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在延安以“延安电影制片厂”名义组织拍摄的《边区劳动英雄》，这是抗日战争年代我解放区最早自力拍摄的一部故事片，虽然因为受着当时战争条件的影响，影片终未摄制完成，与那部纪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遭到了同样命运，仍然是值得纪念的。这里常使人想起这部影片的剧作者著名电影艺术家陈波儿同志。
　　陈波儿同志作为一个党的优秀的文艺战士，她在延安期间，于1938年冬就曾参与了由袁牧之编导的舞台剧《延安三部曲》的演出，这是一出反映当年延安与八路军战斗新生活的活报话剧，她认真扮演了一个八路军中的“红小鬼”，深得赞誉。后来她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直没有间断过艺术活动，曾先后导演了沃尔夫的反法西斯话剧《马门教授》和《新木马计》，以及西蒙诺夫的剧作《俄罗斯人》，特别是在1944年7月，她和姚仲明合作编导了反映党内思想斗争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产生了颇大影响。在这一年的冬天，为总结我党发动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成果，延安隆重地举办了“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同时召开“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人物，有工人赵占魁、农民吴满有、部队战士黄立德等人。也许是由于得到这些英雄模范人物的启示吧，陈波儿就酝酿编写电影剧本，并提出在延安自筹摄制的建议。这个剧本就是《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剧本的内容主要叙述陕甘宁边区一个农民的翻身故事，并反映了1935年陕北的土地革命，红军改编，东渡抗日以及大生产运动和保卫边区等重大历史事件。至于剧本所描写的那个劳动英雄吴满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原来此人当时的确是赫赫有名的，他在旧社会时逃荒去到陕北，经历了土地革命年代，在陕甘宁边区的新政权下得到翻身。他的名字在我党号召的大生产运动中，作为当时边区个体农民生产致富的一个“新富农”的典型，曾经起过一定的示范作用。1947年陕北自卫战争发生、影片已告暂停拍摄之后，吴满有在我党帮助下撤离延安，随军转战陕北，他还协助做些民运工作。不料在一次紧张的战斗行军中，他被敌人俘去了，当国民党反动派得知吴满有其名时，如获至宝，立即解送南京，而他却在那关键时刻，丧失气节，公开发表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谰言，从此这个可耻叛徒，便永远为人民所唾弃。后来我党还在一次有关电影事业的指示电文中，曾经专项提到：“吴满有已被俘，表现豪无气节，关于他的影片不再摄制”。这就算是对我们在延安拍摄《边区劳动英雄》影片的始末，作了一个历史的交代。
　　现在回过头来谈点当时工作的经过情况吧。1946年春，陈波儿编写的电影剧本《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初稿成熟后，她就亲自奔波，一面向组织上争取创造拍摄条件，一面曾两次去找总政电影团留守延安的程默等同志谈话，动员他们参加这项工作。不久之后，她自己得到中组部批准离开延安去重庆，又转赴上海在我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购买必要的器材。这样，就在蔡楚生、孟君谋等人的帮助下，先后买到了35毫米手提摄影机一台，电影胶片一万余尺，以及几个弧光灯和灯泡等。后来当程默离开延安转重庆去上海时，就从蔡家取到这些器材，先送南京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于同年六月奉命携带器材搭周恩来同志返延飞机同回延安。那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解放长春时已接收了属于敌产的电影机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正在由舒群、袁牧之等同志领导清理并筹备建厂的工作。这样，陈波儿便直接从上海被派去东北参加初建人民电影事业的新任务了。《边区劳动英雄》的剧本，就由合作者伊明接手带返延安，继续完成编写和拍摄工作。
　　当伊明、程默二同志携带电影剧本和摄影机、胶片等回到延安时，党中央已决定由西北中央局直接领导在延安建立电影机构，自力进行影片的摄制工作。这样，先是由柯仲平、高朗山、孔厥、翟强、冯白鲁及编剧伊明等同志组成剧本修改委员会，征询各方意见，使之尽可能臻于完善。同时，委派陈永清同志负责进行筹建工作，于八月间正式宣告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并任命陈永清为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又由伊明和我参加组成三人领导小组。这部影片的基本创作人员，是导演伊明，翟强、冯白鲁，摄影程默，美术设计兼制片是我，还有场记高维进。影片的演员除凌子风专职饰演主角边区劳动英雄外，其他都是向延安各单位借调的，如从中央党校和枣园机关调来阿甲、李波、韩冰、孙嵩(李高峰)，从西北文工团和民众剧团调来刘燕生、裴然、王文、黄俊耀、王岚等，还从“延安保小”找来三四个小朋友充当儿童演员，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两个女孩子叫胡明明、白和荷的。总之，这个“班子”对电影工作几乎全是陌生的。我自己多年来一直在搞戏剧的舞台美术和演出组织工作，也是从这次参加《边区劳动英雄》影片的拍摄起，才开始踏上电影的工作岗位的。这里我想讲件难忘的事，是在筹备建厂初期的某一天，我与厂长陈永清因事去杨家岭，正巧有幸遇见了毛主席，他问起我们；“你们现在搞什么?”当我们回答说在搞电影工作时，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电影要搞，小米加步枪也要搞。”后来他又问到我的工作，我说自己过去从来没有搞过电影，这次接受这项新工作，就怕搞不好。毛主席却热情地鼓励我说：“你过去在舞台上搞布景。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搞着搞着，现在你就会了。电影工作还不是一样的吗?怕它什么!”几句感人至深的话，对我们这些初次加入电影队伍的“新兵”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
　　在影片拍摄的准备阶段，为了进一步体验和熟悉边区人民的斗争生活，搜集影片创作所需要的素材资料，我们曾组织导演、演员等主要创作人员，去延安南郊的山村吴家枣园与当地农民生活了一段时间，收获很大。同时，还在那里做完了影片开拍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由于当时延安还没有电灯，无法使用灯光照明，只有依靠太阳的自然光线进行拍摄。而且物质供应和交通工具等基本条件，也极欠缺，在布景的设计和搭置方面，造成的困难更大，所以千方百计设法创造必要条件，尽量采用阳光和实景。原来整个影片的五十八场戏中只十二场是内景，也打算将其中有些窑洞内的场面，调度到窑门外去拍摄，多从背景设计和选景上减少困难，后来终于在延安南门外七里铺山沟里找到一个村庄作外景的“根据地”，充分利用这个山村的环境特征，民居风貌，着手进行开山削土，挖出破旧窑洞和门前空地，改建民窑门窗式样，设置风灶、畜棚、碾磨等，尽量表现几场土地革命前后新旧两个时代陕北农民居住环境的特征，以适应剧本拍摄的基本要求。
　　九月中旬开始了影片的拍摄工作，第一个镜头是要赶时间在秋末的阳光下，抢拍一场村民收到谷物后打场的戏。接着先后拍摄了农妇纺线、娃子放羊以及自卫军查路条等影片里的演员表演镜头和外景场面，大都是些反映新社会现实生活的戏。由于那时对准备摄制景物和演员排练等条件，都不够成熟，所以影片前半部描写农民在土地革命前的疾苦和斗争，都没有开始拍摄。记得那时的脚本上有这样一段真切动人的戏，如：
　　吴(满有)窑内，吴妻病了，孩子饥饿着，母亲毫无办法。徐家叔叔送来了一筐苞米花之类：“这是大户人家狗也不吃的”，老徐给孩子们煮食。吴兄弟负锄归来。
　　窗外声音：“不能，不能，老爷不能啊!”
　　从窗隙望出去，狗腿子正在强拉黄老头(黄克富)的牛，黄老头跪求着：“老爷，我就是靠这条牛!”
　　狗腿子出示欠条：“那么你就还你的欠粮，你自己用你的牛抵押的。”“那是你们给我写上的，粮我要还，缓一缓，老爷!”
　　黄欲拉住牛，被踢倒。
　　群众眼里浸着愤怒的火，一个青年农民欲挺身出，给老人家拉住了。
　　在窗格中窥望的徐与吴等。不胜叹息。放下窗帷，徐：“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刘志丹，你快来吧!”……
　　在这段戏里应该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凌子风饰的吴满有，李波饰的吴妻，阿甲饰的黄克富等，这些镜头当时没有争取条件拍摄下来，现在看来倒是有些遗憾!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扩大内战，向我陕甘宁边区周围发动新的入侵。从10月初起，边区的几个地区陆续发生了反动派的军事进犯和飞机轰炸，由于战争形势日趋紧张，以致影片的拍摄工作，已无法继续进行，遂于11月中旬，经西北局领导上作出决定，宣布影片暂停拍摄，今后工作将另作安排。
　　翌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大举进犯，我边区军民，奋起应战，在伟大的毛泽东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军决定撤离延安，并作好疏散转移的工作，准备在自卫反击中消灭敌人。当时“延安电影制片厂”在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同志)直接领导下，决定将原由中央及地方机关调集的干部及演员等人都送回原单位，制片厂的几个基本骨干则另行安排工作。于是指定伊明、程默、凌子风、罗茅四人组织随军摄影小组，(伊明不久因事离开)分两路出发：分配我和高维进去“西北文协”与柯仲平、石鲁等同志参加当时的边区土改和战勤宣传工作，那个随军摄影小组的工作由联防司令部前总负责领导，他们先是在撤出延安时沿途拍摄了边区军民有组织有秩序地撤离和支援战争的情景。后来又赶上我军机智地围歼敌人的几个著名战役，如在青化砭战役中拍到大批俘虏和战利品，羊马河战役从部队动员开始，直到部队进入阵地，都摄入了镜头。只是在蟠龙的攻坚战役获得大捷中，因为战斗的全过程是从黄昏开始到拂晓前结束的，无法纪录真实的战斗场面。此后，摄影小组一直随军辗转陇东，经三边分区沿长城向北进发，在我军攻打榆林的战役中，还深入前沿阵地进行拍摄。8月，随军摄影小组程默和凌子风由联司前总介绍去佳县朱官寨中央指挥部驻地工作，先后拍摄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坐镇陕北，指挥全国解放大军进行反攻时的某些活动，以及纪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等的行军和歇息的镜头，纪录了毛泽东同志在民窑住处彻夜工作，指挥作战的镜头，都是很可贵的。此外，摄影小组的罗茅则一直跟随野战军南进追敌，继续摄取了西北战场司令员彭德怀和政委习仲勋在作战中的活动，以及收复延安、解放宜川和瓦子街战役的一些战迹史料。这些可贵的影片素材，给革命历史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资料。程默同志曾在一篇文章《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时候》中记述过一段动人的事：“周副主席对我们的工作非常关心，他又告诉我们，目前形势发展很快，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转折点，由防御转到进攻，要我们尽一切可能，多纪录一些有意义的材料。……在朱官寨，我们几次请示要拍毛主席的镜头，他总是不同意。我们说：‘全国人民都很关心您，都想看到您，我们拍一些镜头，可以满足群众的这种要求。’可是他说：‘你们节约一些胶片，多拍一些战士和群众，多拍一些新人新事，不是更好吗?’后来我们请周副主席去动员，他才勉强同意，让我们拍了一些他工作的情况。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拍主席的镜头，他正在窑洞里看地图，考虑全国的战争问题，我们怕打扰他的工作，就在窗外偷拍，过了一会，主席听到机器响，知道我们拍电影，就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出窑洞说：‘你们来拍吧，要不你们也完成不了任务，拍完之后，主席还很亲切地同我们谈话。”这是我们的新闻摄影工作者在战争年代，如何受到党的关怀和鼓励，摄取珍贵革命历史资料的一段极为生动的记述。
　　一九四七年八月，西北战场形势急转，我军乘胜追击败敌，收复延安。在战争间隙的机会里，我和凌子风、程默都回到西北局机关的驻地，他们已经先后拍摄了战地纪录的影片素材大小十四本。那时我们得悉的消息是：在抗战胜利声中，东北解放区已经在合江省兴山后方基地建立了自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华北解放区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已在困难条件下，开始摄制了新闻影片《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根据当时情况，我们商议之后向组织上提出建议：需将有关纪录陕北战迹的影片素材送往东北加工洗印并编制成片；同时要求遴选一些文艺青年同去东北学习电影技术，为适应今后西北地区建立电影基地及时培养电影的各类专业人材和骨干作准备。这样，我们在经过中央同意之后，在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一个新的队伍——“西北电影工学队”，明确方针任务，调集参加人员，于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从晋西北地区的兴县北坡村首途出发，直奔合江省鹤岗矿区“东北电影制片厂”。从此，我们工学队全体人员便各自踏上电影岗位，分头接受新的工作和学习的任务了。
　　“延安电影制片厂”前后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也未完成影片《边区劳动英雄》的摄制任务，但在西北战场自卫战争期间摄取一些纪录战迹的影片素材，确是值得重视的。后来虽然未能单独编制成片，其中许多可贵的历史资料，则都已先后被《还我延安》和《红旗漫卷西风》等长短纪录影片，以及后来的《延安岁月》、《毛泽东》等革命历史文献影片所采用了。
　　(选自《电影艺术》198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