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居住的地方离延安旧城约有一英里四分之三的路程，其间还要经过一条小河。唯一的一辆卡车用来运载我们的行李和装备。而我们自己则以步当车。我们的住处是山坡上挖进去的窑洞，约有16英尺深、10英尺宽、弧形的顶蓬约有8英尺高，里面摆着两张单人床。我在那里的多数时间，杰克·谢伟思是我的同房室友。他在中国长大，当时他就正确地预言，中国大多数人民最终将站在毛的一边。
　　我们住房的地面铺的是干土，或是烧砖。门洞的墙壁由坚硬的石块砌成，墙上的窗户贴上半透明的薄纸。如天气允许，多数时间我们在泥地的走廊上阅读或开会，因为每排窑洞面前都装有房檐。夜间，只有蜡烛或手电照明。室内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脸盆架和一张铺在床板上的小草席。屋外狭长的地沟被用作公共厕所。在城里有公共浴室，每星期六我们都去那里把自己泡在温热的矿泉水里。对我们来说，每周洗澡真成了一件大事。我们经常洗完澡再去吃晚饭和参加文娱活动。
　　我们感到最不舒服的是冬天的寒冷，那时脸盆里的洗脸水会冻成冰块。虽然我们曾试着用炭盆取暖，但炭盆没有烟道，炭火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剧烈的头疼。所以我们就多加棉被，把自己钻进被窝里面保暖——在缅甸生活了18个月以后的一种享受。
　　经过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亲身体验，共产党人要首先解决食品、医疗和教育的问题就不言自明了。小米是北方的基本粮食，这也等于是他们的货币和生计。在战时的收获季节，农民为了防止作物被寒冬冻坏，在田里挖掘了长条沟，放进他们所能找到的枝条，然后点火燃烧。只要有土地，包括儿童在内人人都会帮助耕种。每天清晨家家会自动出工，每人都清楚知道这一天该干什么活计。每一块土地都会精确无误地得到耕种。
　　在教育工作中优先提倡自学。当时延安没有正规的教育制度，但人们尽一切努力把教育纳入到日常生活中去进行。在每一座工厂的大门口，在黑板上就写着一个简单的中文字。这就是人们在每天要学会的单字。
　　延安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有些孩子的父母在前线打仗，还有些孩子则成了孤儿。人人感到自己有责任确保这些孩子有饭吃、有衣穿，并受到教育。领导人对儿童则特别关切，有的甚至收养几个孩子。儿童们从小就教育他们懂得团结战斗的重要性。他们还接受游击战术的训练，诸如埋设地雷、伏击袭扰日军等。儿童们还得到同等细心的照顾。在长辈的心目中，他们就是未来。
　　共产党最费苦心的社会发展计划，就是在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公费医疗制度。“迪克西使团”由于提供了医疗用品和医务人员，因此实际上也配合了他们的这一工作。我们对共产党人最大的物质贡献就是提供了医药用品。
　　马海德医大夫从1936年至1949年一直担任毛主席的医务顾问，对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马受毛的邀请到延安，部分是由宋庆龄促成的。宋自己在三十年代也私下运送医疗用品到中国内地。马大夫熟练的医疗技术，把在西方公众实行的以预防疾病为主的医治方法，和中国的传统医学如针炙等结合起来。他把这些技术传授给后来组成巡回医疗队的医务技术人员，在延安救治伤员。事实上，他是中国创办公费医疗的功臣——同时，他还提出要在公元2000年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消灭麻疯病的目标。马大夫还是第一个正式成为这个新国家公民的外国人。由于他对这个国家所作的贡献，他一生都受到中国领导人的崇敬。
　　共产党人处在与世隔绝的延安要塞之内巧妙地利用了公共传播媒介和文娱活动的手段，来满足人们渴望得到信息的要求，并把这些手段作为教育和宣传的工具。当地的报纸每周刊载党的通知，广播新闻和报道战争进展的文章。鼓励当地的军民写“表扬”和“批评”的稿件，刊登在报纸的专栏上。新闻消息则张贴在普通的公告板上。“迪克西使团”的无线通讯设备也有助于加强同外界的联系，使我们能听到1944年11月有关美国总统选举和稍后1945年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共产党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在延安和重庆之间每天有电讯往来。
　　由于农民中识字的人很少，在延安的街头，经常能见到代写书信的写字先生。这些先生通常都是些老学究。他们倾听人们讲述要写的事情和消息，然后就把这些内容写成文言文，送到他们远方的亲戚处。为了增加信件的重要性，这些宝贵的文字被放进一个淡黄色的信封里——信封表面还印有两道红杠，上面的收信人及其地址则用黑墨水书写。然后，这封信就由村民送到指定的地点。
　　在空闲时间，体育运动成为我们的头等大事。我们打美式垒球、乒乓球、排球和篮球。周恩来十分喜欢打棒球，他是一名良好的外野手。只要时间允许，他就参加打球。文娱活动还包括看电影。影片是从重庆由运送给养的飞机带来的。放映的通常是美国大兵爱看的节目，其中包括米老鼠。对当地农民来说，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银幕。由于对银幕感到迷惑不解，许多农民在第一次见到它时，往往会走上前去摸摸银幕，并观察它的后面是不是真的。
　　延安“梨园”每星期六都举行舞会和文娱活动。每个人包括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盟员都受到邀请。这些盟员很快就和中国的男女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得到充分休息和闲聊家常的好地方。就在这里，通过跳舞和演出，我们最清楚地听到了有关共产主义理想的谈论。
　　当地的乐队人数甚少，通常只演奏中国的弦乐。从一架旧留声机发出粗厉刺耳的音乐，还包括“杨基歌”，“花花公子美国佬”和其它美国的民歌。我们跳狐步舞，也跳其他西方式的舞步。但经常的还是跳秧歌舞，一种近似康茄舞(起源于非洲，流行于古巴)的舞蹈。
　　戏剧演出是共产党进行宣传的重要工具。在“梨园”，最令人难忘的事情是民间戏剧的改编和演出。年青的战士走遍了农村去搜集具有政治和抗日宣传内容的歌曲和舞蹈，然后把它们带回延安改编成短剧。演出的主题包括耕种土地和隐藏日本人追赶的士兵。如赋税可以用实物，也可以用纸币进行缴纳，在戏剧中就用画的纸币和真的小米来解说。
　　领导人轻松地在他们的人民当中走来走去，并且经常和邀请他们的人一起跳舞。随同这些领导人出入跳舞场的还有他们的夫人——她们也都是些重要人物。到延安以前，周苏菲(马海德夫人)和江青(毛泽东夫人)是电影女演员。康克清(朱德夫人)是农村游击队员。邓颖超(周恩来夫人)是全国妇女组织的领导人，她是个受过教育的河南人。