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天，我来到延安县川口区碾庄村，在乡政府担任文书工作。
　　下乡之前，我是个青年学生，先在陕北公学学习政治，后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美术，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我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革命的文艺观，立志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用艺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我住在乡政府办公的窑洞里，在农民家里吃派饭，跟当地的干部一起工作，跟农民一起劳动。在参加生产劳动、文教卫生、征购农产品、拥军优属各项工作中，学习到许多实际知识，深感创造物质财富的艰辛，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艰苦朴素的高尚品质。
　　碾庄共有42户人家，但全村除正在小学的儿童以外，只有一个识字的人，其余的都是文盲。自从1936年人民政权建立以后，乡亲们政治上解放了，生活也逐渐好转，村里已办起一所小学校，儿童可以上学了。但青年人和成年人要参加生产劳动，上不了学，文化还不能翻身。我就利用工作之余教他们识字。我每天制作一些识字画片，在一张小纸片上画简单的图画，比如画一头牛、一头羊、或者一只水桶，图画下面写上“牛”字、“羊”字、或“水桶”二字，分送给各户人家，乡亲们劳动后回到家里，看见这些纸片，就能认识纸片上的字。一天识一两个字，一个月就能认识几十个字，效果很好。
　　乡亲们都喜欢把画着大公鸡、大犍牛、大肥猪、骡、马、驴、羊这些识字小画片张贴在墙上，供朝夕欣赏。我从这里发现乡亲们对于家畜的喜爱心情，也知道了他们的审美趣味，我就以这方面的题材创作了《牛群》、《羊群》、《锄草》、《家园》四副木刻，分送给乡亲们。他们看见这些木刻画高兴地议论起来：“这条驴真带劲!”，“这不是刘起兰家的大犍牛吗?”“放羊不带狗不行!”，“放羊娃要带上一条麻袋，母羊在山上下羔，装进麻袋里背回来。”
　　经过一段熟悉的过程，我对这里的生活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看见乡亲们的日常生活，如同看见很多优美的图画一样，促使我创作了很多木刻画，如：《选民登记》、《准备春耕》、《入仓》、《小学校》、《冬学》、《读报的妇女》、《结婚登记》、《离婚诉》等。我每刻完一幅作品都拓印多张，分送给乡亲们。他们很喜欢这些作品，但是对于有些表现手法提出了批评。例如：对一幅《离婚诉》，首先肯定这幅画的内容，认为陕北妇女过去太受压迫，婚姻不能自己作主，出嫁后受歧视、受压迫、受虐待也不敢反抗，只能逆来顺受；如今解放了，男女应该平等，受压迫就可以起诉。但是，对于这幅画的刻法不理解，“为啥脸孔一片黑一片白，长了那么多黑道道?”因为我开始学习木刻时，参考一些欧洲的木刻作品，摹仿外国的表现手法，并且把这些手法带到农村来了，乡亲们当然看不惯，他们提出的批评是应当重视的。我参照乡亲们的意见，不断地改进我的作品，力求为他们接受和喜爱。以后我又重新刻了一幅《离婚诉》，和以前的刻法就不同了，用单线的轮廓和简练的刀法来表现物体，画面明快，群众也就喜欢接受了。
　　后来，这些在碾庄创作的木刻作品，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在国内外的杂志上，在延安展览会上展出，并且送到重庆和其他地方展出，很受社会公众的重视，接着我又创作了《哥哥的假期》、《减租会》、《调解婚姻诉讼》、《人民的刘志丹》、《农家的夜晚》、《排戏》、《逃亡地主又归来》、《区政府的办公室》等木刻作品。这些作品的素材，都是来源于碾庄的生活。
　　我在碾庄工作和生活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一段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我以后的艺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是我艺术生涯的摇篮。
　　1982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