才能胜利。(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各解放区人民英勇奋斗的战绩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成绩。(三)宣传与表扬边区劳动英雄及群众中卫生识字的范例。具体措施：〈一〉由中央党校、鲁艺、联政、边区保卫处等宣传队及枣园、文协等文工团，在春节中组织新秧歌队在本市表演，并深入延安、安塞、甘泉等县；〈二〉发动本市各机关学校中的杂务人员及工作人员与附近居民合组秧歌队，或派干部在附近乡村进行个别宣传。〈三〉由中央党校、鲁艺宣传队和枣园文工团等分别派人帮助“难民”等工厂的春节宣传，文协文工团派人帮助本市市民秧歌队。〈四〉由中央党校、鲁艺、联政、文协、保安处等宣传队创作配合当前形势的活报剧或秧歌剧。〈五〉由《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登载有关宣传内容的具体材料，并及时报道各地春节宣传活动的情形与经验。
　　12月29日
　　延安鲁艺文学系最近筹办《文艺》墙刊，拟于一九四五年元旦创刊。创刊号为文艺形式问题特辑，执笔者有陈荒煤、舒群、严文井、公木、邵子南等。桥儿沟画报准备新年出特刊。美术系同志正忙于各村访问，力求反映桥儿沟一年来各种活动及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的事迹。著名美术家毕加索与科学家居里同时入法共，拟出一批墙报专刊，介绍毕加索作品及美术活动，以示崇敬。
　　保安处俱乐部为迎接新年，积极准备新年联欢舞会，并加紧排练新编大型秧歌剧《陈丕秀下河南》。保卫团宣传队根据郭沫若名著《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故事，编出秦腔《人心归闯》，将于新年联欢公演。
　　12月30日
　　中央党校组织晚会，演出平剧、秦腔、山西梆子、京梆子、蹦蹦等。
　　鲁艺工作团最近组织两个工作组，分赴绥德、陇东，帮助开展春节前后的艺术活动。孟波率领五人赴绥德分区。舒非(袁文殊)率七人到陇东分区。
　　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今日在法国中部约内省维齐莱城逝世。
　　12月31日
　　边区政府总俱乐部举行茶话晚会，有清唱、笑话、灯谜、口技、舞蹈等。边区壁报新年特号将于元旦刊出。为了慰劳杂务人员，干部将于假期帮厨一天，俱乐部将筹备慰劳晚会。清凉山机关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出版局与中央印刷厂举行联欢晚会、印厂演出秧歌剧《陈学福》，新华社演活报《轰炸东京》等。
　　12月
　　董必武赋诗《忆友》(指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囚禁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夕阳景好近黄昏，苦忆江南一叶冤。敌后几经殊死战，四年囚系未离樊。东江人物够相思，志在春秋不可移。希魔得继墨魔仆，蛟龙岂复困天池。
　　冬
　　周恩来同志从延安返回重庆后，在一次接见许多编导和演员时说：“抗战七、八年，我看了你们七、八年戏了。你们总高兴听听我这个观众的意见，我也极愿意谈谈个人看法。作为观众，我过去对你们总是表扬肯定多于批评，基本上是表扬的，满意的。可是，我今天应该坦白地说，我对你们演的戏，越来越不够满意，至少没有以前那么满意了。这并不是说你们退步了，今不如昔了。而是形势发展，形势逼人哪。两年来，我每一次看了延安的各种演出，回来再看你们的，一次又一次明显地感觉到不满足了。毛主席《讲话》发表后，边区的文化教育和文艺队伍有了飞跃的变化，从文艺工作者生活、学习、精神面貌的变化，到作品和演出质量的变化可谓一日千里，你们可不能让我失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