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支持剧团成立
　　1938年春，在延安市工人代表会议期间，工会负责人齐华陪同毛主席看戏，当晚演出的是秦腔传统戏《升官图》、《武家坡》。刚解放不久的延安群众，争先恐后去看戏，把个剧场拥挤的水泄不通。看到高潮处，小伙子们被激动的又是鼓掌又是打唿哨，嘴里连叫“好!”毛主席看到如此情景，便对齐华说：“群众这么喜欢这种形式，就是内容太旧了。”齐华向毛主席介绍了在座的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柯仲平同志。
　　主席说：“你看秦腔这种形式，群众这么喜欢，如果换成抗日的内容，就成为革命的戏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搞?”
　　柯仲平立即热情地回答：“应该，应该。我们立即就去办理。”
　　听了毛主席的指示，他立即招兵买马，首先请来了延安师范语文教员兼学生业余“乡土剧团”的领导马健翎，然后又去找演员。经过四五个月耐心的不知疲倦的工作，终于把民众剧团成立起来了。
　　1938年7月4日晚，在延安城内东街的火神庙戏台上，正式演出了马健翎创作的两个秦腔革命现代戏《好男儿》和《一条路》。
　　看完这两出戏，台下观众纹丝不动。突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死汉奸卖国贼!”“共产党八路军救国爱人民!”的口号声冲破云霄。老团长激动不已，站在舞台前，把手举到额角，既似鞠躬，又象敬礼，对观众表示谢意。接着，他面对欢腾的观众大声说：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党中央毛主席亲切关怀支持下，现在正式成立了!(掌声)今晚，是咱们民众剧团演出的第一台戏，今后给大家还要不断演更多更好的戏!”
　　老团长脸上有一圈黑旺黑旺的大胡子，从此，大胡子团长在延安城乡群众中很快流传开了。特别是那些上了岁数的老头子、老太太，看见他就笑眯眯地说：“这就是咱们民众剧团的大胡子团长，他领民众剧团到处给咱群众演戏”。
　　我们跟他走了很多地方，所到之处，盘查放哨的，不但不向他要路条子，也不盘查他，对他笑脸相迎，问寒问暖。高兴地说：“咱们大胡子团长领咱的民众剧团又回来了。”他的大胡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公文。
　　顶着困难，奋发图强
　　民众剧团诞生了，一支新型的革命戏曲队伍开始战斗了。但衣、食、住、服装、道具任何东西都没有，不可能一下子全都解决。当时延安条件非常艰苦，每人每天一斤粮(高粱粗小米，只能喝稀饭)，二钱盐，三钱油。
　　大家挤在一起住，紧张地工作着。一次日本飞机轰炸后，剧团暂时住在宝塔出后沟里一个敝口子大有窑洞里，男女之间用幕布隔开挤在一起。这地方叫“石窑坪”。
　　在这里，马健翎创作了《有办法》，张季纯创作了秦腔现代戏《回关东》。接着就在石窑坪赶排。但是吃饭还得返回城里，在文协灶上吃，因当时剧团还未被批准为吃公粮的正式事业单位，吃文协同志们节余的小米。吃顿饭，路上往返十余里。来回需经延安东关淌水过延河。
　　此年冬天，马健翎创作了一本大型秦腔现代戏《哪台刘》。这个戏剧情节跌宕起伏，几个英雄人物感人肺腑，一度成为民众剧团的看家戏。
　　马健翎说，剧中所写人物、故事确有其人其事。是一位从前方战场上下来的干部讲给他听的，他把故事又讲给柯老听。老团长听后，颇受感动，鼓励他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本秦腔，并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补充了一些细节。从编剧到排戏，老团长自始至终关心帮助到底。这个戏为民众剧团争了光辉!
　　1938年冬，民众剧团第一次小长征，由老团长率领，从延安沿路演到延长、延川、清涧、瓦窑堡、子州、子长、定边、华马池，又经过新安边、志丹回到延安。演出的剧目有：《小先生》、《上海小同胞》、《冲上前去》、《中国的拳头》、《好男儿》、《有办法》、《小精怪》、《一条路》、《小放牛》、《哪台刘》、《回关东》等五六个晚会的剧目。
　　队伍壮大了
　　第一次小长征剧团仅20多人，就演出这么多的戏，每人身兼数职。如马健翎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既是敲鼓的，又是检场的；必要时还要化装起来，补补角色。连炊事员都闲不下，除给后台烧水供水做饭，还要演戏呢。王晓民(抗大派来的军事干部)要指挥训练乐队，又自弹三弦，拉二胡，也要演戏。沿路吸收了李文宇等几个演员。
　　我们演戏没有服装、道具、汽灯等。老团长为剧团到处奔走呼吁。
　　李富春得知剧团经济拮据，送来100元钱，毛主席送来100元，贺龙同志送来20元。老团长把消息一公布，大家一下子欢腾起来了。拿钱买了一头驮东西的毛驴，买了一盏汽灯，还置办了一些急需物品，如化妆颜料。服装是从当地群众中临时借来的，他们大多把这些艺术品当真人真事看待，剧团同志宣传动员，群众非常喜欢听。所到之处，受到党政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加上当时演戏不要钱，只管吃顿饭，再随便给些慰劳品，如大肉、小米、鸡蛋和各种蔬菜，慰劳品中，煮熟的鸡蛋最多。这台戏在此地刚演完，又到另一地去演。走时，每人两个口袋光鸡蛋就装的鼓鼓囊囊，同志们一路走，一路吃，鸡蛋壳扔的一路尽是。名声传出去后，这个地方还未演完，那个地方就派人赶着毛驴，拿政府邀请信来接了。如果找不到剧团，向群众打问：“民众剧团朝哪条路走去了?”人们就会不加思索地说：“你照着鸡蛋皮去找吧。”
　　我们刚回到延安，《新中华报》便刊出《民众剧团小长征胜利归来》的消息。李富春见到老团长，握住他的手，兴奋地说：“白手起家，白手起家，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演出胜利归来。”提议民众剧团队伍再发展壮大些。老团长立即四处奔波，选拔人才。
　　马健翎创作的方言话剧《国魂》，在东关抗大首次公演时，没想到毛主席也亲自来看。看完戏他说：“很好很好，故事情节很动人嘛，你们把它改为秦腔，就可以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欢迎了。”健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立即动手把《国魂》改为秦腔。毛主席又看了秦腔，赞扬说：“内容很好，可以动员沦陷区人民起来参加抗战，艺术上也好。”
　　不久，毛主席约见了柯老，对他说：“请你转告马健翎同志，戏名改为《中国魂》较合适。”秦腔《中国魂》又演红了，成为我们的王牌戏。有一次，周恩来看完戏，兴奋地走上舞台，抱起演小孩子的小演员李文宇，同志们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副主席。
　　1939年夏季，从青委调来了侯唯动、张克勤、党培英(女)、肖玲(女)、刘玉琴(女)、黄俊耀、周敦等一批干部；从鲁迅师范、边区中学调来了魏光忠、程思荣、米成义、马估平等十多名青少年；从社会上也陆续来了一批人。由于演出任务繁忙，人员猛增，思想状况日渐复杂，生活纪律一度混乱，后来经过老团长和党支部耐心的工作，民众剧团又形成了团结友爱的良好风气，成为象陕公、抗大、青干校一样的革命艺术队伍。
　　此年，马健翎除创作大型秦腔现代戏《三岔口》外，又创作演出了《查路条》，李刚扮演戏中的主人公刘妈妈，他把一个根据地的新型老太太，演得声情并茂，栩栩如生。慢慢人们淡漠了他的真名实姓，谁见了都喊他“刘妈妈”，在陕甘宁边区到处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1941年，老团长为剧团请来作家刘白羽、柳青、草明、董淑，每人每礼拜给我们上两次文化课，每次两小时；马健翎教戏剧课；尚伯康教马列主义艺术理论课；马可教音乐课。偶尔还请些名人讲话，如：塞克、丁玲、胡采、张鼎丞、陈伯达、吴玉章等。听完课，拿上笔记本分组讨论，最后出题考试，打分，公布，主要是为检查督促筑固学习效果。经过半年时间的刻苦学习，大家的文化素质和艺术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老团长给大家也曾多次讲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艺术等新知识。在延安当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教师讲完课，盛情“款待”吃一顿饭，就算了事。
　　大众艺术野战兵团
　　1940年元月，在延安女子大学小礼堂，召开了边区第二次文代会，我当选为代表。胡乔木主持会议，毛主席作了《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
　　会后，老团长让我给剧团全体同志传达了会议精神。这时的民众剧团，可以说兵强马壮，将近百十人。会后，我们扛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的大红旗，向关中分区，浩浩荡荡地进发了。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前沿阵地，国民党保安团经常派遣小股反动民团，闯进边区制造摩擦，寻凶挑衅。在这种地区活动，随时都有遭到袭击的危险，因此给我们不少同志各自不同的发了枪，手榴弹，矛子(戳标)，确定民众剧团为半军事化的战斗队，宣传队。设军事教官，班队编制。
　　出发前，毛主席给剧团送了300元钱(据说是《论持久战》的稿费)；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各给剧团送了50元钱；陈云同志给剧团送了一台照相机。中央领导送的这么多钱，除买骡子、毛驴、衣箱外，剩了100多元。老团长用白布缝了条小布袋装着缠在腰间，日子久了，这袋子便成了一支虱窝窝，但又是神奇的清醒剂，要遇到困难和艰难险阻，他便把袋子托在双手上，举到大家面前，鼓励大家，又使大家来了精神。
　　经过五六天翻山越岭的急行军，到关中分区所在地马家堡。习仲勋担任地委书记，那时他还是个青年小伙子。他盛情款待了我们，地方邀请我们协助他们整顿一下关中剧团。老团长叫我去关中剧团，当了短时期的协理员(党支部书记)，排了几个民众剧团的戏。
　　有一次，老团长命令全团紧急集合，挑选出精干的青年，组成十多付担架。他亲自带队，率领大家冲上前线，参加战斗。途中，正好碰见习仲勋，他若无其事地问大家干什么去，老团长说明我们的目的，他赶忙伸开双手，笑着阻止我们：“快回去，快回去。前沿不要你们这些演戏的娃娃，你们打仗，那还要我们干什么?”他顿了一会儿，告诉大家，“淳化县的牛营长来请你们去演戏，慰劳慰劳驻扎在白区的八路军。我同意你们去，这里的顽军想在军事上给我们一个突然袭击，被我们已经打退，我们可在白区淳化县，在政治上给顽军以打击。”
　　为有清香寒中来
　　秋末冬初，定边地区已经寒风凛冽，狂风裹着沙子打在人脸上，针扎一般疼。大家冻得拿手捂面遮寒。太阳好时，就挤在一起晒暖暖。试想，群众和军队早已穿上棉衣或者皮衣，可民众剧团的同志还是单衣单裤、草鞋，冻得瑟瑟缩缩，但我们可爱的同志，没有一个人喊一声冷，叫一声苦。风沙一阵强似一阵，一会儿就扑落一层。吃着面条和馍馍，咬一口“咔喳”“咔喳”地响，怪瘆人的，老团长发现一群平素生龙活虎的小八路，现在呲牙咧嘴，怎不流下辛酸的泪水呢?他沉闷地吧达吧达直抽旱烟，调过头，偷偷地落下泪来。
　　马健翎建议去找三边军分区司令员贺晋年，有二三小时功夫，他们匆匆忙忙回来了，老团长面带喜色。兴奋地告诉大家：“军队可支援我们一些生羊毛。为了防寒，我们自己动手学着捻毛线，然后织成毛衣、毛裤、毛袜等。现在，拿我《边区自卫军》的全部稿费，给病弱的同志先缝制些棉衣。”
　　第二天，羊毛已扛回来了。军队还专门派来技术人员，教捻毛线技术。
　　两三天功夫，不少同志已经开始织毛衣了。同时，排演了尚伯康同志的秦腔现代戏《八千马》，我翻张云、史雷、李刚等主演。马健翎创作了两个眉户现代戏《十二把镰刀》和《两亲家》。史雷和贺原野主演《十二把镰刀》；我和李刚、程思荣、王四儿主演《两亲家》。在定边创作演出的这三个现代戏，均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不久，中央派人送来两驮子黑山羊短皮袄。艺术品和生活品获双丰收，全团上下，谁个不欢，那个不喜!
　　第三天清早，大家穿上了新毛衣，新毛裤，新毛袜，还有的穿上新短羊皮袄，暖融融的，背起背包，兴高采烈地出发了。队伍出城后有些同志深情而俏皮地回头对着定边喊：再见吧，定边!
　　我国老一辈革命大众诗人，我们敬爱的老团长——柯仲平同志带领他呕心沥血创建起来的民众剧团，足迹遍及陕甘宁边区的沟沟道道，山山峁峁，坡坡洼洼。只要留下他足迹的地方，没有人不认得这个可爱的令人尊敬的大胡子团长。解放后，毛主席在北京见到他时，握住他的手，风趣而幽默地说：“要找着鸡蛋皮，才能找到你这位大胡子团长啊。”
　　(节选自《戏曲研究》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