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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下生活”

姚时晓


  大概是1940年春末,周扬同志要我带着鲁艺文学系的三个同学到绥德地区去深入生活。这三位就是林蓝、李清泉和陈寒梅同志,这些名字都像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叫人容易记住。他们都是出身在城市里的青年,像我一样,对陕北农村完全陌生。这次鲁艺领导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让我们下去了解和熟悉农民,促进文艺创作,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但是我作为这个小组的带队人,实在很惭愧,从延安到绥德我还不晓得往哪儿走,要不是殷参同志带路,要没有他一路照料,说不定会出洋相甚至于迷路。殷参同志当时已是绥德一家报社的记者,他是两年前从鲁艺分配到那里工作的。这次他是顺路做了我们的向导。他在这条路上已经有一套如何昼行夜宿的经验,为我们安排得很周到。那时候白天走路比较暖和,但晚上宿营时春寒未尽,他带我们住在牛棚旁边的窑洞里,这确是比较暖和的住房,使我们得到很好的休息。
  我生活在鲁艺这个艺术圈子里,自我感觉是良好的,也就不知道这个圈子多么狭小。我刚到绥德时,只是以旁听似的方式参加那里举办的小学教师训练班。他们都是本地区的知识分子,还有些本地干部,这仍然是知识分子和干部这个层次。我的变化不算太大,但我已经感到有些恐慌起来。主要还是陕北地区的语言听不懂,觉得很吃力。这说明我在鲁艺一年多时间,缺少跟当地人接近的机会;这次到农村生活才开始跟本地干部接触。听他们说话的语汇相当丰富,然而我却难以和他们对话,若不改变这一局面,我将如何了解人呢?总不能让对象来迁就我吧。为了缩短语言隔阂这段路程,我首先抓住一个陕北话音比较能听得懂的干部当老师,有意识地听他跟人家说话来摸索语言规律,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的一层层障碍。我在吴堡农村里的时候,经常跟着一位民运干部到处串门,问这问那地不嫌自己烦人。有个调皮的青年农民发现我这个样子,常跟我开玩笑,笑我这个南方人啥也听不懂。这说明我正在交上农民朋友,他们可以毫无拘束地开我的玩笑。当然要通过语言这一关不那么容易,有个熟悉习惯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同时也了解到这些干部的工作困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迫使我跟他们有对话的必要,把我逐步引向深入。
  这里正处在新旧两个政权交替的过程中。本来这绥德专区早就确定归中共直接管辖;只因国民党不认账,他们派了个专员,强设专员公署不肯走。我们党中央向他们几经交涉不行,即派了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到绥德,由于军事实力的改变,反对国民党专员的磨擦,使他无法立足而逃跑了。当官的虽然离开了,然而本地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还是要跟我们较量。我们已经派了许多干部在各地工作,但旧政权的设施还来不及一下改变过来,保长、甲长、联保主任这些名称依然照旧。我到吴堡“下生活”的时候,恰逢准备进行乡政府等基层政权建设,要使这地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实行三三制的新体制。但是要使各个政权机构的负责人实行民主选举、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由于人民群众长期穷困和没有文化,成人中文盲占多数,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就会利用这个弱点,搞欺骗活动,为农村中的旧势力争夺选票;而新区的本地干部对这项工作又缺乏经验,大多是一边实践一边学习。我认为他们都是忠于职守的,非常认真地为推进选举而努力工作。此外,这地方都经历过土地革命,但农民多半仍然是封建意识,对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权利有些人就转不过弯来,所以封建思想和民主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如何引导农民克服旧习惯?只能采取耐心的教育;决不是搞一场政治运动所能解决的。
  我在农村里生活的时候,为了避免“作客”,主动协助当地的干部们做点工作,比如跟他们到各个村庄调查统计选民的人数,给他们做些宣传讲解工作等等。他们对于像我这样的外来干部还是欢迎的。
  我不是先确定了创作目标下去向他们收集材料,而是刚到吴堡农村一开始就接触政体改革这个题材。我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觉得它比较新鲜又有意义,这一现实斗争生活还富有戏剧性,我立即集中地注视它的演变,每天记下一些素材,自以为颇有收获;当然刚下去发现了可写的材料,自然是高兴的,但仅仅单一地追求这一点,很少对其他题材进行创作上的设想,这就难免陷入片面之境。实际上三个月的现实生活中涌现着各种动人的素材,例如经过黄河岸边的李家沟时,我看到了黄河船夫与恶浪搏斗的惊心魂魄的场景;同时还可见旧社会斗争的痕迹,从前这里的地主老财建立的层层碉楼,这是为了严防奴隶们造反用的。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借宿的窑洞里,倾听一位健壮的老者叙述了一次土地革命斗争时的牺牲情景,他不时发出悲愤的感叹。这一桩桩具有独特气氛的牧歌,虽然都是浮光掠影,但想起来就使我神往,而那时我却让它们只在耳旁流逝;这些偶然发觉的片段印象,由于我在吴堡农村的日月太短,以后也没有继续采访,这当然是十分遗憾的。那时我太呆板地记住按领导原定计划,即在下面三个月左右时间,我也就按时回学校了。
  此外,也就是比较单一地重视反映现实斗争题材,急于求成;并没有把革命历史题材放在心上,这就容易使一些动人的素材作为辅助的参考。自己在生活中也化了一些功夫,已经有一些基础,但没有真正深入下去,因此收获不够丰富。其根本原因是我当时还缺乏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在农村中扎根下去的愿望。
  

延安鲁艺回忆录/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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