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革命纪念馆 杜梅
　　20世纪30年代，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形成、巩固与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经验。这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党的群众路线，对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政权建设的巩固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有着重要作用。
　　一、依靠群众，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陕甘边党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帮助。
　　自从1928年5月至1930年8月，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领导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兵运”斗争失败后，使刘志丹逐渐认识到“利用军阀是暂时的，搞红军单靠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去搞”。他指出，“历次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单纯的军事行动一定不会胜利的”，“革命要胜利，就要创造根据地，依靠梢山，依靠广大群众”。②1931年秋天，刘志丹和马锡五深入南梁一带，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考察当地的经济、政治及群众生活状况，看能否具备创建根据地的条件。当地贫苦农民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接待他们。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户人家，有一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们，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荞麦，揉下颗粒，用锅炒干，用擀面杖碾碎，再用细箩过了，为刘志丹做了顿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详情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事曾经在陕甘宁边区传为佳话。在经过深入考察后，刘志丹得出结论：这里的土地大规模集中在地主手中，劳动人民深受压迫、剥削，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具备建立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坚定了他在南梁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心。
　　在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制定的一系列的军事政策明确规定：在扩红中，实行自愿兵役制，由政府动员，群众自愿参加；凡是参军的群众，必先在游击队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然后编入红军主力部队；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者则特别奖励，凡缴获敌人的武器均归个人使用；苏区普遍建立赤卫军和少先队组织，广泛成立游击小组，并建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游击队做情报工作，开展广泛的人民革命战争。这些政策的落实，表明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只有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例如，1933年7月，红26军在“左”倾错误的强迫下脱离根据地，南下终南山全军覆没后，渭华一带的群众和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寻找失散的红军指战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刘志丹、王世泰、高锦纯、吴岱峰等八十余名指战员安全返回了陕甘边区。即使在危险的战场上，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也心向红军、支援红军。“当时，国民党军打仗，总拉老百姓用毛驴驮子弹、粮草。我们在前面和敌人一开火，老百姓就拉着牲口朝后边跑，送给红军。”③正是紧紧依靠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武装才得以发展壮大，游击战争才得以广泛开展，革命根据地才得以迅速地创建和发展。到1934年底，红二十六军发展到两千多人，红军游击队扩大到三千多人，赤卫军发展到五千多人。随着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主力红军和红军游击队的武器装备有了较大的改善，政治素质、军事技术和作战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坚强柱石。
　　由于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下，边区革命群众组织成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力量，为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对敌斗争中，边区群众积极支前、提供情报，许多得到了土地的翻身农民参加了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使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心系群众，汲取力量，艰苦奋斗
　　党在陕甘边界红色政权的建设实践表明，弘扬南梁革命精神，必须心系群众，汲取力量，坚持艰苦奋斗，才能发展壮大。心系群众、艰苦奋斗，就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不断把人民的利益维护好。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率先垂范，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陕甘边的南梁，刘志丹、习仲勋同志是实践心系群众、艰苦奋斗的楷模。刘志丹无限热爱人民群众，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和乡亲们都一直亲切地以“咱们的老刘”称呼他。他常常坐下来和大家谈心，或者讲故事，说笑话，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满室大笑。每到一地，刘志丹就立即深入群众，了解当地的敌情、社情。他熟悉陕甘边区的每一座山岭、每一道水沟、每一个村庄，战士们都称他为“活地图”。群众见到刘志丹、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称呼“老刘”“仲勋”。美国友人李敦白回忆当年在陕甘边时，与习仲勋在一起，走到那里，老百姓都会亲热地喊“仲勋啊”，亲密无间。很多流传至今的陕北民歌“信天游”中描述的“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的情景，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群众对红军到来而表现出来的亲近和兴奋心情，这与“跑土匪”时的群众心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承认：“刘(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更有煽动之技巧。第一次听了他的演说，就深信不疑。颇有人缘，老幼称颂。”④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繁荣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地的生产，满足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调剂余缺，促进流通，习仲勋十分注重商业贸易工作，他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到群众中间，考察研究，为民排忧解难，时任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个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⑤廉政建设问题，事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刘志丹、习仲勋对此高度重视，建立了严格的法规制度。习仲勋同志曾经回忆说：“我们政权建立后，把廉政当作头等大事。志丹同志说过：‘群众最痛恨反动政府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污。我们一开始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我们定了法，贪污10块大洋就要枪毙。”⑥“贪污10块大洋就要枪毙，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是因为刘志丹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了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而且，那时的10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⑦陕甘边区的群众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称赞，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⑧毛泽东给予刘志丹、习仲勋崇高的评价，誉刘志丹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赞习仲勋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历史证明，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巩固，与党和红军坚持心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作风有着必然的联系，正是凭借心系群众、艰苦朴素的无形的政治力量，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彻底剔除了一些旧军队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的对立关系，保证了红色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经历任何风险。
　　三、信仰群众，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在创建陕甘边红色政权的伟大实践中，面对残酷的斗争环境，我们党员和干部不畏艰难，自觉地去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在无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发扬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战胜了重重困难，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从1932年3月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开辟直至1934年11月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的建立，陕甘边的革命斗争曾经历了一个曲折艰辛的发展过程。每当红军因受“左”倾错误的干扰，在革命战争中受到挫折时，刘志丹同志总是以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精神来领导部队，使战士们相信，困难和挫折时暂时的，胜利一定属于红军，他给战士们讲革命早晚一定能成功的道理，还生动地讲述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增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
　　1932年7月下旬，当陕西省委书记李艮来到寺村塬一带游击根据地，针对刘志丹等同志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在严重的敌情面前，全力开展批判“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的斗争，坚持错误方针，结果红军陕甘游击队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时值深秋，天气转冷，医药匮乏，伤病员激增，部队士气低落，红军又一次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战胜困难，刘志丹等同志身先士卒，以自己的革命乐观主义言行，用自己的榜样影响部队，鼓舞着部队，他亲自动手为战士做饭，给战士们打麻鞋，夜间替战士站岗放哨，给战士讲解革命道理，以自己官兵一致、军政一致的模范行为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使红军渡过了难关。这样，英雄的陕甘游击队终于熬过了冬天，克服了困难。1933年6月，以杜衡为代表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力主红军南下，结果使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敌重兵的围追堵截下，遭到全军覆灭的噩运，陕甘边的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刘志丹见此情景，对同志们说：“看来，一时也找不上其他同志，现在我们没吃没喝的，再继续下去，恐怕都得困死在这山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每个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们要想法分散出去，回照金重整旗鼓，再搞革命。”⑨在红26军南下失败的日日夜夜，刘志丹耐心地进行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使战士们坚持战斗。王世泰等同志抱定一个信念，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刘志丹，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刘志丹返回照金。因为党需要刘志丹!最后王世泰在终南山石头岭的后山找到了刘志丹。经过终南山一月有余的辗转作战，刘志丹同志患病在身，体质虚弱，干部战士见了都非常难过。刘志丹却鼓励大家：“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来呀!咱们的道理正，穷人都站在咱们这边。”还用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安慰大家：“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⑩在他的这种将“革命者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失败了从头再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励下，同志们都打起来精神，挺起了胸膛，下定决心返回陕甘边区，恢复红26军，扩大根据地。正是在这种信念支持下，刘志丹等人化装成货郎，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历经艰险于1933年10月4日返回照金苏区。
　　在保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里，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浴血奋战，英勇不屈，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军民并肩奋战顽敌，英雄壮举，光照日月。1935年4月，红26军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奉刘志丹命令挥师陕北，与红27军协同作战，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首战告捷，歼敌一个精锐连，随后与红27军胜利会师，举行了万人联欢祝捷大会，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纷纷赶来想听听刘志丹的讲话。刘志丹在会上所做的讲话中，风趣地说：“现在的这些胜利仅仅是开始，就像大家常说的‘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哩’!”(11)一席话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群众的斗志。在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赢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刘志丹就以此来鼓励战士和群众的革命热情。正是有了这种信仰群众、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南梁精神，才显示了红军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威力，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
　　在整个陕甘边红军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陕甘边红军几经挫折，几起几伏。但是，广大干部始终抱定革命信心和决心，下定决心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正因为如此，陕甘边红军成为了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英勇部队，从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党中央和全国红军保存了最后一块根据地，成为“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艰巨任务。
　　四、结语
　　“山数南梁的美，水数南梁的甜，南梁的青山走千里，南梁的绿水流万年。”南梁精神，是一种革命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体现，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很强的实践性。刘志丹、习仲勋、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边区军民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为祖国解放和民族独立英勇顽强、不屈不挠、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不仅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需要，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更重要，应该被贯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去，乃至更需要传承和发扬光大。千千万万后人接过先辈的红色旗帜，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永不停息。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6.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313.
　　③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330.
　　④边民．陕北共匪猖獗的原因及今后围剿之步骤.原载《秦风》1934年第11期，现载《志丹文库·刘志丹卷(下)》，1997年，第1241页。
　　⑤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936—937.
　　⑥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10-24.
　　⑦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10-16.
　　⑧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407.
　　⑨曲涛，李仲立.陇东老区红军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80.
　　⑩张振民，张守宪.刘志丹传略.西北大学学报，1980(3).
　　(11)张振民，张守宪.刘志丹传略.西北大学学报，1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