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鲁艺是革命文艺干部的摇篮。在其存在的八年中(1938年4月到1945年8月)，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不少文学艺术作品，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与的“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的历史使命。它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在今天仍有值得我们继承，借鉴的地方。作为长期在鲁艺工作的党政干部，这里谈谈我的一点粗浅体会。着重点是鲁艺在文艺教育方面的贡献和经验。
　　提高与普及
　　鲁艺成立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专门人才呢还是普及工作者?答案只能是辩证的：必须兼顾当前和长远、普及和提高，并善于将二者结合起来。正如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李维汉1941年4月在鲁艺讲话所指出的：鲁艺一方面要“培养当前抗战需要的文艺人才”，另一方面“也应有长远打算，为将来把文艺活动推向全国准备大批有相当修养的文艺干部”。鲁艺的教育计划，体现了这一方针。当时的“提高”，首先表现在教学结构上，即分系进行专业教育，每系设有系统的专业课，进行系统讲授；“普及”人才的培养，则以“普通班”、“部干班”、“地干班”等形式进行教学，不分系，课程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杂耍等多方面知识技能的基本内容，有时又根据特定对象和要求，在某一系内设普通班，学习年限和课程设置则不同于本系专门班。为了培养更高级的专门人才，鲁艺还在各系的毕业学员中，选择一批成绩优秀的，留校作教员和研究员，由此得到进一步提高。
　　正确处理提高与普及的关系不是简单、容易的，指导思想上有时会存在着困惑和某种偏向。鲁艺八年中，曾进行过三次工作检查，基本上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第一次在1938年末至1939年初，沙可夫副院长在总结中确认，前一段时间没有贯彻“普及第一”的方针，就是说，抗战急需部队文艺大批人才，而鲁艺还不能适应；第二次在1941年，周扬副院长在总结中提出了倾向于正规化、专门化的方案；第三次是1942年文艺整风，周扬副院长在总结中检查了前一段时间(1941年左右)“关门提高”的错误倾向。这三次检查，说明鲁艺领导对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在经常进行探索的，这种探索对提高教育质量是有益的。例如第一次检查后分设了普通部与专门部，第三次检查后的戏音系除戏、音专业班外又分设了部干班和地干班等，都是工作检查的积极成果；第二次检查结论虽有偏向，但为时很短就在第三次检查中纠正了。即使有暂时的徘徊，总的来说，仍然是兼顾提高与普及的，例如1941年，还为前方剧团办进修班，当晋绥边区的吕梁、前线、黄河、七月、工卫、奋斗六个剧社到延安休整、学习时，就在鲁艺听课。
　　教学与实践
　　根据党中央规定的教育方针，鲁艺是担负着建设民族新文化和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的双重任务的，二者必须并行不悖，因此，文艺教学与文艺实践必须深相结合。根据文艺教学本身的规律，课堂教学也必须与艺术实践相结合，否则培养不出文艺专门人才。为此，鲁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一是成立了各种实验或实践机构。按照专业设置，挂靠相应部、系，成立一批实验或实践机构，包括文学研究室(原各文艺工作团，挂靠文学部、系)、实验剧团和平剧团(挂靠戏剧部、系)、音乐工作团(挂靠音乐部、系)、美术工场(挂靠美术部、系)。这些机构担负着研究、实验、实践活动(演出、展览、文学创作等)各项任务，不但配合了教学工作，而且对进行抗日宣传和活跃边区人民文化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在各系教育计划中专设“实习”课。例如戏剧系，每届都有几次实习晚会，自编自演，其中不少优秀剧目，演出效果颇好；音乐系同样举行过多次实习晚会；美术系则举行实习展览；文学系也有自己的创作实习。
　　三是组织工作团到前方和边区部队、农村、工厂实习和工作。例如文学系组建的文艺工作团曾两度开赴华北前线工作；戏剧系和各剧团多次到边区各地和南泥湾演出；文艺整风后鲁艺曾组织较大规模的文艺工作团到陕北各县进行创作、演出、收集民歌等活动，几达丰华之久。此外，还有的师生到农村、工厂、部队挂职或不挂职进行实习，深入生活，学习群众语言、群众文艺，积累素材，进行创作。这些活动，锻炼，提高了师生的思想、业务水平，丰富了创作素材，带回了不少优秀作品，同时也完成了抗日宣传的光荣任务。
　　艰苦奋斗克服困难
　　延安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一般地说是艰苦的，而鲁艺的办学条件更有特殊的困难。因为鲁艺这一培养文艺人才的专门学府，需要许多特殊的教学设备，如文学艺术书刊、音乐系教学需要的乐器，美术系需要的颜料和木刻刀，戏剧系需要的布景、灯光、化妆用品和材料等，缺乏这些设备就无法进行教学。当时鲁艺这一切设备都奇缺。怎么办?只有遵照党中央指出的方针办：艰苦奋斗，克服困难。
　　困难是通过以下途径逐步克服的：
　　一是充分发挥师生从外地带来的图书乐器的作用。鲁艺的图书馆原来没有几本专业书刊，后来外地来院师生逐步增加，他们献出部分带来的书刊，使图书馆的专业书刊渐渐多起来。音乐系原来乐器极少，后来逐渐增多，也是师生从外边带来的，例如鲁艺唯一的大提琴，就是大提琴家张贞黻同志来院任教时带来的，大小提琴这类珍贵乐器虽属个人所有，仍是学院的宝贵财富。
　　二是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教学设备。各系师生纷纷自己动手搞教学设备，如美术系主任王曼硕带领同学自己动手上山伐木建成了画室，制造了二十多副画架，烧制了素描用木炭条；戏剧系自己动手建成了排演室和运动室；大提琴家张贞黻在学院附近山沟里成立了“乐器试制室”，制成了第一把精致的小提琴；延安除解放社印刷厂外是没有电灯的，戏剧演出就靠汽灯照明，戏剧系徐一枝等同志克服一切困难，保证了演出中照明的顺利和质量。
　　三是通过各种关系到国统区募集和采购。周恩来副主席是积极为鲁艺充实教学设备的，曾多次募集和采购图书和乐器，并设法运抵延安，其中包括鲁艺唯一的一架钢琴。此外，鲁艺还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及各种社会关系到西安和边区附近城市采购一些教学设备。在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严密封锁下，我们的教学设备是来之不易的。
　　四是通过参加大生产运动改善教职学员的生活条件并补充学校的部分经费。鲁艺从1938年开始就进行开荒生产，全体教职学员积极参加；1941年以后的大生产运动中，鲁艺人员种粮食、纺羊毛，烧木炭(取暖)，各尽所能，不但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
　　一个不断发展的教师队伍
　　鲁艺的教师队伍，是不断发展的。1938年建校时，教师不过二十人左右，以后年年增加，最后达到百余人。而且质量很高，阵容很强。为什么这个队伍能逐步扩大?
　　首先是坚定地执行了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党中央负责同志对鲁艺的作家、艺术家是非常关心的，经常接触、交谈，每年新年都要邀请其中一些人会餐并亲自作陪；中央统战部经常与学校负责人联系解决教师中一些具体问题(包括教师入党问题、生活问题等等)。学校领导坚定地执行了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依靠和信任来院任教的作家、艺术家、作好教学工作。(各系、团领导班子都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按照中央统战部规定的高级知识分子津贴标准(比党政干部高)制定本院教师和职工津贴标准，教师最高津贴标准比院长高，沈雁冰同志在鲁艺的生活费用是实报实销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执行，使鲁艺有一个稳定的并能不断发展的教师队伍。
　　周恩来副主席驻节重庆时不断动员和组织输送作家、艺术家来延安工作，使鲁艺教师逐渐增加，每年都有来自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来院任教。
　　从优秀毕业学员中选拔教员和研究员使鲁艺教师队伍不断增加新生力量，不但后继有人，而且其中有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延安内部的人才流动也使鲁艺教师有所增加。1944年，鲁艺为了团结各方面的作家，邀请了“文抗”和部队作家舒群、欧阳凡海、艾青、肖军、高长虹、公木等来院任教，舒群并担任了文学系主任。
　　兼课教师是鲁艺教师的重要来源。许多老革命家和社会科学家来院兼任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工作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其中有李富春(讲《党的建设》)、杨松(讲《列宁主义》)、艾思奇(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李单然(讲《中国革命问题》)等同志。“文抗”许多作家(包括丁玲)都曾来文学系讲课。鲁艺还开设过俄语选修课，兼课教师是常乾坤同志(建国后任空军副司令员，是早期留苏学空军的)。
　　结束语
　　以上四条是我对鲁艺教育工作(不包括创作和艺术活动)经验的初步概括，不一定完整和准确。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珍惜的宝贵经验和光荣传统，归结到一点：鲁艺是革命文艺教育的一块历史丰碑。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在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