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我们一行24人从陕西旬邑县晋花宫的陕北公学分校步行到延安，那时鲁艺还在北门外。对我这个仅仅在延安生活过几个月的年轻人来说，什么是延安精神，确实不甚了了，然而，就在这几个月中，确实深深地感受到了鲁艺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我们到鲁艺不久就开展了生产运动，我们的任务是到北沟去开荒种地。用陕北那种宽嘴镐头，把荒山坡一块一块地翻过来，然后撒上谷种，再用镐头将土坷拉打碎，谷种就掩埋起来，一场雨过去，谷子就渐渐出苗了。等长到几寸高就去间间苗、拔拔草，单纯依靠地力、没有施肥的条件，单等着收获季节的到来。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干过体力劳动的人来说，确实累得腰酸腿疼，但在延安革命风气的薰染下，又令人勇往直前，不甘落后。
　　一天下午，我们从北沟劳动回来，只见饭场上熙熙攘攘，西墙上从南往北挂起了长长一串漫画，是华君武同志的独家画展。他把农产品丰收的未来景象人形化了，苞米、谷子、萝卜、白菜，都是既长胳膊又长腿，既会说，又会笑，一群群、一队队。
　　还有大肥猪领着一群群小猪患、小鸡围着老母鸡，就连用木拐纺毛线也活跃在画面上。
　　记得当天我们吃的是小米稀饭中加了点面条，还放了点盐和葱花。这算是精心制作的好饭食，大家端着碗、一边吃、一边看。
　　我在鲁艺学习期间，先后赶上了《生产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这两部合唱都是冼星海同志的杰作。记得一次是在抗大三大队的操场上演出，一次是在中央党校礼堂演出。从此，“风在吼，马在叫……”慷慨激昂振撼了全中国。《生产大合唱》是以载歌载舞的活报形式，人形化的牛、羊上了台，“咩咩”“哞哞”的叫声，夹杂在合唱词曲中。舞台上有点简单情节的形象画面，合唱队却在舞台的一侧。这是艺术形式上很有胆量的创新。更可贵的是在排练中，全校师生的团结合作。记得上台扮演牛、羊的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女同学——林白、李群、黄准、杜粹远。合唱队里有4个男低音，除了杜矢甲是音乐系的声乐教员之外，崔嵬、丁里、王式廓，都是戏剧系和美术系的教员。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采用“小鬼”的称呼，但在延安“小鬼”却是一种职称。不光是年纪小，而且是做服务性工作的才叫“小鬼”。鲁艺有两个小鬼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叫杜宝，大家戏称“豆包”工另一个叫狗娃。他们只是为领导和专家干一点打水、送饭的，作。
　　一天，天下着雨，延安的土地多是胶泥，一下雨滑得很，上山下山都不好走。杜宝拎着个小洋铁桶，给沙可夫同志送饭去，正好碰到沙可夫同志往下走，杜宝站住了，从下往上望着沙可夫喊道：“喂!同志，帮帮忙吧!”沙可夫同志接过小桶招呼着“小鬼”当心滑倒。这种上下无间互助互爱的同志关系，真令人精神舒畅!
　　星海同志在鲁艺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创作繁重，教学任务也很繁重，还要指挥排练和演出。那样大的名气，负担越重越有劲，而且都得象他那样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不管你是教师、词作者或是学员。只要你说得对，而且马上就改，记得党中央决定几个学校的大批学生，开赴前方的时候，我们刚刚准备出发，星海同志的一首新歌《到敌人后方去》就应时而生了，“到敌人后方去，一把鬼子赶出去”的歌声，激励着我们一直伴随着我们从延安到达敌后征途，成了我们这支几千人队伍的进行曲。
　　吕骥同志除了教我们音乐理论和作曲之外，还肩负着整个音乐教学和音乐演出的组织计划工作。别看他个头不高，可是一唱起《保卫马德里》来，头一声就把人镇住了。声音高亢、雄壮，气吞山河。更可贵的是他那种无时无刻都在为推动中国新音乐运动不断发展的战斗精神。他同我们一起从延安到敌后，我们通过封锁线时，是头一天下午4点集结，整好行装之后，一气长跑40里，半夜通过了封锁线，第二天一早，才登上一座山头，到达了根据地。就在这样长途行军疲劳紧张的情况下，到晋察冀边区不几天，吕骥同志就召集我们开会，研究成立“中国民歌研究会”的问题。
　　今天，同当时的环境条件相比，真有天渊之别。可是，延安精神和鲁艺作风不能丢，而是要更加发扬光大。
　　1987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