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25日，当吕骥同志和妮娜接过星海的骨灰盒时，泪水蒙住了我的双眼，我的思绪飞到四十多年前，飞到了当年的武汉、西安、延安……
　　记得1937年9、10月间，你随着党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经由江、浙、豫等地来到武汉。在一次中小学音乐教员为你举行的联欢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你。你那样朴素、谦虚，是那样热情、诚恳，全然没有“留学生”、“音乐家”的架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我们经常在救亡工作中接触，你和我们无拘无束地谈话，谈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兴亡；谈音乐的力量，音乐工作者的责任。在你的主持和指导下，不久成立了“海星歌咏训练班”。你关心我们每一个青年。你的学生中，有中小学教员，有工人、店员，还有流亡学生。你不辞辛苦，孜孜不倦地给我们讲音乐理论、讲作曲法，你手把手地教我们指挥，不厌其烦地为我们修改作业。你在艺术上一丝不苟，从不放过微小的错误，然而你又总是鼓励我们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进步。你是一位令人尊敬和爱戴的良师和益友。
　　你是中国新音乐运动的斗士，你说：“聂耳的方向就是中国新音乐的方向!聂耳的道路就是中国新音乐的道路!”你对此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到乡村、工厂、矿山以及伤病员中，教他们唱救亡歌曲，你也在他们之中捕捉创作的启示。记得有一次你在大冶煤矿深入生活，在煤矿门口看到一幅工人们欢迎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冼泰斗!”你马上对他们说：“这个泰斗应该是聂耳!而不是我，我还不够格。”1938年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你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聂耳，中国新音乐的创造者》一文，对他充满了敬仰和崇拜之情。
　　1938年5月在武汉，由三厅主办的抗战扩大宣传周的日子里，你带领我们——海星歌咏队及其他歌咏队走向街头巷尾和大家一起宣传，嗓子都喊哑了。7月你又和张曙等同志们一起发动了歌咏火炬游行，将近一百个左右的歌咏队和群众，高举火炬在黄鹤楼下，在长江水面通宵高唱救亡歌曲；愤怒的歌声传遍中国大地，从四面八方汇成震天的怒吼。
　　在武汉的一个难忘的日子，一次周副主席做报告，报告中讲“全面抗战”光靠军队不行，还应该发动群众。周副主席报告完了，你就站起来指挥大家唱《全民团结》。歌唱完以后，周副主席走到你身边，亲切地和你交谈。自此以后，周副主席经常派人来找你去谈话。每次你从周副主席那里回来，都有一种兴奋和激动的神情。你对周副主席十分钦佩和敬爱，你对我说：“周副主席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他在一起真感到信心和力量!认识了周副主席真是一件幸事!”这年的九月，我们在周副主席的安排和关心下，离开了武汉，去革命圣地延安。我们离开武汉的那天为我们送行的有赵启海、苏拍、黄冰等同志。到了西安，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耽搁了约一个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劝阻你不要去延安，要你留下来为他们工作，然而你是那样坚定，不为金钱和名利所动摇。
　　1938年11月3日，我们终于到达日夜向往的延安。到汽车站来接我们的有鲁艺副院长沙可夫和吕骥等同志，你是那样的高兴和激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关怀我们，派人来问寒问暖。记得到延安不久，贺老总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去请我们到西北饭店吃饭，他们鼓励你要为抗战写出更多的歌，要为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文艺界的同志也热情地欢迎你的到来。一次鲁艺举行会餐，还专门请我们去，你深深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同志们的深情厚意，使你感到了无穷的力量。新的斗争条件，新的斗争环境也为你的工作和创作开辟了新的天地。你日以继夜不知疲劳地忙于教学工作和创作，有时通宵达旦。你总是感到自己做得太少，有愧于党，有愧于前方将士，有愧于同志们的期望。你象老黄牛一样，默默地奉献着自己。到延安不久，1939年春天，你就接连创作出了《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许多著名作品。陕北初春的夜是很冷的，那时延安的木炭很缺乏。夜深人静，炭火熄了，但你创作的热情比火焰还要炽热!你用整个身心创作《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怒吼。一部巨作完成了；你却消瘦了，憔悴了，可是你的声音却传遍了神州大地，激励着中国人民为祖国而战斗。在5月间的鲁艺一周年纪念会上，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来了，亲自聆听了你指挥的《黄河大合唱》，听完以后毛主席站起来鼓掌，并连声称赞：“好!好!好!”你是多么激动啊!你转过身来向主席连连点头，热泪盈眶。以后，毛主席专门派人送给你一支派克金笔和一瓶派克墨水，这在当时的延安是极为珍贵的。这年的七月，在欢迎周副主席回延安的联欢会上，你再一次亲自指挥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后，周副主席当场为你题写了“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题词。
　　1939年6月14日，是你永生也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你从外面回来，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笑容对我说：“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了，从今天起已成为党的一员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一天。”你又对我说：“我还有缺点，要很好的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叮嘱我也要尽快地解决组织问题。你在工作之余特别注意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当时有的书买不到，我记得你就向莎莱等借来学，而且还很细心地做了许多笔记。你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在音乐上过去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中得到了解决。你的工作和创作实践，就是你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见证。
　　我永远也忘不了1940年4月下旬，你从城里回来告诉我：“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苏联，为电影做配音工作。”
　　在你要离开鲁艺的头天晚上，音乐系的同学座谈你的幼年生活及你学习音乐的经过，谈到下半夜。你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坚持聂耳的方向，再三告诉莎莱等同志要记住7月17日这一天。
　　你离开桥儿沟鲁艺的那天，许多同志送你到飞机场。你和同志们依依不舍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你和大家合影留念，这是你在延安最后的一张照片。
　　我还记得五月初，我们在杨家岭附近的延河边，你抱着女儿妮娜和我散步，碰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满面笑容，我们向他打招呼。主席用广东话和你亲切交谈，问你抱着的妮娜叫什么名字?又问妮娜多大了?……
　　记得你临离开延安前，又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毛主席在百忙中，在他家中接见了你同袁牧之同志，我和妮娜也去了。主席同你谈话中说你的任务是半年，任务完了就回来，这里还需要你工作。这天晚上毛主席还招待我们吃晚饭。5月11日，这一天是你的生日，又是你离开延安的一天。清早，鲁艺同学白韦、关鹤童、庄映、刘炽等还有我小时的老师袁溥之同志，(大革命前的武汉称她为女将，人们称她为五虎之一)也来送你，当我们步行到汽车站时，周总理不久也来了，他问冼星海同志来了没有?你答来了，周总理亲切地说，那就开车吧!当你上了汽车，再次回头来向我们挥手再见，并说：你们不要忘记7月17日这一天，你们一定要坚持聂耳的方向。
　　汽车开动了，卷起了阵阵的灰土，开向了远方，渐渐地看不见了，你的声音却长久地在我们心头回荡。
　　抗战胜利了，人民解放了，正需要你回来工作时，你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在异国的土地上长眠了。你是多么思念祖国和亲人，直到临终前，你还倾吐对祖国的眷恋之情。
　　星海，你是永生的!你把自己的一切和党的事业、和民族与人民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不愧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党的优秀儿子。祖国和人民永远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