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7年，我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出队。我们到临汾西边的刘庄八路军办事处休整时，我写了《干一场》、《游击队之歌》、《日本兄弟》等3首歌曲。以后几经周折，我才到了重庆找到周总理。那时正遇皖南事变，重庆办事处准备安排部分工作人员及家属撤退，我便由组织安排，经香港、上海到了苏北新四军驻地，1943年夏天又由新四军到了延安。
　　经过十几年高度紧张的斗争、转移、斗争，一旦安定下来，自己的体力和思想都感到疲惫。但就在这时，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使我得到振奋。
　　记得这是8月一个周末的夜晚，凉风习习，夜空朗朗。周扬同志带我到延河北岸，青凉山下的王家坪参加周末舞会。在陕西民歌曲终以后，周扬同志把我介绍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握着我的手，炯炯明亮的眼睛端详着我，亲切地说：你为人民做了事啊。他的话象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流淌。想不到我仅仅写了《游击队之歌》等歌曲，毛主席就这么鼓励我。他的话一直记在我的心里。活着，就是要为人民做事啊!我拿起笔，我写，我拉琴，我弹琴，我指挥都想着人民，要为人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也是在这次见面时，我曾问他：“你认识我哥哥吧!”他很快地回答：啊，贺果呀，我认识!想不到毛主席接触的人那么多，事情这么繁忙还能记得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领导啊!这以后，我也常常在各种会议上见到毛主席，但都没机会交谈。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的乐队在枣园为周末晚会伴秦。我拉小提琴。演奏间歇时，毛主席健步走到我们乐队队员身旁，和我们一一握手。当他握住我的手时，注视了我一下，风趣地说：“宝庆人。”我当时激动地握住他的右手，说不出话来。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家乡的人民，有多少工作要做啊!
　　这以后我随乐队同志开往东北工作，到了绥德停止待命。后来，延安要成立中央管弦乐团，又把我调回了延安。可是不久，我得了肺病，开始吐血。我便被安排住在杨家岭山腰上疗养。山的后沟里住着毛主席。每天傍晚我坐在半山上眺望日夜流淌的延河水，都要看到毛主席在小花园里散步。有一次我爱人带孩子看病回来。在门口遇见毛主席，他还亲切地询问起我的病情。毛主席工作那么忙，还对我这么一个普通的音乐工作者如此关心、爱护，怎么不叫我感动，特别是1947年，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还问起；还有个贺绿汀呢，怎么安排的?
　　我是躺在担架上跟着中央办公厅老弱病残一起撤离延安的，是把我从延安经晋西北用担架抬到河南的武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无论是在隆隆的炮声中，还是瓢泼大雨下，我都受到最好的照顾和精心的护理，我在危机中，在苦痛时，都感到了一种力量在支持着我，鼓励着我。终于我在担架上战胜了疾病，到了石家庄以后开始写一些歌曲，如《新中国的青年》一曲，解放初期在全国流行，就是当时写的。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我见到毛主席的机会更多了。在第一次政协举办的晚会上，我们延安中央乐团演出了由我编的6首管弦乐曲，我指挥演奏最后一首《东方红》。这里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曲调都好象是从我内心奔发出来的。是啊，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啊，没有毛主席，也没有我的今天啊!……
　　1956年，在北京举办了全国音乐汇演，这是解放后第一次的盛大的音乐演出。汇演期间，我们就有关我国音乐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当时，我们对很多问题无法取得统一认识。
　　汇演结束时，我们要去请毛主席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团体代表一起合影。
　　记得这一天，是由我和周扬、夏衍、吕骥等同志一起去请毛主席的。我们走进怀仁堂东北角上的一间小房间，毛主席正和朱总司令、周总理、陈毅同志等国家领导人在那里亲切交谈，见我们进去，便转身和我们谈起音乐的民族化问题来了，毛主席着重谈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问题。他说，艺术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多样化，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的书，但并不等于要照外国的办法办事。要学外国的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也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就没有研究对象了，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他还举了鲁迅翻译了《死魂灵》和《毁灭》，又写了《阿Q正传》为例，说：鲁迅的光彩不在翻译，他的光彩是创作。说明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毛主席在列举了各国革命形式不同的例子后说：表现形式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应如此。群众欢迎标新立异，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不擦口红，这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不擦口红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他又说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它。
　　(选自《上海文学1978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