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是驰名中外的革命圣地、革命摇篮和革命熔炉。在那“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战火年代里，广大文艺工作者从四面八方云集到这里，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用文艺这一锐利武器，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也为中国文艺运动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同其他各个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一样，都是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强盛的新中国而斗争。他们无负于时代的要求和党的重托，开创了一个革命文艺的新纪元。今天，记述这段光辉历程，展示这些丰富经验，无论对继承延安文艺传统，发扬延安精神，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均会得益甚多。
　　一 延安文艺座谈会
　　陈毅元帅有诗：“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
　　在民族危亡关头，抗日烽火四起，大批爱国热血青年，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纷纷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追求真理，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但是，“从亭子间到根据地，不但是两种地区，而且是两个历史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在未和新的群众结合之前，大多数知识分子仍保留旧的一套，思想感情，生活习惯，甚而一言一行都和群众“格格不入”。毛泽东同志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认为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在延安杨家岭举行，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毛泽东首先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还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此，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5月16日，在第二次座谈会上，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讲了该团下乡演出盛况，说剧团离村时，群众恋恋不舍，送出很远，并赠了许多慰劳品。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与会者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不过毛主席讲，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来的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他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还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针对会上有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否认世界观转变、不写歌功颂德文章等看法，指出：“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思想转变问题，他说：“岂但要转变，而且是投降。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作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毛主席接着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毛主席针对大会提出的问题，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系统明确地阐明了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在“结合”过程中，注意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唯其如此，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感情交融，歌哭相同，真正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唯其如此，才能开掘“矿藏”，深挖“源流”，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毛主席指出：通过这次座谈会，同志们会在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朱德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与全体代表百余人合影留念。计有：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刘白羽、罗烽、草明、田方、张悟真、陈波儿、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李卓然、天蓝、江丰、李雷、艾思奇、欧阳山、姚时晓、王震之、袁文殊、王曼硕、刘岘、石泊夫、郑文、于黑丁、陈企霞、吕骥、丁浩川、郁文、陈伯达、康生、傅钟、萧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庚、罗工柳、王滨、干学伟、曹葆华、欧阳山尊、胡采、马加、曾克、周立波、张振武、高阳、张仃、刘雪苇、蔡若虹、胡蛮、金紫光、伊明、林默涵、周扬、艾青、钟敬之、李丽莲、潘奇、唐荣枚、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钟纪明、公木、范文澜、杜矢甲、于敏、张桂、严文井、舒群、陈荒煤、何其芳、张铁夫、阿甲、张季纯、张真、张望、佟天林、华君武、李又然、意大林、李元庆、向隅、萧军、柯仲平等。吴印咸摄影。喜看照片，精英荟萃，阵容壮观，亲密无间，活力无穷，显示出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次团结胜利的文坛盛会。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文委为贯彻《讲话》精神，于1943年3月10日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由中央文委主任周扬主持，延安50多位党员文艺工作者参加。刘少奇、凯丰、陈云等领导同志讲了话，号召作家艺术家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中宣部副部长凯丰在《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问题》为题的讲话中说：“从去年毛主席召集的文艺座谈会以后，快一年了。在那个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面向工农兵，与工农兵结合的号召后，许多文艺工作的同志都要求下乡，决心下乡，后因整风运动，把大家留在延安整风，以后再下去。”他具体谈了为什么下乡，怎样下乡，下去应注意什么，对下乡同志的希望等四个问题，他说：“把毛主席的指示，把整风的精神，拿到工作中，实现党的新的文艺运动为方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中，对《讲话》关于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问题，作了创造性的论述。他说，文艺工作者存在两个不良倾向，一是特殊，二是自大。有人以文化工作者自居，不遵守党的纪律，不学习马列主义，不学习革命实际，处理不好写光明与写黑暗的问题。
　　延安《解放日报》3月13日详细报道了这次会议精神。并在《毛泽东同志曾指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的醒目标题下，详细介绍了毛主席《讲话》的基本观点。3月29日登出凯丰、陈云讲话的全文。接着，连续发表作家学习《讲话》的体会文章，如舒群的《必须改造自己》(3月31日)，周立波的《后悔与前瞻》(4月3日)，萧三的《可喜的转变》(4月11日)。艾思奇4月25日执笔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说1943年延安春节的秧歌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是《讲话》后出现的新气象。“十个月来，经过一些反省、讨论和实践尝试的过程，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趋于一致。许多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逐渐受到清算，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首次公开发表。编者按语指出：“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艺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第二天，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这篇《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强调“《讲话》精神适用于文化部门和党的工作部门，不仅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的材料，也是解决人生观、方法论的重要材料，要普遍宣传。”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抗日根据地文化艺术界从此掀起了学习、宣传和贯彻《讲话》的热潮。11月21日，西北局宣传部召集各剧团负责人开会，动员和组织剧团下乡。宣传部长李卓然说，自《讲话》发表和中宣部指示下达后，文艺界作了很大努力。今后的任务是到实际工作中学习，认真贯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会议决定：鲁迅艺术文学院秧歌队到绥德分区；边区文协的民众剧团到关中分区；西北文工团到陇东分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的青年艺术剧院和部队艺术学校剧团到三边分区；延安平剧研究院到延属各县。11月27日，西北局召开会议，欢送各剧团下乡。宣传部长李卓然、组织部长陈正人、统战部长贾拓夫、秘书长杨清相继讲话。柯仲平代表各剧团作了发言，决心深入群众，遵守纪律：一、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二、对群众态度不要轻佻；三、有借有还，损坏赔偿；四、宿营不乱，行前打扫。
　　随之，剧团人员英姿飒爽，豪情满怀，浩浩荡荡地奔赴陕甘宁边区各地。这预示着《讲话》，即将迎来文艺的春天。
　　二 延安的文艺社团
　　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边区的各种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首先，作为边区文化运动领导机构的各种文艺协会相继建立。
　　中国文艺协会——陕北苏区成立的第一个文艺领导机构。发起人有丁玲、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成仿吾、李伯钊、陆定一、徐梦秋、洪水、危拱之等34人。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县举行成立大会，李伯钊主持会议，丁玲报告筹备经过。毛泽东、洛甫、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凯丰、吴亮平相继讲话。毛主席对协会评价很高，称赞它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协会纲领提出：“培养无产阶级作家，创作工农大众的文艺”，使其“成为革命文艺发展运动中一支战斗力量”。大会推选丁玲为主任，王盛荣为组织部长，王亦民为联络部长，成仿吾为研究部长，徐梦秋为总务部长，李伯钊为俱乐部主任，洪水为图书馆主任。从此，陕北苏区文艺运动由零星的分散的状态发展为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活动。
　　边区文协——即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1937年11月24日成立。它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含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会、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文艺顾问委员会等众多文艺团体。该会为全国文协的一个分会。最初由艾思奇任主任，柯仲平任副主任；后由吴玉章任主任，艾思奇、柯仲平、丁玲任副主任。其间赵伯平也任过一段主任。1942年以后由柯仲平任主任，协会的任务“在于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我们伟大人民群众之民族的自觉，争取思想界的民主，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1940年1月，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王明、洛甫、吴玉章、罗迈、杨松、李初梨、陈康白、饶正锡、萧向荣、萧三、丁玲、柯仲平、杨醉乡、高波等分别讲话。毛泽东抱病向大会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报告。1944年10月11日，边区文协和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联合召开边区文教会议，历时一个月。朱德、吴玉章、徐特立以及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大会还作出《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等。
　　延安文抗——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于1939年5月14日。周扬、萧三、沙可夫、丁玲、艾思奇、柯仲平、马健翎、陈学昭、赵毅敏、严文井、张振亚等为理事，周扬、萧三、沙可夫、柯仲平等为常务理事。历年增选理事有塞克、何其芳、吴伯萧、曹葆华、天蓝、刘雪苇、雷加、于黑丁、李伯钊、舒群、欧阳山、艾青、萧军、罗烽、吕骥、张庚、贺绿汀、古元、徐懋庸、吴晓邦、陈波儿、吴印咸、刘芝明等。丁玲曾任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延安文抗”更名为“延安文协”。它在领导延安文艺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
　　陕甘宁边区其他专业性的协会，虽属边区文协领导，但它们都有相对的独立性。计有：1939年1月9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音协”)，先后推选冼星海、吕骥、向隅、时乐濛、马可、麦新等执委。1939年2月10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简称“边区剧协”)，由潘汉年任理事长，沙可夫任副理事长，王震之、柯仲平、张庚，高博、崔嵬、钟敬之、吕班、姚时晓、田蔚、汪曼锋、李实、裴东篱、马健翎、颜一烟等任执委。以及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边区美协”)，推选西野、王洪(胡蛮)、蔡若虹、张启仁、马达、陈钧、辛莽等七人为常务理事。1941年3月16日，边区美协召开会员大会，经改选，正式执委有胡蛮、江丰、力群、钟敬之、王曼硕、张谔、王大化、马达、朱吾石(米谷)、华君武、葛俞、施展、石泊夫等。候补执委有王朝闻、许珂。主席江丰。这些协会活动的内容甚多，如组织创作，观摩演出，举办展览，创办期刊，开设讲座，进行辅导，评奖等等。
　　这里就戏剧、音乐、美术、电影、杂技等若干主要艺术团体作一概述。
　　戏剧团体
　　人民抗日剧社与抗战剧团——人民抗日剧社的前身是工农剧社，主要负责人有危拱之、刘保林、杨醉乡、温涛、黄植等。先后在保安、安塞、吴起镇、定边、盐池等地演出《亡国恨》、《侵略》、《丰收舞》等节目。1937年3月7日，在该社基础上成立人民抗日总剧社，中央剧团，平凡剧团、青年剧团统归总剧社领导。同年夏，他们同中央、平凡、战号三剧团合演《阿Q正传》，赵品三饰阿Q，廖承志饰王胡，杨醉乡、董芳梅轮流饰小尼姑，演出十分成功。1937年8月，人民抗日总剧社更名为抗战剧团，叶石任主任，杨醉乡、李柯任副主任。杨醉乡曾荣获“群众文艺的先驱”奖状。该团活跃在绥德、云阳、三原、富平、韩城等地，也远去西安、山西等地。影响大的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亡国恨》、《消灭汉奸》等。1942年3月，边区文协决定以抗战剧团为基础，创办边区地方艺术干部学校(简称“边艺”)。
　　西北战地服务团 它是活跃在抗日前线和敌后根据地的一支文艺劲旅。1938年8月12日于延安成立。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陈克寒为通讯股长，陈明为宣传股长，李唯为总务股长。成员有王玉清、戈矛(徐光宵)、天虚、高敏夫、黄竹君、吴坚、陈正清、李劫夫、苏醒痴、朱焰、夏革非、朱慧、洛男、李君裁、王钟、吴光伟、周巍峙、邵子南、田间、史轮、高玉麟、宋琦、张可、周铭高、赵尚武、郎宗敏、刘藻如、黄明清、李唯、王在江等。被毛主席誉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不仅写剧本《重逢》、《河内一郎》，还登台演戏，被传为佳话。毛主席对西战团十分重视，在欢送晚会上致词说：“战地服务团是件大工作”，希望出去“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西战团一行40多人，途经山西临汾、太原等地，转程西安，为军民演出秦腔、京剧、大鼓、相声、快板、话剧等多种节目。1938年7月返延。稍事休整后，西战团又在新任团长周巍峙率领下，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他们编印《诗建设》、《歌创造》、《战地》。田间、史轮、曼晴大搞街头诗、传单诗和壁画。凌子风任编导。成员先后有朱星南、贾克、陈正清、李唯、王犁、石群、邵子南、李劫夫、陈强、田野、戈焰、白居、李健、徐景深、邓康、苏醒痴、吴坚、何慧、叶频、方冰、郎宗敏、鲁前、赵尚武、郝汝惠、李健庆、边军、徐捷、卢肃、管林、牧虹、仲伟、宋琦、智世明、陈地、古塞、张铮、刘沛等。直至1944年5月底返回延安，历时五年半。
　　部队艺术团体，主要有烽火剧团、边保剧团，联政宣传队。烽火剧团全称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队，简称“留政宣传队”，对外称烽火剧团，于1937年10月成立。蔺子安任大队长，后高波任团长。成员先后有杜百应、秦士杰、赵希武、舒光彩、杨树成、王林水、郭宝田、张宝忠、刘志西、于铁锤、陈凤莲、李章儿、拓二友、易成金、冯金声、彭桂生、白凤莲、陈其通、魏玉晶、肖光华、吴彪、肖敬若、徐信、邓友民、张勃、白步佳、张定远、西虹、草沙、杨啸空、苏坚、李长华、蒋祖林、刘瑞生等。活跃在延安、延川、清涧、绥德、吴堡、米脂、佳县、神木、府谷、榆林等地。1939年开赴河防前线，进行战地宣传。同年8月，改为烽火剧社总社，将各部队原有宣传队改为分社或支社。陈明接任总社主任。1941年4月10日，该社与鲁艺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合并，成立“部队艺术学校”，边保剧团全称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剧团，成立于1939年8月。由政治部主任吕振球筹办。吸收的孩子有朱悦鹏、周伯平、赵大钢等。团干部赵淮川。之后成员还有胡友之、杨一擎、秦世杰、成凯旋、王存生、赵洲、刘玉海等。演出过秦腔剧《英雄战士》、《机密信》等。它以宣传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为己任。联政宣传队全称为陕甘宁晋绥边区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由留守兵团“部艺”和延安“青艺”合并而成。1943年11月1日正式成立。联政宣传部长萧向荣兼任队长。成员主要有吴雪、欧阳山尊、谢力鸣、陈戈、王地子、戴碧湘，侣朋、丁洪、马瑜、荒草、翟强、李之华、纪叶、李丽莲、西虹、贺绿汀、李鹰航、张林簃、梁寒光、彦克、张仃、庄言、田雨、胡果刚、夏静、邓止怡、周来、田蓝、查烈、姜瑞芝、黎虹、李力、白凌、王影、朱漪、于真、雷萍、张建珍、朱仲一、黄歌、牛纯仁等。侧重为兵服务，强调写兵、演兵、为兵演出。演出剧目不少，如《刘顺清》、《张治国》、《徐海水锄奸》、《沁源围困》等。曾获得“先进集体”奖，并受到多次表彰。
　　陕甘宁边区文协领导的三个艺术团体：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延安杂技团，都是以扎根民间、服务于群众而著称。民众剧团成立于1938年7月4日。柯仲平、马健翎先后任团长。成员有黄俊耀、张云、史雷、毕雨、党奎、李刚、程世荣、王岚、姚伶、米晞、侯唯动、萧肃、尚伯康、任国保、任应凯、春花以及马可、庄映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贺龙曾捐赠经费和战利品。柯仲平写的团歌表达了该团的宗旨：“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他们演出的《十二把镰刀》，成为秧歌运动的先声；演出的《血泪仇》、《穷人恨》，更是影响甚大，风靡一时。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该团被授予“特等奖旗”，剧作家马健翎被评为“特等模范”，荣获“特等奖状”和“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进驻西安后，该团扩展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西北文工团成立于1940年9月1日。原称陕北公学文工队，队长王亚凡，副队长彦军，指导员苏一平。1941年9月1日，该团改称西北文工团，团长苏一平，副团长朱丹、白衣。1943年5月4日，该团与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延安杂技团合并，团长为边艺校长张季纯。抗战胜利后，团长一直是苏一平，副团长林丰，秘书长方杰，党支书裴然。成员先后有王汶石、闻捷、李建彤、碧波、石鲁、刘迅、李若冰、李琦、周戈、高歌、沈霜、程士铭、刘方、张涛、刘烽、刘燕平、徐瑞林、彦军、李凝、阮艾芹、胡岚、吕崇实，闵利生、东方明、韩戈鲁、邵梦虹、陈影、肖汀、王贤敏、岳松、李庆森、关鹤岩、舟冰、黎虹、伊力、戴临风、王敬之、韩维琴、姜丽山、航海、陈若绯、王文、孟晋、王凯音、高彬、李秀珍、白龙、张锦奎、艾克恩、康健、张焰手、川静、李正发、姜毅等。该团主要演出自己创作的秧歌剧和歌剧，如《牛永贵挂彩》、《一朵红花》、《红鞋女妖精》、《睁眼瞎子》、《回娘家》、《选好人》、《边境上》、《打斑蟊》、《红布条》、《红土岗》、《二媳妇纺线》、《孙大伯的儿子》、《无敌民兵》等。1948年绥德文工团合并到西北文工团，编为一、二两团。绥德文工团团长王元方，指导员王丕祥。先后还有干学伟、姜应宗、郭阳庭、吴江平、王绳武、常增刚、李作柱、李鸣九、岳瑟、贺鸿钧、贺鸿训、杜锦玉、安芝顺、汪占非、梁文达、王焱、刘斌、艾友、高鹏、马倬、高之祯、安全、白秉权、薛增绿、尚爱仁、井梅、刘保、常美容、安芝琴、常秀霞、师佩琳、傅纪元、高志艺、艾维光、李黎等。进驻西安后，组成西北人民歌舞剧院。延安杂技团成立于1941年4月20日。团长王地子，副团长宗池、石畅，教练张金奎。宗旨是：锻炼体格，启发智力，调剂生活。逢年过节演出甚多。1943年并入西北文工团。
　　延安平剧研究院 它是平剧改革的重要阵地。1942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属贺龙管辖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边区联防军司令部领导。第一任正副院长由康生、邓洁兼任；第二任正副院长由张经武、柯仲平兼任；第三任院长由刘芝明兼任；最后专职正副院长为杨绍萱、罗合如。成员主要有薛恩厚、李碧岩、陶德康、李波、阿甲、魏静生、李纶、任桂林、石天，张东川、吴瑜、王镇武、张一然、王一达、赵荣美、陈冲、石畅、孙震、任钧、方华、阿良、张梦庚、简朴、肖甲、张一山、齐济民、金紫光、李非、袁广和、王洪宝、张琪瑶等。在祝贺该院成立时，毛泽东题词：“推陈出新。”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该院演出影响最大的戏是任桂林、魏晨旭、李纶改编的《三打祝家庄》。毛主席称它“很有教育意义”，“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1947年撤离延安后，移居张家口，改为华北平剧研究院。建国后，组成北京京剧团。
　　延安青年艺术剧院 它是1941年9月下旬成立的，属中央青委领导。冯文彬、艾思奇、塞克、萧三、蒋南翔、邓洁、徐以新、吴雪、王真等九人组成理事会。其宗旨是：“积极发展剧场艺术，掌握中国典型的戏剧，介绍世界名剧及理论，在奠定中国的民族的演剧艺术中，尽一份力量。”院长塞克，副院长王真、吴雪，党支书高沂。先后成员有戴碧湘、李之华、陈戈、丁洪、胡果刚、张一鸣、欧阳山尊、逯斐、王琳、张仃、田雨、胡沙、程云、庄言、白凌、王影、夏静、于真、李力、陈希文、郭永江、高阳等。演出的第一个戏是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还演出过《铁甲列车》、《伪君子》、《刘家父子》、《抓壮丁》等。1943年12月与部队艺术学校合并，组成联政宣传队。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剧团，成立有早有晚，活动有多有少，但都有一定影响。如1937年3月7日归并到人民抗日总剧社的原苏区老剧团中央剧团；1938年8月1日成立的鲁艺实验剧团；1940年4月5日成立的鲁艺平剧团；1940年4月成立的、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和中央青委领导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总剧团；以及陕甘宁边区所属各分区的绥德分区文工团、三边分区文工团、陇东剧团、关中剧团、八一剧团等。
　　音乐团体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 它是音乐团体中影响最大的，于1939年3月5日在延安鲁艺成立。会长吕骥，会员达110多人。会刊为《民间音乐研究》。在八年抗战中，采集出版了10种研究资料。
　　延安合唱团 它是延安音乐爱好者的业余组织，1940年9月17日成立，属文化俱乐部领导，时乐濛任团长。1941年8月，参加者扩展到25个单位，成立了合唱团第二团。每星期天活动，对普及群众音乐活动起了积极作用。
　　鲁艺音乐工作团 于1940年7月15日成立。团长由鲁艺音乐系主任吕骥兼任，后由冼星海兼任。他们曾开赴陇东、关中、三边、绥德、安塞等地做音乐普及工作，深得群众欢迎。
　　延安业余国乐社 它是由20多位国乐爱好者组成的，负责人李鹰航。1942年6月27日成立，属边区音协和文化俱乐部领导。他们自带二胡、三弦、秦琴、笙、箫、笛子进行练习与演奏。隔一段时间到文化沟艺术台公演一次。
　　中央管弦乐团 它是陕甘宁边区唯一的大型乐团。团员70多人。属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党校文工室领导。主任邓洁，副主任李伯钊、刘仰桥。团长贺绿汀，副团长张占黻、金紫光。下设组织科(孟波)、行政科(卢肃)、教务科(梁寒光)、弦乐队(陈地)、管乐队(谌亚选)、合唱队(贺绿汀代)。指挥李德伦。成员有周国瑾、李刚、杜矢甲、肖甲、刘郁民、李波、李钰、许翰如、管林、海啸、杨涛、严金萱、黄晓芬、陈复君、刘幼雪、程芸平、夏莎、白鲁、郭松林、肖良玉、陈爱生、杜育民、朱荣辉、党允武、陈谷音、孟媞、苏哲、陈因素、张衡、冯振英、刘凤花、杜利、罗坚、周加洛、刘子先、舒铁民、李非、赵振东、张铮、江寒、王祥、李西、梁克祥、王浩然、陈地等。1946年7月19日举行成立大会，朱德、徐特立、王明、陈伯达、何思敬、张季纯等出席了会议。邓洁致开幕词后，朱总司令、徐老、李伯钊相继讲话。该团堪称为延安最正规、最有气魄的音乐演出团体。由孔厥、袁静创作、梁寒光、金紫光谱曲的大型歌剧《蓝花花》演出后，引起重视。
　　美术团体
　　边区文协新洋片组 是美术团体中最活跃的一个。他们从1944年至1948年间一直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的城镇乡村，群众赠送锦旗，称为“群众喉舌”、“普及教育”。画家石鲁、李梓盛、张明坦白始至终出了大力。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他们应邀演出新洋片，获得好评。鲁艺内部还有三个美术组织：一是，鲁艺木刻工作团，胡一川任团长：二是鲁艺漫画研究会，华君武任负责人；三是鲁艺美术工场，先后由江丰、钟敬之、华君武负责。此外，延安美术工作者自愿结合，组成大众美术研究社，编辑出版《大众美术》墙报和举办美术作品展览。1942年2月1日成立的延安D·H·孚版画研究社，由刘岘、辛可、蜚生负责，目的是“团结版画爱好者，介绍中欧版画，相互研究版画技术”。
　　电影工作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完全是靠自己动手，白手起家的。从四个电影团体的演变看，都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1938年4月1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是最早的一个电影团体。高朗山为主任，赵品三为副主任，徐肖冰为技术部长，沙可夫为技术顾问，康生为政治顾问。该社系电影初创阶段，拍摄不少抗战素材和边区生活照片。1938年9月成立的延安电影团，全称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直属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领导。他们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等纪录片。1942年拍摄的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被誉为“纪录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1945年拍摄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成为唯一的历史文献资料。抗战胜利后，该团多数人奔赴东北，筹建“东北电影制片厂”。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46年7月。习仲勋、陈伯达、安子文、李伯钊、江青等组成董事会，习仲勋任董事长。陈永清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凌子风编导的第一部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因故停拍。解放战争中，他们拍摄了14部纪录片，真实纪录了西北战场的动人场面，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人的工作情景，颇有史料价值。1947年10月在西北局领导下成立了西北电影工学队，钟敬之任队长，成荫任党支书。为电影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为了培养艺术工作干部，边区还设立了艺术院校。除业余的星期音乐学校和星期文艺学院外，属专业的正规的学校有三所。其中创建最早、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1938年4月10日成立于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联名发出《成立缘起》，称这所综合性艺术学院的宗旨是“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开始设有戏剧(系主任张庚)、音乐(系主任吕骥)、美术(系主任沃渣)三系。沙可夫任副院长兼教务主任(后为赵毅敏)，徐以新任训育主任，魏克多任秘书长。第二届招生，增设文学系，周扬兼系主任。另创办普通班、前干班、干部班、地干班。1939年5月，中央任命吴玉章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宋侃夫为政治处长兼党总支书记。为加强艺术实践先后成立木刻研究班、实验剧团、漫画研究会、美术工场、平剧团、战时文艺运动资料室、俱乐部、美术供应社等。还组织了宣传队、秧歌队、访问团、工作团，并出版了《草叶》校刊。学院设有必修、专修、选修三种课程。教员多为名家：萧军、何其芳、周立波、沙汀、严文井、陈荒煤、舒群、冼星海、吕骥、贺绿汀、马可、麦新、周巍峙、李焕之、何士德、杜矢甲、孟波、吴晓邦、塞宽、张庚、王滨、田方、姚时晓、钟敬之、张水华、袁文殊、舒强、王大化、凌子风、江丰、蔡若虹、沃渣、王曼硕、张仃、古元、王朝闻、华君武、胡蛮、彦涵、罗工柳、刘岘等。茅盾曾来校讲授“中国市民文学”课。罗迈(李维汉)作过教育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鲁艺创建周年纪念会上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建院两周年纪念时，毛泽东又题写“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来校作重要报告，号召学员从“小鲁艺”走到群众的“大鲁艺”中去。鲁艺八年来，共招收五届学生，培养人才685名。抗战胜利后，学员分布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文艺战线的中坚力量。
　　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 简称“边艺”。1942年5月1日成立。属边区文协领导。柯仲平为校长，张季纯为副校长，程秀山为教务主任，杨柳为党支部书记。学员主要是抗战剧团的一群娃娃，分甲乙两班，文化课和艺术课各半。师生有戴临风、关缜、南宫琴、雷烽、王锦生、白施彩、李延年、韩维琴、路金泉、刘烽、王凯音、张沼滨、陈川静、孟莉、杜德明(李若冰)、杨友均、杨友德、延成年、刘定标、李琦、赵启虹、侯安国、张庆云等。1943年5月，并入西北文工团。
　　延安部队艺术学校 全称“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简称“部艺”。1941年4月1日成立。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兼任校长，王震之任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史行、晏甬任教务处副主任。下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个系和一个培养演员的普通班。成员有翟强、侣朋、梁寒光、庄焰、王地子、李鹰航、王麦、林里、凌信之、谢力鸣、李溪、王辉、高鲁、陶然、夏静、陆地、朱云章、黄照、马瑜、徐一枝、张林籍、李实、叶克、李葳、彦克、赵露、徐信、赵莹、杜育民、张绍杰、陈正亮、孙谦、陈刚、马烽、纪叶、西戎、胡正、朱仲一等。翌年，延安、陇东、富县设立三个分校。4月10日，部艺在鲁艺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朱总司令讲话指出：“部队艺术要从打仗着手，方法要艺术。部艺的学员应练习战斗的生活与宣传的才能。”谭政、萧劲光、周扬、吕骥也相继讲话。该校曾演出《悭吝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剧。1943年冬，与青艺合并，改为“联政宣传队”，属边区联防军司令部政治部领导。
　　三 延安的文艺运动
　　党中央率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首先创建了第一个剧团——列宁剧团，后改称西北工农剧社——人民抗日剧社——中央剧团。他们继承了中央苏区革命文艺传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徐特立、吴亮平先后负责领导，长征女干部危拱之担任主任。成仿吾、冯雪峰编写剧本。美国朋友斯诺观赏了该团演出的短剧《侵略》、《丰收舞》、《统一战线舞》以及《红色机器舞》后，说它们都表现了两个中心主题，即“抗日和革命”。他认为“演出生气勃勃，幽然风趣，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他特别惊奇“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所以他称赞“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中央剧团改为抗战剧团后，杨醉乡任团长。这位“杨妈妈”带领一帮娃娃竟能演出《送哥哥当红军》、《亡国恨》、《上前线》、《死亡线上》、《送公粮》、《打回老家去》、《梦游北平》、《锄头舞》、《叮铃舞》、《海陆空军舞》等几十个节目。他们不仅踏遍陕甘宁边区23个县的偏僻山村，而且冒着风险到国民党统治区的临潼、渭南、大荔、富平、蒲城、合阳、淳化、旬邑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杨妈妈”为了给娃娃们鼓劲，特编顺口溜一则：“天上下雪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不哭鼻子不叫妈，毛主席夸咱好娃娃。”
　　在陕北苏区文艺活动中，中国文艺协会戏剧组负责人廖承志、朱光被誉为出色的演员。廖承志在日本名剧《炭矿夫》中饰老矿工，朱光饰儿子，邓颖超和史沫特莱的译员王汝梅(黄华)各饰一个角色。演出获得“非常满意的效果”。接着又排演了反映西班牙工人斗争的《秘密》一剧，廖承志饰警长，朱光饰工人，王玉清饰半疯工人，王汝梅、黄植各饰一个警察。毛泽东、朱德、博古高兴地看了演出。毛泽东还对廖承志讲：你们好好的努力，多排些好的新戏出来，让我们可以多看几个好戏。
　　红军初到陕北，带来的是江西苏区革命性、战斗性很强的战火文艺——零星的分散的以小型歌舞和短剧为主的匕首和投枪。而抗战爆发之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大城市亭子间涌进黄土高原的贫瘠山沟里，他们带来的自然是他们所熟悉所掌握所习惯的大城市那些剧目。所以一个时期，延安舞台上竟相上演火戏。这些戏大致分为四类：一类是反映城市生活的，如鲁艺的《日出》，青艺的《雷雨》、《上海屋檐下》，西北文工团的《蜕变》、《北京人》等；二类是反映战争生活的，如部艺的《李秀成之死》，鲁艺的《扬子江暴风雨》、《太平天国》，青艺的《塞上风云》，上海救亡演剧一队的《八百壮士》等；三类是古典戏曲，如鲁艺的《宋江》，战斗剧社的《嵩山星火》，平剧院的《梁红玉》、《岳飞》等；第四类是移植外国的，如果戈理的《婚事》、《钦差大臣》，莫里哀的《伪君子》、《悭吝人》，契诃夫的《求婚》、《蠢货》、《纪念日》，沃尔夫的《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包哥廷的《带枪的人》，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等等。
　　这些戏的演出，得到各方面的支持。1939年12月，毛主席特邀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叙谈，提出延安也应当演一点国统区的戏，《日出》就可以演。并说应当集中一批好演员来演。为此，他们成立了有艾思奇、张庚、钟敬之、徐以新、田方、陈明、夏革非等九人参加的筹备组，商定王滨为导演，钟敬之为舞台设计。挑选李丽莲、张成中、王一达、干学伟、韩冰、林白、田方、颜一烟、范景宇等优秀演员登台。经过20多天的赶排，终于在1940年元旦正式公演。《新中华报》以《<日出>公演八天，观众将近万人》为题报道了演出盛况，说：“演出效果甚佳，获得一致好评。”之后，延安青艺在西北青委宣传部长胡乔木的关怀下，赶排出曹禺的另一名剧《雷雨》。吴雪为导演并饰周萍。还有陈戈、雷平、田蓝、丁洪、尹文媛、朱漪、鲁亚侬、苏琪等。连演数年，上座率很高。西北文工团跟着赶排了《蜕变》和《北京人》。史行和高歌任《蜕变》导演，石鲁任舞台设计。演员阵容也很壮观，有张云芳、邵梦虹、刘方、黎虹、韩戈鲁、王亚凡、阮艾芹、李慕琳、刘鹏杰、程士铭、东方明等。《新中华报》为此发表评论，称《蜕变》演出有重大现实意义，使观众看到从“陈旧的躯壳”中“蜕变”出新的生命。《北京人》由张季纯导演，石鲁舞台设计。苏一平、林丰、朱丹、闻捷、舟冰、陈若绯、王贤敏、沈霜、闵利生、乌兰、张涛等参加演出，反映甚好。
　　演这些戏有什么意义?林默涵于1940年9月15日在《大众文艺》第1卷第6期上撰文《<雷雨>的演出》，指出：“我们的回答是：有意义。”因为这些戏“表现了中国社会的一角”，“对于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有很大的益处”。同时，创作家“向人们提出了他所憎的社会势力正在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而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他所爱的社会势力上”。我们总观延安当时的舞台艺术，应当说，它们无论对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开扩眼界，提高鉴赏能力，丰富演员的表演技能，沟通文化交流，都是很有益处的。尤其那些反映十月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戏剧，更富有直接的鼓舞教育作用。
　　不过，总观当时的延安舞台，确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偏向。边区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很少，直接反映边区群众斗争生活的更少。只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才开始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大批文艺工作者(有的跟随剧团)开赴前线，深入农村，走进工厂，下到连队，短短几年内，迎来了文艺创作和演出的空前繁荣。
　　戏剧方面
　　首屈一指的是大秧歌运动。1943年春节，鲁艺编排的《兄妹开荒》，第一次走向延安街头，使得成千上万的观众心花怒放。喜笑颜开。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与群众一起观看了演出，边看边叫好。毛主席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诗人戈壁舟不禁开怀赋诗《毛主席笑了》：“有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秧歌队到处扭唱。我们给毛主席表演，毛主席亲自到场。大秧歌一完都往下坐，王大化演出《兄妹开荒》。”艾青看了《兄妹开荒》后，撰文称：“成千上万的观众狂热地欢迎它们，我是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他主动承担了中央党校秧歌队副队长的重任。首演周而复、苏一平编写的秧歌剧《牛永贵挂彩》，一炮打响，影响甚大。就连诗人徐迟在重庆得知消息后，托周恩来捎信给艾青，要求参加秧歌队，说：“我干不了什么，到你那儿打锣吧!”随后，丁毅写的《刘二起家》、陆石执笔的《动员起来》、周戈写的《一朵红花》、马可写的《夫妻识字》、翟强执笔的《刘顺清》、贺敬之写的《栽树》、苏一平写的《红布条》、张季纯写的《保卫和平》、杨醉乡写的《送公粮》、王汶石写的《边境上》、萧汀、方杰写的《回娘家》等等，各具特色，争芳斗艳。据统计，几年内，仅见报的秧歌剧就有400多出。1945年春节，在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群英会上，文艺界有35名获奖者：艾青、杨绍萱、吴印咸、齐燕铭、陈波儿、古元、王大化、张水华、周巍峙、钟敬之、欧阳山尊、吴雪、姚仲明、周而复、柯蓝、史雷、黄俊耀、贺敬之等。艾青还荣获中央直属机关“模范工作者”奖状和中央党校“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奖状。当时，不仅陕甘宁边区秧歌声声，而且大后方也盛演秧歌剧目。郭沫若看了《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之后，兴奋地讲：“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并挥毫赋诗：“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随着大秧歌运动的深化而崛起。在此前后，还有李伯钊、向隅的《农村曲》，王震之、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史行、金紫光的《反抗的吼声》，王亚凡、刘炽的《塞北黄昏》以及《马渠游击小组》、《周子山》等等。《白毛女》以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带回的民间故事为基础，以民歌、戏曲为基调，突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反封建主题，在剧作、音乐、表演、舞蹈、美术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将我国歌剧艺术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为《白毛女》问世，先由邵子南写出一个诗剧，后重新由鲁艺投入众多名家：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作曲；王大化、舒强导演；王昆、林白、张守维、邸力、赵起扬、李百万、陈强、李波、王家乙、韩冰，吴坚、张成中、杜德夫等饰演。1945年6月10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毛主席和全体代表起立鼓掌。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中央书记处的三条意见：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二、黄世仁应该枪毙；三、艺术上是成功的。并解释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既然反映了这种现实，一定会广泛地流行起来。果真不出所料，《白毛女》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刘胡兰》、《英雄刘四虎》、《孙大伯的儿子》、《无敌民兵》、《红鞋女妖精》等歌剧也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无论在战斗的前线还是在土改的农村，到处响彻“为喜儿报仇!”“为刘胡兰报仇!”的呼声。郭沫若在为《白毛女》作序时盛赞：它“相当成功”，“非常感动人”，“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的作风完全洗刷干净了”。
　　陕甘宁边区的戏曲改革也取得了突出成就。毛泽东同志1942年10月间给延安平剧研究院的题词“推陈出新”，始终是戏曲改革的指导方针。平剧院最初演出的多是反映抗日内容的新戏曲，如《松花江》、《松林恨》、《钱守常》、《夜袭》、《学不够》、《小过年》等。后又推出《上天堂》、《难民曲》、《回头是岸》、《边区自卫军》、《鬼变人》等。同时选演了大量传统戏曲剧目，如《群英会》、《四进士》、《玉堂春》、《四郎探母》、《法门寺》、《十三妹》、《珠廉寨》、《打渔杀家》、《宇宙峰》、《宝莲灯》、《辕门斩子》、《黄鹤楼》、《捉放曹》、《鱼腹山》等等。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中央党校编演的《逼上梁山》，毛主席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赞誉这出戏将“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并称它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希望“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不久，延安平剧研究院编演的《三打祝家庄》，再次赢得了声誉。毛主席写信称赞“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另外，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以陕西特有的秦腔剧种，创作出不少新剧，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血泪仇》和《穷人恨》。王震将军在给剧作家马健翎信中说：“我很久想给你写信，因为《血泪仇》和《穷人恨》的演出，前后我看过五六次。观众都为剧情激动着，对于人民的敌人高度的仇恨，对于身受重重压迫的人民高度的同情。”它“对昨天今天明天如何服务人民，都有启示意义”。彭德怀司令员在新区洛川冒雨同军民一起看了《穷人恨》，写信说：“你们演出的《穷人恨》，为广大贫苦劳动人民、革命战士所热烈欢迎，成为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的武器”。
　　话剧艺术要搬上延安舞台，条件是相当困难的。无论服装、道具、布景和观众的欣赏水平均受到很大限制。但令人惊喜的是，从1937年至1949年的10多年间，延安上演的225个剧目中，话剧就有135个，占总数的60%。可见戏剧工作者是作了极大的努力。早在1937年12月，沙可夫等人就编导了《广州暴动》，受到好评，接着朱光、左明等人编导了《血祭上海》，并由此引发出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建。之后，多幕剧、独幕剧接踵而来，有《大丹河》、《流寇队长》、《秋瑾》、《一心堂》、《一年间》、《打虎沟》、《棋局未终》、《闲话江南》、《先锋》等。尤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群众火热的斗争中选取题材，创作出许多新剧，如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把眼光放远一点》、《粮食》，青年艺术剧院的《刘家父子》、《流动医疗队》，鲁艺演出的《我们的指挥部》、《保卫合作社》，部队艺术学校演出的《保卫边区》等等。毛泽东同志看了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的《虎列拉》、《求雨》、《自家人认自家人》三个独幕剧后，亲笔写信鼓励说：“你们的剧，我认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这类好戏。”周恩来同志看了《同志，你走错了路》和编导者的有关文章后，立即对作者和导演说：“这几天读到你们的文章，很高兴。仲明同志的意见我几乎是全部同意。凡是我想和你们说的，你大概都说了。但不知剧本已经修改好了没有?如已修好。我很愿在你们印刷前，得到一读的机会。”该剧和四川方言喜剧《抓壮丁》的演出，几乎轰动了整个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苏联话剧，《前线》的上演，是毛主席推荐的，《解放日报》还为此发表社论，并登出全剧，起到了特殊的教育作用。
　　音乐方面
　　延安是民主自由的天地，人们呼吸着民主自由的空气；是欢乐的圣地，人们高唱着欢乐的歌声。冼星海在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上指出：“边区音乐运动成了全国的中心……大部分参加救亡运动的进步音乐工作者也都集中在边区。”是的，这里荟萃的全国著名音乐家甚多，如冼星海、贺绿汀、吕骥、郑律成、李焕之、马可、麦新、张寒晖、李劫夫、王莘、周巍峙、孟波、时乐濛，安波、金紫光、刘炽、向隅、任虹、李伟、李凌、李鹰航、杜矢甲、彦克、梁寒光、卢肃、瞿维、李德伦、谌亚选等等。在边区文协领导的西北文工团和后来的二团中有关鹤岩(关键)、岳松、彦军、刘烽、姜丽山、高田、航海、王元方(梅丝)、曾刚、李作柱、马倬、王焱、梁文达等有成就的作曲家。延安的大量歌曲，雄壮有力，情深意切，百唱不厌，流传甚广，像贺敬之、马可的《南泥湾》，秀山、华恩的《共产党像太阳》，贺敬之、杜矢甲的《七枝花》，方冰、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莫耶、郑律成的《延安颂》，贺绿汀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柯仲平、高田的《自卫战争进行曲》，苏一平、航海的《向大关中进军》等等。特别可喜的是，许多领导同志和著名诗人主动与音乐家合作，像萧向荣与李鹰航合写的《歌唱共产党》，胡乔木与冼星海合写的《青训班之歌》，冯文彬与吕骥合写的《“五四”纪念歌》，成仿吾与吕骥合写的《陕公校歌》，沙可夫与吕骥合写的《鲁迅艺术学院院歌》，艾青与张棣昌合写的《留守兵团军歌》，萧三与冼星海合写的《抗战剧团团歌》，公木与郑律成合写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并由中央军委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塞克与冼星海合写的《生产大合唱》，光未然与冼星海合写的《黄河大合唱》等。尤其是1939年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周恩来称它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典范。郭沫若在他写的序言中称：“《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茅盾讲，听了《黄河大合唱》，“开了我的眼界，使我感动”。萧三甚至觉得，听了《黄河大合唱》简直对星海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的气魄是如何的大呀!他的才能是如何的高呀!他的创造力是如何的丰富呀!
　　美术方面
　　陕甘宁边区的美术工作，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没有彩色，没有工具，缺乏纸张。但出于满腔热情服务于群众的决心，他们战胜重重困难，创造出各种版画、漫画、油画、年画、连环画、雕塑、剪纸等作品，张贴在墙壁上，贴在农家炕头上，陈列在展览会上，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者用于“拉洋片”。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的村村镇镇，家家户户，处处可见新颖美观的彩画。它们生动地反映了边区人民翻身解放、自力更生、男耕女织、支援前线的喜人景象。
　　在边区160多位美术家中，古元、力群、彦涵、刘岘，张映雪、夏风、杨廷滨、马达的版画，华君武、张谔、钟灵、蔡若虹、张仃、朱丹的漫画，王式廓、庄言、邹雅、胡蛮、莫朴的油画、素描、速写，王朝闻、王曼硕、许珂、钟敬之的雕塑，胡一川、罗工柳、沃渣、江丰、施展、李少言的年画、剪纸，石鲁、李梓盛、张明坦、程士铭、杨青、吴劳的连环画和洋片，均得到群众的喜爱。这些作品，装点了陕甘宁边区的锦绣河山，显得更加绚丽多彩，气象万千。
　　延安和边区一些主要城镇，经常举办美术展览。1942年春节，边区美协举办的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展，反映强烈，盛况空前。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前往参观，并予以表扬，勉以努力。据报道：展览展出大小60余幅作品，观众“拥拥挤挤，说说笑笑，空气十分活跃”。边区的美术作品，以它新颖的内容、独特的风格和民间的形式，赢得广泛的好评。美术大师徐悲鸿十分赏识古元的木刻，称古元是“卓绝之天才”，“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中国版画界的“巨星”。叶浅予说：古元“不愧为创造木刻新作风的第一个人”。重庆许多知名人士同样对画展赞不绝口。在画展题字本上，邵力子题：“拓荒的精神，建设的表现。”李德全题：“只有真正解放，才能使人民如此活跃起来!”陶行知题：“主人做了主，公仆都为公。”曹禺题：“看过这次展览会，我深感赤手空拳的老百姓逐渐显出自己的伟大力量。”
　　文学创作方面
　　“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毛泽东同志1939年给诗人萧三信中提出的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创作，也适用于文学创作。
　　人们常说，诗歌是匕首，是投枪，是号角。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大量诗作，正无愧于这一美誉。萧三说得好：“延安的诗歌运动——街头诗运动，诗歌朗诵运动——开全国之风。”柯仲平领导的边区文协的“战歌社”，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战地社”，打出“街头诗运动日”的红幅，发布《街头诗运动宣言》，号召“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啊，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柯仲平的《保卫我们的利益》，田间的《假如敌人来进攻边区》，高敏夫的《边区自卫军》，张季纯的《给我一支枪》等街头诗，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对敌斗争生活。“给我一支枪，我要上战场；国仇家恨千万桩，哪个能够再忍让!”多么富有战斗性、鼓动性。王汶石为此撰文《谈开展群众街头诗画工作》，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功绩、作用和意义。
　　在边区的诗歌明珠中，狂飚诗人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部长篇叙事诗，可谓是陕甘宁边区最早用诗歌形式歌颂工农的宏伟佳作。毛主席在清凉山听了柯仲平朗诵的《边区自卫军》后，甚为高兴，当即批示“此诗很好，赶快发表”，不久即刊登在党中央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萧三曾这样赞誉道：“延安诗歌运动最初和最有力的发起人要算柯仲平同志，他是诗朗诵放头一炮的呐喊诗人。”在长篇叙事诗中，还有从三边小山沟里崛起的新秀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它一问世，就引起了诗坛的一片赞扬声。陆定一撰文称它“用丰富的民间语汇来作诗，内容和形式都是好的”，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郭沫若在为它写的序言中赞道：《王贵与李香香》是“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孙犁誉它是“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它包括集中了时代精神和深刻的社会面貌”，并赞李季“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生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除诗歌外，小说、散文、特写、报告文学等，也都是极好的斗争武器，延安作家们充分运用各种文学形式，发挥战斗作用。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秦兆阳的《俺们毛主席有办法》，董均伦的《刘志丹的故事》，韦君宜的《龙》，展现了战火中人民子弟兵的神彩。吴伯箫的《化装》，白朗的《诱》，卞之琳的《进城出城》，写出了抗日群众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雄姿。草明的《延安人》，金肇野的《赵文苍老头子》，生动表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亲密关系。杨朔的《模范班》，方纪的《纺车的力量》，师田手的《活跃的前列》，表彰了边区生产运动中的新人新貌。我们还从柳青的《土地的儿子》，孙谦的《村东十亩地》，束为的《红契》，不难看出农民翻身后的喜悦。从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温馨的《凤仙花》，梁彦的《磨麦女》，深切感受到新社会妇女解放的欢快心情。也从李季的《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欧阳山的《黑女儿和她的牛》，葛洛的《卫生组长》，窥测到亿万人民冲破封建牢笼的强大精神力量。
　　报告文学是一种轻便灵活、真实感人的艺术武器，难怪有那么多名家在这方面尽力施展自己的才能。如茅盾写《记“鲁迅艺术文学院”》，何其芳写《朱总司令的话》，丁玲写《彭德怀速写》，周立波写《王震将军记》，荒煤写《刘伯承将军会见记》，萧三写《续范亭先生》，周而复写《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廖承志写《遥献》，杨成武写《一个胜利战争的回忆》，王向立写《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沙汀写《随军散记》，黄钢写《我看见了八路军》，陈学昭写《延安访问记》，柳青写《空袭延安的二日》，范长江写《陕北之行》，黄炎培写《延安五日记》，赵超构写《延安一月》等等。尤其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盛大劳模会上，众多作家挥毫放怀赞颂新的英雄人物。光见于《解放日报》的就有荒煤的《模范党员申长林》，田方的《马丕恩在召唤》，李得奇的《我见了赵占魁》，陈学昭的《访马杏儿》，刘漠冰的《罗专员和打盐队》，马烽的《张耿凤运动的热潮》，田方的《刘玉厚的光辉》，柳青的《一个女英雄》，萧三的《警卫英雄李树槐》，吴伯箫的《徐义凯新村》，曾克的《典狱长党鸿魁》，冯牧的《徐怀义改造丑家川》，艾青的《养羊英雄刘占海》，丁玲的《袁光华——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等。1944年6月间，《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和欧阳山的《田保霖》与写刘建章的《活在新社会里》之后，毛主席当即写信勉励：“你们的文章引得我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后来，毛主席又在一次高干会上讲：“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感动地说：“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
　　在长篇小说中，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欧阳山的《高干大》等，是获得高度评价、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这也是实践毛主席指引的工农兵文艺方向得来的丰硕成果。柳青是典型的“陕北人”，一口陕北腔，一身陕北装，像“农村后生”，又像“区乡干部”。1943年之后，他在米脂县乡里担任三年乡文书工作，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任务，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积累，具备了在“困难中微笑的品质”。所以他把全部的爱倾注在《种谷记》里以王加扶为代表的先进贫苦农民身上，赞颂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互相合作的非凡事业。在《铜墙铁壁》中，他描写了以米脂沙家店粮站为中心的护粮斗争，歌颂了石得富等人的英雄业绩。整个小说真实、感人，十足的乡土气息，形象地体现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这一真理。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写了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所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武力较量及其赢得的辉煌胜利。小说规模宏大，情节曲折，气势磅礴，动人心魄，一举成为50年代初轰动全国文坛的力作。小说在众多人物中，既有周大勇、王老虎这样英勇献身的普通一兵，也有像彭老总这样多谋善断、用兵如神的杰出指挥员。冯雪峰曾给小说以高度的评价，赞它具有“英雄史诗的精神”。
　　民间说书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民间艺人韩起祥带头组织的陕北“说书组”，在边区文协安波、陈明、林山的扶植和帮助下，自编自演了不少优秀唱本。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新书有《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四岔捎书》、《张家庄祈雨》、《反巫神》、《掏谷槎》等。他们跋山涉水，走乡串户，宣传民主生活，提倡生产自救，破除封建迷信，歌颂新人新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毛主席、朱总司令听了说书，甚为赞赏。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还给予热情款待和物质奖励。陕北说书，是民间最为活跃、最为普及的一种艺术形式，韩起祥率先编写和说唱新书，不仅活跃了偏僻山村的文化生活，而且也为普及通俗文学提供了丰富经验，深得文艺界的重视和赞誉。
　　为了反映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边区的出版事业也很兴旺发达，仅发行的文艺期刊就有24种。计有：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和《中国文艺》，萧三主编、方纪编辑的《大众文艺》，艾青主编的《诗刊》，萧三、高敏夫先后主编的《新诗歌》，奚定怀、徐明等编辑的《山脉诗歌》，刘白羽主编的《文艺突击》，艾思奇主编、林默涵编辑的《中国文化》，丁玲、艾青、舒群、萧军合编的《谷雨》，萧军、舒群、刘雪苇主编的《文艺月报》，周立波、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合编的《草叶》，周文、胡采主编的《大众习作》和《群众文艺》，公木主编的《部队文艺》。还有《歌曲月刊》、《歌曲旬刊》、《歌曲半月刊》、《民族音乐》、《部队歌曲》、《音乐工作》、《边区戏剧》、《戏剧工作》、《前线画报》、《美术工作》等。其中1/3的刊名是由毛泽东题签的，他还就如何办好刊物发表过具体意见。此外，《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以及《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报刊，也经常辟有文艺专栏或发表文艺作品。
　　总览延安文艺的成就，不禁使人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要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的成果宣传出去”、要使“文艺工作服从于党的总任务”。延安文艺运动虽然已成为过去，但不管它的成功经验还是它的某些不足，都应当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